但罢工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因为与项目部签订合同的必定是少数人，绝大多数力工拿到的只是定额或计件工资，面对用工内部的反差，他们的不稳定情绪逐渐积累，最终酿成了罢工风潮。
有一天上午，我和随拉正在廷基索河与尼日尔河之间的二工区，与樊晋区长研究增加用工人员招录问题，有消息说，在工地的劳工正在酝酿罢工，而且很可能是全线罢工。
我心头一紧，立即与随拉驱车往项目部赶，准备同项目经理屈志涛商量如何处置问题。
在廷基索河边过渡船的时候，看到我们的一些同事在岸边徘徊，眼看快到午饭时间了，我就招呼他们一块回项目部。
可他们摆摆手说，你们快去看看吧，项目部已经让黑人堵住了大门，回去了也进不去。
过了河，还有10多公里，我和随拉一边驱车赶路，一边商量,等到了项目部大门口，果然积聚着一大群人，大概有三四百人，基地大门外堆积着大块石和几根巨大的木桩，显然，车是开不进去了。
于是，我和随拉就下了车。看到我们下了车，所有的人一起发出了呐喊，“我们要签合同，否则我们不干了。”
你尽可以想象，几百人的吼声就如同狮吼吧，与吼声一起投向我们的是愤怒的眼神和激烈的手势，随拉耸了耸肩，大声说，不要干愚蠢的事，有事好好说。
我环顾了一下四周，看看有没有我熟悉的面孔，我看到工会主席嘎马拉就站在人群的中间。
于是，我招手叫嘎马拉过来，事情远没有我想的简单，嘎马拉被几个工友簇拥着脱不开身，向我投来了急切的目光，看到这里，随拉挤过去，附在嘎马拉周围的几个人耳边，低语了几句，嘎马拉这才脱身走到我面前。我对嘎马拉说，我想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你们的目的不是仅仅在这里堵门吧，我们可以坐下来谈谈，总会找到解决问题的最好出路。
看到我如此平静以及善意的目光，嘎马拉点了点头，说你要相信这也不是我的想法，我是让他们裹挟来的。
我说，好，现在你就告诉大家，下午两点派几个人到我的办公室，随拉和嘎马拉交谈了几句，转身面向大家，大声地说，你们要相信人事部经理，他会同项目经理汇报，解决好大家的问题的，华夏人是来帮我们修路的，是我们请都请不来的朋友，等等。
人群的嗡嗡声渐渐小了，有人带头搬去了堆积在门口的石头和木头。
我在内心纠结中吃了午饭，然后听取了项目经理的意见。
下午两点，我、随拉、嘎马拉以及罢工人员推选出的几个人一起进行了座谈。
实际上，大家都很清楚，就连我们穿的工作服也同他们的几无二致。总之，项目做些妥协，再增签了一些合同，主要是力工的领工等。
一次激烈的罢工风波就这样平息了。
由于签订合同的人员仅占用工人员不足30%，矛盾的积累还会持续一些时间，以后每过一段时间都会大大小小地爆发一次，细数起来，有六次之多吧。
作为工会主席，嘎马拉总在重复地做着解释工作，他常常问我，你们为什么要签订标价如此低的工程呢？我无言以对，也许是企业的发展使然吧。
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许给我的脑海中打下烙印的不在这件事本身，而是这件事的经历，它使我如此之近地深入到了几内亚土著族人的村寨，看到了几内亚的原始朴素的本质，感受到了心灵的震撼。
正如前面所述，那名在工地被碾断腿骨的当地修理工，在送到医院处理、办理了相关伤残补助手续后，很长时间了，几乎已经在我们的视线里消失了。
但是，有一天，他被一辆手推车推到了项目部，出现在了我的面前，随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父母亲和一帮亲戚。
我有些惊愕，不是养好伤了吗？但出现在我面的这个修理工已经判若两人，原本高高大大、精精壮壮，此刻却蜷缩在破旧的被絮下，脸颊消瘦，面色惨白。
同来的他的父母一脸愁容，用乞求的眼神望着我。
随拉刚好也在项目部，赶忙跑上前去询问情况。
原来，锡吉里的医院仅仅是对他做了一般的接骨处理，但却没有对准骨茬，导致他的腿骨迟迟没有恢复，而且有些变形，已经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只能整天卧病在床。
而他是全家唯一的儿子，全家几口人都要依靠他生存，面对困境，只有再来找到我们公司帮助，希望公司能够帮助他们，把他拉到距锡吉里东边50多公里的一处土著村寨，找一名在当地非常有名的骨医治疗，同时再能够给增补一些补助度过难关。
看到这种情况，我的心里也非常不忍，这位修理工是全家人的顶梁柱啊。
于是，我立即向屈志涛经理报告，屈经理二话没说，催促我们赶紧去，当时已近中午，我立即同随拉一起，由徐迟驾驶皮卡车，拉上他们全家向骨医所在的村寨赶去。
实际上，在几内亚施工期间，除了施工道路两侧和施工区域很近的地方，其他地方我们都很少去，一方面是时间不允许，工地工期紧，安全有要求。
另一方面是几内亚的地理和社会环境所致，几内亚人绝大多数都居住在公路沿线的村寨和城市中，离开公路稍远，都是莽莽苍苍的热带丛林和盘根错节的灌木丛，除了一些人口稀少的土著村落，各种野兽和毒虫充斥期间，未知的因素较多，有些地方更是人迹罕至，令人望而却步。
而对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除了随拉可能稍稍知情外，就连修理工的家人也不得而知，只是听说那里有一名神奇的土著骨医，不用动手术就能连筋接骨，如此这般，我和驾驶员徐迟就只能循迹前去了。
由于骨折病人不能坐着，只能躺卧，那名修理工只得躺在铺在皮卡车槽斗里的被褥上，由他的家人辅助。
前去骨医村寨的道路在离开锡吉里不远就愈发窄小了，几乎就是我们通常见过的田头小道，仅容一辆小车通行，而且崎岖不平。
路两边是茂密的树木，伸张的树木的枝杈不停地在车身上拍打着，我们这辆车就像一头扎进了树林和灌木织就的密网里，在混沌和迷茫中潜游着。
由于道路崎岖不平，再加上有时为了避免冲撞而不停地急刹车，坐在车兜里的人不免摇来晃去，对骨折病人来说，更是一种残酷的煎熬。
随着车辆的每一次或大或小的晃动，那名修理工总要发出一声声的哀嚎，听得人毛骨悚然，尽管司机一再地小心翼翼，但这样的哀嚎一直响彻在丛林间。
在阴郁的丛林间，遍布着一些布满深绿色浮藻的沼泽地，空气中充满着腐败的、未名的气息，还有一些不知名的野物的啼呼或是啸音。
连接这些沼泽地的是一些在丛林的间隙间漫流的小溪，小溪似乎很浅，但却看不到底，小溪的底部是一些暗褐色飘摇着的蔓絮，也许是深不可测的淤泥。
总之，我们始终不敢脱离我们赖以前行的道路。
随着时间的推移，天色渐渐地变得更加黯淡了，经过近三个小时的路程，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一头扎进了那个传说中的骨医村寨，原来，几内亚的土著村寨几乎同原始丛林连接在一起，或者就是原始丛林本身。
在一座掩映在树林中的泥墙草顶的圆锥体房舍前停下车，不知从哪里已经围上了一群人，这些人的装束明显与锡吉里市的人不同，简单的就是用一块格子布围裹着下身，赤着脚，稍微复杂的则是穿着花花绿绿的配饰，上面装点着一些骨质的或是羽毛类的物件。
由于远离城市，这里的人只会讲马林格当地语言，通过随拉上前联系，那名修理工在当地人的协助下，被他的家人抬进了一间房舍，直接放在铺在地上的草席上。
过了一会，那名神秘的土著骨医出现了。
看不出骨医的年龄，也许五十几吧，他的装束非常简洁，穿着一件青灰色的长袍，带着一顶白色的头帕，非常清瘦。
简单了解情况后，骨医便开始了工作。随拉邀我一起现场观看骨医治病的过程，带着好奇，我就站在离骨医不远的地方。
只见骨医轻舒双臂，撩卷起长袖，曲身蹲在病人的胯部，自上往下用手轻抚着，似乎在感应着伤骨的准确部位。
然后，起身给病人递过去一节褐色的粗壮草根，让其衔在口中，片刻，转身在屋角的一个黑色小陶罐摸索出一些黑褐色的粉末，沾水撩湿，双手轻轻磋磨，然后猛地蹲身，向病人的右腿骨折处搓动着。
就在骨医的双手接触到病人腿骨的一瞬间，一声犹如从地窖中发出的凄厉的嘶叫，直接抵达人的心肺，令人毛骨悚然。
这那里是在疗骨啊，其实就是直接把骨头掰断，重新对接，而且是在病人清醒的情况下。
我实在难以忍受，夺门而逃，但那一声声凄厉的嘶叫却紧紧跟随着我，可以做到不看，但却不能不听。
我想，如果任何施工都把安全放在第一位，那么这样的惨剧就不会发生，如果几内亚明天的医疗条件改善了，那么病人又何曾要承受这样的苦痛。
随拉出来向我解释，说这位骨医远近闻名，曾经在科纳克里医学院进修过，尤其对人体的骨骼非常了解，刚才噙在病人口中的是带有麻醉性的当地草药。
接骨后，还要让病人在这里疗养一段时间，每天都要用一些草药，用不了多长时间，也许是几个月吧，他就会好起来的，还会是一个好劳力。
我抑制着自己的心情，平静地对随拉说，好，等他疗好了伤，还是请他到项目来工作吧。
其实，我并不知道他的伤会好到什么程度，但我愿意为他提供一个合适的工作岗位，因为他的身后是一个贫穷的家庭，他是一个贫穷家庭的支柱。
按照随拉的意见，我们支付了骨医的治疗费，又给这位修理工留下了足够的生活料理费，然后就驾车离开了。
虽然返程的路上已是一团漆黑，虽然我们的车还差点陷进了沼泽地，但我一路上都在思考，更多的是换位思考。
我们能承受的生活的磨难，大多只是阶段性的，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个月后，那名修理工在他的姐姐的陪同下来到了项目部，看他走路的姿态，几乎同正常人一样。
但是随拉告诉我，上次的接骨并没有完全成功，他已经很难再干力气活了。
应他们的要求，在征得项目经理的同意后，我们最后为他支付了一笔抚恤金，他的姐姐要把他带到科纳克里去了，祝愿在家人的扶助下,他能够安静平和地面对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