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的落花街很美，就像一幅充满诗意的水彩画儿。六岁那年的我当然是不会想出这样的比喻的，但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我的意识里，已经萌生和勾勒出这样的场景。后来，一次偶然的时候，我从我们家的床底下意外地翻出了几幅关于落花街的铅笔素描画儿。那几幅画儿被塞到一个大皮箱的底下，整整齐齐的，上面还盖了几件衣服。
这是谁画的？一定是爸爸！我很惊讶，拿着它们，充满兴趣儿地欣赏着。
其实，那时候的我根本就不会欣赏什么画儿，只不过是自己喜欢罢了。那几幅铅笔素描画儿画得很好，老实说，当时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羡慕。我是很少用“羡慕”这样的词语来描述自己的心理感受的，这应该是第一次吧。
我把那几幅铅笔素描画儿拿给母亲看，她看到以后比我还惊讶，问我，你从哪儿找到的？
我回答说，从床底下的箱子里。
母亲拿起那几幅画儿仔细地端详着，然后说，这好像是你爸画的。
我说，一定是爸爸画的！
正说着话，父亲高兴地回到了家。见到母亲手里拿着的那几幅画儿后，他的笑容突然收了回去，他忙从母亲手里抢过它们，想也不想地就要扔掉。
我忙说，别扔别扔，我要我要！
母亲也说，挺好的画儿，扔了干吗？
父亲的表情有些严肃，说，这些画儿不能留下来。
母亲不解，问，为什么？
父亲说，你先不要问了，扔了再说。
正在这时，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随后，一个粗粗的声音像开炮一样地响起，老柯，老柯，回来了吗？
听到这个声音，父亲好像慌张起来，他连忙将手中的那几幅铅笔素描画儿塞到被子后面。塞好后，才应声说，回来了，回来了。
母亲去开了门。
就听母亲说，啊，是高主任啊，请进，快请进！
进来的是一个五大三粗的中年男人，他一脸的麻子，一脸的胡子，还有一脸的笑容，虽然穿着一身中山装，并且左上侧的兜里还别着一支钢笔，但还是显得五大三粗。这个人就是父亲他们车间的主任。以前听父亲跟母亲说过，这个高主任最大的能耐就是喝酒，技术不行，但喝酒绝对行。这个世界也真怪，人和人的境遇总是不同。其实最初这个高主任跟父亲一样，也是一个车工，后来，也不怎么弄的，喝着喝着，就喝成了车间主任。父亲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很感慨，说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也许他找到了答案，所以后来就没再听他说过。
高主任是迈着四方步进来的，他穿着一双黑皮鞋，皮鞋蹭得很亮，皮鞋底下打了两个铁掌，走起路来卡卡直响，挺有派头的。我看到他手里还拿着一瓶白酒，一副喜气洋洋的样子。
老柯，我上你家窜个门儿，想跟你好好喝几口儿，再唠唠。高主任说着，一屁股坐到床上。
行。父亲答应说。然后对母亲说，我跟高主任喝点儿酒。
母亲点点头，对高主任说，高主任，那我去给你们做点儿东西吧。
好。高主任说，我说那谁呀，弟妹啊，别太忙乎了，随便来点儿啥就行啦。
母亲去厨房做东西了。
高主任对父亲说，你看你，命多好，媳妇长得漂亮不说，还这么贤慧。唉，我就不如你啦，老婆没个样儿，拿不出手啊。
大嫂也挺好的。父亲应付着说。父亲其实根本就没有见到高主任的老婆。
她好？高主任笑了，仰着脸说，她哪好啊？个不高，胸不大，屁股不圆，就是腿粗，整个一个地缸。她哪能跟俺弟妹比啊。
说话间，母亲端上来两个菜，一个是炒鸡蛋，另一个是炒花生米。高主任起开带来的白酒，先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杯，然后又给父亲倒了一杯。倒到半杯的时候，父亲就直说好了好了。父亲的确喝不了多少酒，一喝脸就红，而且是一红到底。
这时，高主任端起酒杯说，来，老柯，喝！
高主任喝了一大口，父亲只是抿了一下。
放下酒杯，高主任意识到还有其他人，就招呼我们说，你们也过来吃啊。
母亲摆摆手，说，你们先吃吧，我们赶趟儿。
那好吧。高主任也不客气，呷了一口酒，兴致勃勃地对父亲说，老柯，你好好干，赶明儿厂里评劳模，我第一个选你。
父亲淡淡一笑，没吱声。
后来我才知道，这已经不是高主任第一次对父亲说这句话了，父亲当然不会当真。
高主任见父亲反应不强烈，就又说，以前我不就推荐过你吗，但领导没通过，说什么你还得努力。我当时就不干了，还跟他们喊起来了呢，我说，你们要是不让我们老柯当劳模，我他妈就不干了。唉，我真是尽力了！
是。父亲点着头说，多谢主任照顾。
应该的，应该的。这回我老高说话算数，今年一定要让你成为咱们厂的劳模，你放心，一定！说到这里，高主任话锋一转，说，老柯啊，这回咱们车间又来了一批活儿，你还得全力啊。
嗯，我会的。父亲说。
那就好。高主任说，哎，听说你画画儿不错，还参加过什么比赛？
我哪会画什么画儿啊。父亲掩饰说。
老柯，我可跟你说好了，不务正业可不行，厂里的纪律你不是不知道，到时候别说我帮不了你。高主任的表情突然严肃起来。
我真不会画什么画儿。父亲显得很不自然。
是啊，高主任，老柯真不会画什么画儿。母亲也忙替父亲解释。
高主任又笑了，扬着酒杯说，我说多了，我说多了，不说了，不说了，喝酒，喝酒！
父亲端起酒杯，憋着劲儿，把酒喝了。
父亲没吃饭，只是吃了几口菜，他喝得满脸通红，红得就像一面红旗。
高主任走后，父亲和母亲沉默了好一会儿。我们三个孩子大口地吃着饭菜，他们却显得毫无味口，且忧心忡忡。
哥哥问，妈、爸，你们怎么还不吃呢？
母亲说，你们先吃吧。
随后，母亲把父亲拉到厨房。
虽然父亲和母亲在厨房的说话声很小，但我们依然听到了。
母亲问，高主任的意思你明白了吧？
父亲说，谁还不明白。
母亲又问，那你打算怎么办？
父亲说，什么怎么办？
母亲说，工作的事呗。
父亲说，能怎么办？不管怎么样，工作我肯定会好好干的。画画儿的事以后就不想了，反正也不能当饭吃。
母亲说，活儿你干，成绩归他，这不公平！
父亲叹了一口气，说，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
母亲说，怎么就不能要个公平，社会主义国家讲的不就是公平吗？
父亲没说话。
母亲又说，我们以后就争取公平！
父亲还是没说话。
几天后，我听到父亲问母亲说，有没有看到那几幅铅笔素描画儿。母亲想了半天，说不知道。父亲听后有些着急。于是，母亲跟父亲一起找了起来。但他们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
后来，母亲说，算了，没了就没了吧。
父亲喘了一口气，说，哪儿去了呢？神了！
我在一旁看得清楚，不由得暗自得意，因为我已经把那几幅铅笔素描画儿从被子后面拿走，藏了起来，他们怎么能够找到它们呢。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它们在哪儿。
没有找到那几幅铅笔素描后，父亲有些沮丧，母亲安慰了他几句，说以后再画吧。父亲听后，摇摇头，说再也不画了，再也不画了。
母亲显然没有了解到父亲内心的真实想法。
但那一刻，我却看到了。
早晨，偶尔会有这样的早晨，我们一家人一边坐在桌前吃着早饭，一边随便地谈论着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这样的情景，在那年的夏天是少得不能再少了。直到有一天早晨，当父亲匆忙地吃了几口饭后，放下筷子说，我得走了的时候，这样本已不多的生活，也悄然离我们远去。
这时，母亲说，多吃点儿再走吧。
父亲说，不了，新的任务已经来了，得抓紧。你们慢慢吃吧。对了，晚上我可能还要晚回来一会儿，得尽快把那批活儿赶出来，你们不要等我吃饭了。
说完，父亲往外走去。他推着自行车出了院子，然后跨步骑上，走远。
那一刻，我放下碗，跑出屋，站在门口儿，望着父亲的背影，许久，直到他的背影消失在落花街的尽头，才不情愿地收回目光。
有一天，当这些又一次发生的时候，我发现那个我不喜欢的憨胖子不识适宜地再一次出现在我的身后。我看到他手里拿着一个蘸满大酱的馒头，一边啃着，一边望着我傻笑。
我感到很奇怪，甚至还有一些愤怒，我说，你想干什么？
憨胖子把最后一口馒头放进嘴里，然后甩了甩手，又在衣服上抹了一把，才支吾着说了句什么。憨胖子说话本来就不清楚，又是一个结巴，嘴里还被塞得满满的，所以，我根本就没有听清楚他说的是什么。其实，他说什么对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为什么总是突然地出现在我的后面。这让我很不高兴。
我又说，以后不许你在我后面出现。
憨胖子犹豫着，还是点点头。
这时，母亲在屋里喊我。我答应了一声，然后跑回屋。
透过窗户，我看到憨胖子像一块木头一样立在那里，他的个子很高，要不是胖了点儿，还真像个电线杆，很傻。
夜，已经很深了，我们都已经睡觉，但父亲还没有回来。后来，不知过了多久，工作了一整天的父亲终于拖着疲惫的身体下班回来了。虽然父亲开门进屋的声音很小，但我们三个孩子还是都醒了。母亲打开台灯，给父亲打来洗脸水，又端上来热着的饭和菜。
看到我们三个孩子都醒了，母亲轻声地对我们说，你们快睡吧。
不一会儿，哥哥和姐姐又都睡着。但我没有睡，我睁着眼睛，望着天棚，想着另外一件我认为很重要的事情。父亲只是简单地吃了几口饭后，就不想吃了。
我听到母亲和父亲小声地交谈着。
母亲说，还是多吃点儿吧。
父亲说，不太饿。
母亲说，那也得多吃点儿啊。
父亲说，好吧。
母亲说，你也别太辛苦了，得注意身体。
父亲说，没事儿，我这身体，好着呢。
母亲说，身体好也不能不管不顾啊，玩儿命干怎么能行呢。
父亲说，我知道了。
这时，我突然坐起来，对父亲说，爸……
父亲放下筷子说，柯悒，什么事儿啊？
我有些委屈地说，爸，我想去公园……
父亲走到床前，摸摸我的脸，说，好啊，这个星期天爸爸一定带你们去公园玩儿，好吗？
我高兴地说，太好了！说话算数？
算数。父亲说完，亲昵地在我的脸上亲了一下，然后柔和地对我说，睡吧，睡吧。
我躺下，闭上眼，幸福地睡着。
星期天到了，我们一家却没有去成公园，没去的原因就是父亲又去加班了。
那天晚上，母亲跟父亲发生了一些争执，他们的争执并不是很厉害，虽然算不上是吵架，但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在那次争执中，母亲提到了一个人，就是那个长得五大三粗、让人不喜欢的高主任。母亲说，高主任做得不对，他有利用父亲为自己添工作业绩的嫌疑，并且还说父亲有些懦弱。父亲并不全部认同母亲的说法，他说，高主任是不是利用他不是很重要，高主任想怎么样是高主任自己的事，他觉得自己问心无愧就行；还有一点，父亲特别强调说，他不太认可母亲说他有些懦弱这一点。父亲对此强调了两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