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里奇尼律师对这桩案件的结果极为不满，便转换方向，从另一面发动进攻。他从旧文件堆里翻出一份文件，根据这个凭证，他和上校争夺带动磨坊风磨转动的一条小溪的主权。那场官司打了很长时间，到年底，法院快要判决了，根据整个形势看是有利于上校的，这时巴里奇尼先生又给检察官大人递交了一封由某个有名的土匪阿戈斯蒂尼签名的恐吓信。信中威胁他这个做镇长的，若不撤回诉讼，就遭受杀身之祸。要知道，在科西嘉，大家都很乐意受到土匪的保护；而土匪们，为了报答朋友的恩情，也常常参与此类私人的争斗，但镇长刚刚想利用这封信的时候，又出了一件意外的事，使案情更为复杂了。这个叫阿戈斯蒂尼的土匪亲自给检察官大人写了一封信，声称有人假冒他的笔迹，造成恶劣影响，使人怀疑他的为人，以为他是个随随便便可以收买的人。“一旦发现那个冒名顶替的人，我必将重惩不贷。”他在信的末尾这样写道。
显然，阿戈斯蒂尼并没写过恐吓信给镇长。但德拉?雷比亚和巴里奇尼两家都指责是对方干的。他们彼此说了好多威吓的话，法官也搞不清究竟哪家有罪。
就在这个时候，上校被暗杀了。根据法院调查，事情是这样的：一八××年的八月二日，天色已近黄昏，一个送麦子进皮埃特拉纳拉镇的妇女听到两声接连着的枪响，好像是从通向镇子的一条低陷的小路上传来的，和她站的地方大约相距一百五十步。几乎就在同时，她看到一个男人猫着腰在葡萄园里一条小路上向镇子方向跑去。这个人停了一会儿，并转过身来，但因为距离很远，那个叫彼得里太太的女人看不清他的脸，而且他嘴里衔着一片葡萄树的叶子，几乎把整个脸给遮住了。他向他的同伙做了一个手势，证人彼得里太太没看见那个人，然后便消失在葡萄园里了。
彼得里太太放下麦子，奔向那条小路，发现德拉?雷比亚上校倒在血泊之中，两颗子弹穿透了他的身子，但还有呼吸。他的身边放着一支长枪，子弹已上了膛，好像他正要攻击迎面袭来的敌人以自卫，却不料被后面一个人打中了。他发出嘶哑的喘息声，拼命挣扎，但说不出一句话，据后来医生解释，那是因为他伤在胸部，子弹穿透了他的肺的缘故。血慢慢地流出来，流在地上，像一片红色的苔藓。他憋得喘不过气。彼得里太太把上校扶起来，提了好多问题，可毫无结果。她看出他很想说话，但没法让人听懂。她看他想把手伸到口袋里去，便赶紧帮他从袋里拿出一本小活页夹，打开。证人看见他吃力地在纸上写了好些个字母，但她不识字，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上校写完时已心力交瘁，把活页夹放在彼得里太太手中，并用力握住她的手，用异样的神情望着她，仿佛是在对她说(这是证人的话)：“这很重要，上面写着凶手的名字!”
彼得里太太向镇子跑去，正好遇上镇长巴里奇尼先生和他的儿子凡桑泰罗。这时天已经黑了。她讲了她看到的一切，镇长接过活页夹，奔向镇公所去披他的肩带（法国的行政官员，在执行公务时需在身上披上肩带。），叫唤他的秘书和警察。这时候只剩下玛德莱娜?彼得里和凡桑泰罗两个，她建议快去救上校，也许他还活着。可是凡桑泰罗回答说上校是他们的仇人，这时候他去和他接触，有人会怀疑是他杀的人。不一会儿镇长赶去，发现上校已经死了，便派人将尸体抬了回来，并做了笔录。
巴里奇尼先生遇到这样的事自然有些慌乱，但尽管如此，他还是把上校的活页夹先封了起来，并在他的职权范围内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然而没有发现任何线索。预审法官来了之后，他们打开了活页夹，看到一张沾满血迹的纸上写着几个字，虽然笔迹歪歪斜斜却清楚地看出上面写着：阿戈斯蒂……法官毫不怀疑上校指的凶手是阿戈斯蒂尼。
可是被法官传唤来的科隆芭?德拉?雷比亚却要求验证活页夹，她翻来翻去看了很长时间之后，突然指着镇长叫道：“凶手是他!”她当时已陷入极度悲痛之中却仍保持着非常清醒的头脑，她说父亲前几天收到过哥哥的来信，看过之后把它烧了，但在烧掉之前，他用铅笔在活页夹内记下了奥尔索的地址，因为他新近换了驻地。可是现在活页夹内找不到这张纸了，科隆芭认定镇长撕毁了那张纸，因为那上面她父亲又写上了凶手的名字，按照科隆芭的说法，阿戈斯蒂尼的名字肯定是镇长后来写上去的。法官果然看到活页夹里的一个小本子当中缺了一张纸，同时他又注意到同一活页夹中的其他几个小册子里也缺了好几张纸，有些证人说上校习惯从他的活页夹中撕纸引火点雪茄抽，因此很有可能不小心烧掉了写有他儿子地址的那张纸。另外，大家认为镇长在拿到彼得里太太交给他的活页夹后，因为天色已黑，看不清里面所写的东西。而且有人证明他在进镇长办公室之前，没耽搁过一分钟。警察总队的队长一直陪着他，看他点亮灯，将活页夹放进信封，并当着他的面加了封。
警察队长陈述完毕时，科隆芭悲愤交加地跪倒在他面前，请求他能否以一切最神圣的名义发誓，一刻也没离开过镇长。警察队长犹豫片刻，显然是被这姑娘激愤的情绪打动了，承认他曾经到隔壁房间找过一张大纸，但他在那儿呆了还不到一分钟，而且当他在抽屉里摸索着找纸的时候，镇长一直没有停止跟他说话。另外，他回进去时看见那血迹斑斑的活页夹仍然放在刚才镇长放的那张桌子上，而且没挪过地方。
巴里奇尼先生作证时态度非常平静。他说他原谅德拉?雷比亚小姐的冲动，愿意屈尊替自己作一番申辨。他证明自己一整夜都呆在镇子里，出事的时候，他和儿子凡桑泰罗正好在镇公所前面；而他的另一个儿子奥兰多奇奥那一天发烧生病了，躺在床上动弹不得。他拿出家里所有的枪支，没有一支是新近用过的。他还补充说，关于那本活页夹，他拿到手就明白事关重大，便封存起来交给副镇长，因为他已料到由于他和上校有仇，别人可能会怀疑他。最后，他还提到，阿戈斯蒂尼曾威胁过要将冒他名义写恐吓信的人置于死地，暗示这个土匪可能怀疑上校，所以把他杀了。按土匪的习惯，由于类似的动机而进行报复并非没有先例。
德拉?雷比亚上校死了五天之后，阿戈斯蒂尼碰上一支巡逻队，因寡不敌众，被打死了。人们在他身上发现一封科隆芭写给他的信，说有人指控他是暗杀上校的凶手，请他出来声明一下到底是不是。土匪没有回信，所以大家普遍认为他不敢对一个姑娘承认他是杀害她父亲的凶手。可是那些非常熟悉阿戈斯蒂尼脾气的人私下里说假如真是他杀了上校，他一定会到处吹嘘。另一个名叫布兰多拉奇奥的土匪给科隆芭写信声明，他以名誉担保他的朋友是无辜的：但他引用的惟一证据是阿戈斯蒂尼从来没对他说过他怀疑上校。
结果，巴里奇尼一家平安无事，预审法官还把镇长大大称赞了一番。而镇长呢，撤回了他与德拉?雷比亚上校争夺小溪的所有诉状，以示他的高尚品德。
科隆芭根据当地的习俗，在她父亲的尸首前，当着许多朋友的面作了一首“巴拉塔”，她在歌中倾诉了对巴里奇尼一家的愤怒，坚决地指责他们是杀人凶手，并发誓要等哥哥回来报仇雪恨。这首“巴拉塔”很快传开来，那个水手在莉迪亚小姐面前唱的就是这首。奥尔索得知父亲死讯时，正在法国北部，他想告假回乡，却没得到批准。起先，读了妹妹的来信，他坚信是巴里奇尼一家杀了他父亲，但不久他又收到所有卷宗的复本，以及法官个人写给他的信，使他又几乎确信凶手只能是阿戈斯蒂尼。每隔三个月，科隆芭就要给他写一封信，重述她所谓的证据，其实只是她的猜疑。看了妹妹的控诉，奥尔索那科西嘉人的一腔热血不由得沸腾起来，有时也几乎与妹妹的看法完全一样。但是他每次写信给她时，总说她的推断没有牢靠的根据，一点也不可信。他甚至不许她再提此事，但没有用；就这样过了两年，奥尔索退伍了。于是他想回去看看家乡，并不是想去对他认为无辜的人进行报复，而是想让妹妹出嫁，并想卖掉那点微薄的家产，如果这些东西还值一点钱，能让他回欧洲大陆定居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