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孙中山站在“永丰”舰甲板上，凭栏远眺。眼前海天茫茫，船舷两边白浪翻卷，几只雪白的海鸥，追着船舷姿态矫健地上下飞翔。应北京方面邀请，1924年11月23日一早，孙中山先生携夫人宋庆龄、助手汪精卫等离开广州，由海路去北京商谈国是。
此时此刻，站在甲板上凭栏远眺的先生，神态心情犹如眼前徐徐展开的大海，表面平顺平静，内心却很是波涛汹涌。目前动荡的政局、困难的国是，在他心中一一展开。
月前，在第二次直奉大战中取胜的张作霖，在战争中反戈一击、跃出的黑马冯玉祥，还有一些等而下之的要人齐聚天津，在政坛不老松段褀瑞门下开会，就中国的未来走向等要要是商谈。冯玉祥本是直系曹锟、吴佩孚手下大将。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夕，他从陕西督军到河南督军、再跳到陆军检阅使任上，驻军北京南苑。第二次直系战争时，他被阵前点将的吴佩孚吴大帅火线任命为第三军总司令，受命火速率部到山海关一线参战。机变百出的冯玉祥却在发动北京兵变，给有“常胜将军”之称的吴大帅拦腰一击，直接促成了直系败北。之后，冯将统帅的足够一个方面军的数万人的部队，改为国民军；他亲俄亲共，独树一帜。他的部队大都分布在西北一线，因此，他的部队又被称为西北军，他叫“西北王”，他是张作霖进驻北京后、唯一能掣肘张作霖的要人。
会上，张作霖与冯玉祥几经矛盾冲突、渐渐转为折中、平衡，抑或说是相互妥协。最后的结果是，抬出段褀瑞为中华民国临时**临时执政。这个高层架构的运作是，临时执政段祺瑞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一人独大，他只是一部运作的机器，张作霖、冯玉祥是这部机器后面的两个支撑点，也可以说，他们是三驾马车。而这三驾马中，张作霖是驾辕的，他的份量最重。
表面上，张作霖与冯玉祥是握手言欢了，实际上，私下张作霖对冯玉祥恨之入骨，背后动手，欲置冯焕章（冯玉祥字焕章）于死地。
那是在天津开完会、冯玉祥刚刚回到北京家中。那晚上，参谋长刘骥突然带了个奉军军官到他家中，说有要事。猛然看到参谋长给自己带来一个陌生的、神情有些紧张的奉军军官，冯玉祥很感诧异。明灯灿灿的客厅中，这个人他好像认识。
“我们好像在哪里见过，好生面熟。”冯玉祥对客人让了坐，敲了敲自己的额头，努力回亿道：“却又一时想不起你的名字？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陌生人和参谋长坐在他下首两边的黑漆高靠背椅上，客人主动介绍自己：“我叫杨毓旬，是张大帅的机要副官，随时都在大帅身边。我们在大帅家中见过将面的。”来人说：“我是你的河北老乡（冯玉祥原籍是安徽，河北长大）。我今晚来，不是来攀老乡关系的，而是为冯将军通报一个生死攸关的消息！”
“嗬，有这样的事？”冯玉祥嘘了一声、看了看坐在自己右下手，戴副金丝眼镜，白面书生一个的参谋长。
刘骥推了推眼镜，示意来人接着说下去，说到底。
“就是今天晚上，刚才不久，张宗昌、李家林这两个大帅的打心锤缍，来在大帅家找大帅谈话。三个人关起门来谈话。我看他们鬼鬼崇崇的样子，起了疑心，躲在壁后偷听他们的谈话。原来张宗昌、李家林要加害将军――明天他们假大帅名义，请将军晚上到北京饭店赴宴，说是有要事相商，其实要对冯将军下毒手……”
冯玉祥很镇定地问：“你家大帅同意吗？”
“大帅倒是不同意，但是态度不坚决。我怕这两个家伙我行我素，对你下手，因此特别赶去给刘参谋长报信，参谋长又带我来。”
“谢谢。”冯玉祥笑道：“不过我与你素昧平生，你为什么要救我？”
“我觉得，中国离不开冯将军。”杨毓旬很激动地说：“我不能看到张宗昌、李家林这些的小人加害将军而无动于衷。”来人用一双明亮的眼睛看着高大魁梧的冯玉祥，态度诚恳地说：“请冯将军相信我！”
“我相信你。”冯玉祥很感动地说：“天理昭昭，公道正义自在人心。”
“天不早了，我也不能出来的时间太长了，我得回去了。”杨毓旬这就起身告辞。
“参谋长，我们该如何感谢杨副官呢？”冯玉祥站了起来，看着刘骥。
“我问了杨副官。”刘参谋长说：“杨副官说了，他不是为利而来，是为正义而来。”
“了不起的人。”冯玉祥说：“那这样，我要副官用我的车送先生回去。我总得有所表示。”说完就要喊人。一脸精明、一身正气的杨毓旬谢拒，他说这样反而不好。目前奉军入城不久，纪律不是很严，像他这样的军官，晚上出来玩玩，听场京戏，是可以的、回去晚点是常事情。他要自己回去。
“也好。”冯玉祥说时，拉开抽屜，拿出一一张大额支票硬揣到杨副官口袋里。然后同刘参谋长一起，将杨副官送到大门外，挥手作别。杨副官身子一闪，已经融入黑夜，就像鱼儿入了水，不见了踪影。
果然，第二天张宗昌、李家林假张作霖大帅名义，请冯玉祥第二天晚上到北京饭店赴宴，冯玉祥当然借故不去。接着，冯玉祥发现自己的住宅外面，随时都有不三不四的人在那里游荡。显然，张作霖们对他没有安好心。北京不能再住下去了，再者，张作霖无法相处，他决定以退为进。11月21日，段褀瑞由天津进京，24日宣布就任国家执政。25日，冯玉祥在向段执政面交辞职。同时，当面向段执政提议，邀请孙中山先生进京共商国是。这时，在广州，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的势力如日东升。孙中山更是被国人看作国父，是中国唯一的政治明灯，他的威信、威望无人能比。段褀瑞与张作霖经过商议，权衡利弊，都同意请孙中山进京。段褀瑞在接受冯玉祥辞呈的同时，表示接受冯玉祥提议，随即，以中央执政名义，盛情邀请孙中山先生进京共商国是，孙中山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这时，如日中天的孙中山先生，身患重病，他是抱病北上。
在轮船上凭拦远眺的孙中山先生，时年58岁。他穿一一套银灰色的笔挺的毛料中山装，这种服装是先生自己设计的，衣服上三个口袋，直领、穿上身庄重、实用、好看。因此，这种服装由先生设计并率先穿出来，甫一亮相，就受到国人欢迎、追捧，成了“国服”。
先生中等个子，体态适中，脸形是属于相书上顶上等的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类。他的神态睿智。端正的鼻子，护一绺仁丹胡。看得出先生在海外，特别是在日本生活过相当一段时期。先生虽然在重病中，但他那双眼睛，仍然炯炯有神。先生平素留的是平头，不戴帽子，不过这天海上风大，他戴顶青灰色博士帽，身上披件风衣，手上挂根油光锃亮的拐杖。拐杖，英文名司的克，拐杖在手，并不表示先生真的需要拐杖，不过是一种身份，是绅士风度的像征。总体上看，面带病容的先生，于智慧、温存中带有深沉；神情忧郁而含蓄。先生1886年出生于广东香山（今中山市）翠亨村一户农民家庭的，字逸仙，又叫孙文。小时，在神权笼罩的村子里，他竟然敢于将神庙里的菩萨打碎，足见不凡，血液里鼓荡着一种先天的叛逆精神。村子里容不下他这样的忤逆，而他的长兄孙眉，早年飘洋过海去美国檀香山创业，几经奋斗，经营起了一个不错的农场。大哥将他接去读书。他先后在广州、檀香山、**读书。渐渐长大中，他在接受西方文明，感受到西方经济发达繁荣的同时，对被腐杇没落、统治了二百七十多年的清朝，越发感到必须推翻，越快越好，这样方能将积贫积弱的祖国、苦难深重的同胞拯救出来。他愿为此献出终生。
1892年，先生在**西医学院毕业，成了一个收入颇丰，生活环境优裕的医生。但是，以救国救民一本初衷的先生，放弃了到手的一切优厚、优裕。他成了一个职业革命家，先是在日本创建了以反清为宗旨的同盟会，树起了一面旗帜鲜明的战旗，将所有有志于此的热血男儿，汇集到这面旗帜下，向腐杇没落的清朝发起一次次冲锋冲击。在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的战斗中，终于轰然一声，让基脚早就松空了的清朝轰然塌圮。在这个废墟上，崭新的中华民国兀地而起，同时也终结了中国二千年的封建帝制。然而，胜利果实很快被窃国大盗袁世凯窃取。先生又马不停蹄，与袁世凯斗争。他将同盟会改为国民党，重新积聚力量，继续战斗。同袁世凯斗、同广东军阀斗、同北洋军阀斗……在人生的道路上、战斗的道路上，他披荆斩棘，历经磨难而九死不悔。他是一个改变了本世纪初中国历史进程和中国命运的伟人。
站在先生左边的宋庆龄，是先生夫人，时年31岁，两人之间年龄悬殊很大。孙夫人打扮入时，体态适中，风姿绰约，端庄美丽。她父亲宋嘉树，字耀如，广东海南文昌人，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旅居海外多年，事业有成，后终身追随孙中山革命，曾作过很长时间孙中山先生秘书。宋嘉树有六个子女，分别是宋霭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宋子安。宋庆龄毕业于美国名校，佐治亚洲威斯理安女子大学。后回国，作先生秘书期间，和先生相互爱慕，他不顾家人反对，不计较两人间年龄悬殊，毅然决然于1915年10月，在日本东京与先生结婚。婚后的她，不仅是先生生活上的好伴侣，更是先生最好的助手、政治上的同路人。这天，天生丽质的她身着一件巴黎最新流行的米黄色束腰风衣，在海风吹拂下，衣袂飘飘。她头戴一顶斜插雪白翎毛的蔚蓝色巴拿马阔边呢帽。她皮肤白白，细眉黑黑，眼睛又黑又亮，冰清玉洁，婷婷玉立。这会儿，她是担心丈夫着凉，还是在慰藉向着远方凝想着什么的丈夫？善解人意的她，将一只手挽在丈夫手中，很温驯地依偎在丈夫身边。
站在先生右边的是汪精卫。这位后来在抗战中，认为抗战必败，着意走曲线救国，地位仅在蒋介石之下的大人物，最终被历史钉在耻辱柱上。他本名汪兆铭，因慕中国古典文学中衔石填海的精卫鸟之志，遂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汪精卫。1883年出生于广东番禺的他，祖籍浙江绍兴。从小家事坎坷，父母早亡而天资聪颖发奋，年及弱冠，家兄去世之后，他主动担起供养寡嫂及侄儿侄女家庭重担。因才华出众，1903年为广东学政吴稚辉在全省选中的12名保送日本留学学子中列为第一名。他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1905年加入孙中山创建领导的同盟会，被推为评议员，一度担任鼓吹反清创立民国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编。过后一直是孙中山最为器重的股肱人物之一。他能言善辩，精通诗词歌赋，是公认的美男子。1906年到1909年，革命党人多次发动武装起义，均遭失败。1909年，汪精卫邀集志同道合的黄复生、陈璧君、曾醒等人潜入北京，决心“与虏酋拼命”，行刺清摄政王载沣。行前，他写有一首《致南洋同志书》。书中慨然谓：“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于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很是壮怀激烈。3月，汪精卫刺杀载沣末果被捕。在狱中，他写下了那首慷慨激昂、脍灸人口、传诸久远的《就义诗》：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清廷见他是个有影响的人物、人才，杀了不好。来硬的不行，就来软的，将他移入一处裱糊一新，配有家具的房舍单独关押，生活也好。清民政部尚书肃清王亲自去探望他，投其所好，“复赠以图史百尺帙”，并多次与他密谈，表示倾慕。汪精卫被软化，后获释出狱。以后他一直跟着孙中山，从事革命，因对先生忠心耿耿兼才华出众，深为先生倚重、信任。
这天，时年41岁，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汪精卫，着一套笔挺的银灰色西服。他身姿颀长，风流倜傥，气宇轩昂，有玉树临风之态。他双手扶着栏杆，凝视远方，似乎思维的羽翼在他极为擅长的诗词王国里展翅翶翔。
而此时，凝视远方的孙中山睿智的目光似乎在追寻着一个光明的亮点。这个亮点就是和乎、奋斗、救中国。屈原有句名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很能代表先生此行的心情。
此次先生北上，不仅在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也有许多反对的声音，认为此行险恶。他们举出若干反对理由，最有份量的一点是，12年前，先生为了国是也像现在这样，单骑北上与袁世凯谈判，结果上了袁的大当；而现在盘踞在北京，以中央自居自大的张作霖、段褀瑞比袁世凯还要危险！况且他们本身就是革命要打倒的军阀，根本不值得谈。对此，先生不是没有认识，而且，先生的估计，比反对者说还要困难，还要危险。日前，他视察黄埔军校时，对军校校长蒋介石说：“余此次赴京，明知异常危险，将来能否归来尚不一定。然余之北上，是为革命，是为救国而奋斗，又何危险之可言耶？况余年已59岁，虽死亦可安心矣。”何其悲壮。况且此次北上，先生还向同志们隐瞒了他日渐严重的病情。他的病情只有夫人和汪精卫知道，先生要他们为自己保密。
离开广州前夕，11月10日，他以国民党总理名义，发表告全国人民的《北上宣言》，同时作好了人事安排：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谭延闿负责准备北伐军务；寥仲恺负责党务；伍朝枢执掌外交……
呜――！树木蓊郁的黄埔岛已经遥遥在望，“永丰”号舰拉响了长长的汽笛。
“逸仙！”夫人宋庆龄用手指着远方，海天之间，像一支利箭射来的快艇对丈夫说：“看，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迎接你来了。”先生点头间，快艇来在“永丰”号船舷边，戎装笔挺的蒋介石站在艇上给先生敬礼，问好。先生让蒋介石上船。
船上。在先生那间简洁清爽小巧的临时客厅里，戍装笔挺、正襟危坐的蒋介石，就军校的要务以及准备北伐的情况向先生作了简明扼要的汇报，孙夫人和汪精卫陪坐在侧旁听。对于这所为国民党为革命培养高级军事人才的军校——黄埔军校，先生极为重视。军校成立不到一年，日理万机的孙总理抽出时间多次去视察，讲话。值此北上途中，先生抓紧一切时间，在路途上，在永丰舰上，再次听取蒋介石有关汇报。可见先生对这所军校，对准备中的北伐重视到了何种程度。
时年37岁的蒋介石，又名蒋中正，浙江奉化人，毕业于日本东京士官学校。在风起云涌的辛亥革命中，他大展锋芒，受到先生重视重用，他与胡汉民、汪精卫成为先生身边最重要的三个人物之一。他们三人各有特点。老资格的胡汉民傲慢。汪精卫文采斐然。蒋介石为人阴蛰、看重军权。国民党中上层中流传着一种说法：“同胡汉民谈话，只有他说的，没有你说的。同汪精卫谈话，各说一半。同蒋介石谈话，只有你说的，没有他说的。”可见，在语言技巧上，汪精卫最行最好。但无论是胡汉民，还是汪精卫，最终都栽在了蒋介石手上。
蒋介石这番言简意赅的报告，总理是完全掌握的。不过，听完这番报告，先生还是又特别着意告诫军校校长蒋介石，要尊重苏联派来帮助我们工作的同志，要同军校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搞好关系，有事与他们多协商多通气。蒋介石做出一副认真聆听、坚决执行样子，掏出一支笔一个小本子，把先生这些“指示”一一记下。这时，在黄铺军校的工作中，有一些著名中国**人，比如周恩来、叶剑英等等。周恩来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任教授部副主任，熊雄、恽代英、萧楚女、聂荣臻、张秋人等担任教官及负责军校多方面工作。蒋介石对先生表态，总理的话，我都认真记下了，窂记在心，坚决认真执行。
黄埔军校到了。党代表廖仲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带领全校师生在码头上列队欢迎孙总理一行。孙中山在夫人宋庆龄、汪精卫、蒋介石、廖仲恺陪同下，再次视察了军校，并在鱼珠炮台检阅了第一期毕业生，观看了他们的实战演习，先生很是满意。他对全校师生演讲时说：“本校学生能忍苦劳，努力奋斗如此，必能实现本党主义……”之后先生一行登上永丰舰，继续北上。
12月4日，中山先生一行，辗转经**抵上海，绕道日本去到天津。先生在天津上岸，在码头上受到段褀瑞、张作霖，还有冯玉祥派来的代表欢迎，还有社会贤达，数万民众热烈的夹道欢迎。之后，先生一行，乘车由码头在去天津市的路上，以及经过的天津大街上，各处无不张灯结彩，万人空巷，人们热烈欢迎孙中山北上。全国人民对孙中山此行寄于了莫大希望。
可是，抱病北上的先生，因路途遥远，沿途劳累，加上南北气候迥异，刚到天津就病重入院。医生检查后，认为是先生旧有的肝病加上新的病毒感染。表面上是感冒，其实病得深沉，病势汹涌。先生的体温一下升到摄氏40度以上，在高烧不退的同时，肝区疼痛不已。
就在孙中山病重入院时，段祺瑞在张作霖支持下，乘人之危，先发制人。12月24日，段以执政名义公布《善后会议条约》，称善后会议将于1925年2月10日在北京如期举行。声称，这是一次决定国家未来命运的要会；公布出席会议人选的条件是：有大勋劳于国家者；各省区及蒙藏青海军民长官；有特殊之资望、学术、经验，由临时执政聘请或充任者。
显然，如果按照这个规定，不仅尚握兵权，盘踞一地的直系军阀如孙传芳、董耀南流、都可以参加会议，就是在广州叛乱中，几近置孙中山先生于死地的陈炯明也将出席。更有莫名其妙的一条是“……由临时执政聘请或充任者。”也就是说，以中央自居的张作霖，段褀瑞想指定谁与会都行。显然，张作霖、段褀瑞想借这次会议，给各地军阀一些名义、好处，换取各地军阀对他们的承认和支持。这与孙中山主张的，旨在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打倒军阀，全国统一的、民主的国民会议完全背道而驰。
病中的孙中山愤怒了，拍案而起。他指示汪精卫组织在京的有影响的国民党人罗驭雄、郭春涛、黄春涛等九人在多种媒体上大肆对外界宣传国民党主张。对段褀瑞派人持《善后会议组织大纲》到天津，请他认可签字，先生断然拒绝。
12月30日，孙中山抱病由天津抵达北京，下车伊始就受到北京各界人士10多万人的热烈欢迎。在欢迎先生的群众大会上，先生虽然勉支病体出席，但已不能讲话，只得让汪精卫代表他发表演讲，重申他来京“非争地位权利，乃为救国”之目的。随后，先生住进北京协和医院。
这时，声称“可以拥段（褀瑞），也可以拥孙（中山）。孙、段若能合作，以孙主政，以段主军则尤欢迎”的冯玉祥，从自身处境考虑，没有去医院看望孙中山先生，而是派夫人李德全代表他去医院看望先生。先生将他带来的，他著的《三民主义》6000册，《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各1000册，请李德全转冯玉祥。李德全无微不至关心先生病情，代表丈夫，特意垂询先生对当前治国治军方略。之后，李德全再次代表丈夫去看望先生时，表示，冯玉祥已将先生所赠宝书转发部队官兵，成了冯部官兵的必读书必修课；李德全说，焕章认为，先生的治国治军方略，是目前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正确方法、途径。
病中的孙中山十分着急。他知道自己的身体，也知道自己的病情。为了国是这次北上到京，他很可能就回不去了。为了打破僵局，尽快召开国是会议，几经考虑，他作了有限度的退让。1925年1月17日，卧病在床的他，指示汪精卫给段祺瑞发去“筱电”。表示，为国家前途计，他不再坚持原有主张，如能接纳“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商农会代表等参加”，他同意段的主张，即刻召开：“善后会议”……然而，即使孙中山退让如此，他发去的“筱电”，仍然为张作霖、段褀瑞拒绝。
1月29日，重病中的孙中山先生，得知段褀瑞拒绝他的“筱电”后，病情突然加剧加重，体温忽高忽低，完全不能控制。随伺在侧的孙夫人见状万分焦虑，而又无能为力。先生的面色由黄转黑，已经完全不能进食，医生建议作手术，要孙夫人签字。
雪白的病房里，孙夫人宋庆龄面色苍白神情憔悴。她知道，签字意味着丈夫病入膏肓；意味着自己要担天大的风险。不签吧，病入膏肓的丈夫，就完全没有好起来的机会。她知道，这会儿她签“宋庆龄”三字，笔笔千钧。她很痛苦很矛盾很不舍。她轻轻地伏在完全昏迷了过去的丈夫身上，泪水不断地顺着她白玉般的脸庞往下流。结婚十年，他们患难与共，感情笃深日增。妻子嘤嘤的哭声让昏迷中的孙中山醒了过来。
“怎么回事？”先生猛然睁开眼睛，看着在场的夫人、汪精卫和主管医生问，声音低微虚弱至极。宋庆龄掉过头去，不忍回答，一直随伺在测的汪精卫指了指放在案上的手术单，轻声说：“医院根据总理病况，需要为总理做手术，要打开腹腔，是大手术，医院请夫人签字。”病边的主管医生亦如是说。
孙中山学医出身，本身就是一个医术水平相当不错，有从医经历的医生。他明白，医院是确定他患了不治之症，这个手术是必须的。他意志坚强。他要靠成功的手术、必要的药物和自己坚强的意志创造生命的奇迹。他要夫人相信这个医院、相信医生、相信他可以创造生命的奇迹，他要夫人放心为他签字。他从雪白的被单里伸出很瘦的手，紧紧握住爱妻的手说：“坚强些！”说时竭力笑笑，他的声音极度虚弱但坚定，一双仍然显得睿智的眼睛凹在眼窝里。看着愁容满面，雨打梨花似的爱妻，先生久久地深情地看着夫人。这时浮现在先生眼前的，定然是十年前，他们在日本东京结婚时，上野公园里如烟似霞的樱花；是再早之前，他们徘徊在巴黎埃菲尔铁塔下、塞纳河畔时，她笑靥如花的样子；是过后在广州，陈炯明突然叛变，叛军突袭大帅府时，节骨眼上，她把生的机会留给他，把死的可能留给自己，果断地命令卫士护卫先生从后门先行撤退，柔弱美丽的她指挥若定……
在先生鼓励安慰下，宋庆龄终于咬了咬牙，提起笔，签了名。
当天下午六时，先生做了手术，手术做得很成功。主刀医生打开先生的腹部，发现先生的整个肝已变形，变得坚硬如铁。可是一直忙于国是的先生，已错过了最佳治疗期。先生积劳成疾，又耽误了治疗期，肝癌已到晚期，回天无力。在先生患肝癌的长时间里，还在为国是奔走、忙碌。可以想见，期间，先生是忍受住何等样巨大的痛苦在坚持。什么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什么叫长使英雄泪满襟？先生就是。感佩至极的医生们，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医疗水平，只能从先生的肝脏上取下一点病变组织作为化验，其它没有什么根治的办法。然后，他们流着泪，精心地将先生的腹腔缝合起来，对先生尽可能采用服药保守疗法。
先生病入沉疴，已不能进食，靠给静脉打点滴，输送葡萄糖等相关药物维持生命。先生自知来日不多，仍然心系国是。按先生指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全国人民发表宣言，揭露段褀瑞、张作霖坚持召开的“善后会议”的虚伪、反动性，要求全党全国人民低制段、张的“善后会议”，同时宣传本党主张的合理性，必要性……在全国人民的高压下，段、张终于收起他们见不得人的东西，接受了孙中山主张。1925年3月1日，全国人民期望的全国国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然而，这个时候，孙中山先生的病情迅速恶化，一泻千里。
孙中山在京病危期间，1月26日，对前来看望的国共要人，除身边的夫人宋庆龄、汪精卫外，有于右仁、李大钊、李石曾、吴稚辉、邵元冲、陈友仁等。先生对他们说：“余不绝望，尚欲用至大至刚之气，以战胜此病。”精神稍好时，他安慰在旁照看的夫人：“余诚病医者，亦诚无知余此病何！但余所恃以支持此身者，凤昔即不完全恃医，而恃余身之勇气！余今信余之勇气必终战胜此病，决无危险。”他一方面配合医生进行镭射化疗，一边开始做事后安排。考虑到北京是人文荟萃之地，全国政治中枢，关系格外重要。他将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内的政治委员悉数迁到北京。并就党内多项要务及国共合作事宜多有指示。生命垂危中的他，还时时关注南方战事。当他从蒋介石的电报中得知，以黄埔军校及教导团为主力的东征，攻占了陈炯明的老巢汕头和潮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让广东军阀陈炯明丢盔弃甲，狼狈逃窜**，再也无力对广州革命根据地形成威胁时，很是欣慰，嘱汪精卫代他拟电发去，以示慰问。
全国人民关注着先生的病情。各地每天的报纸上，都在报导他的病情，无数的人纷纷给北京协和医院写信，发电报探问先生病情，更多的则是给医院寄赠祖传秘方等等。
重病中的先生，二月初创口愈合后，即接受镭射治疗，这也是医院唯一可用的办法了，每天一次，每次约20分钟，如此到2月14日，镭疗达到45小时，除疼痛稍减外，没有什么医疗实效。13日，医院不得不将实话告诉孙夫人宋庆龄，先生的生命最多只能延续七天。孙夫人宋庆龄在悲痛之余，建议医生用中医疗法试试。也只得如此了。医院在征得先生同意后，2月18日，医院将先生送回他在北京铁狮子胡同的家，延请北京中医名家陆仲安、唐尧钦上门为先生把脉下药。他们竭尽努力，使出所有本领，还是不行，只能退而求其次，尽可能排水消肿，以期延长生命。最终药石无效，先生病势日渐深沉。
先生的病情震惊国民党中央。要员们纷纷进京，环立床头，在探视先生的同时，一致主张：“趁先生意志尚清醒之时，请先生立一遗嘱”，并嘱主管医生：“若觉先生濒危，须即速从实相告，以请先生抓紧进行。”
2月24日，先生已进入弥留状态，为了尽可能不打扰先生，国民党北京临时中央政治委员会推举汪精卫和先生的儿子及至亲孙科、宋子文、孔祥熙入室看望。汪精卫在先生的病榻旁安慰先生：“总理的病一定能治好，不过总要较长一段时间的修养。在此长期中，一切党务还要照旧进行。先生有何教训，全党党员即遵行。请先生留下一些话语，俾党人知怎样去奋斗。”先生点点头，略为沉思，对病榻旁的汪精卫等人说：“我言遗嘱好是好，不过于你们有危险。”
众人不解，问总理何出此言？总理说：“我去后，政治敌人定要设法软化你们。你们如果不受软化，还要继续革命，他们一定要杀害你们。”汪精卫等人当即向先生发誓：“我等追随先生奋斗数十年，从未巧避危险，此后危险何畏？我等从未被人软化过，此后何人能软化我等？吾等亦深知大部分同志，皆能遵从先生之言，不计危险生死也！先生教诲我等甚至，当能信及。”先生听后闭目点头，露出欣慰之情。
略停，孙中山先生要汪精卫笔录他的政治遗嘱――这就是后来有名的、传诸后世的孙中山先生的《国事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时间促其实现，是至所嘱。”汪精卫很精练地记录归纳后，将先生遗嘱读了一遍。先生听后很感满意，“面呈笑容，精神振奋。”先生又让汪清卫记录他的家属遗嘱。
因不忍卒看卒听的孙夫人宋庆龄，跑到室外大放悲声，稍后强压，饮泣。性格向来坚强的先生，这时泪如雨下，在旁的汪精卫录了先生一份极简单的《家事遗嘱》：“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已继余志。此嘱。”授毕，听汪精卫念了一遍，因不忍夫人伤心，先生说：“改日再签名吧，此时我还不死。”
从3月5日起，先生腹涨加剧而医生无能力，至10日，先生完全陷入昏迷状态。11月，先生瞳孔开始散光，守在病榻旁的何香凝建议孙夫人宋庆龄请先生在遗嘱上签名。夫人强忍悲痛，向先生表示了这个意思，先生点头同意。当日午时12时许，汪精卫向先生呈上一公一私两份遗嘱。先生强忍剧痛，要夫人扶他起来坐好，从儿子孙科手中接过钢笔，手不停地抖索，他咬着牙，用最后一丝力气，在两份遗嘱上签上“孙文，3月11日补签。”然后掷笔，在夫人扶持下睡下，虚汗长淌。稍息，在侧的陈友仁呈上先生口述，他笔录的《致苏俄遗书》。在这份遗书中，先生再次表达了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一本初衷，最后，先生用诗一样的语言说：“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
他在夫人持持下，先生坐起，在这份遗嘱上签了名后，睡下，喘息一阵，深情地环顾围绕于病榻前的诸同志，嘱他们，在他去后，再将他的三份遗嘱公布。
当天下午，先生回光返照，精神清醒。他复以党事、国事等训诫环侍榻前的汪精卫等，再三嘱咐他们，嘱望全党同志努力实行三民主义。务期“达到三民（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五权（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考试权、监察权相互独立，相互制约。中央**实行五院制：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之目的。如此，则本人死亦瞑目！”延至3月12日下午，生命即将完全消逝的中山先生，环顾病榻旁的夫人宋庆龄及至亲、同志；并对爱妻“短语慰勉”，最后用微弱的声音，不断重复呼喊“和平、奋斗、救中国！”
当天晚上九时三十分，巨星殒落――一代伟人孙中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5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