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另一个自我，往往是他对自己最欣赏的一面。在巴黎的温莎酒店，客房的镜子里映射出我最满意的形象：一个神秘又年轻英俊的飞行员，皮肤光滑、肩膀挺阔、梳妆精致。谨慎低调向来就不是我的品格，而且那个时候，我什么品格都没有。
打扮得差不多了，我拿好行李走出房间，两分钟后来到前台。
“早上好，机长。”出纳热情地招呼。从我身上制服的标志可以看出我是飞机的副驾驶，一名飞行员，而法国人就吃这一套。他们总喜欢高估每一样东西，除了女人、酒和艺术。
她把酒店账单滑向柜台，我签了字后把它滑回去，然后从夹克的内侧袋里掏出一张工资支票。“对了，你能帮我把它兑现吗？巴黎的夜生活快要把我榨干了，而我还要再待一个星期才能回家。”我装作可怜巴巴地对她笑道。
她拿起这张泛美航空公司的支票，看了下金额。“我认为我们能够兑换，机长，不过，这样大的金额必须得到经理的许可。”说着她便走进身后的办公室，不一会儿就面带微笑地走了出来，并把支票递给我，让我在背面签名。
“我猜您希望兑成美元？”她问道。没等我回答，她便点出了786.73美元的纸币和硬币。我留下两张50美元的纸币，推给她。“如果你能帮我关照一下大家的话，我将十分感激，因为我平时总是太粗心。”我笑着说道。
“当然，机长，您真是太好了，”她开心地笑起来，“祝您旅途平安，有空请多来。”
我乘出租车去奥利机场，让司机把车停在环球航空公司的入口处。我绕过大厅的环球航空公司售票处，直接把联邦航空局和泛美航空公司的证件出示给环球航空的航务员。他检查了一下名单。“好的，副驾驶员弗兰克・威廉，免费乘客，飞去罗马。有了，请把这个填一下。”他递给我那张熟悉的粉红色表格来登记免费乘客。填完相关信息后，我拿起行李，走向工作人员专用通道。刚要举起行李放到柜子上，一个检察官，留着几根胡须的干瘪老头认出了我，并挥手示意我直接通过。
我走向飞机时，一个年轻男孩走到我旁边，毫不掩饰羡慕之情，盯着我制服上锃亮的金色条杠和其他装饰。
“你是这里的飞行员？”他问，听得出他是个英国人。
“不，我只是和你一样的乘客，”我回答，“我是泛美航空的飞行员。”
“飞波音707吗？”
我摇了摇头。“曾经是，”我说，“现在飞DC-8。”我喜欢小孩子，眼前这个男孩儿让我想起几年前的自己。
就在我上飞机时，一个迷人的金发空姐迎过来，帮我把行李放进了乘务员的行李舱。
“我们这趟航班都客满了，威廉先生，”她说，“本来还有两个人要坐折合椅，你把他们挤掉了。我负责服务这个机舱，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
“给我牛奶就行，”我说，“你忙的话就不用管我。免费乘客不该要求太多。”
我俯身钻进机舱，驾驶员、副驾驶和随机工程师正在做起飞前的设备检查，见我进来，他们礼貌地停下手里的活儿。“你们好，我是泛美航空的弗兰克・威廉。请继续，别让我打搅到你们工作。”我说。
“我是加里・盖尔，”驾驶员伸手示意，他向另两个人点了点头，“副驾驶比尔・奥斯汀，还有杰姆・莱特，欢迎和我们一起飞行。”我和另两个飞行员握了握手，然后一屁股坐到折合椅上。他们继续工作。
二十分钟不到，我们起飞升空。盖尔将飞机升至三万英尺的高空，检查仪器设备，奥利塔台指示一切正常。随后，他从座位上站起来，随意地把我从头到脚夸奖了几句后，指了指他的座位说：“弗兰克，你不来飞一下这只鸟儿吗？我去那些买票的乘客那边兜一圈，马上回来。”
他礼貌友好的提议，总能让那些来自他竞争公司的免费乘客感到融洽。我脱下帽子放到地板上，坐进机长座位。我清楚地意识到：此时有一百四十条人命握在我手里，包括我自己的。奥斯汀是盖尔的副驾驶，他把操纵装置让给我。“交给你了，机长。”他咧嘴笑道。
我急忙把这大家伙调到自动驾驶，拼命祈祷这些机械能起作用。我可是连风筝都不会放。
我不是泛美航空的飞行员，根本就不是什么飞行员。我是个骗子，四大洲重点通缉的要犯之一。此时此刻，我正在做的事情，就是天花乱坠地唬弄一些老实人。
在二十一岁之前，我曾经是拥有超过250万美元财富的大富翁。我窃取每一分钱，然后挥霍：精致衣料、高级美食、豪华酒店、妖娆美女、高级名车，以及其他声色之物。我在欧洲各国的每一个首都都开过派对，在南美洲、南太平洋、东亚，以及非洲最惬意地区的各个著名海滩上沐浴嬉戏，寻欢作乐。
可这种生活并不轻松。虽然我并没有时时保持警觉，但还是预留了各种后路。我在住所的边门、消防通道和房顶上打造了很多逃生出口；我在五年内换掉的衣服比大多数人一辈子需要的衣服还多。我真是比奶油蜗牛还要油滑。
奇怪的是，我从未有过罪恶感。当然，我完全知道，我是一个罪犯。我被当局和新闻记者描述为：全国屈指可数的最聪明的空头支票诈骗犯、狡猾诡诈的艺术家和恶棍、一个可以拿奥斯卡金像奖的骗子。我对于行骗及装模作样有着惊人的天赋，有时甚至会被自己的表演和诡计惊到。但我从未在任何时候欺骗过自己，我时刻知道自己是小弗兰克・阿巴格内尔，是一个骗子，一个冒牌货。如果哪天我被抓住，我不会得什么奥斯卡，我只会进监狱。
事实证明我是对的。我在法国的一所监狱坐过牢，在瑞典的一所监狱劳改过，并在弗吉尼亚的彼得堡洗清了我在美国犯下的所有罪名。在最后一次蹲监狱时，我自告奋勇地参加了弗吉尼亚大学的一个犯罪学兼精神病专家搞的心理评估。那个专家花了两年时间让我做各种书面或口头测验，还根据不同情况给我注射真话麻药或使用测谎仪器。
这个医生总结下来，说我的犯罪倾向极低。换句话说，我离恶棍十万八千里。纽约有个条子为了抓住我费尽心思，当他看到这个结果时嗤之以鼻。“这个专家肯定是在开玩笑，”他嘲笑道，“这个骗子诈骗了几百家银行，住过全球将近一半的酒店，并拿走了一切，除了床单；欺骗了在天上飞的每一家航空公司，还包括他们的空姐；开出的空头支票足够贴满整个五角大楼的外墙；还办起了一所该死的高等院校；在窃取两百多万美元的时候，他让二十多个国家的警察看上去就像一群傻瓜。他这叫低犯罪倾向？那他要是高犯罪倾向的话会去做什么？抢劫诺克斯堡？”
这名警探拿着报告跑来和我对质。我们早已是互相熟知的对手了。“你坑了这个医生，是吗，弗兰克？”
我告诉他，我是尽最大可能地真实回答了每一个问题，最大限度地诚实完成了每一个测试。我并没有让他信服。“不，”他说，“你可以唬弄他们，但骗不过我。你坑了这个心理医生。”他摇了摇头，“弗兰克，你肯定连自己父亲都骗。”
没错，我已经干过了。父亲是我的第一个受害者，是我行骗的起点。那些容易上当受骗的人都具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特征：盲目相信。父亲正是如此。我从他那里骗了3400美元，当时我才十五岁。
我出生在纽约的布朗克斯维尔，并在那里度过了人生最初的十六年。家里一共有四个孩子，我排行老三，父亲用他的名字给我命名。如果让我解释为何小小年纪就开始诈骗，我可以说这是破碎家庭的产物，因为在我十二岁时，父母就分居了。但这样做，我只是将这一切的责任都推给了我父母。
分居，以及之后的离婚，这其中受伤最多的应该是我父亲。他真心喜欢我妈。我的母亲，波莱特・阿巴格内尔，是位法裔阿尔及利亚美女。二战时期，父亲在奥兰服役时遇见了她并同她结婚，当时母亲才十五岁，而父亲二十八岁。虽然在那时，年龄上的差距并不是问题，但我总觉得这对他们之后婚姻的破裂有一定的影响。
退役后，父亲开始在纽约做生意，他在第四十大道和麦迪逊大道路口开了一家文具店，叫作格拉梅西。他的事业很成功，即便不是商业巨富，也算相当有钱了。小时候，我们住在一幢又大又豪华的房子里，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衣食无忧，应有尽有。
当父母之间有了严重的矛盾，孩子总是最后知道的。至少我是这样，我的兄弟姐妹也不会知道得比我多。我们认为母亲很乐意成为一名家庭主妇，一位母亲。在某种程度上，她是挺满意的。但父亲不仅仅是个成功的生意人，他在政治上也同样活跃。他是布朗克斯选区共和党的主力之一，也是纽约体育俱乐部的成员和前任主席，他和他的商业及政治伙伴在那里花了很多时间。
父亲同时对海钓如饥似渴。他经常飞去波多黎各、金斯敦、伯利兹，或加勒比海其他一些温泉疗养地做深海钓鱼探险。他从来不带母亲一起去，虽然他是应该带的。我母亲曾经是一名妇女解放运动成员。那个时候著名的美国女权运动先锋格洛丽亚・斯坦内姆还不知道她的媚登峰内衣是可燃的。有一天，父亲在远足钓捕马林鱼回来后，发现家中空空荡荡。母亲将她的东西都打好包，连我们三个兄弟和一个妹妹一起搬到了一所空空的大房子里。我们几个孩子多少有些疑惑，但母亲非常平静地解释说，她和父亲不能再和睦相处，她要选择分居。
好吧，总之母亲已经选择了分居。父亲对母亲的行为非常震惊，并且被伤害得很深。他恳求母亲回家，发誓会做一个
好丈夫、好父亲，并且减少深海钓鱼的次数，他甚至提出放弃政治。
母亲只是听着，没做任何承诺。很快，事态在我看来就已逐渐明朗，她根本无意和解，但父亲却没意识到。母亲在布朗克斯的一所牙科学校注册入学，开始学习成为一名牙科技师。
父亲并没有放弃。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在我们的住处恳求、哄骗、甜言蜜语地向母亲恭维谄媚。有时他也会失去耐心。“该死！女人，你就看不见我有多爱你吗！”他咆哮道。
当然，这种情况确实会给我们带来影响，尤其是我。我爱父亲，我是和他最亲的孩子。他开始利用我来赢回母亲。“告诉她我爱她。告诉她如果我们在一起会更幸福的。告诉她如果她回家你会很开心，所有的孩子都会很开心。”
他让我将礼物转交给母亲，并教我他设计好的言辞，以击垮母亲的抵抗。
我就像是少年版的约翰・奥尔登，父亲是迈尔斯・斯坦狄什，而母亲则是普丽西拉・莫林斯。我彻底失败了。母亲根本就没有上当受骗。这估计对父亲更加不利，因为母亲对于父亲利用我作为他们婚姻问题的棋子这事非常气愤。在我十四岁的时候，她就和父亲离了婚。
父亲崩溃了。我也非常失望，因为我真心想要他们在一起。在这里，我为父亲辩解一句：当他爱上一个女人，他就永远爱着她。他一直都在努力争取母亲回到他身边，直到一九七四年去世。
当父母最终离婚时，我选择跟了父亲。对于我的决定，母亲的反应并不是太激烈，而我觉得父亲需要我们中的一个孩子，他不应该一个人孤苦伶仃，于是我说服了母亲。父亲对此非常感激并且十分高兴。我也从来没有后悔过当初这个决定，虽然父亲很有可能后悔了。
和父亲在一起完全是另一种生活方式。我在纽约一些最好的沙龙里待了不少时间。我发现商人们不仅享受着三巡马提尼酒的正式商务午餐，同样津津有味于粗糙便捷的早午餐和有着威士忌兑苏打的晚餐。我还很快注意到，一旦政治家碰到吧台上的波旁威士忌酒，他们就更能对国际大事侃侃而谈，并更容易从他们手中获得政府资金。
父亲在沙龙的吧台边做了很多笔生意，并进行了大量政治活动，而我就坐在旁边等他。起初，父亲喝酒的习惯让我有些担忧。虽然他不是个酒鬼，但喝起来也挺凶的，我担心他酗酒。然而，我从没见他喝醉过，尽管他不停地在喝，以至于我猜想他对酒免疫。
父亲的社交圈、朋友和各路熟人让我心驰神往。他们遍布布朗克斯所有的社会阶层：政客的走卒、警察、工会老大、业务负责人、小贩、承包商、股票经纪人、职员、出租车司机以及推销员，无所不包。有些人就像是从达蒙・鲁尼恩书中活过来似的。
在和父亲混了半年之后，我学到了大量的街头智慧，并且有超过一半的才能并不是父亲想要我获得的那种教育。这是我在沙龙里偷偷学到的。
父亲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我在逃课和邻居家的野孩子们玩的时候发现了这点。这些孩子不属于这个圈子，而且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出生在槽糕的家庭环境里，一心想方设法引起别人的注意，哪怕只是抓逃课的训导员。或许这就是我和他们混在一起的原因，大概我也想让别人关注自己。我真心想要父母复合，我当时模糊地意识到，如果我表现得像个不良少年，那就可能会给父母一个共同的出发点，从而有机会和好。
作为一个不良少年，我表现得并不是很出色。大部分时间我感到无聊又愚蠢，不是偷糖果，就是溜进电影院。我比同伴们要成熟得多，个子也更高大。十五岁我就有六英尺高，一百七十磅，已经和成年人无异。别人看见我们逃课还以为是老师带着学生活动，或者一个大哥哥在照看小朋友。我们可能因此避免了不少麻烦。我有时就是这样觉得，也经常因为同伴们的孩子气而冲他们发火。
最让我心烦的是他们缺乏格调。很早我就知道上层阶级是被普遍称赞的。所有的过失、错误或者犯罪，一旦涉及上流社会，就会被宽容对待。
这些孩子甚至都不能像样地偷到一辆车。他们刚把车搞到手，就到我家来接我，从我家开出去还不到一英里，就被警车拦住了。原来这些浑球儿趁着车主在浇灌草坪时，从车道上偷走了车。结果我们都被送进了少管所。
父亲不但把我从少管所弄了出来，还把这次事件中所有关于我的记录全都抹去。这一点点特权的代价就是在未来的几年里，浪费了很多警察的很多不眠之夜。如果你在追捕罪犯的时候一开始就发现了他的踪迹，即便是一头大象也能够轻松找到他的。
父亲并没有因此对我絮絮叨叨。“我们都会犯错误，孩子，”他说，“我知道你在努力，但不是通过这样的方法。虽然在法律上你仍然是个孩子，但你已经长得足够高，或许应该尝试像成年人那样来思考。”
我抛弃了那些老朋友，重新开始每天去学校，还在布朗克斯维尔的一家仓库找了份船务员的兼职。对此，父亲非常高兴，以至于买了辆老式福特送给我，而我顺势将它改造成了真正的把妹工具。
如果一定要我对将来所做的不正当行为推责诿过的话，我会怪在这辆福特车的头上。
福特车摧毁了我身体中的每一个道德细胞。它给我招来姑娘，于是醉生梦死了六年。那真是段美妙的时光。
毫无疑问，一个男人生命中的其他年龄段总有理智被性欲吞噬的时候，但唯独后青春期阶段没有这样的说法，比如满脑子的胡思乱想，当看到性感的小妞时更加变本加厉之类的。当然，十五岁的我对姑娘们还是知道点儿的，比如她们生来和男孩子的构造不一样。但让我具体明白这些的，是在改装福特车后的某一天。我在等一个红灯，发现一个姑娘盯着我和我的车看。她看到我注意到了她，便开始朝我挤眉弄眼，搔首弄姿。突然，我就开始神魂颠倒，她突破了我的防线。我记不得她是怎样进了我的车，记不得她上车后我们去了哪里，但我记得她的温柔、爱抚、体温、身上的丝绸、甜美的芳香和无与伦比的欢愉。我知道，我找到了一个真正能让我乐在其中的身体接触运动。她对我做的事能使蜂鸟离开芙蓉，斗牛犬挣脱锁链。
我并不感慨今天人手一本的关于妇女权利的大部头书籍。当亨利・福特发明T型车时，女人们就已经松掉腰带，上路追求她们的“权利”了。
女人成了我唯一的弱点。我同她们寻欢作乐，不厌其烦。我早上醒来满脑子都是姑娘们，睡下的时候满脑子还是姑娘们。所有可爱的、长腿的、美艳动人的、如梦似幻的、令人陶醉的姑娘们。从太阳升起到月亮升起，我搜索侦查。和我比起来，唐璜对于女性的迷恋程度算轻的。我对性感女人着了魔。
在第一次和美女亲密接触后，我自己也变得非常有魅力。女人并不一定都是昂贵的，但即便再开放的姑娘也时不时会希望来点汉堡和可乐，以便补充体力。只不过，我赚的钱并不够支付我的蛋糕，我得想点儿办法，在财务上搞点儿花头。
我求助于父亲，他完全没有注意到我对女人的发现以及那些乐子。“爸爸，送我一辆车真是对我太好了，我觉得要求更多简直就是个浑蛋，但我的车遇到了些麻烦，”我恳求道，“我需要一张加油卡。我每个月只有一次收入，要用在买学校的午餐上，还有娱乐、约会等等，我有时候没钱去加油。我会努力自己付账单，但如果你给我办张加油卡，我保证不会辜负你的慷慨。”
我像一个爱尔兰马贩子一样能说会道，而且当时我非常诚恳。父亲思索了一会儿，接着点了点头说：“好吧，弗兰克，我相信你。”说着就把他的美孚卡从钱包里拿了出来。“把这张卡拿去用，今后我不会再往里充钱，这张美孚卡就是你的了，因此正常情况下，以后每个月就由你来付账单。我就不用担心你会来占我便宜。”
他应该担心的。这个协议在头一个月遵守得挺好。账单一到，我就给账户买好汇票寄到美孚石油公司。可是这笔费用简直要把我榨干了，而我又陷入对姑娘们的无限渴望中。我顿感无力，灰心丧气。毕竟，追求快乐是美国人不可剥夺的权利，不是吗？我觉得自己被剥夺了宪法赋予的权利。
有人曾经说，一个诚实的人不会有这种困扰。那人基本上就是个骗子。这是玩鸽子戏法的人最喜欢的招数。我认为有很多人确确实实幻想过自己变成一个超级罪犯，一个全球钻石大盗，以及其他之类的。但他们把这些盗窃行为禁锢在想象中。同时还有其他很多人都会时不时被引诱去犯罪，甚至是很大的利益诱惑，但他们就是觉得自己不该和罪恶勾当扯上关系。这样的人通常拒绝诱惑。他们在是非上有天生的觉察力，有正确的人类共识。
但也有这样一类人，他们的竞争本能压倒了理性。在特定环境下他们敢于挑战，就好像登山运动员遇到高峰一样，因为它就在那儿。正确、错误还有后果都无关紧要。这些人把犯罪看成游戏，目标也不仅仅是战利品，冒险的成功才是真正重要的。当然，如果战利品很可观，那也不错。
这些人是犯罪世界里的棋手。他们通常有天才一般的智商，而他们心中的马和象都随时准备攻击。他们经常会惊讶于一个只有普通智商的警察竟直接对他们叫板，而警察也会被他们的动机震惊到。犯罪是挑战？上帝。
但第一个骗局对我而言的确是个挑战。好吧，其实我是需要钱。任何一个沉迷于花天酒地无法自拔的人都需要经济支持，然而我也并没有成天想着缺钱的问题。直到有一天下午，我在美孚加油站停下，看到了轮胎货架前一块很大的招牌。
招牌上写着：“用你的美孚卡买一套轮胎——我们就在你的车里装一套”。这是我得到的第一个暗示，美孚卡除了买汽油外还有其他用处。我一点都不需要轮胎，我福特车上的轮胎几乎是全新的，但我还是研究了下那块招牌，突然，一个四层骗局涌现在脑中。见鬼，我想，这说不定能行得通。
我下车走向店员，他同时也是这个站的老板。这里是我常去的众多美孚加油站中的一个，我和他只是点头之交。这个加油站并不忙碌。“我应该赚更多的钱多开几家加油站而不是只经营一家。”他曾经抱怨道。
“一套白色轮胎要多少钱？”我问他。
“这辆车的话，需要160美元，不过你现在的轮胎挺好的。”他回答。
他看着我，我知道他感觉到了接下来将有一番长篇大论。“是的，我并不需要轮胎。”我表示同意。
“但我现在严重缺钱。让我来告诉你怎么做。我会用卡买一套轮胎，不过我不会拿走轮胎，而是拿上你给我的100美元。你仍然保留那些轮胎，当我父亲为卡还钱的时候，你就能得到你那部分钱。你提前操作，当你卖掉那些轮胎的时候，全部160美元又会进你的口袋。怎么样？你要赚大发啦兄弟。”
他打量了我一下，我注意到他怀疑又贪婪的眼神。“你家老头子怎么办？”他小心翼翼地问道。
我耸耸肩：“他从来不关心我的车。我跟他讲需要换新轮胎，他就让我来付钱。”
他仍然将信将疑。“让我看看你的驾驶证。这张卡可能是偷来的。”他说。我把我的青少年驾驶证递给他，和美孚卡是同一个名字。“你才十五岁？你看上去起码有二十五岁。”老板一边说，一边把卡还给我。
我笑笑说：“我阅历丰富。”
他点了点头。“我会打电话给美孚申请批准——任何大笔交易都必须先申请，”他说，“如果批下来的话，我们就成交。”
我陶醉在快乐中。由于当时我还没有品尝过酒精，我无法将它与香槟带来的刺激做比较，但我要说，这是我在汽车前座上体验过的最愉悦的感觉。
事实上，我的机智征服了理智。既然成功了一次，为什么不能有第二次呢？于是我故技重施。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里，我得手了许多次，简直数都数不清了。我记不清用这张卡买了多少套轮胎、多少个蓄电池、多少样其他汽车配件，而后又以几折的价格卖回去。我光顾了布朗克斯的每一家美孚加油站。有时候我仅向加油的小子要10美元，就签掉一张20美元的加油单。我滥用美孚卡来欺诈，屡试不爽。
自然而然，我把钱都花在了女人身上。至于其他的事情，我管不着。接着第一个月的单子寄来了。信封里好像塞了一只圣诞节烤鹅一样，都是账单。我看了一眼总金额，脑子里一闪而过想皈依宗教当神职的念头，因为我意识到这笔账单还是需要父亲去还的。我并没有想到父亲会成为这场游戏的受害者。
我把账单扔进了废纸篓。两个星期后，第二封账单寄了过来，我又把它扔进了垃圾桶。我思索着该如何面对父亲，如何坦白交代，但我没有这个勇气。我知道他迟早会发现的，但是我决定让他从其他人那里知道这件事。
奇妙的是，在等待美孚公司和父亲会晤的时候，我并没有停下。即便我意识到这样做也是在欺骗父亲，我还是继续欺诈，并把骗来的钱花在可爱的姑娘们身上。疯狂的性冲动让我失去了理智。
最终，一名美孚公司的调查员在父亲的店里找到了他。这个人有些谦卑。
“阿巴格内尔先生，您持有我们的卡已有十五年了，我们对此非常珍视。您有极高的信用度，从未延迟付款，我也不是特地来这里为您的账单打扰您。”调查员说。父亲听得一脸疑惑。“我们有些好奇，先生，想确认一些事情。就是您是如何在三个月的时间里积欠了3400美元？仅仅花在一辆一九五二年的福特车的汽油、蓄电池和轮胎上的。您在过去的六十天内在那辆车上买了十四套轮胎，九十天内买了二十二个蓄电池，你也不会在两英里的路上花上一加仑汽油吧？我们觉得您那辆车上甚至都没有油盘……您有想过把这部车卖了换辆新的吗，阿巴格内尔先生？”
父亲惊呆了。“怎么会这样？这张卡我现在都不用了，我儿子在用，”他回过神后说道，“肯定有什么地方弄错了。”
美孚调查员把几百张美孚收据单放到父亲面前。每一张都有用我的笔迹签的父亲的名字。“他是怎么做到的？为什么要这样做？”父亲惊呼。
“我不知道，”调查员回答，“我们不妨去问问他本人。”
他们来了。我说我对这骗局一无所知。他们并没有相信我。我本来以为父亲会火冒三丈。但比起生气，他似乎更加疑惑。“听着，孩子，如果你告诉我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有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就既往不咎，并把你的欠单都付掉。”他提议。
在我的字典里，父亲是个伟大的人。在他的一生中从未对我说过谎。于是我很快就坦白了。“是姑娘们，老爸，”我叹了口气，“她们对我做了些很有趣的事情，我没办法解释。”
父亲和美孚调查员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父亲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表示体谅。“不用担心，孩子。爱因斯坦也无法解释得清楚。”他说。
尽管父亲原谅了我，但母亲却没有。她对那次的事件备感焦虑，责备父亲的失职。母亲仍然对我有合法的监护权，她决定把我带走，离开父亲的不良影响。更糟的是，在和母亲经常往来的天主教团体神父们的建议下，她把我送进了纽约切斯特港的一所专门针对问题男孩的教会私立学校。
这个学校并不很像一个真正的少管所。它更像是一个豪华的营地，而不是辅导机构。我和其他六个男孩一起住在一个小别墅里。除了被禁闭在学校里随时被人监督之外，没有其他不适之处。
学校的教友们十分友善。他们和我们这些被监护的人一样生活。我们在同一个食堂里吃饭，食物不错，量也挺多。这里还有电影院、电视机房、娱乐厅、游泳池和一个健身房。我从来没有把这里所有的娱乐健身器材都玩个遍。星期一至星期五，我们从早上八点开始上课，到下午三点，除此之外的时间都由我们自己分配，随便干什么。教友们既不会针对我们的不端行为进行长篇大论，也不会用布道讲演来烦我们。如果你真的搞得一团糟，不得不接受惩罚的话，通常就是把你关在自己的小别墅里禁足几天而已。在这所学校里我从未遭遇过什么，直到后来我蹲进了美国监狱。自这以后我常常怀疑，联邦的惩教系统是不是偷偷地由天主教教会在操作。
然而，修道士般的生活让我十分苦恼。虽然我能忍受，但是我仍把这种限制看作是惩罚，一种不恰当的惩罚。毕竟，父亲原谅了我，而他是我的罪行里唯一的受害者。所以我问自己，我在这个地方做什么呢？而这个学校让我最讨厌的地方，就是没有姑娘。这是个非常严格的全男生的环境，甚至看到修女都能让我兴奋。
如果我知道在我寄宿期间，在父亲身上发生了什么，我可能会更加苦恼。他从不细说，但当我在学校的时候，他遭遇了十分严重的财政困难，并且丢掉了生意。
他被彻底地击败了。他被迫卖掉房子和两辆凯迪拉克大轿车，还有其他值钱的东西。短短一两个月的时间，父亲一下子从百万富翁变成一个邮政员。
这就是一年后他来学校把我接走时的情况，一个邮政员。母亲宽容了一些，同意我再次和父亲一起生活。我对于父亲命运的扭转非常震惊，也十分内疚。然而他却不许我责备自己。他对我保证，我从他那里骗取的3400元并不是他生意衰败的原因。
“千万别这么想，孩子。那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他笑着说。
他似乎并没有被地位和财政上的突然跌落困扰，但这困扰了我。并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父亲。他曾经胸怀大志，一个真正的商人，而他现在不得不靠打工过活。我试着打听他的事业。“老爸，你的那些朋友们呢？”我问，“我记得你总是在紧要关头帮他们一把。他们中有谁会来帮你吗？”
父亲苦笑了一下，说：“你会知道的，弗兰克。在你有权有势的时候，成千上百的人都跑来和你称兄道弟。而一旦当你落魄，他们中如果有一个人愿意请你喝杯咖啡，就已经谢天谢地了。如果有机会重头来过，我一定会在择友上更谨慎一些。我确实有几个好朋友，他们虽然不富有，但其中一个给我提供了邮政局的工作。”
他不愿意陷入不幸中，也不想多谈，但我却为此烦恼，尤其当我们坐在他车里的时候。这车还没有我的福特车好——它也被卖掉，钱存到了以我名义开设的账户下。现在的车是一辆破旧的老款雪弗兰。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问他：“开这样一辆又老又破的车你不觉得讨厌吗？”
“我是说，和凯迪拉克比起来，落差确实很大，不是吗？”
父亲笑了笑：“这样看是不对的，弗兰克。关键不是一个人拥有什么，而是看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对我来说这辆车挺好，用来代步足够了。重要的是我得知道现在的处境和身份，而不是别人怎么看我。我觉得自己是个诚实的人，而这比拥有一辆豪车重要得多……只要一个人有自知之明，他就能把事做好。”
问题是，当时我并没有自知之明。
在不到三年的时间，我就得到了答案。迈阿密海滩上，我在一个漂亮的棕褐色头发女人旁边一屁股坐下，她问道：“你是谁？”
“我想是谁就是谁。”我回答。事实也的确如此。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