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陈云在从事革命活动之初，都没有到过苏联，因此不可能像王明等人那样，获得共产国际先入为主的好感，并在国际的支持下，几乎是一步登天地爬上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和陈云引起共产国际的注意是通过各自的艰辛努力才获得的。
共产国际对的最初关注，始自于在湖南从事建党活动时。1921年12月中旬，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由张太雷陪同到桂林和孙中山会商改组国民党事宜。在文化书社接待了马林一行，并请马林“花了一个晚上”给湖南劳工会的负责人黄爱和庞人铨讲了“阶级斗争、俄国革命”的情况。马林随后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讲了他在中国所做的沿途考察的观感，特别提到了湖南长沙的情况。他写道：在若干省城里我发现，中国青年对社会主义问题十分感兴趣。我在长沙、桂林、广州和海丰都参加了青年的集会。那里有青年学生的各种地区性俱乐部，研究关于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这些青年组织总的来说实际上并没有对工人运动的发展作出什么贡献。只有长沙的青年组织举行了反对华盛顿会议的示威游行并建立了一个纺织工人联合会，这个工会组织于1921年12月底举行了罢工。这一报告充分肯定了等人在长沙所做的较为扎实的工作。此后，积极赞成共产国际提出的用党内合作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也获得了国际代表的好感。
再次引起共产国际的关注是在他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后。这篇报告由于抵制了陈独秀等人对农民运动的责难和国民党右派的污蔑，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共产国际都引起了足够的重视。
1928年底，共产国际东方部从中央政治局送给它的一份报告中得知，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之下，党在各地的工作都处在严重的困难之中，而惟独领导的湘赣边界数县的根据地，形势很好，不仅逐渐纠正了下级的盲动主义，而且土地革命确实深入了群众。于是，的名字开始在苏联的机关报《真理报》上频繁出现。据有关统计，从1929年到1936年初的这段时间里，的名字在《真理报》的各种重要文章中，差不多出现过60次之多。
《真理报》对、朱德领导的红军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其史诗般的英雄行动是十分引人注目和具有重大意义的”，“现在恐怕谁也否定不了朱德和的红军已取得重大胜利，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支军队无疑地已成为中国游击运动中出现的最为重要的现象。”到了1929年，莫斯科的众多苏联上层领导人对的名字已经耳熟能详了。这年7月，《真理报》在一篇文章中介绍说：任何“稍微注意一点有关中国事态的报道的人”，已经都很熟悉和朱德这两位“中国游击运动”的领导人了。因为，这是两位“极为出色的领袖的名字”。
《真理报》对、朱德红军的宣传，说明这时已在苏联领导人中产生了重要的印象，也说明共产国际和苏联对越来越重视了。1928年6、7月间，在几乎是由共产国际和苏联一手包办的中国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缺席的情况下，仍被选为中央委员。多半是苏联人的意见，1930年秋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1年11月，经莫斯科的认可，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执行委员会兼人民委员会主席。
不过，由于《真理报》上的消息大都来源于上海的中国报纸，因此在对进行介绍时，也就难免有不一致和不准确的地方。如一会儿称、朱德领导的红军有1万多人，并拥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一会儿又说这些数字可能有些夸大。
更为离奇的是，1930年初，共产国际主办的刊物《国际新闻通讯》竟登了一个宣布已经死亡的讣告。“讣告”说：据中国消息：中国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最害怕的仇敌。自1927年起，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就以重金悬赏他的头颅。同志因病情不断恶化而去世。这是中国、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
同志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他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六大和六大的决议。
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的坚强战士，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中国的工农群众将永远铭记他的业绩，并将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讣告”所报道的消息虽是不正确的，但对作出这样高的评价却又是客观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共产国际对的了解和重视。
“左”倾领导人进入中央苏区以后不久，就将的领导大权逐渐取消了。但远在千里之外的莫斯科却不完全同意这种做法。他们给中国党发来指示，指出：在指挥作战上有丰富经验，召回不仅可能会“造成我们队伍的分裂”，而且会直接影响反“围剿”战争的有效指挥。他们认为，与其指望那些几乎从来没有实际指挥过红军打仗、而只靠豪情壮志的人来打破国民党的围剿，不如更加注重有实战经验的。他们向中央建议，应当设法劝说赞成“进攻路线”，而不是简单地把他排除在军事指挥之外。
但是当“左”倾领导人接到这一指示时，在军队中的职务已被剥夺，博古甚至提出要送身体不好的去苏联养病。莫斯科领导人听后当即指示中央：对必须团结，第一，要派专门的负责同志联络；第二，对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第三，绝不同意将送到苏联来养病，因为这样做不仅有危险，而且也不利于苏区内部的团结。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矛盾现象：一方面“左”倾中央不断地对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在各地也无情地洗刷所谓的“毛派分子”，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给保留一些重要的党政职务，在1934年1月中旬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上，连遭批判且不能与会的竟由政治局候补委员晋升为政治局正式委员。另据王明讲，莫斯科对不经同意就擅自决定剥夺的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做法，感到“很不满意”。莫斯科还大量出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单行本，并出版了一个的文集，题为《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
共产国际对的高度重视，为后来认可中国党在遵义会议上自主决定自己的主要领导人并承认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红军长征途中，共产国际在准备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文件时，开始称为“年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富有才干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战士、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滕代远在代表中国党致辞时将而不是王明或博古放在紧接着季米特洛夫和台尔曼之后的位置上加以颂扬。其后，共产国际和苏联《真理报》对的介绍和颂扬不仅更多而且调子又有所提高。如《真理报》上的一篇长文不仅称赞“是最早认识到陈独秀投降主义政策必败并公开揭露其错误立场的人之一”，说他亲手“创建了屡战屡胜、威名大振的中国红军”，“创建了江西省的第一个苏维埃地区”，作为红军的第一位党代表，参加了红军各次重大战役，培育了各级指挥骨干，具有丰富的军事经验，而且称赞他作为“苏维埃国家的首脑”，来自人民，懂得百姓的心理，制定了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新国家的许多基本法令，“充分显示了他作为公务活动家的非凡才能”，“十分出色地贯彻了党和共产国际的各项决议”。文章在结论部分的评价充分显示了莫斯科对的器重和期望，说：“钢铁般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顽强，令人吃惊的大无畏精神，出色的革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的天才——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领袖同志具有的高贵品质。”这一基本是套用对斯大林的赞颂来评价，显然说明了共产国际和苏联对的高度重视。
抗战爆发后，共产国际和苏联尽管对过多强调的独立自主地位并保持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等做法不很满意，但在处理王明与争夺领导权的矛盾时，主要是站在一边，支持的领导地位。在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共产国际更明确表态，要王明服从的领导，不要再跟争夺领导权。这为六届六中全会的成功召开，确立在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
20世纪30年代初，因党的“左”倾领导人的错误领导，党在白区的组织经常因发动不切实际的示威游行而被暴露、遭破坏，给革命事业造成极大的危害。1931年4月24日发生的顾顺章被捕叛变事件，就曾险些使设在上海的中央领导机关陷于灭顶之灾。
顾顺章曾长期负责中央的安全保卫工作，掌握许多党的重要机密，了解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的中央机关和许多中央领导人的住址，也熟悉党的各种秘密工作方法，因此他的叛变对中央机关的威胁也就显得特别严重。国民党当局对于顾顺章的叛变极为重视，妄图利用他所提供的线索发动突然袭击，将中央首脑机关一举摧毁。
但顾顺章叛变的消息第2天就被安插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员钱壮飞首先获知，他当即将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消息火速派人告知了周恩来。周恩来得知这一险情后，立即找来时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陈云商量对策。他们周密分析了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然后召集特科的聂荣臻、陈赓、李克农等人举行紧急会议，决定采取一系列非常措施，全力粉碎敌人的破坏，把损失降到最小程度：
第一，对党的主要负责人加强保卫和转移，把顾顺章所能侦察到的或熟悉的负责同志和秘书迅速调换新手；第二，对一切可以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尽快地有计划地转移到安全地带或调离上海；第三，审慎而又果断地处置了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第四，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由各部门负责实现紧急改变。
兵贵神速。会议结束后的当天夜里，党中央和江苏省委以及国际机关就开始实行安全转移。经过几天的紧张战斗，终于赶在敌人行动之前，迅速妥善地保卫了党中央和江苏省委的安全。
在处理这场事关党中央和江苏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安全的危机中，由于党的其他一些主要负责人和特科的主要领导人都已经暴露，无法继续公开活动，许多事情都是由陈云协助周恩来办理的。陈云在处理危急事务中所表现出来的坚定、沉着、勇敢和果断给许多领导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事后，由于陈赓、李克农、钱壮飞等的身份已经公开，无法再在上海活动，不得不离开上海。中央决定对上海的中央机关进行调整，成立新的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康生、陈云、潘汉年等主持工作，陈云负总责。
陈云接手中央特科工作后，难度大大增加。但中央特科在陈云的领导下，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卓有成效地开展了许多重要工作。他除了注重特科原有的机构建设外，还特别注重外围组织的建设，以掩护特科工作的开展。
当时共建立了两个掩护机构，一个叫新生印刷所，一个叫裕大南货店。新生印刷所不仅负责秘密印刷党内机密文件，而且还是党的一个秘密联络中心。有一次，党的负责人要召开重要会议，难以找到理想的安全地点，决定将会议地点放在新生印刷所。为了不引起敌人注意，保证会议的万无一失，陈云先派人在印刷所门口贴了张出租房屋的广告，参加会议的人以看房子为由，陆续来到印刷所。等人都到齐了，再把广告揭下来。结果会议开得很安全。
裕大南货店主要负责党的地下活动经费的收入和支出。陈云利用他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积累的经验，巧妙地利用敌人的弱点与他们进行周旋，将南货店经营得很好。
在裕大南货店开张时，陈云估计按惯例，到时会有一批流氓来讨所谓的“喜钱”（开门钱），实质为变相的敲诈。如果不把他们打发好，那么在开张的头3天，便会有大小流氓前来强赊硬买，不付任何钱款。为免于麻烦，陈云花了40元钱，买通了捕房的包打听，在开张那天，大包打听派了两个小包探，带着手枪站在店门口“保护”了两天，使得大小流氓都以为这家店主有“后台”，一个也没敢前来滋事。
一次，一位重要的负责同志被捕关进了捕房，但身份尚未暴露。党组织有要紧的事需和他联系。陈云决定亲自去捕房与那位同志接头，特科的同志觉得这样做太危险，纷纷为他的安全担忧，但陈云却显得胸有成竹。他用钱打通了捕房的关系，顺利地见到了那位负责人，完成了任务。
事后，他对有关同志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钱的作用不可小觑，应该善于利用资本主义的弊病……只要把钱花得恰当，我们在敌人堡垒里进出是完全可能的。”
陈云就是凭着这样的机智和胆量，凭着对党和无产阶级正义事业的赤胆忠心，巧妙地在敌对势力密布的上海，采取各种可能的手段，与敌人进行周旋，掩护党的活动，完成了党所交给的各项任务，赢得了党内负责同志和国际代表的高度评价。共产国际的负责人对党内有陈云这样一位既能做地下工作又有经营头脑的人才很是赞赏。这大概也是陈云在由一向十分注重提拔工人出身的党员干部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的共产国际一手包办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