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逸臣和杨致远说这番话的时候，其实内心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确实是希望雅虎今后的发展能够更好，所以他才会提醒杨致远，雅虎在90年代确实发展得很好，但期间也犯了很多的错误，不然在后来被成立时间更短的谷歌超越，以至于在后来微软想要收购雅虎，和杨致远的磋商也一直没有任何的结果。杨致远把自己视作雅虎的酋长，这个称呼本身就注定了他很难放开雅虎，这也就局限了雅虎的发展。萧逸臣只是觉得杨致远作为华人在美国的一面旗帜，倒下了确实有些可惜。
但同时作为一个投资人，萧逸臣其实是不想告诉杨致远这些的，他原本就不打算长期的持有雅虎的股票，而且没有雅虎的衰落，又怎么会有之后谷歌的崛起。未来的谷歌也是萧逸臣重点投资的对象，提点雅虎就等于为自己未来的投资设置障碍。雅虎的前期的发展太快，网络在创造了杨致远财富神话的同时，却没有能够造就他与自己财富相匹配的能力，这就是网络财富催生的最大泡沫。
萧逸臣不知道自己的这番话是否能够对杨致远有所触动，而且在这方面他也不愿意多说，对于雅虎，他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他已经把该做的都已经做了，而成败就只能看杨致远自己的造化了。
萧逸臣最终决定与孙正义合作，而组建日本雅虎，萧逸臣也充分尊重了杨致远的意见，为此Dream向雅虎再次注资1一亿美元，而萧逸臣也用5亿美元和Dream5％股权换得了日本软银25％的公司股权。等签署完了所有的协议，已经是7月初的事情了。
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萧逸臣与斯皮尔伯格有过近期合作的约定，正好派拉蒙正与环球合作进行《加勒比海盗》的拍摄，斯皮尔伯格准备借机扩大与派拉蒙的合作，所以他想到了萧逸臣两年前写好的那个剧本。当时萧逸臣是写好了剧本才去找原著作者购买改编权，但他得知斯皮尔伯格早在1982年就买下了这部小说的版权，而当时斯皮尔伯格正在拍摄《侏罗纪公园》，萧逸臣就把剧本直接交给了他。之后由于工作安排的缘故，斯皮尔伯格一直没有时间去准备拍摄这部电影。后来在萧逸臣的建议下，他决定把影片放到1994年来拍摄，这样制作完成后刚好就可以在1995年上映。因为明年刚好就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萧逸臣和他都觉得这样会更有意义。
但是在商业片盛行的好莱坞，斯皮尔伯格的拍摄这部影片的想法却受到了环球高层的反对，他们劝阻斯皮尔伯格放弃这部非商业性影片的拍摄计划，他所在电影公司的一个头面人物甚至提出：“与其拍此片，不如把钱捐给大屠杀博物馆。”这句话激怒了斯皮尔伯格，也更促成了他下走决心不惜付出任何代价都要坚持拍成这部影片的想法。但环球最后态度的转变最重要的因素还是来自萧逸臣，斯皮尔伯格将环球高层的反对意见告诉了萧逸臣，萧逸臣直接给马克打去了电话。在电话里他没有提任何有关拍摄影片《辛德勒的名单》的事，却有意无意的暗示了派拉蒙准备帮助斯皮尔伯格达成心愿的想法，这让环球高层大为恐慌，他们现在不能失去斯皮尔伯格。所以在萧逸臣的提议下，环球决定和派拉蒙联手拍摄这部影片。
解决了投资方的问题，斯皮尔伯格原本并没有自己充当影片导演的打算，他原本是打算作为这部影片的制片人。斯皮尔伯格把执导这部电影的大权“出售”给他的众多同行，因为他担心自己无法把这个故事讲得公正。他先是被马丁·斯科西斯拒绝（他刚开始感兴趣但最终认为这应该是由一个犹太导演来完成的工作），罗曼·波兰斯基（在童年从大屠杀中幸存下来之后，他感觉自己至今还没有准备好面对这一题材）还有比利·怀尔德（由于已经退休，他很干脆地拒绝了）。很显然，就像怀尔德劝说的那样，只有斯皮尔伯格自己来导，才是最佳人选。萧逸臣也赞同比利·怀尔德的说法，他甚至告诉斯皮尔伯格，这部影片除了他没有人能够拍得好。
在萧逸臣看来，《辛德勒的名单》之所以能够具有如此巨大影响的震撼力和如此深沉而令人痛苦的艺术魅力，应该说，是与斯皮尔伯格身上流着犹太人的血液，以及童年时代亲身体验过犹太人遭受歧视的痛苦；以及他源于乌克兰的大家族中竟有17位成员在波兰纳粹集中营中被谋害；以及他的内心深处对辛德勒，这位犹太人的大恩人怀有虔敬感恩的心态等一系列无法逃避的事实分不开的。
斯皮尔伯格最终接受了萧逸臣的建议，决定亲自执导这部影片，首次放弃了惯用的电影特技，拒绝援请好莱坞影星主演，仅请一位奥斯威辛集中营中的幸存者做副导演和被辛德勒拯救出的犹太人做影片顾问。环球的高层再一次对斯皮尔伯格做法表示了质疑，但作为制片人的萧逸臣力挺斯皮尔伯格，最终让斯皮尔伯格的想法得以实现。
1994年七月中旬，斯皮尔伯格带着摄制组初抵波兰，就在他们跨进二战期间克拉科夫集中营准备安营扎寨之时，副导演卡文拿着一封电报急匆匆的找到了他。“这是全美犹太人协会从纽约发来的一封急电！”
斯皮尔伯格自然知道这个协会，事实上他本人也是这个协会的一员，他岔开电文，上面只有一句话：“请勿惊扰亡魂，让他们安息吧。”斯皮尔伯格读完这只有聊聊数语的电文，却是一言不发。
“斯蒂芬，电文上说了些什么？”卡尔觉得斯皮尔伯格的神情有些不对劲。
“卡文，让剧组所有的工作人员撤离克拉科夫集中营，这部影片我们得重新搭置布景拍摄！”斯皮尔伯格作出了一个很奇怪的决定。
“全部撤离，这是为什么？”卡文不解的看着斯皮尔伯格，剧组好不容易才征得了波兰官方的同意，让他们进驻克拉科夫集中营，而斯皮尔伯格竟然因为一封电报就让剧组之前的努力全部报废，所以他需要一个能够让他信服的理由。
斯皮尔伯格将打开的电文递给了这位同样是犹太人的副导演，“我不想惊扰了这里的犹太亡魂！”
卡文看过电文之后也是一言不发，算是默认了斯皮尔伯格的说法。他当即下令摄制组全体人员撤离克拉科夫集中营，转移到几十公里以外驻扎。
与此同时，斯皮尔伯格独自一人离开了摄制组，乘飞机直接飞往纽约。斯皮尔伯格不派代表，不借助电话、电报、电传等迅速方便的现代化通讯工具而横跨大西洋，亲赴纽约向“犹协”致歉，他的谦逊和诚意令“犹协”全体成员无不动容。
由于重新搭置布景需要一笔额外的成本，所以斯皮尔伯格还特意赶到了洛杉矶，向萧逸臣亲自说明了这件事。他知道为了拍摄这部费商业题材影片，萧逸臣已经承担了来自环球和派拉蒙两家公司高层不小的压力。
但萧逸臣对此时表现出了十分的理解，他立即给斯皮尔伯格有划拨了500万美元的额外拍摄成本，而且他还亲自和斯皮尔伯格来到波兰，进行了实地的考察。但是由于工作的缘故，他不可能一直呆在剧组。临走的时候他和斯皮尔伯格深入的交换了对本片的意见，作为影片编剧的萧逸臣知道无论是对于演员还是导演，接下来的拍摄都会异常的艰难，因为这部影片本身所要面对的话题会非常的压抑和沉重。
萧逸臣走后，为了方便工作，斯皮尔伯格把家人接到了波兰，可每天14小时紧张的拍摄工作之后，亲人也无法把他从白天的思绪中解脱出来。在影片拍摄过程中，斯皮尔伯格不止一次因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而迫使拍摄中途停止。当他用手势指挥群众演员，健康的到右边，有病的到左边时，他感到自己就像纳粹党徒；当他指挥剃光妇女的头发、剥光她们的衣裤，把她们像牲口一样赶来赶去时，他感觉自己的心都要碎了。几个星期里，他不和剧组里的德籍演员握手，不向那些身着纳粹军服的扮演演员打招呼，他以为自己真的就生活在当年的纳粹集中营里。
斯皮尔伯格的家人将这个消息告诉远在美国的萧逸臣，斯皮尔伯格对这部影片倾情的投入让萧逸臣感到了震惊，当初他想要写这个剧本，完全是因为库勒拉着他去参观了一个介绍犹太人在二战中被屠杀的历史展览。即便是在写剧本的时候，他也只是把自己当作了一个旁观者。他没有想到斯皮尔伯格对犹太人的感情会这么的深沉，他虽然很想安慰这位好朋友，但他发现自己却找不到任何安慰斯皮尔伯格的理由。也许只有的状态，才能够让斯皮尔伯格创造出一部能够震撼人心灵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