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名法官、一名检察官和一个立场坚定的陪审团，组成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法庭，每天都开庭审案。提审名单头天晚上提出，然后由各个监狱的典狱长向犯人宣读。典狱长常爱说的一句笑话是：“里面的人，快出来听晚报吧！”
“查尔斯·埃弗瑞蒙德，又姓达尔奈！”
拉福斯监狱的晚报终于这样开场了。
凡是被叫到名字的人，就得站出来，走到专门指定给这些不幸榜上有名的人站的地方。查尔斯·埃弗瑞蒙德又姓达尔奈的，当然懂得这个规矩，他亲眼见过几百人这样一去不复返。
那个面孔浮肿的典狱长念名单时戴着眼镜，念完一个就朝囚犯看上一眼，看清念到的人已站到该站的地方，才接着往下念，每念一个名字，他就停顿一次。名单上共有二十三人，可是只有二十个人应声。原来，其中一人已死在狱中，被人忘记了；另外两个早已上了断头台，也被人忘记了。念名单的地方，就是达尔奈刚来那天晚上看到里面有一群囚犯的那间拱顶屋子。那些人已经全都死于那场大屠杀了；每一个他关心过又与他告别的人都已一一死在断头台上了。
大家匆匆说上几句道别的话和祝愿，就立刻上路了。这本是每天都发生的事，只是那天晚上拉福斯监狱里的犯人要举行一次罚钱游戏和小型音乐会。他们聚在铁栅栏前流着泪，可是预定节目中的二十个缺额还是补上了。而且，不管怎么说，时间已经不多，牢房马上要上锁，到时候公共活动室和走廊都要由那些守夜的猛犬来把守了。这些囚犯并不是麻木不仁或者没有人情，他们的这种态度是时势环境造成的。同样，尽管稍有不同，大家知道，某种狂热和冲动无疑也会使一些人不顾一切地壮起胆子，毫无必要地去和吉萝亭对抗，结果死在她的手中。这不仅仅是由于负气，也是受了公众那种狂乱心理影响而产生的狂乱行为。在瘟疫流行时，我们中有些人就会暗暗受那种病吸引——有时会闪过一个想要死于那种病的可怕念头。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埋藏着类似的奇怪东西，只有在适当的环境中才会暴露出来。
通往候审监狱的路程又短又黑，而在那个跳蚤和虱子横行的牢房里度过的夜晚又冷又长。第二天，在叫到查尔斯·达尔奈的名字之前，已有十五名囚犯受到审判。十五个人全都被判处死刑，而整个审判只用了一个半小时。
“查尔斯·埃弗瑞蒙德，又姓达尔奈”终于挨到传讯了。
审问他的法官坐在审判席上，头戴饰有羽毛的帽子，但是除了他们之外，其他人都戴着粗劣的红帽子和三色徽。看看陪审团和那些乱哄哄的旁听群众，他心里可能会想，这是是非颠倒，坏蛋审判起好人了。城市里一些最下流、最残忍、最邪恶的居民，一向下流、残忍、邪恶，今天却成了法庭上的主宰。他们闹哄哄地对审判结果评头品足，或高声喝彩，或表示反对，或胡乱推测，推波助澜，毫无顾忌。男人多数带着各式各样的武器，女人有的带着短刀，有的佩带匕首，有的一面看热闹一面吃喝，还有不少人在编织。在编织的人中，有一个女人在编织的时候，腋下还夹着一卷编织活儿。她坐在前排一个男人的身边。查尔斯·达尔奈自从在城门口的关卡见过这个男人以来，一直没有再看到过他，不过他还是很快就认出这是德法尔热。他注意到那个女人在男人耳边咬了一两次耳朵，看样子她像是他的妻子。但是这两人最引起他注意的是，虽然他们坐在离他极近的地方，却从不抬头朝他看上一眼。他们仿佛在死死地等待着什么，而且一直盯着陪审团，别的什么也不看。在首席法官下面，坐着马奈特医生，他照常穿着朴素的衣服。就犯人达尔奈所能看到的来说，只有医生和洛里先生与法庭没有关系，而且穿的是平常的衣服，没有穿那种粗劣的卡曼纽拉装。
查尔斯·埃弗瑞蒙德又姓达尔奈的，被检察官指控为逃亡贵族。根据禁止逃亡贵族回国、违者处死的法令，他的生命应由共和国剥夺。虽然这项法令的颁布是在他回到法国以后，但这无关紧要。他到了这里，这里颁布了法令，他在法国境内被捕，就得要他的
脑袋。
“砍掉他的脑袋！”听众喊着，“他是共和国的敌人！”
首席法官摇铃要大家肃静，接着问犯人是不是真的在英国住了多年。
当然是真的。
那他不是逃亡贵族了？那么他该把自己叫作什么呢？
他认为，从该项法令的精神实质来看，他不是逃亡贵族。
为什么不是？首席法官急于知道。
因为他已自愿放弃了他所厌恶的头衔，放弃了他所厌恶的地位，离开了自己的祖国——早在“逃亡贵族”这个词像现在这样被法庭应用之前，他就放弃了——在英国靠自己的辛勤工作谋生，而不是靠盘剥法国人民的辛勤劳动为生。
他有这方面的证据吗？
他提出了两个证人的名字：泰奥菲勒·加贝勒和亚历山大·马奈特。
他不是在英国结婚了吗？首席法官提醒他。
是的，不过，他娶的不是英国女子。
是法国女公民吗？
是的，生来就是法国人。
她的姓名和家庭情况？
“露西·马奈特，在座的好医生马奈特的独生女。”
这一回答对听众产生了可喜的影响。向这位大家都熟悉的好医生欢呼的声音，响彻了整个大厅。人们的情绪是如此变幻莫测，有几张刚才还对犯人怒目而视、好像恨不得立即把他拖到街上去杀掉的凶恶的脸，转瞬间竟落下了滚滚热泪。
查尔斯·达尔奈在他艰险的历程上所走的这几步，完全是遵照马奈特医生的吩咐和指导行事的。对他此后要走的每一步，马奈特医生也都做了谨慎的指点，还为他铺平了历程中的每一寸路。
首席法官问，为什么他这时才回法国，而不早点儿呢？
他回答说，他没有早点儿回来，是因为他在法国除了他已放弃的那些产业外，他已无以为生，而在英国，他可以靠教法语和法国文学来养家糊口。他现在回来是应一位法国公民的书面紧急请求，假如他不来，那位公民就会有生命危险。他不顾个人安危回来，完全是为了拯救一个人的生命，来说明事实，为他做证。这在共和国看来是犯罪吗？
旁听群众热烈高呼：“不！”首席法官摇铃要大家肃静。可是大家并没有肃静下来，继续高呼“不！”，直到叫够为止。
首席法官问，那个公民叫什么名字。被告说，那个公民就是他的第一个证人。他还颇为自信地提到这个公民写给他的信，这封信已在城门口被收走了。不过，他相信，在首席法官面前的那堆文件中一定可以找到。
马奈特医生事先已经做了安排，信就在那儿——医生向他保证过，信一定会在那儿——审讯已进行到这一步，于是信被拿出来宣读。传加贝勒公民前来做证，他照实说了。加贝勒公民极其委婉礼貌地说，由于法庭得处置共和国的大批敌人，公务繁忙，难免对关在阿巴依监狱里的他稍有忽略——事实是，他早已被法庭的那些爱国者忘得一干二净了——直到三天前才受到提审。三天前，他们传讯了他。陪审团宣布，既然公民埃弗瑞蒙德又姓达尔奈的已经前来投案，他的案子也就可以了结，予以当庭释放。
接着传讯马奈特医生。他的个人名望极高，回答又干净利落，给人印象很深。他接着说，被告是他长期监禁获释后的第一个朋友；被告一直居留在英国，对流亡中的他和他女儿忠贞不渝；被告不仅没有受到英国贵族政府的宠爱，还被当作英国的敌人和美国的朋友受到审判，几乎被判处死刑——他极其谨慎地一一讲出这些情况，说得那样诚实恳切、直截了当、具有说服力，陪审团和旁听群众的意见完全一致了。最后，他又提出了在场的英国绅士洛里先生的名字，说他和自己一样，也是英国那场审判的证人，可以证实他说的是实情。然而陪审团宣称，没有必要再听证，如果首席法官同意的话，他们现在就可以投票表决。
每投一票（是口头投票，陪审员逐个儿大声说出自己的意见），旁听的群众就欢呼一阵，所有的声音都是支持犯人的，于是首席法官宣布他无罪释放。
接
着，出现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场面，这可能是因为群众有时为了满足自己反复无常的心理要求，或者出于一种慷慨仁慈的良好冲动，要不也许是为了抵消他们的残暴行径欠下的累累血债，现在没人能说清，这种异乎寻常的场面究竟出于哪一种动机，很可能三者兼而有之，而以第二种为主。法庭一宣布无罪释放，马上就有大量眼泪滚滚涌出，就像其他时候鲜血喷涌那样。男男女女都争先恐后地奔上前去，友好地拥抱他，而他由于受到有损身心健康的长期监禁，异常虚弱，此时真有晕倒的危险。尽管如此，他心里仍一清二楚，同是这帮人，要是受另一种情绪的鼓动，也会同样狂热地朝他奔过来，把他撕得粉碎，让他暴尸街头。
幸亏法庭需要他给别的待审犯人腾出地方，这才暂时把他从这种拥抱中解救出来。随后有五个犯人作为共和国的敌人同时受审，罪名是他们没有用语言或行动来支持共和国。法庭很快就为自己和国家补上了在查尔斯身上失去的一次机会，还没等他离开这儿，他们就都跟着下来了，全被判了死刑，二十四小时内执行。走在头里的犯人用狱中惯用代表死刑的手势——举起一根手指——告诉了他这个消息，大家还补上了一句：“共和国万岁！”
真的，根本没有听众来拖延这五个人的审判过程，因为当查尔斯和马奈特医生走出大门时，门口已聚了一大群人，他在法庭上见过的每一张面孔似乎全都挤到这儿来了——只有两张面孔，他没有找着。他一出大门，人群就立刻重又朝他拥了上来，哭泣、拥抱、欢呼，或轮番进行，或一起发作，直到这疯狂场面像河水也像岸上的人一样，发疯似的奔腾起来才算罢休。
他们把查尔斯安置在一把大椅子里，这椅子不知是从法庭还是法庭的某个房间或过道里弄来的。他们还在椅子上铺了一面红旗，在椅背上缚了一支矛尖挑着一顶红帽子的长矛。虽然医生一再恳求，但是仍然无法阻止人群把查尔斯放在这辆凯旋车上抬回家。他的前后左右是一片翻腾着的红帽子海洋，从狂暴的海洋深处不时抛上人们支离破碎的面孔。这使他不止一次地怀疑，自己是否已经神经错乱，是不是正坐着囚车前往断头台。
在这场噩梦般的游行中，他们一路抬着他，遇上谁就和谁拥抱，还把他指给他们看。人流蜿蜒曲折地穿街过巷，用共和国流行的颜色染红了积雪的街道，就像他们曾用更深的颜色染红了雪下的土地一样。他们一直把他送到露西住的那幢楼房的院子里。她的父亲已经先赶回来，为了使她有所准备。待她丈夫的脚刚刚落地，她就倒在他的怀中，失去了知觉。
他把她抱在胸前，把她美丽的头转过来，面对着他，背向着喧闹的人群，这样他的眼泪和她的嘴唇就可以贴在一起，不让旁人看到了。这时，有几个人跳起舞来，其他人也立刻加入了跳舞的行列，院子里到处在跳卡曼纽拉舞。接着，大家让人群中的一个年轻女子坐到空椅子上，把她当作自由女神抬着，拥出院子，来到邻近的街上，沿着河岸走过大桥。卡曼纽拉舞吸引了每一个人，使他们越旋越远了。
医生以胜利者的姿态得意扬扬地站在他的面前，查尔斯和他紧紧地握了握手，又和正从卡曼纽拉舞的洪流中挣扎出来、上气不接下气的洛里先生握了手，他还亲了亲被举起搂住他脖子的小露西，又拥抱了一下举着小露西的永远忠诚热心的普罗斯小姐。然后，他抱起自己的妻子，上楼来到他们自己的房间。
“露西！我的露西，我得救了。”
“啊，最亲爱的查尔斯，让我为这跪下来感谢上帝吧，我向上帝祈祷过。”
他们都虔诚地低头倾心祈祷，待她又回到他的怀抱时，他对她说：“最亲爱的，快去谢谢你的父亲。全法国再也没有第二个人能做他为我做的那些事了。”
她把头靠在父亲的胸前，就像很久很久以前她把他那可怜的头抱在自己的胸前一样。能对女儿有所报答，医生觉得非常高兴，他的辛苦没有白费，他为自己的力量感到自豪。
“你不要这么脆弱，我的宝贝儿，”他劝慰道，“别这么发抖，我已经把他救出来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