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不可御,退不可追,是古人追求的行动境界。三国时代,各种势力犬牙交错,盘根错节,对立双方有时势均力敌,旗鼓相当,进退维艰,左牵右挂。如果决策者们稍有不慎,陷入绝境,则难以自拔。进退之际,实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地狱之门就在脚下,熊熊烈火尾随身后。
三国韬略家运用进退韬略,除了遵循“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左传·宣公十二年》),“力能则进,否则退,量力而行。”(《左传·昭公十五年》)等原则外,还作了大量发挥和积极的探索。
首先,在进与退的取向上,总结了不少有益的原则。决定进的根据是利、机、虚、需。见利而进,已成为当时十分明确的共识。东汉王朝的崩溃已成定局之际,各路英雄豪杰见有利可图,奋起而进。东吴在曹操大军逼近的情况下,大臣求和.君主狐疑,孙权经智囊们点悟,终于明白事理,见利而进,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至于袁绍不乘曹操东袭刘备之际发兵南下,刘表拥兵自重,不乘曹袁官渡之时北上,对于大利视而不见,等到对方腾出手来,则被动挨打,悔之已晚。见机而进,见虚而进,见需而进等原则,都是对以往见可而进的具体推衍。与进的根据—样,决定退的根据是害、实、强、劲。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知难而退,适可而止,避实就虚,避锐击惰等均为退的原则。
第二,深入挖掘进与退的内在联系和辩证关系,发挥退的积极性,以退为进,保持主动。曹操赢得官渡之战后,袁绍之子袁尚、袁熙统领数千人马逃奔公孙康。公孙康担心曹操攻击辽东,怕自己难以抵抗,便收留了袁氏弟兄。后来曹操征服乌丸,逼近辽东。有人建议急攻辽东,以便铲除隐患,而曹操以退为进,使公孙康杀掉袁氏弟兄。曹操深知“急之则合,缓之则离”的韬略原理,利用征服乌桓的神威和公孙康担心袁氏兄弟将危及自己地位的心理,发挥退的特殊作用,消除对公孙康的压力,以增加、突出袁氏兄弟久居辽东,鹊巢鸩占的矛盾,移花接木,借刀杀人。如果遇到必须要退的情况,韬略家们并不简单地作出退却的决定,而是采用两种方式。其一是主动退却。蜀汉建兴六年(公元228年)冬,诸葛亮出散关,围陈仓,曹真率兵相拒,诸葛亮因粮草短缺,主动退兵。其二是以进为退。嘉禾五年(公元236年)孙权北征,派遣陆逊与诸葛瑾攻打襄阳,陆逊让亲信韩扁带着信件送给孙权,建议退兵。韩扁在返回途中被捕,诸葛瑾担心泄露军事机密,急催陆逊退兵,而陆逊则不动如山,安闲如常,认为受命防守战略要地,不能示退,装出进军姿势,然后退兵,表现了高度的韬略素养。
第三,在运动中改变进退的态势,使敌方猝不及防,陷入被动挨打的状态。诸如声东击西、先纵后擒、欲战姑和、回马枪、撒手锏、拖刀计、流星锤……都是以突然的定势中断,改变进退,取得奇效的。
第四,将进退韬略运用到政治、外交、人生等各个领域,大大强化了进退韬略的使用价值。
第五,将进退韬略纳入总体目标的轨道,赋于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总体意义。进与退的决策,不再被视为孤立的一项指令或措施,而是全局中的局部,整体中的个体。曹操西进,攻击董卓的倡议,政治上收“兵以义动”、“以顺诛逆”的美名;军事上,“全制其险”,“示天下形势”,占据主动地位;外交上,联络关东联军;经济上,一决而胜,减少军事费用。只因各派势力目的不同,曹操的方案未能施行。刘备西进,政治上打着恢复汉王室的旗号,军事上能占据一方基地。孙权、周瑜的全据长江计划,西进荆、益方案,亦为全局中之关键性一步。至于退的情况,从前述的史实,自可见其总体上的意义了。
三国时代,那些未能遵循进退韬略的原理,妄进盲退,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例子也是大量的。决定进或退,是走向成败的关键。进有进的轨道,退有退的航程,而一旦进退到轨道与航程中,就不能完全受决策主体的控制了。这些轨道与航程都有其自身固有的运行规律,人们很难加以扭转,因此,高明的韬略家之所以动静得宜,进退自如,就在于对这些轨道与航程的了如指掌。贾诩建议张绣进退,与曹操周旋,前败后胜,张绣困惑,经贾诩指点,才豁然明白。诸葛亮隆中路线经关羽失荆州的挫折,蜀汉的国运,终不能昌盛。只有认清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向,把握事理、物理、哲理、心理,才能真正把握进退韬略。
三国时期那些成功的决策者,总是从长远的眼光出发,制定进退,进退的最终效果往往与决策者的远见卓识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何进、董卓、吕布、袁绍、公孙瓒、刘璋、刘表、袁术、李傕、郭汜、袁谭、袁尚、袁熙、公孙康、曹爽、孟达、诸葛恪、孙皓等许许多多将帅君臣,或因军事识略、或因政治目光、或因外交手腕等方面的缺陷、短视,进退失措,折戟沉舟,身败名裂,遗笑万年。相反,那些伟大的韬略家,识力超群,目光如炬,—进一退,往往与整个时代形势、社会趋向相结合,所以,由弱而强,由寡而众,由小而大,步步发展,一路辉煌。他们在进退之际,能绕过误区,避开盲点,将地狱之门留给对手,将熊熊烈焰烧向敌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