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兵团的新篇章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继承了先烈的殊勋。
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
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
获得丰富的战争经验，锻炼艰苦的牺牲精神，
为了社会幸福，为了民族生存，一贯坚持我们的斗争！
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
新四军，这是一个铿锵有力而又响亮的名字！新四军的战斗历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光荣历史中的辉煌篇章！
南国烽烟正十年
看过抗日战争电影的人肯定都会对影片中的八路军印象非常深刻，或许三岁小孩也知道“八路”、“八路”。至于“新四军”，则相对陌生一些。近年来，已经有不少反映新四军历史的文学、影视作品问世，大大加深了人们对新四军的认识。但时至今日，有人或许知道八路军是工农红军改编的，但未必知道新四军同样也是由红军改编的；有人或许知道八路军的全称是“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路军”，但未必知道新四军的全称是“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陈毅元帅曾在《建军报告》中这样写道：光荣革命的八路军的名字，代表着伟大的红军主力长征的历史，而光荣革命的新四军的名字，则代表着我党我军所领导的伟大的游击兵团的历史。
现在，让我们把视线拉回到过去，时间定格在1934年，地点是江西瑞金——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首都。
瑞金的十月，天已渐凉，秋风肃杀。由于受王明“左”倾错误思想影响，红军未能打破蒋介石政府发动的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也就是后来的“长征”。红军离开中央苏区时，中共中央在苏区成立了中共中央分局、中央人民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统管中央苏区的党政军工作，同时领导闽浙赣（后称皖浙赣）、闽北等苏区的游击战争。项英、陈毅、瞿秋白、陈潭秋、陈丕显等人组成中央分局，项英任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任中央人民政府办事处主任。
当时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筹划工作，只是在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的极小范围内进行，所以陈毅、项英等人均不清楚红军主力战略转移行动的真正意图。
中共中央给项英、陈毅的任务是：牵制国民党军，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转移，保卫中央苏区和土地革命的胜利成果，使进占苏区的敌人不能顺利统治下去，准备在将来配合主力红军反攻，恢复被国民党占领的城镇和地区。当时，奉命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和地方武装有二万人左右。虽然看起来，留下的人数并不算少，但有枪的少。正如项英1935年1月27日在《关于中央军区情况给博古、朱德、周恩来的综合报告》中所讲道的：“独立师、团……平均梭镖占二分之一。”多数人是徒手或持大刀、梭镖。另外还有近一万余名老弱病残。而且，大部分是伤病员，需要别人来保护和照顾。用这些力量来抵御八万多主力红军都未能抵挡的五十余万国民党军的进攻，简直是比登天还难！
留下来坚持斗争，陈毅并无意见。革命本来就充满艰险。自己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确实比较熟悉，留下来负责军事，可以有所作为，也可以使大家觉得共产党并没有放弃中央苏区。
临危受命的项英也认为，自己应该服从组织的安排，作为共产党员应以人民解放事业的利益为重，顾全革命大局。以对党无限忠诚的高度责任感，他要和其他领导人一起，勇敢地担当起领导中央苏区军民坚持斗争的重任。
但是，横亘在眼前的困难远远超乎了他们的想象。苏维埃革命根据地靠近蒋介石统治的中心地带，直接威胁着南京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当然将这一区域的革命武装视作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红军主力突围转移之后，国民党军继续向各苏区腹地进攻。为防止苏维埃政权“死灰复燃”，蒋介石的亲信陈诚等指挥20多个师，以十几倍、几十倍的优势兵力，对中央苏区实施大规模的“清剿”、“堵剿”、“驻剿”，叫嚣着即使“掘地三尺”，也要“斩草除根”。
国民党军队纠集还乡的恶霸地主，对游击区实施连续不断的烧山、封山、搜山，“移民并村”、毁坏大批村庄。成千上万的中共党员和干部、群众遭到杀害。据后来的粗略统计，在国民党军侵占中央苏区的最初几个月内，瑞金被杀1.8万多人，于都被杀3600多人，宁都被杀4700多人，兴国被杀2100多人，长汀被杀3237人。被完全毁坏的村庄145个，房屋近3.5万间。在近三年的时间里，整个中央苏区被反动派杀害的革命干部和群众达70多万人，占这一地区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活埋、挖心、肢解、碎割！到处是“国破家亡”的惨痛景象！
由于敌情严重，红军在分散突围过程中遭受了巨大损失。留在苏区的一些党和红军的高级领导干部和将领先后在战斗中牺牲，瞿秋白、刘伯坚等人在被捕后英勇就义。少数突围成功的部队在项英、陈毅等人的领导下，及时总结了红军主力转移初期实行阵地战的教训，全面转入游击战争。
孤悬敌后的红军同敌人进行了九死一生的斗争。他们不畏艰险，先后在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浙江等八个省内建立了15个游击区。由于被国民党军重兵包围分割，又失去电台通讯设备，中央分局、中央军区与各个游击区失去联系，各个游击区之间的交通也被隔断。因此，各个游击区不得不独立地开展游击战争。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大多数红军游击区没有巩固的后方，部队无法得到休整和补充。他们备尝各种艰辛，迎接无数挑战，不断有人掉队，有人叛离。斗争越来越激烈，困难越来越大，但更多的游击队员们仍然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下顽强地坚持斗争。
国民党军队采取连坐法，明发告示“一家通匪，十家连坐，一家窝匪，十家同祸”。红军游击队员不得不经年累月穿梭于崇山峻岭之中、茅草密林之间，真所谓“恶风暴雨住无家，日日夜夜转战车”。
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封锁，老百姓也没办法把粮食送到山上，游击队员经常断炊。据陈毅后来回忆，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吃的大都是苦菜和竹笋。在《赣南游击词》中他很形象地描绘了当时的场景：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叹缺粮，三月肉不尝。夏吃杨梅冬剥笋，猎取野猪遍山忙。捉蛇二更长。
没有房子住，游击队员不得不以天为被，以地为床。同样是在《赣南游击词》中，陈毅这样写道：夜难行，淫雨苦兼旬。野营已自无篷帐，大树遮身待天明。几番梦不成。……天将晓，队员醒来早。露侵衣被夏犹寒。树间唧唧鸣知了。满身沾野草。
陈毅在战火间隙写就的诗词，为我们了解当年的情势提供一个观察的视角。正如谭震林所说：“在陈毅同志留下的诗篇之中，特别有一篇《赣南游击词》是以形象思维，吟唱了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战斗生涯的。”我们既能看到红军游击队员斗争环境如何恶劣，同时也能从另一个侧面看到以陈毅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不惧艰险、不怕牺牲、不到最后绝不放弃的革命乐观主义情怀。
其中，《梅岭三章》最能体现陈毅等共产党人的这种精神。1936年冬，国民党军队“清剿”陈毅和项英所活动的赣粤边游击区。陈毅等人被围困在梅岭的丛山密林间，与敌人周旋长达二十多天。考虑到可能难以脱身，他于是写下了“绝命诗”：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
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陈毅留下绝笔的当天，敌人并没有进山搜查，第二天也出人意料的平静。于是，陈毅和项英派人到山下打探消息，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发生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被张学良和杨虎城扣押了起来。围困梅岭的国民党军队纷纷从游击区撤走，其他的反动武装也龟缩在碉堡里，不再出来寻衅。这才解了梅岭之围，陈毅与项英侥幸脱逃。
诗以言志。从《梅岭三章》中，我们可以看
到，陈毅当时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但即便如此，他依然豪气干云，气壮山河，毫不畏惧，并誓言“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陈毅之所以能够为革命牺牲而无怨无悔，百折不挠地坚持奋斗，原因就在于他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实现“人间遍种自由花”这一伟大理想。
不只是队伍领导者的陈毅如此，游击队的全体将士都是这样。从他们身上所折射出来的革命浪漫主义、舍生取义的精神已经成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仍然不会过时，值得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学习和工作中脚踏实地地认真践行。
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在战略上牵制了大量的国民党军，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的行动。近半个世纪之后，时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员的谭震林于1981年8月，为陈丕显所著的《赣南三年游击战争》一书中所写的序言中，赞誉道：“南方的游击战，在红军长征之初，牵制了蒋介石的兵力，使我主力部队得以大踏步地前进；在尔后的三年中，保存和卫护好革命的火种，使它不灭地燃烧，终成燎原之势。”
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庄严指出：“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以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南方八省持续飘扬的鲜红旗帜坚定了人民的信心，在百折不挠的血战中，为中国共产党锻炼了一批骨干，逐步发展成为伟大的革命武装。三年游击战为日后的新四军崛起奠定了坚厚的基础。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主力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胜利地实现了战略大转移。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加快其侵华步伐。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军**，东三省迅速沦丧。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
在以卢沟桥事变为标志的日军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迅速做出反应，于7月8日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同一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联合致电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表示决心：“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卫国家之目的。”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咄咄逼人、无止境的侵略扩张和国内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不得不由妥协向抗日方向转化，特别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大大加快了这一进程。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的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面对共同的敌人，国共这对冤家兄弟，终于又要联起手来了。经过几轮艰难的谈判，中共中央与国民党政府达成协议。1937年8月19日，国民党同意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路军；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下达红军改编的命令，以后又按照抗日部队的序列，改八路军为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红军主力部队的改编，对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战略转变以及此后的改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1936年底，在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之后，南方红军游击队中洋溢着一种乐观情绪。在当时的一次会议上，大家对是否释放蒋介石这一问题争论得很激烈。与会的大多数人都在高兴地预测事件的走向：“抓蒋介石，杀蒋介石，是全国人民的心愿，放掉他等于放虎归山，绝对不能放走他！”“捉了蒋介石，全国人民就可以团结起来，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也该下山了。”
项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与大家有所不同，认为释放蒋介石的可能性很大。凭着多年的斗争经验，他认识到“西安事变”的发生，势必将推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进程。这也就意味着抗日的革命**即将到来。同时，项英也清醒地意识到国民党政府的根本方针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有大的改变，他们在近期对游击队发动军事进攻的可能性更大。项英告诫游击队的同志们不能有片刻的松懈情绪，要做好各种准备，随时防备国民党军队接下来新一轮的军事行动。
果然不出所料，事态发展证明了项英的判断。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虽然原则上同意联合红军抗日，在华北停止了对主力红军的进攻，但在与共产党谈判的同时，对南方游击区进行了更加残酷的“清剿”。这使得双方在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上一直处于僵局。
为了尽快解决南方红军游击队问题，中共中央始终把陕甘宁边区和南方游击区、主力红军和南方红军游击队作为整体来考虑跟国民党谈判。但蒋介石顽固地采取不承认主义，并密令南方八省所属各地军政当局：“务必乘中央与共方谈判之机，消灭敌方之武装与地方组织。”
为此，国民党先后调集40多个正规师、60多个保安团，对在南方坚持革命的红军游击队，秘密进行“搜剿”、“追剿”、“堵剿”。国民党军的这次进攻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最凶猛的一次。那段时间也是各个游击根据地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最艰苦的几个月。部分游击支队在此期间遭受到极其严重的损失，如闽北军分区司令员吴先喜、独立师师长黄立贵、闽东军分区政委卢文清等一大批军事骨干都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在第一次庐山谈判中，就向蒋介石提出立即停止闽浙赣边、鄂豫边等地区的“剿共”战争，并要求对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进行协商。蒋介石表示各边区由中共方面先派人联络，经国民党调查后进行编遣，其首领必须离开。周恩来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
为了进一步促进国共合作早日实现，中共中央决定采取灵活机动的方针，在一定程度上对国民党有所让步。毛泽东指出：“共产党愿意改变苏维埃与红军的名义，取消同国民党的对立，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他强调这些让步是必要的，因为所有的让步都是“建立在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原则上面，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和紧急性。这叫双方让步，互相团结，一致抗日。国民党中所有明智的领袖和党员，都是明白这种意义的。”
但这没有使蒋介石改变其原有态度，他依然抱着彻底消灭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幻想，在谈判中缺乏诚意，执意要将其“北和南剿”的方针贯彻到底。
1937年8月13日，日军突然对上海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国民党上海驻军奋起抵抗，淞沪会战由此开始。此后，国民党的首都南京吃紧，第三战区的战场形势日趋严峻。中国共产党重新提出，改编南方各省游击队开赴华中敌后抗日前线。这让蒋介石意识到可以借助日军之手消灭红军游击队，同时还能缓解华中抗日的被动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于1937年9月授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表示同意中国共产党派人到南方游击区传达国共合作精神，并协助改编。至此，在把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的问题上，国共两党终于达成共识。
斗争中组建“新四军”
1937年9月，国共第二次谈判在南京举行。此次谈判的议题是南方红军游击队干部选派问题。中共谈判代表博古、叶剑英要求国民党不得派任何人员和部队侵入及破坏苏区。国民党本来企图借此机会收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当然不肯接受共产党的这一条件。在军长人选的确定上，双方更是据理力争，毫不相让。
为了夺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领导权，削弱共产党在江南的实力，蒋介石提供两个人选：陈诚或张发奎。这两个人向来是“剿共”的积极分子。中共中央对于蒋介石的企图自然是心知肚明，坚决不予同意。
正在谈判僵持不下之时，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他，就是叶挺。
原来周恩来早就料到，找一个国共双方都能满意的人选其实并不容易。一次机缘巧合，他在上海遇到了叶挺。当时，这位北伐名将已经旅居海外长达十年之久。在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因在党内受到了不公平待遇，遂愤而出走。流亡欧洲，后到澳门隐居。1931年，身在德国的叶挺在报纸上看到日军加紧侵华的消息，心急如焚，便急切地踏上了归国的航船。
周恩来认为，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后的干部人选问题，蒋介石希望派人来，中共方面绝对不会接受；而中共提名的人选，蒋介石也不会轻易接受。能够让双方都认可的人，实在寥寥无几，叶挺无疑是最佳选择。
因此，周恩来决定向叶挺伸出橄榄枝。正苦于报国无门的叶挺自然二话没说，欣然领命。几年后，在回顾当时的想法时，叶挺坦言：“我明知道有很多困难，而为了促进团结，想对于国内团结与抗战，尽自己的力量。”赤胆忠心，可见一斑！
不久之后，叶挺利用自己的威望，积极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工作，最后直接找到蒋介石。叶挺满怀着抗日爱国之情，向蒋介石提出：“为了抵抗日本侵略，为了在华中日本占领区内开展游击战争，让我来集合仍留在南方的红军和改编这些军队。改编之后的番号就叫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吧。”
第四军，这个番号在叶挺心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北伐时期，他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攻无不取，战无不克，立下赫赫战功，被誉为“铁军”。叶挺显然希望新的第四军能够继承老部队的优良传统，让“铁军”精神在这支部队身上复活。
蒋介石除了在番号上加了“陆军”二字外，其他条件都同意了。
蒋介石是有自己打算的。当时淞沪会战正酣，蒋介石明白对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势在必行。然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更何况是这京畿之地。若是在这里有一支“共匪”领导的部队，难保不是养虎为患。而他试图插入陈诚或张发奎的做法也遭到了共产党的强烈抵制。至于叶挺，倒是很符合他的要求。叶挺早年虽然是共产党，但是已经与中国共产党脱离关系有十余年了。在蒋介石看来，中共必然不会从根子上信任叶挺。如果由他出面委任叶挺为军长，一则可以挑拨叶挺与中共的关系，二则借机收买叶挺，说不定还可以促成叶挺率收编的南方红军游击队投靠国民党。
1937年9月28日，国民党当局在没有向中共通报并征得同意的情况下，径直通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通报由“委员长核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10月12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转发蒋介石电令：鄂豫皖边、湘鄂赣边、赣粤边、浙闽边和闽西等地的红军游击队，均编入新四军，由叶挺调用。这是首次公开发布新四军的番号和军长。此后，10月12日被确定为新四军建军纪念日。
国共双方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又针对部队的建制、编制、干部配备、武器装备和经费等问题，在南京、南昌、武汉等地，进行了具体的谈判。
10月19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负责谈判的博古、叶剑英，要求他们向何应钦提出将叶挺的新四军编入八路军建制。蒋介石一口回绝了这个要求。一向不承认南方红军游击队为正规部队的他，绝不可能让新四军有师和旅的番号。蒋介石在南京接见叶挺、叶剑英时，指责“八路军拒绝点验”，表示南方红军游击队“不能照第八路军的办法”，必须派人点验，然后按照枪的多少决定编制。
“有多少枪就编多少人”，蒋介石又开始打他的小算盘。对于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实力，他很清楚，大多数人可都是手握大马刀作战的。
叶挺不禁愕然，这分明是蒋介石在给新四军制造困难。他不希望因为这个问题就让新四军胎死腹中，便好言劝告：“眼下大敌当前，还是先改编部队上前线吧，人事问题容易解决。收编可以增加抗日力量，对后方安定也是有好处的。”
蒋介石冷冷地回一句：“如扰乱地方便是破坏抗战，我要剿的。”
叶挺简直无言以对，愤而提出辞职。蒋介石也不想把事情闹僵，便又改口，让叶挺去找陈诚商量。
10月14日，叶挺根据中共中央的电报，与何应钦协商新四军能否下设7个或4个支队，支队上面设2个纵队。国民党方面仍然给了否定的答复。
10月23日，中共中央再次做出让步，提出新四军不隶属于八路军，由所在地区直辖；军以下不设师、旅和纵队，直辖4个支队；在南方各地区只设留守处、办事处，军队开赴抗日前线。但中共中央仍然坚持新四军独立成立一个军，坚持共产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权等条件。国民党勉强接受了这个方案，同意新四军按照正规军编制，建立1个军，下辖4个支队，第1、2、3支队隶属于第三战区，第4支队由第五战区管辖。
在干部配备的问题上，国共双方同样存在巨大分歧。国民党方面为了控制新四军，坚持要派人到新四军中担任支队、团、营的职务，并要红军游击队的领导离开军队。中国共产党为了保持改编后部队的独立性，明确表示“国民党不得干涉，不得插入任何人”，一切人事都必须由中共独立安排。后经双方让步，共产党方面同意国民党方面在新四军军部和各支队派驻联络员。1938年1月8日，何应钦核准新四军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为新四军4个支队的领导人。后来在叶挺的交涉下，又陆续落实了项英、周子昆等人的职务。
经过三年苦战，红军游击队的给养装备早已极度困难。新四军在江南的数千部队装备十分简陋，步枪都已陈旧，子弹每人不过数发。新四军要开赴前线抗日，理应由国民党政府解决这些问题。然而国民党政府想消灭新四军还来不及，怎么可能容许这支部队发展壮大起来。谈判之初，共产党提出新四军和国民党部队享受同等待遇。蒋介石借口财政困难，让去找地方政府解决，至于武器则已经装备了其他军队，没有剩余。后经叶挺等人据理力争，何应钦才愿每月拨给新四军6.5万元的经费。整个新四军的经费不过相当于国民党一个丙种师的经费，数额用于支出伙食费还差1万元。项英在当时给中共中央长江局的电文中，这样写道：“购买枪支更谈不上，一切衣毯均无，严冬作战大成问题。”后经周恩来、叶挺交涉，经费增加到至9万元，但对于1万套棉军衣一项，国民党竟以“新四军打游击，不需要军衣”这一荒谬的借口予以否决。至于武器装备，更是没有着落。为了能尽快与国民党合作抗战，中国共产党再次做出了让步，终于与国民党达成了协议。
1937年末，坚持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完成艰难的转变，告别了长眠地下的战友，走出了战斗了三年的山水密林，踏上了拯救国难的征程，并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新四军的诞生做了充分准备。对此，陈毅感慨万千，满怀豪情，赋词一首：
国共二次合作出山口占
调寄《生查子》
十年争战后，国共合作又。
回念旧时人，潸然泪沾袖。
抗日是中心，民主能自救。
坚定勉吾侪，莫作陈独秀。
1937年12月25日，在叶挺、项英主持下，新四军在汉口举行干部大会。大会上，叶挺规定了新四军的任务，并由项英介绍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整编情况。三天后，中共中央复电项英，核准了新四军编为4个支队的申请。新四军干部大会及中央的电文，标志着新四军的建成。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的新四军组建序列是：
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下辖四个支队：
第一支队，由原湘鄂赣边、湘赣边、粤赣边和赣东北等地的红军游击队组成，陈毅任司令员，傅秋涛任副司令员，胡发坚任参谋长，刘炎任政治部主任，下辖2个团，全支队共2300人。
第二支队，由原闽西、闽赣边、闽南和浙南等地的红军游击队组成，张鼎丞任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员，罗忠毅任参谋长，王集成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团，全支队共1800余人。
第三支队，由原闽北和闽东等地的红军游击队组成，张云逸任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赵凌波任参谋长，胡荣任政治部主任。下辖2个团，全支队共2100人。
第四支队，由原鄂豫皖边和豫南桐柏山等地的红军游击队组成，高敬亭任司令员，林维先任参谋长，萧望东任政治部主任。下辖4个团，全支队共3100人。
全军共10300人，6200余支枪。
从此，新四军同八路军并肩作战，成为中国人民抗日的重要力量。为挽救民族危亡，新四军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在广大的华中地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独立支撑大江南北半壁河山，成为华中地区抗战的主力军，为日后夺取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