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传奇，那些精彩
生活远比艺术要精彩，历史远比小说要震撼。
翻看各种有关新四军的资料，我们不难发现硝烟散去，在岁月的磨砺下，只剩下一串串的枯燥数字，一个个熟悉或是陌生的名字。当然，它们标示了新四军骄人的战绩，证明了新四军的牺牲，代表了中国人的不屈尊严，诉说了炎黄子孙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是怎样的前仆后继。
可是有谁曾想过，除却宏大叙事，这些略显抽象、空洞的数字与人名的后面都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一段段鲜活生动的传奇故事。
叶挺挂帅新四军
1937年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通报：经蒋委员长核准，“委任叶挺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10月12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在南昌转发了蒋介石关于将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编入新编第四军由叶挺调用的电令：“一、鄂豫皖边高敬亭部；二、湘鄂赣边区傅秋涛部；三、粤赣边区项英部；四、浙闽边区刘英部；五、闽西张鼎丞部，以上各部统交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编遣调用。”这份电令，第一次公开发布了新四军的番号和军长人选，标志着新四军番号的确立。
1939年，新四军军部决定将10月12日定为新四军成立纪念日。
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为什么要由国民党方面来发布命令？这是因为在国共合作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当时不是执政党，中华民国政府才是中国对外的合法政府。为了共同抗日，红军改编后全部纳入国民革命军的编制序列，所以国民政府的命令才具有权威性。
那么，组建后的部队为什么叫新四军？为什么让叶挺任军长？新四军的组建与八路军的改编，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八路军的改编是经过国共双方反复协商达成协议后实现的；而新四军的组建，国共双方还没有达成一致，蒋介石就单方面抢先于9月28日任命叶挺为军长并予公布。
叶挺曾于192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任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在北伐战争中率部担任先锋，讨伐军阀吴佩孚部，长驱直进，连战皆捷，在汀泗桥、贺胜桥诸役中屡建战功，被誉为北伐名将，后任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副师长、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1927年参与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任前敌总指挥兼第11军军长；同年12月，参与领导广州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起义失败后，叶挺因受到不公正的批评，离开了共产党，在海外过了10年流亡生活，直至1937年日寇全面侵华，才毅然回国参加抗战。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再次合作。7月间，周恩来赴庐山与蒋介石谈判，途经上海。他和叶挺从1928年在柏林分手，已有10年没见面了。借着这个机会，由潘汉年安排，他们见了一面。要谈的话很多，但周恩来时间很紧，只简短地告诉叶挺：当前他正和蒋介石谈判红军部队的改编问题，待这一任务解决之后，改编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的问题，将会提上议事日程，他希望叶挺能够参加这支部队的改编工作。为此，周恩来示意叶挺可在适当的时候向陈诚、张发奎等表示一下自己愿意领导这支部队，借以取得他们的支持。
八一三淞沪战役爆发后，叶挺找到正在上海指挥作战的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向他表明希望参加改编南方的红军游击队，并建议成立一支名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正规部队共同抗日。叶挺提议改编后的部队称为新四军，意在表示继承北伐战争“老四军”的优良传统，象征着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
陈诚听了表示同意，答应由他出面向蒋介石疏通。蒋介石迫于上海危急、南京朝不保夕的严峻形势，采纳陈诚的保荐，再一次被动地接受了中共国产党提出的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合编为一个军的改编方案。9月28日，在没有征得中国共产党同意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发出通报，宣布“委员长核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
不过，叶挺当时并没有马上就职。因为国民党当局的这一委任是在没有征求中共中央意见的情况下单方面做出的，中共中央还未表态，而叶挺本人在没有得到中共中央认可之前，也未呈报就职。
蒋介石认为，叶挺已不是共产党员，这次恐怕不会替共产党办事了。他想趁机拉拢叶挺，企图把南方红军游击队控制在自己手里。他之所以同意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一个军，是认为既可以把3年“剿”不灭的南方红军游击队集中起来，调虎离山，稳定“后院”；又可将他们送往敌后与日军直接较量，“借刀杀人”。当然蒋介石这点小心思并未得到实现。后来的情况表明，叶挺没有被蒋介石拉拢，却更加靠近中国共产党；新四军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了。
当时，中共中央并没有立即同意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是因为叶挺长期寓居海外，中央对他的政治态度和立场不太清楚，需要一个考察了解的过程；加之蒋介石阴谋利用叶挺把红军游击队抓在自己手里，这也是共产党需要慎重考虑的。
鉴于这种复杂情况，党中央和毛泽东并未简单予以肯定和否定，而是相当慎重地与周恩来保持联系，查询“恩来与叶挺究竟谈了些什么”，多次致电博古和叶剑英，告以“叶挺是否能为军长，待你们提出保证”，并决定请“叶挺来延安商谈”之后“再行决定”。
叶挺也深知情况复杂，向在南京的博古、董必武、叶剑英等表示，他理解党中央的慎重处理方针，并郑重声明，他完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战略，完全接受党的领导，愿意到延安去与中央负责同志当面商谈。他还表示，如党中央不赞成他做军长，他仍可辞职。
10月下旬，叶挺离开南京，途经武汉、西安，来到延安。在延安，毛泽东等亲自迎接他，为他设宴接风，多次进行广泛交谈，并陪他到抗大、党校等地参观。
叶挺对他在大革命失败之后走过的这段曲折道路作了自我解剖，再次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战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坦诚直率，溢于言表。毛泽东对叶挺在北伐战争中和南昌、广州起义中建立的历史功绩给予高度评价，对他充分理解我党的路线政策和愿意与我党共同抗日的坚定决心表示热烈欢迎。
他们的谈话开诚布公，真挚恳切，对于抗战的发展趋势、独立自主原则、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敌后根据地等重大问题，都有详尽的探讨，并相互取得了充分的理解和信任。他们还谈了新四军的组建问题。
11月8日，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在抗大礼堂举行了一次欢迎叶挺的干部大会，正式宣布了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的决定，项英任副军长。
毛泽东在致欢迎词时说：“我们为什么要欢迎叶挺将军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的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
叶挺在讲话中激动地说：“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险，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是爬到半山腰要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
1937年11月9日，叶挺受命离开延安前往武汉，肩负起了组建新四军的重任。至此，叶挺成为国共两党都承认的新四军军长。
浴火重生——复建军部
重建军部，誓缚天狼。莽莽海疆，浩浩串场。将星云集，万众慨慷。政委少奇，勋业辉煌。雄才大略，陈毅军长。江淮河汉，纵横决荡。砥柱华中，铁壁铜墙……
许多年过去了，这些镌刻在盐城“重建军部纪念塔”上的文字，读来仍令人热血沸腾。
1940年秋，国民党顽固派以华中为重点，掀起了第二次反共**。国民党政府攻击新四军“游而不击”，限令在大江南北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所有部队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规定地区、新四军加入八路军序列。中共中央为顾全大局，确定“对皖南取让步政策，对华中取自卫政策，而在全国则发动大规模的反投降、反内战运动”的基本政策，一方面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险恶用心，一面令皖南新四军部队北移。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9000余人奉命北移，在途中遭到预先集结的国民党军7个师8万兵力的包围袭击。新四军部队除2000余人突围外，大部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被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英勇殉职。1月17日，国民政府军委会诬蔑新四军是“叛军”，撤销其番号，将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从而将反共**推向顶峰。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摧残抗战力量的罪恶行径。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并发表谈话，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12条办法。
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之后，1941年1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重建。中央军委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新军部以原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为基础组建。新军部成立后，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将活动于陇海铁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各部，统一整编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共9万余人，继续坚持华中地区的抗日。
在陈毅同志的革命生涯中，他曾多次受命于危难之际。1935年中央红军主力北上抗日，陈毅受命留在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领导留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为保卫苏区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进行了极端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这一次是皖南事变后，陈毅出任新四军代理军长，他又一次毅然决然地挑起了新四军打破困境的历史重任。
陈毅十分重视新四军的发展方向，他在重建军部的就职演说中严肃地阐释了它先锋队性质，他说：“新四军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他是最坚决地为着中华民族的解放与人民的事业而奋斗。中华民族一天不解放，中国人民一天不解放，则新四军必然会发展……新四军是由优秀的分子组成，是代表抗日民众利益与要求，始终坚持着和高举着这面抗战的大旗，坚决抗战到底！”
“恩爱”信物臂上戴
喜欢看反映抗战题材影视作品的人都会发现并提出这样的问题：新四军使用过两种不同的臂章。一种是写有“新四军”字样的汉字臂章，另一种是写有“N4A”符号的字母数字臂章。为什么同一支抗战部队却有两种不同的臂章呢？这两种臂章是交叉佩戴使用，还是有先后之别呢？
其实，新四军的这两种臂章是抗战时期国共两军关系发展变化的产物。
皖南事变前新四军用是外方内圆蓝白二色“新四军”字样居中的臂章。皖南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中共中央对此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盐城成立。斗争形势要求新四军要有新的臂章，作为全军的标志。军部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刚来新四军的上海美术教授许幸之。
许教授接受设计臂章任务后，立即收集有关新四军臂章的资料，发现新四军的臂章已经有了好几种设计方案，有画持枪战士形象的，有书写“抗敌”字样的，有印“新四军”字样的，还有字样下注明年月、部队番号的。许教授征求了许多人意见，觉得以前是新四军现在仍然是新四军，只是领导关系的变化，抗战的任务没有变，还是不要离开以前臂章的设计太远，最好仍用外方内圆蓝白二色的形式，里面的字样如果不用汉文，也可用外文字母。许幸之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后，取了“N四A”作为臂章字样，用粗线黑体书写，这样就非常醒目，也很有力。
样稿画出来后，许幸之拿给陈毅看，问他是否同意这个样稿。陈毅一看，高兴地说：“这个臂章好，有神秘性嘛，可以起隐蔽保护作用。”果然赞成用英文字母缩写。“不过‘四’用阿拉伯的‘4’，N4A怎么样？”
许教授真佩服陈毅敏锐的审美感，“四”是中国使用的数字，如果字母用了洋文，再用“四”就有点外国人穿马褂的味道，古里古怪的。所以，他马上更改“四”为世界通用的阿拉伯“4”。
后来这个样稿经过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的美术教员庄五洲最后画出正稿，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在“N4A”的两个上角各点缀一颗五角星。这个画稿通过后，新四军战士逐步开始用这个臂章。直到抗战结束，新四军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臂章才不再使用。
臂章刚下发到连队时，许多战士不认识上面的洋字母，老是记不住臂章上的发音。有人便想了个办法，用汉语注音，只要记住“恩爱”便记住了臂章，这方法果然灵。大家开心地称自己膀臂上的臂章是“恩爱”信物，带上它便不能忘记报恩国家，热爱民众。
新四军中的两位独臂将军
在新中国的开国将军中，有10位独臂将军。毛泽东曾感慨道：“中国从古到今，有几个独臂将军嘛？旧时代是没有的，只有我们红军部队，才能培养出这样独特的人才。”这些独臂将军们，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率军拼杀，血洒疆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建设新中国伤痕累累，鞠躬尽瘁，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谱写出一串串动人故事，留下一段段传世佳话，令人深思，掩卷难忘。
今天，就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新四军的两位独臂将军。
童炎生：要当模范的将军
在这10位身残志坚的将军中，有一位以“脑壳上要刻着三个字——当模范”为座右铭的童炎生将军。至今，他的传奇故事还广为流传。
童炎生早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一直战斗在最危险的枪林弹雨第一线。他深谙“为将之道，要甘苦共众”，“同其生死”，身先士卒。不论是做军事干部，还是从事政治工作，他始终以“脑壳上要刻着三个字——当模范”要求自己，要求部属。抗日战争时期，由于童炎生模范表率作用突出，他很快被提升为新四军主力之一“老虎团”的营政委、团政治部主任。
1940年10月，国民党顽固派人物韩德勤调集26个团3万余人兵力，要把挺进苏北抗日的新四军“赶下长江喝水”。在一次战斗中，近2000敌军潮水般涌向二团阵地，各营和团特务连冲进敌群将敌分割成二段围歼。这时已无预备队可用，团长段焕竞挥枪大声命令：“机关人员跟我上！”红军机枪手出身的团政治部主任童炎生，从战士手中夺过机枪，一连几个点射打掉了冲在前面的敌人。激战中，弹片击中童炎生的前额，顿时血流满面，他坚持不下火线，直到打光子弹。在团首长表率作用影响下，机关勤杂人员齐上阵，消灭了突入之敌。包扎伤口时，童炎生兴奋地说：“今天算是过了把机枪瘾。”可三颗黄豆大的弹片却嵌入他的额头留下终生的纪念。
1944年，童炎生指挥部队击溃了与日伪军勾结的国民党顽固派陈泰运部，一举攻克张游庄。在打扫战场时，新四军缴获大批土制速爆手雷。童炎生在打谷场上手中拿着一枚土制速爆手雷，对部队说道：“这次虽然我们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敌人的这种速爆手雷也给我们造成不小的伤亡。我们要学会运用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这种土制速爆手雷起爆时间短而且不稳定，要好好研究它，掌握它，运用它。”说完，他拿着这枚速爆手雷走向村外小河的一座木桥上研究起来。警卫员陈德风见状，边高喊“首长，危险”边往桥上冲去。话音未落，速爆手雷在童炎生刚举起的右手中爆炸。童炎生应声倒地，整个右手至腕部血肉模糊，手掌及手指全部炸飞了。卫生员简单包扎止血后把他送到苏中军区后方医院救治。经截肢，童炎生成了独臂军人。
然而，他是个坚强而乐观的人。术后第二天他就拒绝护士喂饭，自己试着用左手拿筷子吃饭，接着又在病床上练习左手举枪瞄准和写字。杀敌心切，童炎生未等伤愈就返回了部队。由于截肢缝合部位皮肤收缩太大，伤口处红肿发炎，他不得不接受二次截肢手术。但童炎生像上次一样，未等伤口痊愈又赶赴前线。童炎生的这两次“折腾”害得妻子徐敏心急火燎地在医院、团部、前线间跑了三趟，最后还是粟裕下令让童炎生“老老实实”呆在在师部养伤，徐敏才见到了自己的丈夫。童炎生打趣地对妻子称自己是“一把手”，并安慰妻子说：“战争总会付出代价，没有流血牺牲怎能换来劳苦大众的幸福。我是幸存者，你应该庆幸高兴才是。”
童炎生以自己的表率行为，实践了“脑壳上要刻着三个字——当模范”的铮铮誓言。这句朴实无华、言简意赅的口号，更是从此成为新四军老二团、特三团的政治动员令。
全国解放后，童炎生先后任苏北军区参谋长、江苏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全国政协第三、四、五届委员。
1985年5月，童炎生将军因左腿战创留下的顽疾导致骨癌，走完了他从放牛娃到军人，从士兵到开国将军的74年传奇人生。新华社发表通稿称：“童炎生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我军的优秀指挥员，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廖政国：为了战友，不惜自己的右臂
廖政国在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历任新四军营长、支队长、团参谋长、团长、旅参谋长、旅长、纵队司令员。
1940年10月，廖政国所在的部队在黄桥决战后，驻扎在黄桥镇整训。此前，廖政国曾听部队指战员反映，当时用的那批手榴弹不好使。手榴弹扔出去时，有时候爆炸威力很大，有时候却只是一破两半，根本没什么威力。武器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战斗的胜败，带着这样的武器打仗，心里可就没底啦。为此，廖政国决定，一定要弄清，这批从伪军手中缴获来的手榴弹，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当兵之前的廖政国，是个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农家少年。参加红军之后，他利用战斗之余，努力学习文化，有了很大的进步。面对这些又笨又大，有着长长木柄的家伙，廖政国用心琢磨了起来。最终，他搞清楚了问题的原因所在：引线的长短决定了手榴弹爆炸的时间；还有，手榴弹的质量决定了手榴弹爆炸时的威力。
问题找到了！廖政国把部队干部召集到他的屋子里，给大家讲解这批手榴弹的构造原理和爆炸性能。讲着讲着，他手中的那颗手榴弹突然冒起了白烟。意外发生了！危急时刻，只见廖政国一边高喊“注意安全”，一边迅速跨上身边的桌子，站起来，右手高高举起了手榴弹。
轰然一声巨响，手榴弹爆炸了。周围的人都安然无恙，廖政国的右臂却被炸飞了。
廖政国为什么不把手榴弹扔出去呢？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当时屋外的院子里有人正坐着晒太阳，窗台上趴着警卫员和马夫，也正入神地听廖政国讲课，隔壁里屋团政委正在休息。廖政国周围的每个方位都有人。在那一刹那，廖政国判断，手榴弹一旦扔出去，不管哪个方向，都会有人伤亡。于是，他选择了站上桌子，高高举起手榴弹，尽量拉开自己与周围同志的距离，让手榴弹在自己手中爆炸。
从此，廖政国就成了有名的“独膀子”。
解放战争时期，廖政国先后任师长、军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副军长、军长、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舟嵊要塞区司令员、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铁骨铮铮在狱中
在江西上饶周田、茅家岭、李村、七峰岩等地一带，设立有一座规模庞大的法西斯式人间地狱。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上饶集中营，是蒋介石在“皖南事变”后为关押俘获的新四军战士而建立的军事监狱。这里守卫严密，监狱四周架设起铁丝网，砍光了周边的一切树木，由号称精锐的宪兵第八团的一个连封锁着所有通往这里的道路。
集中营内主要囚禁皖南事变中谈判被扣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弹尽粮绝被俘的新四军排以上干部，这其中就包括军部政治部秘书处长黄诚、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兼教育长冯达飞、和组织部部长李子芳等新四军高级将领。还有部分从东南各省抓来的共产党员和其他爱国进步人士，共七百余人被陆续押送到这里。即使失去了自由，这些党的优秀儿女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而是秘密成立了狱中党支部，继续同国民党反动派做着不屈不挠的斗争。
虚伪狠毒的蒋介石沽名钓誉，为了不落人口实，在上饶集中营推行了有别于其他监狱的管理制度。对外打着军事训练机关的幌子，明明是失去了人身自由的“阶下之囚”，却被称为“学员”，所有人一律着军服。由于皖南事变震惊中外，加之这里关押着大量声名赫赫的新四军高级将领，所以负责看押的特务们在监狱里实行的是所谓“政治感化为主，军事训练为辅”的管理方法。
然而，黄诚、李子芳等高级将领并没有被敌人的“怀柔”政策所迷惑。他们在熟悉了集中营内的情况后，很快成立了秘密的党支部，由李子芳任党支部书记，黄诚、冯达飞等人担任支部委员。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总结后，他们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率领被关押的同志越狱，只有逃出去才能够为革命做更多的工作。但是，这需要周密的计划和时机，他们悄悄准备着，等待着。
由于黄诚是“高级政治犯”，所以被关押在独立的牢房内，并且享有看报纸的权力。每天早上特务都会送来当天的报纸，晚上再收回去，严禁私自传递。一天，黄诚正在考虑怎样能与其他的牢房取得联系时，忽然听到左面的墙角传来一阵有节奏的敲打声。是隔壁牢房的同志！黄诚一阵惊喜，赶紧走到墙角坐下来，避免被巡逻的特务看到。果然，墙角砖缝间塞过来一小块草纸，上面写着：“请问你是黄诚将军吗？”原来，聪明机智的同志们早在监狱中发明了“笔和墨”：将棉衣里的棉花掏出来用火烧焦，再调上省下来的清水，不就成了上好的“墨水”了吗；至于笔就更简单了，扫地的笤帚，睡觉的竹席都是同志们制作笔的上好材料。在监狱的同志们俨然成了一个个“能工巧匠”。
通过这种方法，黄诚很快和各个牢房都取得了联系。每天他将载有最新消息的报纸通过“密道”塞给其他牢房的同志，传阅一遍后再偷偷交回黄诚手中。同时，一有风吹草动，各个牢房间也能立刻互通消息，出谋划策。狱中党支部的成员也逐渐多了起来，一时间，又和组织有了联系的被捕同志变得心安了，这使原本一直暗流汹涌的监狱反而呈现出和平的气象来。
但是，狡猾的国民党反动派很快觉察到监狱中出现了问题。因为随着狱中党支部的建立，抵御不住怀柔政策而叛变的人越来越少。即使是反动派安插在各个牢房的“卧底”也都被孤立起来，再也探听不到一点消息。
国民党反动派所谓的“怀柔政策”失败了。不甘心的他们开始了第二阶段的高压政策，即严刑逼供。他们开始频繁地提审“要犯”，近在咫尺的审讯室里日夜不停地传来使用刑具的声音。凶残的特务使用着五花八门的手段，不断摧残着受刑的同志：吊老虎凳、灌辣椒水、烧红的烙铁……每天都有同志走不出那处人间地狱。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有越来越多的意志不够坚定的同志因受不了特务们的毒刑而叛变。
形势已万分危急，越狱的计划已刻不容缓。其实，早在1941年秋季，越狱的地道就已经在李子芳的领导下挖通了，但是因为想挽救更多的同志，所以一直没有启用。现在已经顾不得太多，李子芳批准同在一间牢房的徐锦树、廖振文等几名新四军战士先行使用暗道逃狱。他自己却因为受刑而身体虚弱主动放弃了逃狱的机会。对此，李子芳坦然地说：“既然参加革命，我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只要能掩护更多的人逃出去，我的死就算有价值。”
这次越狱事件发生后，特务们恼羞成怒，将李子芳带到审讯室严刑拷打，逼问逃狱人员的下落和逃跑的途径。李子芳冷笑着对特务说：“你们的脑袋也太不灵光了吧，如果我害怕你们毒刑的话还会留在这吗？那这会儿我早就跑回大部队带人回来消灭你们这些蒋介石的走狗了。”
无计可施的特务只有加强了各种防范措施，并进一步加剧了对新四军战俘的逼供迫害。李子芳和黄诚也被取消了政治犯的待遇，被钉上了脚镣，受到了更加严密的监视。
1942年4月，日本侵略者发动浙赣战役，大批侵华日军进攻浙赣地区，逐步向上饶方向逼近。5月上旬，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在匆忙撤退前，将李子芳、黄诚、张正坤、冯达飞等新四军高级将领秘密杀害在了上饶集中营内，英勇的共产党将领们至死也没有泄露出狱中的逃生路线，为仍被关押的同志留下了一线生机。20多天后，狱中的同志们趁日军逼近上饶，国民党反动派内外吃紧的情况下，发起狱中暴动，至少有上百名新四军将士成功逃离了上饶集中营。
这样大规模的成功越狱事件在国民党的历史上是没有的。这是所有新四军将士同心协力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换来的奇迹，也是那些为守护秘密而英勇牺牲的高级将领们用生命换来的希望。
拳拳报国心──新四军中的华侨战士
在华侨史上，李子芳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早年在菲律宾当学徒，后回国求学。在接触到革命思想后，李子芳毅然放弃了自己的学业，加入红军，投身革命。他走过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参与过新四军的组建，见证了“皖南事变”中的腥风血雨。被国民党反动派俘虏后，李子芳在上饶集中营依然坚持抗争，直到1942年，国民党罪恶的子弹夺去了他宝贵的生命。
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中像李子芳这样的爱国华侨还有很多。他们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之心，先后回到祖国参加新四军，投身抗日或在新四军抗日根据地从事抗日活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浴血奋战。
据不完全统计，仅福建泉州籍华侨先后回国参加新四军或在新四军抗日根据地从事抗日活动的有60多人。其中，旅居菲律宾的华侨青年就有46人，李子芳和曾担任三支队六团团长的叶飞是他们中杰出的代表。
1938年1月18日，由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菲律宾分会组织的、以菲律宾华侨总工会组织部长、“民武分会”负责人之一的沈尔七为总领队、戴血民为队长的“菲律宾华侨救国义勇队”20人，乘搭“江苏”号轮船由马尼拉直达厦门，途经漳州至龙岩地区的白土镇加入由闽西南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第二支队，更名为“菲律宾华侨随军服务团”，沈尔七任团长，戴血民任副团长，随二支队赴皖南北上抗日，开始了抗日救国的戎马生涯，成为新四军中第一支由爱国华侨青年组成的抗日队伍。
1939年5月，由“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组织的、以沈尔七为政治顾问、以华侨青年王西雄为团长的“菲律宾华侨劳联会回国慰问团”20人由马尼拉乘搭远洋轮抵达香港。在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安排下，他们绕道越南的河内、海防，入镇南关，途经南宁、桂林和湖南的衡南至新四军的皖南抗日根据地，对军民进行了慰问活动。慰问活动结束后，全体成员报名加入新四军，并分别被派往江南前线的抗日各支部队，驰骋于战火纷飞的疆场。
华侨青年施纯亮、张道时、吴一舟和张极生抱着“满腔热情去受训，不到延安誓不停”的誓言，历尽艰难险阻，先后回国到延安入“抗大”学习，结业后也分别加入新四军，或到中原解放区新四军五师的抗日根据地从事抗日救国的活动。华侨青年、时任菲律宾《华侨商报》记者张幼庭，为了及时报道祖国军民抗日事迹，也千里迢迢专程回国，冒着生命危险到新四军中的抗日前线进行战地采访。
在这批从东南亚各国回祖国参加新四军或在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救国活动的华侨青年中，有工人、职员、店员，也有自由职业者和在校学生。他们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毅然回到祖国投身于抗日洪流，在革命的熔炉里经受了血和火的严峻考验，不仅由一名普通的华侨青年磨炼成为能吃苦耐劳的革命志士。许多人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军队中的骨干，在同敌人的战斗中，表现出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忘我精神。
爱国的华侨青年为了祖国的抗日，从四面八方奔赴祖国加入新四军，驰骋于战火纷飞的抗日疆场，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在祖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史册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不朽篇章，得到了祖国人民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早在1940年6月4日，延安《新中华》报在《华侨在抗战中的作用》的社论中就褒扬“菲岛商报记者张幼庭第一个光荣地殉难于祖国的原野”。1941年，中共中央就曾明确指出：菲律宾华侨回国参战是菲岛侨胞“给新四军以极大援助”。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追认在抗战中牺牲的爱国华侨李子芳、沈尔七、张幼庭、蒋仁坚、郑聘昌、张伯钧和张极生等人为革命烈士，让烈士英名流芳千古。
“兵工之星”吴运铎
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一批包括《把一切献给党》、《我的一家》、《赵一曼》、《方志敏战斗一生》等在内的革命回忆录，曾畅销几千万册，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其中，《把一切献给党》发行达500余万册，被译成28种文字，向全世界广为介绍。
《把一切献给党》的作者与方志敏、赵一曼等人齐名，知名度很高，用家喻户晓来形容也不为过。他，就是新四军的“枪炮大王”——吴运铎。
1917年吴运铎出生于江西萍乡安源煤矿一个矿工家庭。家境贫寒的吴运铎只上了两三年学就当了小矿工。1935年，煤矿不景气，大批工人失业，父亲带着一家人逃荒到了湖北的大冶煤矿。吴运铎在富源煤矿的电机车间当学徒。
抗日战争进入第二年后，战线逼近了武汉。吴运铎决心离开矿山，投奔新四军。跟随他一起做工的几个人听了他的提议，无不响应。经过一番周折，他们最终来到了皖南云岭的新四军军部。
军部首长得知吴运铎等是来自大冶煤矿的工人，其中有人熟悉机械，就分配他们到修械所工作。吴运铎头脑敏捷，人也机灵，什么东西他只要看上一眼就会。一年之后，修械所扩大为兵工厂，吴运铎担任造枪班班长。
造枪对吴运铎来讲这是第一次，厂里没有图纸，设备也十分简陋，为了造出枪来，完成党交给的工作任务，吴运铎有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概。他不气馁，不畏惧，没有图纸自己画，精心打造一个个零件。
工夫不负有心人。不到3个月，吴运铎凭借智慧和灵巧的双手，设计和制造出了枪支，创造了新四军的造枪纪录。新枪一批又一批地从这里送到了前线。
1941年1月，吴运铎在皖南事变突围时身受几处枪伤，他凭着坚强的毅力，坚持走到苏南。在快到长江边时，又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袭击，吴运铎的腿部又一次负伤，险些被捕。过江时，他坐的小船被巨浪掀翻，他抓住一块木板，侥幸地游到了对岸。
刚到盐城的新四军新军部，负责兵工生产的赖传珠参谋长对吴运铎说：新军部刚刚成立，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国民党不给经费，一切都要自力更生。而且，我们的队伍扩大到7个师9万人，我们紧缺枪支弹药。他用期盼的目光看着吴运铎说：“当务之急，你和兵工厂的同志们要赶快建立一个子弹厂。”
吴运铎二话没说便走马上任。他开动脑筋，从实际出发，把从战场上捡来的旧弹壳加工成新子弹。再经过两个月的努力，自己设计和制造了一批生产子弹的工具和机床。从这年5月起，新四军开始大批量生产自己设计和制造的新子弹。
在一次战斗结束后，作战部队从战场上收集了一些不能使用的迫击炮弹送到了军工厂。军工部部长吴师孟写信给吴运铎：“前方等着炮弹，务请尽一切力量，提早修好。”见此情景，吴运铎赶忙放下手头的工作，来抢修这些炮弹。他发现这批炮弹没有一个零件，只剩下一个空弹壳，不是修理，等于重新制造。他找来一颗同类的完整炮弹作为标准，依样画葫芦来制造每一个零件。炮弹修好了，就是缺少引发爆炸的炸药——雷汞。当时军工厂没有制造雷汞的材料，前线又急迫需要炮弹，要能很快得到雷汞，办法只有一个——从旧炮弹里去挖取。
吴运铎平日收集了一些旧炮弹，并从这些形形色色的炮弹里取出了雷管。出于安全，他把这些雷管浸泡在洗脸盆里，打算等水浸透了再挖取其中的雷汞。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只要听到远方敌人轰隆隆的炮声，想到自己的炮兵还在焦急地等待着炮弹，再看看脸盆里的雷管，吴运铎心急如焚。直到有一天，吴运铎终于忍不住了，他等大家都离开后，独自一个人开始挖雷管。他从脸盆里拣了一支最大的雷管，仔细观察了一会儿，便拿起小签子轻轻地挖出了一小块炸药。吴运铎认为没事了，谁曾想凉水只浸湿了雷管表面一层，内里还是干的。当第二次签子一接触炸药的表面，轰的一声，这支雷管就在吴运铎的手指爆炸了。
吴运铎眼前火光一闪，泡雷管的脸盆里红成一片。他的左手被炸掉了四个手指，肉和皮炸得飞了起来，贴在墙上和桌面上。左腿膝盖炸开了，露出了膝盖骨，左眼直淌血，什么也看不见了，脸上炸出几个洞，浑身麻木得失去了感觉，反而不知疼痛。
军工厂的同事们听见了爆炸声，都赶紧跑了过来。他们看到受伤的吴运铎，忙着绑了个担架，将他抬到了医院。
在吴运铎昏迷的那段时间里，他有时会突然从床上跳下来，直往大门外跑，嘴里还高喊着：“我要回去，前方正等着要炮弹呢！”有时，他会突然撕开伤口的绑带，喊着：“为什么把我的手捆起来？这怎么干活啊！”十多天后的一个下午，吴运铎终于清醒了，大家焦急万分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围着他问长问短，告诉他首长和老百姓们都络绎不绝地来探望他。
1941年苏北秋季大扫荡后，吴运铎接到师部通知，要他立即赶到罗炳辉师长那里接受新任务：研制新型的类似掷弹筒一样的武器——枪榴弹。他找来有关书籍，看了一遍又一遍，又将掷弹筒拆散，对一个个零件进行研究。但是，有关书籍上对枪榴弹介绍得很少，整本书对它的介绍只有300多个字，多半是讲它的杀伤力如何厉害，对于究竟如何制造，没说一个字。他唯一的收获就是书上提到，枪榴弹是用普通步枪发射的一种小型炮弹。
吴运铎是个知难而进的人。他整天摆弄掷弹筒和各种大、小炮弹，脑子里不断地思考着，寻找着灵感。终于，他想出了一个方案：把粗钢棍掏空，制成类似掷弹筒的枪榴弹筒，用铸铁造成像迫击炮弹一样的枪榴弹，装进枪榴弹筒内，用没有弹头的步枪子弹的火药高压气体，把筒内的枪榴弹发射出去。
要让想像变成现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吴运铎日思夜想，翻书设计。钳工老高提议把枪榴弹筒的底座和底座柄分开，成了两个零件，这样既节约材料，也方便加工，有利于大量生产。可是，用什么样的机械装置来调节射程呢？大家都面露难色。车工老李突然脑子开了窍，指着车床上转换齿轮旋转方向的手柄说：“吴厂长，为什么枪榴弹不可以照这个转换配置来设计呢？”对啊！这也是个办法啊！吴运铎绘图、作试验，半个月后，第一批枪榴弹和第一支枪榴筒造出来了。
第一次试验射击，吴运铎用绳子把步枪捆在大柳树树干上，枪口卡上了枪榴筒，筒口对着荒地，再把枪榴弹装进筒里，拉开枪栓，推进无头子弹，扳机上系一根小绳子。等大家都隐蔽好后，吴运铎蹲在干水塘里，一拉小绳，枪榴弹射了出去。随着一闪的火光和一声爆炸声，尘土卷起烟雾向上冲起，破片呼啸着飞散。
“好哇！”大家就像听到过年的鞭炮声，那种激动和喜悦无法用语言来表述的大家高兴地围拢过来，互相握手、庆贺。
试验虽获得一定成功，并取得了一些经验，但吴运铎还是觉得不十分理想。他认为，枪榴弹在飞行时的弹道不稳定，而且射程还没达到要求。他开始重新设计图纸，把原设计的柱状型弹，改成了滴水型弹，经过射击试验，弹道是稳定了，可是射程总不过230、240米。
究竟是什么原因影响了射程呢？吴运铎苦思冥想突然想到发射药，他赶紧推醒了同屋的老马，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两人立即来到装备车间，把火药倒了出来，放在碾槽里碾成碎屑，使它燃烧得更快一些，充分发挥火药的作用力。他们连夜配好火药，装好几发子弹。
东方刚露出鱼肚白，大家来到试验场。吴运铎装好枪榴弹，左腿跪在地上，朝荒地打了一枪，只听一声枪响，枪榴弹飞得无影无踪。大家都昂着头向前张望，忽然听到远处传来雷鸣般的爆炸声，大家奔向爆炸点，一量距离，射程是540米，比先前增加了一倍多，顿时一片欢呼。
第二天，吴运铎带了两个同志，扛着枪榴筒，挑着枪榴弹到了二师司令部。周参谋长高兴地拿起电话，立即布置了靶场。
靶场边上人山人海，师长、政委、参谋长都去了，一连打了十几发枪榴弹，每一发都射得远，炸得漂亮。
“太好了！”“真棒啊！”靶场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为了生产枪榴弹，吴运铎在仙墩庙的大殿上新建立了枪榴弹车间，制造了几部造枪榴弹的车床，正式开始生产枪榴筒和枪榴弹。
吴运铎和同事们制造的枪榴弹，很快就出现在前线阵地上。1943年8月，在反击日伪军“扫荡”的桂子山战斗中，枪榴弹第一次立了大功。一个大队的日军和汉奸伪军，到根据地来“扫荡”抢粮。他们刚进入根据地边境山区，新四军的枪榴弹就像雨点般飞过去，一下子打死十几个日本鬼子。战后，成钧旅长特地把一支从日本军官身上缴获的手枪送给了吴运铎，作为对他制造枪榴弹的奖励。
1943年后，在盱眙县上贺郢村，吴运铎组建了平射炮弹厂，干部和工人近200人。当时发展到由二师军工部直接领导的有5个军工厂，除子弹厂、平射炮弹厂外，还有旧铺翟庄平射炮厂、手榴弹厂和一个修械厂。1945年夏天，二师六旅十八团在淮南铁路对日反攻作战中，攻打柘塘街伪军据点时，曾用平射炮弹厂造的平射炮一举摧毁了敌人12个碉堡，收复了柘塘街。
抗日战争胜利后，吴运铎和他的军工厂由盱眙迁移到了淮阴，后又迁移到山东。吴运铎担任华东炮弹厂厂长。1947年2月，一份密电传到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手中，电文中指名要吴运铎火速赶到东北大连创建炮弹厂。陈毅拿着这份沉甸甸的密电对吴运铎说：“同志哥啊，你在盱眙制造的大批炮弹和枪榴弹，其中有不少支援了东野，你的名气很大哦！连毛主席、朱总司令都知道你是兵工专家、‘枪炮大王’了。现在国共双方争夺东北，那里急需你去制造炮弹，全国一盘棋，我们也只好忍痛割爱了。”1947年3月，吴运铎越过几道封锁线，从烟台搭上了客轮来到大连。经过一番艰辛准备，他很快在一座荒山上建立了东北炮弹厂。
吴运铎在生产与研制武器弹药中多次负伤，失去了左眼，左手、右腿致残，留下伤口100余处。虽然经过20余次手术，身上还
留有几十处弹片没有取出，但吴运铎仍以顽强毅力战胜伤残，坚持战斗在生产第一线。他说：“只要我活着一天，我一定为党为人民工作一天。”
1951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全国总工会授予他“特邀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并将他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从此，吴运铎的名字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1953年，他拖着伤残的身体写下了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发行达500余万册，成了那个时代鼓舞人们奋发向上的教科书。
1991年5月2日，吴运铎终因肺心病复发抢救无效，停止了呼吸，享年74岁。一颗传奇式兵工之星从此陨落。
2009年9月14日，吴运铎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特殊潜伏——汤团行动
在1943年9月29日《滨海报》上有一则简讯：自敌汪6个月“清乡”失败，伪军汤景延率全团返我军。
这寥寥的20多字，浓缩了一段潜伏传奇——汤团行动。
在间谍史上，一般都是单人打入敌人内部，至多也只有几个人。而汤景延则是前所未有地率一个团800人打入日军内部，与敌人周旋了167个昼夜。他们靠着非凡的才能和胆识，骗取了敌人的信任，频频给新四军提供极具价值的情报，并歼灭了大量敌人。
故事，要从1943年的江北反“清乡”运动说起。
1943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最残酷的一年。日军的“清乡”重点从苏南转移到了苏中地区，他们投入大量兵力，并在“清乡”区内扎起300多里长的封锁篱笆，企图将新四军苏中四分区部队消灭在篱笆圈内。日军头目小林信男狂妄叫嚣：“此次清乡胜利唾手可得，新四军跑不了了！”
面对敌人的阴谋，新四军一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精心研究对策，制定部署，采取多种形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汤团行动”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驻扎在江苏南通附近的通海自卫团团长汤景延收到了南通“清乡公署”主任张北生和南通特工总站站长姜颂平的策反信。这段时间，日伪特务四下里招降纳叛，推行他们“以华治华”的所谓“和平运动”。抗战初期，在国民党杂牌军里担任少校团副的汤景延，看到新四军把抗日斗争搞得红红火火，就带了手下弟兄投奔了新四军，两年后他加入了共产党。由于有了这层关系，“清乡”搞策反，当了汉奸的昔日旧友又想起了他。汤景延立即将这一情况向四分区领导作了汇报。
四分区领导讨论认为，可以借此将计就计，将一两个团的兵力打到敌人内部，伺机而动。分区领导决定，除汤景延外，再派老党员顾复生和崇明警卫团副团长沈仲彝一起，将沈仲彝的警卫团和汤景延的自卫团合并为一个团打进敌人内部。此次行动称为：汤团行动。
3月底，汤景延进南通城会见特工头子姜颂平。汤景延和姜颂平约定，“清乡”开始10天后，汤景延带部队“投敌”。
4月15日凌晨，通海自卫团驻地响起密集的枪声。汤景延带领全团官兵正在表演脱离队伍一场戏，如果只是做做样子，敌人要是在附近派了耳目，那么这场戏就要露馅。如果真打，就会伤害自己的战士。这可难坏了汤景延。最后，还是分区领导想了个绝妙的主意，汤团离开驻地的那天，当场将几个等待枪决的真叛徒给枪毙了，让他们的尸体为“反叛”部队提供和新四军拼搏的证据。
等汤景延拉部队到南通时，一个个气喘吁吁，满脸硝烟，那模样真像经过激烈战斗死里逃生一般。一查，果然有新四军的人被汤团消灭了。
当晚，日军师团长小林中将和苏北清乡主任公署主任兼保安司令张北生、姜颂平举办宴会，欢迎汤团“归顺”。小林将汤团编为“苏北清乡公署外勤警卫团”，汤景延任上校团长，沈仲彝为中校团副，顾复生为中校顾问，驻守海门通海镇、竹行镇、姜灶港等地。
安排妥当后，汤景延又来到苏州，找到伪江苏省长李士群，说了一番吹捧和效忠的话，并给他奉上几件宝贝。李士群大为高兴，第二天就下令委任汤景延为苏北清乡警察大队长。
汤景延站稳脚跟以后，开始在张北生的军需处长汤兆龙身上做文章。他热情地请汤兆龙吃饭，与之交朋友，称兄道弟，目的就是想从这个人口中了解张北生部的军事情报。汤兆龙见到汤景延如此看得起自己，便也大哥长、大哥短地叫个不停。他常对汤景延说：“大哥，我俩一笔写不出两个汤，500年前是一家嘛，有什么难处，尽管找小弟。”
一天中午，汤景延约汤兆龙在一个叫德隆的小饭店里喝酒。这次又是汤景延做东，他多点了几个菜，俩人边喝边聊。不过，这次汤兆龙借口身体欠佳，喝了几杯便不再多喝。汤景延见他脸色红润，精神抖擞，一点病态也没有，心中不免生疑，便有意挤兑汤兆龙：“你老弟该不是今天又要回去‘量地板’的吧？”
这话点到了汤兆龙的痛处，脸一下子就红了。他的老婆很是凶悍，最看不惯他喝酒。一次，见他又是一摇一晃地回来，说话前言不搭后语，顿时气愤不已，不由分说操起木棍就劈头盖脸往汤兆龙身上砸。汤兆龙抵挡不过，只得跪地连连告饶。恰好这时有朋友来访，看他跪在地上，询问缘故。汤兆龙碍于面子，便扯了个谎，说家里要买地毯，他这是在量地板呢。很快，这话就流传出去，成了汤兆龙的笑柄。
汤景延再次提起此事，汤兆龙自然羞愧难当。为了证实自己不怕老婆，他四下张望后小声地对汤景延说：“老兄，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说罢，他用手蘸着茶水，一笔一画地在桌上写道：“明天下午，皇军清乡观战团要来南通，小林信男要我今天做一下安排。所以，我只能喝两杯，实在是没办法。”
汤景延心中一惊，意识到这个消息很重要，不过他并不动声色，笑了笑，说道：“既然你老弟今天身体不舒服，那就少喝点吧。下次我们再找机会喝个痛快！”
两人分手后，汤景延火速找到顾复生、沈仲彝，和他们商量对策。三人一致认为，日军不仅要在南通地区搞“清乡”，还要请全国各地负责“清乡”的鬼子来参观，企图在全国搞“清乡”。他们决定要将情况报告给新四军的粟裕、陶勇等领导，另一方面搜集各方面情报，组织力量设法歼灭观战团。
在得到新四军领导的批准后，汤景延率部来到观战团的必经之地，做好了伏击准备。伏击地设在公路中间的一段山坡，公路是劈山而开。所以，这段路两边是陡壁悬崖。走到这里，汤景延指着公路两旁的陡壁说：“这里是最理想的伏击阵地。我们只要埋伏在两侧，敌人一进来就进了我们的口袋。”其他几个人均点点头，表示赞同。
很快，汤景延等人就隐约听到了隆隆的汽车声，顾复生激动地说：“看来大鱼要上钩了。”
敌人越来越近了，他们看清敌人一共四辆车，一前一后两辆上坐的是士兵，中间两辆上坐的是军官。士兵们荷枪实弹，军官们有说有笑，嘻嘻哈哈，完全没有意识到死神已经在他们的头顶来回盘旋。
汤景延看到车队驶进了伏击圈，战机在即，大声地下达了战斗命令。顿时，机枪、步枪毫不留情地吼叫起来，子弹如瓢泼大雨般倾泻到敌人身上。手榴弹的爆炸声和枪声交汇着，敌人的汽车被炸得不能动弹，敌人更是乱成一锅粥，哇哇乱叫。
霎时间，山鸣谷应。战士们像猛虎一样扑下来，冲进了敌阵，围着负隅顽抗的敌人扫射。敌人见到漫山遍野的新四军，顿觉逃生无望，有的跪地求饶，有的切腹自杀。日军观战团和50多个护送的士兵全部被歼，无一漏网。
打扫完战场，汤景延和战士们又换上伪军服装，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了驻地，就像压根儿没发生过这场战斗似的。小林信男和南通敌伪军机关接到噩耗，却始终搞不清楚究竟是哪只部队消灭了观战团，对手又是从什么途径得到了观战团的行踪。
几天后，汤景延为了感谢汤兆龙透露的重要情报，热情邀请汤兆龙再次来到德隆饭店。汤兆龙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准备迎接的观战团遭到歼灭，是出自眼前这位老兄的手笔，没想到是自己惹的祸，没想到汤景延为了感谢自己泄露的机密而请他喝这顿酒，更没想到在这张酒桌上，他将再次扮演“新四军优秀情报员”的角色。席间，他无意地透露了一个信息，那就是日军士兵阵亡后，他们的骨灰都要送到附近的天生港，然后由日本政府派军舰运回国内。这些军舰差不多一个月就要来一次，这几天天生港就停泊着这么一艘军舰。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时，汤景延脑子里不自觉地冒出了一个炸毁军舰的想法。
回到驻地，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顾复生和沈仲彝。沈仲彝颇为兴奋，说道：“这个主意不错，要是办成了，对日本鬼子可是个致命的打击，让他们知道，在中国他们不但打败仗，而且连死也无葬身之地。”但是一想到军舰戒备森严，三个人又都沉默了。
顾复生突然眼前一亮，笑着问：“老汤，我们是不是可以再搞一次伏击呢？”汤景延和沈仲彝不禁都愣住了。顾复生看他俩都不说话，便解释道：“我们劫持一辆运送鬼子骨灰盒的车子，然后将运送的鬼子杀掉，我们的人穿上鬼子服装，再将骨灰倒掉，换上炸药，然后送上军舰。”
汤景延也高兴起来，他想到前几天五连的连长刘文贵告诉他，自己平时喜欢研究定时炸弹，而且最近有了新的进展。这次刘文贵的定时炸弹正好派上了用场。
几天后，汤景延带着100多个战士，在南通公路附近的赵甸车站伏击了一辆日军运送骨灰的车辆。突击队员们按照原计划，迅速换上护送团的服装，跳上车子。汤景延手持大经幡，装扮护送团的“从军僧”，下令开车去天生港。
汽车行驶了一个小时左右，开进了南通城。按日军规定，此时街道两旁的行人都要驻足默哀，要虔诚，要心不转，神不移，目不斜视。在街上遇上“忠灵护送团”，即使是日军的官佐也要下跪低头，表示对亡灵的悼念。
车子顺利驶进了天生港码头，车上军舰必须经过一个岗楼、炮台，这里有四五个日军在站岗，盘查每一个上军舰的人。但是，对于捧着骨灰盒的士兵却不用检查，而且要对骨灰低头默哀。因此汤景延一行顺利地上了军舰。
突然，一个熟悉的面孔闪进汤景延的眼中，他暗自大叫：“不好！”原来，小林信男今天来到了舰上，他是来视察的。汤景延心想若是被小林信男认出来，那么这场精心设计的战斗就功亏一篑了。他极力地低着头，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脑子里快速地考虑着对策。谁知，小林信男今天只是虔诚地低下头，向骨灰盒默哀，哪里有心思一个一个地看。汤景延快速地从小林信男的身边走过，然后长吁一口气。一行人全部登上军舰后，他们把骨灰盒按规定放在军舰的底层。刘文贵迅速将定时炸弹安放在一个骨灰盒里。一切安排妥当后，他们很快下了军舰。
几个小时后，惊慌失措的汤兆龙跑来找汤景延，他透露给汤景延一个“惊天新闻”：天生港突发大爆炸，运骨灰的军舰被炸成了一堆废墟。
汤景延听着汤兆龙上气不接下气的叙述，心中暗自好笑，热情地邀请汤兆龙去喝酒，说是要给他“压压惊”。
日伪军“扫荡”时常扑空，加上观战团被歼、军舰被炸，有人向小林信男密报，说这些都是与汤景延有关，说他是共产党，搞的是假投降。小林信男虽对汤景延进行过多次考验，但听到这些密报，联系发生的事情，又重新对汤景延产生了怀疑。为了不让汤景延与日伪军军官接触，他采取的措施是命令汤团离开南通，移防海门。没几天，他又下令汤团移防四甲镇。
不久，张北生、姜颂平命令汤景延率部自长江边调至内线，分驻在南通、海门、如东、如皋等四个县的相距200多里的地方。明眼人一看便知他们这一招，就是想让汤团高度分散，相互之间孤立无援，处在日伪之中，便于熔化、瓦解，而团部又无法指挥，最后达到消灭汤团的目的。
汤景延等团部领导分析了敌人的目的、动机。
沈仲彝说：“敌人对我们疑心未除，根据敌人一连串的行动，估计不出一个月，就要向我们动手了。”
汤景延果断地说：“事不宜迟，我们不能坐以待毙。立即发电，请示上级。”
电报发出一小时后，新四军将领陶勇、姬鹏飞复电：将计就计，破腹归队。
几天后，在汤团据点的牌桌上，汤景延打响了“投敌”以来最痛快一枪，击毙特工站6个人，随后带领全团战士一连拔了10多个据点和区公所。与此同时，分布在200多里的各连统一行动，将附近的日伪据点一扫而光，与接应他们的新四军两个团，里应外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破腹而出，胜利而归。
陈毅电令嘉奖汤团全体官兵，并任命汤景延为苏中军区联抗部队司令，顾复生为政治部主任，汤团改编为联抗二团，沈仲彝为团长。
这支经受了特殊考验的部队，经过一百多个日日夜夜的“潜伏”，最终成功回到了新四军抗击日本侵略的战斗行列，谱写了八年抗战史上极富传奇色彩的光辉篇章。
共和国大将粟裕生前回忆新四军抗战史时，曾多次提到“汤团行动”，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多种形式的对敌斗争中，还要讲一讲汤景延领导的通海自卫团所作的斗争。该团利用团长汤景延的特定社会关系，打入敌伪内部，进驻通、如、海、启清乡重点区，在极其复杂艰苦的环境中，进行特殊的战斗。”
新四军的地下交通员
1938年6月初，陈毅率领新四军第一支队挺进茅山地区，部队于镇江、丹阳、句容、金坛、溧阳和溧水等地，逐步建立起茅山抗日根据地。随着部队不断发展壮大，作战区域也随之扩大，为了在根据地内顺利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加强各个地区的联系和保障部队的供应，新四军建立了多条地下交通线，设立了多个秘密的交通站和联络点，负责组织群众、掌握敌情、安排行军路线、筹集和转运物资、提供后勤保障等大量琐碎工作。而丁庄交通站则是镇句交通线上联系磨盘山与白兔、延陵等交通站的一个重要节点。
交通员们常常要在多个联络点间传递信息，随时变换身份，有时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工作。所以说，交通员就像工作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令人叹服的是，交通站里除了男交通员，还出了不少巾帼英雄。她们胆大心细，忠于革命，冒着生命的危险一次次穿梭于敌我阵地。
赵兴凤，就是一位新四军的女交通员。赵兴凤的丈夫江志洪为人忠厚，1938年夏，新四军驻扎在茅山抗日根据地一带时，干部凌康等人来找江志洪，希望他能参加交通站工作。
但是，当时日军在各乡烧杀抢掠，人心惶惶，人们对于抗战的力量没有信心。所以江志洪一开始并没有答应参加交通站。
在茅山驻扎的新四军没有让老百姓们失望，他们接连打了好几个胜仗，激发了人们的抗日信心，也使得江志洪转变了先前的想法，主动加入了交通站，并担任丁庄交通站的站长。在丈夫的带动下，赵兴凤也成为了交通站里的一员。他们两人以磨豆腐为掩护，及时传递我党我军情报。
当时，对交通员的筛选十分严格，必要条件是政治上要过关，值得信任。当时的丁庄交通站包括江志洪夫妻共6人，只有赵兴凤一名女性，平时以负责做饭为主。在其他同志来不及送信件或不方便送时，她就会出去送信件。
丁庄交通站每天都有情报、信件、报纸及传单等分发，这里几乎每天也都有日寇和汪伪军政人员来烧杀抢和搜捕。生命何足惜，一纸值千金。赵兴凤把一封信、一张纸甚至一个字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宝贵。正如她所说的：“宁可掉脑袋，也不能丢掉一张纸，宁可给敌人抓去，也不能让一张纸落入敌人手中；宁可自己粉身碎骨，也不能让信件缺一个角。”
说起送信，赵兴凤和交通站其他人为了及时将信件传递出去，大家采用了各种办法。
为了把信件隐藏好，他们把拿回来的信件藏在院子里的地窖里，地窖上面再用稻草盖起来，不让敌人发现。还会把墙上的砖头拆掉，把文件放在墙内，再把砖头放上去。特别可恨的是汉奸，他们每次跟随鬼子下乡“扫荡”时都是冲锋在前，到处翻箱倒柜搜查。由于汉奸熟悉当地环境和生活习惯，所以危害比较大。
在送信途中，交通员也会采取各种办法。有时，把信件放在独轮车里，有时把小纸条绕在发髻内，应付日伪军的检查。送信件到句容城内，要冒更大的风险，因为城内是日伪军盘踞的地方。大家都清楚，到句容城内送信件，如果回不来，就可能是牺牲了。但只要有任务，他们总是义无反顾。
有一次，赵兴凤晚上送信件到西旸交通站，十多公里的路，全靠步行。在走过一片墓地时，赵兴凤脚上踩到刺猬，刺猬发出的尖叫声把她吓坏了，但她还是坚持完成了任务。在通过敌人的铁丝网时，她不敢贸然行动剪铁丝网，就在地下挖土打洞，直到能爬过去为止。
由于多次圆满完成任务，经句容县第二任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君实和解放后任上海市民政局副局长的丁君前的介绍，赵兴凤在1939年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作为交通站的站长，赵兴凤的丈夫江志洪付出更多，也经历了更多的风险。江志洪先后两次被日伪军抓住。第一次是江志洪走在路上时，被日伪军发现。日伪军看到江志洪的包袱内有些衣物，便产生怀疑，但也没有确切证据，于是就对江志洪一顿暴打，希望能得到什么线索，但江志洪始终没有说什么，只是辩解自己是良民。日伪军还用大秤杆打江志洪，打得他头破血流。江志洪被抓时正好被村里人看到，村民赶紧告诉了赵兴凤，赵兴凤抱起两个月大的孩子，在头上扎了一条头巾，装作是坐月子，赶到江志洪被抓的地方，向日伪军求情。日伪军把刺刀架在赵兴凤的脖子上，让她离开。后来，日伪军看到实在是榨不出油水来，便强押江志洪去送“俘虏”，后来就把江志洪放了。
1942年前后，江志洪在送文件时，远远地看到了日伪军，赶紧将文件扔进了粪坑。他的举动让日伪军产生了严重怀疑，便把他抓到村里审问，后来又把他带到句容城内的宪兵队进行严刑拷打。在宪兵队里，残忍的鬼子对江志洪上刑，把他绑在板凳上，从鼻孔里灌水“洗肚肺”。即便如此，江志洪始终没有招供，保持了一个革命者坚贞不屈的气节。
江志洪被关了4个月，一天只能吃一个饭团，瘦得只剩皮包骨了。在一次转牢房时，江志洪恰好看到了卖杂货的弟弟，便喊了一声，这时家里才知道，江志洪被鬼子抓去了。赵兴凤得知丈夫被抓后，立即向组织上汇报了情况，想方设法展开营救。
由于关押时间比较长，有人传言说江志洪叛变了，但赵兴凤始终坚信，丈夫不会叛变。最终日军没有找到任何证据，释放了江志洪。然而，他身体受到严重摧残，留下了严重的肺病，一直咳嗽，年仅50多岁就离开了人世。
当年的茅山地区，形势错综复杂，除了新四军外，还有日军和伪军，各种武装也常互相渗透，有时国民党顽军还频繁对新四军发起袭击。交通员外出送信，不仅要面对日伪军围剿和扫荡，还得随时提防国民党顽军的破坏，时刻都有牺牲的危险。回忆起那些年战友们的遭遇，赵兴凤不禁红了眼眶：“我所知道的，来自上海的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民运工作人员柳流，刚到茅山8个多月就被国民党顽军挺进第五团逮去杀害了，尸体被扔在现在茅山墓东水库附近的冷水涧。”但是，身为一名党的地下交通员，赵兴凤甘愿为此付出一切。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