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造成的困局与应对
罗平汉
由于对建设社会主义经验不足和急于求成，1958年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结果欲速则不达。从1959年起，国民经济遇到严重的困难。为了摆脱困境，中共中央决定从1960年底开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随后制定了“农业六十条”，关、停、并、转了一大批企业，精简了大量的城镇人口，使国民经济得以复苏。
一、“大跃进”运动的动因
人们常常把1959年至1961年这三年，称为“三年暂时困难时期”。这个困难局面的形成，固然与这几年频繁的自然灾害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由于“大跃进”运动的严重失误。
“大跃进”虽然发生在1958年，但“大跃进”的思想并不是突如其来的。早在1954年6月，毛泽东就曾指出：“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1955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又讲道“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无须说，这里的“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指的就是美国。
1955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毛泽东在讲话中更是明确指出：“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他说：“不是说赶上美国不要一百年吗？这个看法我也赞成。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五十年吧，也许七十五年，七十五年就是十五个五年计划。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现在我们不像样子嘛，要受人欺负。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吹起来牛皮很大，历史有几千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是一年才生产二百几十万吨钢，现在才开始造汽车，产量还很少，实在不像样子。所以，全国各界，包括工商界、各民主党派在内，都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我们在整个世界上应该有这个职责。世界上四个人中间就有我们一个人，这么不争气，那不行，我们一定要争这一口气。”
在1956年8月30日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时又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说，中国共产党人有义务把国家建设起来，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他还这样说：“美国只有一亿七千万人口，我国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应不应该赶上呢？完全应该。”他还分析说，中国现在钢的年产量是四百万吨，相当于美国六十年前的水平，也就是中国比美国落后了六十年。他表示：“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1955年下半年，通过对所谓“小脚女人”即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我国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原定十五年左右才能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即将大大提前。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不但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应当而且可以加快，就是各项建设事业的速度也应当是如此。他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曾这样说：
“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也不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按行业实行全面公私合营的速度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已经解决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问题，在一九五六年上半年应当谈一谈，这个问题也会容易解决的。现在的问题，不是在这些方面，而是在其他方面。这里有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方面。在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对于情况估计不足的缺点的，都应当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
毛泽东认为，现在虽然已经解决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问题，但党内党外右倾保守思想仍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这些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许多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不断地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这之后，毛泽东就不断地讲，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他还由此概括出了两种领导方法，一是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一是又少、又慢、又差、又费。无须说，他是大力倡导“多、快、好、省”方针的，并且要求全党坚决克服右倾保守思想。
1956年初起，各行各业都开展了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结果造成了各部门、各地区不顾实际条件纷纷提高计划指标、追加基建项目的浪潮，使整个国家预算和经济计划都有失控的危险。针对这种情况，从1956年6月起，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对过高的预算和计划指标作了压缩，形成了“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保证了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
对于在经济领域开展反冒进，毛泽东一开始就表示不赞成，表现出过不高兴。据胡乔木回忆：“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随后，刘少奇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一篇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社论。当时，中宣部将起草好后的稿子交给了刘少奇。刘少奇改完后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但毛泽东接到此稿后，只批了三个字：“不看了。”后来毛泽东曾说，那篇社论写好后曾送给我看，我在清样上写了“不看了”三个字，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
对于反冒进，毛泽东虽然不赞成，但也没有坚决阻止。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反冒进的后果如何，他还有待观察；二是不久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发生了匈牙利事件，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国际形势的观察和匈牙利事件的处理上。
匈牙利事件平息后，为了避免类似的事件在中国重演，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于1957年春决定开展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不久，整风转变成了反右派运动。这一段时间，毛泽东的主要精力放在整风和反右上。
反右派运动是1957年5月内部作准备，6月正式发动对右派的反击。至这年8月，运动基本结束。反右派运动当时被认为取得了完全胜利，不过今天看来，这个胜利的代价太大，当年划了50多万右派分子，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其进行摘帽改正，发现其中绝大多数人是被错划的。不但如此，匈牙利事件和反右派运动这两件事，对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毛泽东看来，匈牙利之所以发生反革命事件，右派之所以在这时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表明社会主义制度还没有巩固。没有巩固的原因，关键在于经济不发展，物质基础不牢固。毛泽东的这个认识，原本也是对的，但问题出在用什么方式发展经济上。这时，毛泽东认为，要发展经济，四平八稳不行，一般速度也不行，唯有较高速度，唯有在相对短的时间里超过英美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仍是低速度，慢腾腾地建设社会主义，形势就会危急，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巩固就成问题。1957年9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对毛泽东的这种思想作了充分的发挥，社论说：“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相互促进的”，“目前我国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这是右派敢于进攻和中间派还在动摇的一个客观原因。只有建立了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充分巩固。”
于是，毛泽东将反冒进与所谓右派的进攻联系起来。毛泽东认为，反冒进在先，右派进攻在后，反冒进的人说 1956年是冒进，右派也说经济建设中的主要危险不是右倾保守，而是冒进，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因此，反冒进为右派向共产党进攻提供了借口。1958年3月，毛泽东在为重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所写的按语中说：“我们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
本来，毛泽东就对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脱离实际的估计，而右派的进攻在他看来同反冒进又有内在联系，这时，国内的经济形势发展也比较好，人民群众的建设热情很高。就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经济建设的速度本来可以更快一些，1956年夏至1957年的反冒进，恰恰是对群众的积极性泼了冷水，并公开表露出对此前进行的反冒进的不满情绪。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不仅揭开了批评反冒进的序幕，也揭开了农业“大跃进”的序幕。会上，毛泽东首次对反冒进进行了公开的批评。他在会议结束前发表的题为《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中说，1956年的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的口号，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所谓“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是指1956年中共中央制定的《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在12年以内，粮食每亩平均产量，黄河以北要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要达到500斤，淮河以南要达到800斤，因为纲要共四十条，故简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对这几项东西要恢复。他还说：“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从此之后，毛泽东不断地对反冒进提出公开批评。席卷全国的“大跃进”运动，就此拉开序幕。
1957年11月，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庆典及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这是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出国。这一次莫斯科之行，毛泽东兴致很高，实际成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主角。在会上毛泽东一再讲要以苏联为首。他说：“我们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有那么一个党，它随时可以召集会议。为首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既然需要一个首，那么，谁为首呢？苏联不为首哪一个为首？按照字母？阿尔巴尼亚？越南，胡志明同志?其他国家?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格。我们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卫星都也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这是一段值得回味的话。自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以来，一直是以苏联为首的。笔者认为，这番话表明，从这时起，毛泽东已经有些看不起赫鲁晓夫，已经有了中国要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挥更大作用的想法。
中国领导人当然清楚，中国要在国际舞台上有更大的发言权，还必须在短期内把经济搞上去，这样说话才有底气。当时，人们是把钢铁产量的多少，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最主要标准的。所以，能否赶超英美，关键是看钢铁产量能否上去。在莫斯科期间，赫鲁晓夫曾告诉毛泽东，在以后的15年中，苏联在主要工业产品方面，将赶上并超过美国。毛泽东对此既感到鼓舞，又感到压力，认为中国也应急起直追，并有所表示。他在各国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表示：中国要用15年左右的时间在钢产量等方面赶上英国。
当然，毛泽东这个表态，也并非没有根据。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在同英国共产党负责人波立特、高兰谈话中了解到，再过15年，英国的钢产量可能从现在的2000万吨增长到3000万吨，而中国这时的钢产量约500万吨，按每5年翻一番计算，再过15年可达到4000万吨。因此，毛泽东认为，作为主要工业产品的钢产量中国15年赶上或超过英国是可能的。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正式公开宣布15年钢产量赶上并超过英国，1958年喊得十分响亮的“超英赶美”口号由此而来。
二、“大跃进”的发动与初步纠“左”
自从“超英赶美”的口号提出来后，毛泽东认为，目前党内的右倾保守思想还没有克服，仍存在少慢差费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之所以出现，又是受了此前反冒进的影响。于是，他多次对反冒进作了严厉的批评，并且批评的程度一次比一次严重。
1858年元旦刚过，毛泽东就来到了广西南宁，在这里召开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在发言中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包，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要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他又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50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他还说：“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毛泽东认为，反冒进是泄了六亿人民的气，采取的是资产阶级的方法论，使用的办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在这年初召开的上海市党代会上，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作了一篇题为《乘风破浪，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的报告。毛泽东对这个报告甚是欣赏。他在1月15日的会上说：“这一篇文章把我们都压下去了。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资本主义首先在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这样的文章，北京不是没有也，是不多也。”第二天，他在大会上再次拿出柯文，当众对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回答说：“我写不出来。”毛泽东接着说，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没有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激情，是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的。“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本来是讨论195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由于毛泽东对反冒进作了严厉批评，1956年参与反冒进的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只得检讨反冒进的所谓错误，从而致使一些超过实际的高指标被会议一致通过。南宁会议之后，“大跃进”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并由农业领域发展到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
1958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3月和4月，又分别在成都和武汉召开中央工作会议，5月在北京召开八大二次会议。这些会议的议题很多，但批评反冒进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1958年2月中旬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反冒进这个口号不好，吃亏，打击了群众。”
毛泽东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说，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应该采取哪一种，我看应该采取冒进。他还说，反冒进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冒进则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尽长江滚滚来”，就是要和反冒进对起来，反对慢的路线。由于把冒进与反冒进上升到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高度，试想还有谁敢坚持反冒进？而此前毛泽东曾提出，要用“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不给反对者提供口实，并且认为“跃进”一词是一个伟大的发明，要将博士学位授予发明这一词的那一位或几位科学家。
在4月的武汉会议上，毛泽东说，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来了个反冒进，搞得人不舒服。这个挫折很有益处，教育了干部和群众，是反面教育。因为受了损失，是个马鞍形，两个“**”之间一个低潮——反冒进。过去说1957年比1956年实在些，这个话是不合乎事实的。1957年实际上工作差劲了，许多干部抬不起头来。上面骂冒进，下面也骂冒进，所以1957年劲头不大。去年揭开盖子，用整风反掉了右倾保守思想。
在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工作报告中，也认为反冒进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1957年的生产建设，特别是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形成了“马鞍形”。在这种情况下，原来主张反冒进的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领导人，只得一再承认反冒进是“错误”的，并在不同的会议上公开检讨。
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虽然这条总路线要求“多快好省”并行，但在实际工作中，“快”就成了总路线的核心。会后《人民日报》为宣传总路线发表的社论，更是直言不讳地说，“快”是总路线的灵魂。会议后，“大跃进”浪潮已席卷全国。
随着“大跃进”的发动，原来提出的十五年赶超英国的时间也就一再提前。
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又发表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强调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算起，还要10年到15年的时间。要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这以后，还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准备再用20年到30年的时间赶上并且超过美国，以便逐步地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到这时，超英赶美和实现共产主义都有了明确的时间表。
这个本来就不长的时间表，在“大跃进”发动后又一再被缩短。1958年3月20日，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向毛泽东送来了《争取有色金属的飞跃，占领有色金属的全部领域》和《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能否设想的更快一些》两个报告，其中提出，到1962年钢产量超过1500万吨、争取2000万吨是可能的，并且认为只要10年就可超过英国，再有10年也完全可能赶上美国。受其影响，毛泽东在4月2日接见波兰政府代表团时，便提出要“十年或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再过二十年赶上美国”。
在这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在报告中提出：“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毛泽东在批语中将其修改为：“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这样，原定的15年赶上英国的时间缩短到只有7年，赶超美国的时间也变为15年或17年。
这年6月，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在一份报告中说，1959年我国的主要工业产品，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6月22日，毛泽东对薄一波的报告作了批示：“此件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赶超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毛泽东在批发这个报告时，还特地将题目改为《两年超过英国（向政治局的报告）》。
为了能使1959年的钢产量超过英国，就必须使1958年的钢产量至少达到1000万吨。6月19日，毛泽东召集一些中央领导人以及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等人开会，讨论钢铁生产问题。毛泽东问王鹤寿：去年是530（按：1957年的钢铁产量为535万吨），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为什么不能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后来毛泽东说，开始是600万吨，第二本账是700万吨，第三本账是800万吨，争取900万吨。我说你索性翻一番，那么拖拖拉拉干什么？王鹤寿同志就很有劲，布置了。王鹤寿“布置”的结果，决定1958年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完成1070万吨。这就是这年著名的“为实现1070万吨钢而奋斗”口号的最初由来。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决定1958年钢铁产量要实现1100万吨，对外宣布是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在会后发表的会议公报中，正式宣布了这1070万吨的计划，并号召全国人民为完成这1070万吨钢而奋斗。当时，全国只完成了450万吨钢的生产任务，尚有600多万吨的任务，这显然是正规的钢铁企业按常规进行生产所无法完成的，于是决定使用老办法——发动群众。因此，北戴河会议明确提出要来一个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1958年10月，全国参加“小、土、群”炼钢铁的劳动力达到6000万人，12月则更是增加到9000多万人。
1958年12月21日，新华社正式向全世界宣布：“据冶金工业部12月19日为止的统计，今年全国已经生产钢1073万吨，比1957年的钢产量535万吨增加了一倍挂零。”1070万吨的任务虽然完成了，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巨大的。为了全力保钢，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停车让路，首先为钢”，时称“钢铁元帅升帐”，也就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必须将钢铁生产放在首位。结果近1亿的人民公社社员、机关干部、学校师生等投入钢铁生产中，以致中央各部委的大院里、高等学校的校园里，一些非钢铁企业的车间里，甚至中共中央所在的中南海里，都建起了各式各样的小土高炉。同时，其他部门也因为给“钢铁元帅”“停车让路”，造成了工业与农业比例、工业与交通运输的比例、工业内部各部门间的比例严重失调。
应当承认，这一年全国人民也确实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工农业生产中，全国出现一片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在这种情况下，党的领导人认为，中国已经找到一条快速建设社会主义的好途径，中国不但能在不长的时间里赶上并超过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有可能先于苏联进入共产主义。在这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曾这样说，在延安的时候，林彪同志向我说，将来中国要赶上苏联，当时我还不相信，我想苏联也在进步呀？现在我相信了。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提前到来，因为我们的方法比苏联好，速度比苏联快，再加上有6亿人口和苏联的技术援助，理所当然要走到苏联的前面去。
从这年4月起，党的领导人就开始考虑共产主义的实现形式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最后决定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以此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具体途径。因此，北戴河会议在正式宣布全年将完成1070万吨钢的同时，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强调“在目前形势下，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1958年在“大跃进”的特殊氛围下，人们以一种十分迫切的心情，期待共产主义社会的早日到来，在一些地方，还搞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试点，例如河北的徐水县。还有一些地方提出到1962年就要基本实现共产主义，如山东的寿张县、范县。那么，当年人们心目中的共产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一位相当级别的干部在一次干部会议上，对共产主义社会作了这样的描述：
第一，吃要吃得很好，不要光吃饱。每顿都荤，或者吃鸡子，或者吃猪肉，或者吃鱼，或者吃鸡蛋。山珍海味是比较困难的，可以一年吃两次，国庆节、五一节吃吃山珍海味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要吃的花样更多，而不是更少。就是说不是现在这样只是吃馍，一顿吃一斤，将来一顿吃两片馍就够了，主要吃肉食、吃青菜。就是吃的方面，吃要吃得饱、吃得好、吃的花样多，适合于每一个人。
第二是穿，也是应有尽有，各种花色、各式各样都有，不是乌鸦一片黑，也不是一片蓝。将来普通的布作工作服，工作之外，其余的时间都是绫罗绸缎，都是毛料绒衣。当然，每一个人都有一件狐皮大衣恐怕办不到，因为没有那么多狐狸。因此就要发展狐狸，也要养水獭、老虎，不养老虎不行，不养老虎没有虎皮。总会有那么一天，每个人可以得到一件狐皮大衣，这就看我们养的狐狸多少来决定。这是走向共产主义的穿，生产规划要把这些东西规划进去。
第三是住，要跟现代化城市比。到了第三个五年计划，或者第四个五年计划，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人民公社通通是高
楼大厦，通通是现代设备，并且每一个居住的地方都是一座花园，居住的条件，居住的环境要现代化，要比现代化的城市还好。
第四是交通，除了赛跑，凡是走路的都有工具。不赛跑也不行，光坐汽车、火车，那两条腿也成问题了，腿越来越小，身子越来越大。所以每天要跑步，每个人要赛跑，要开展体育运动。但除了赛跑以外，要到什么地方去就有汽车、火车、飞机、轮船。
第五，每个人都受到高等教育，要普及教育。那时候，每个人都是演员，都能够上台演戏。将来要出几万个常香玉，几万个梅兰芳。每个人都是作家，都能够写文章，都能够写剧本，都能够写大的马列主义著作，都能够搞科学研究。每个人都是体育健将，我们把全世界的体育冠军通通拿回来。
共产主义大体就是这样几条：吃、穿、住、行，加上文化娱乐、科学研究、体育，这些总起来叫共产主义。这些看起来在我们国家是很快，不是遥遥无期，不仅在座的同志，你们大多数都是中年人，都可以看到，我们这些老年人也可以看到。
可见，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最根本的是对何谓社会主义、何谓共产主义的理解发生了偏差，在条件根本不具备的情况下，急于建成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
1958年9月，全国迅速掀起建立人民公社的**。仅一个月的时间，就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到这年底，全国原有的74万多个农业社合并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入社农户达总农户的99%。由于人民公社大都是白手起家，但它又是按照工、农、商、学、兵（民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样样齐全的模式构建的，因而办人民公社的过程，也是刮“一平二调”（平均主义和无偿调拨）的“共产风”的过程，与之相伴随的，是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盛行。人民公社在分配上实行所谓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供给制和工资制的比例中，工资部分过小，供给部分过大，而供给制则是典型的平均主义，并且在“生活集体化”的口号下，大办公共食堂，限制农民的吃饭自由。所以公社化后，不但未将原来高级农业合作社业已存在的平均主义弊端加以克服，反而使之愈演愈烈，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出工不出力成为普遍现象，造成农业生产效率低下。
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浮夸风、“共产风”等问题，北戴河会议后不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已经有所觉察。毛泽东通过调查了解，发现很多人“急急忙忙往前闯”，脑子中有一大堆的混乱思想，认为有必要让各级干部冷静下来，联系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去读一些马列理论著作，以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
为了解决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中共中央于1958年11月2日至10日，在郑州召开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省委书记参加的会议，史称第一次郑州会议。会议开始后，毛泽东多次找到会的省委书记谈话，做高级干部的“降温”工作。会上，毛泽东提醒那些头脑发热的高级干部说，苏联搞了40年的社会主义，还没有宣布进入共产主义，中国才搞几年的社会主义，不要那么急急忙忙地宣布过渡。他还亲自给与会者讲解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并就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表意见。毛泽东指出：“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
郑州会议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又于11月21日至27日在武昌召开扩大会议。在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出，破除迷信，不能把科学当作迷信破除。凡是迷信，一定要破除，凡是真理一定要保护。必须老老实实，不要弄虚作假，要压缩空气。他还再次批评了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观点，强调不能剥夺农民。对于人民公社和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毛泽东强调：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必须分清，不能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又是一个界限，也必须分清，不能混淆。
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的基础上，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这是人民公社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文件，它强调：农业社变为人民公社，不等于已经把农村中的集体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要在全国农村实现全民所有制，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由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变成共产主义，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比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需要经过更长的时间。企图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而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则，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
接着，中共中央于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重点研究人民公社问题，史称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在分配中要承认队与队、社员与社员的收入有合理的差别，穷队和富队的伙食和工资应当有所不同。工资应当死级活评。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所有，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在社与社、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
第二次郑州会议后，各省、市、自治区相继召开五级或六级干部会议，传达会议精神。毛泽东为了把郑州会议的精神贯彻下去，在此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四次致信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并且连续批发广东、山东等省六级干部会议的经验，对一些关于人民公社整顿的材料作出批示。毛泽东写的这些党内通讯、批示，主要涉及基本核算单位和要不要算旧账两个问题。他指出，人民公社要以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并且要通过算旧账的方式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共产风”进行认真的清算。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人民公社经过几个月的整顿，逐渐剥去了一些空想色彩，刹住了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势头，“共产风”得到初步的遏制，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基本核算单位大体上回到原来高级社的水平，生产小队得到一定的自主权，许多混乱不清的政策问题得到明确，大兵团式的劳动协作基本终止，党同农民的关系有了改善。中共中央、毛泽东以及各级党的组织，为纠正人民公社化过程中的“左”倾错误作了大量的努力。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三、新一轮“大跃进”与严重经济困难
毛泽东虽然认为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也是有缺点和不足，如没有搞好综合平衡，一些指标定高了，出现了虚报浮夸，公社化过程中混淆了两种所有制的界限，刮起了一阵“共产风”，造成工作上的被动，但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相比，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成绩是主要的，形势正在好转。经过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一系列努力，“共产风”的问题已得到纠正，综合平衡的问题得到重视。因此，多快好省的总路线还要坚持，“超英赶美”的口号不能放弃。在这样的前提下，要继续纠正“大跃进”以来工作中出现的“左”倾错误，以取得更大的跃进，实现更大的发展。1959年的庐山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庐山会议其实是两个会议。一个是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另一个是8月2日至16日的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的前期基本上是纠“左”，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
前一个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即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反映纠“左”不彻底的问题。
对于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彭德怀自己说：“我当时对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我认为当时那些问题如果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迎头赶不上去，势必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我想，这些问题如果由我在会议上提出来，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是由主席再从（重）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些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
彭德怀在信中说：“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20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彭德怀在信中还写道：“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
“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按：指抢先于苏联进入共产主义）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
据黄克诚回忆，毛泽东就是对“有失有得”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这两条极不满意。毛泽东说，信上说：“有失有得”，把“失”放在“得”的前面，反映了彭的灵魂深处。又说，你讲“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主要锋芒是向着中央领导，你是反中央、攻击中央。
其实，当时赞成彭德怀观点的高级干部不在少数。7月21日，张闻天在会议形势已经比较紧张的情况下，作了长篇发言。在发言前，田家英、胡乔木等了解内情的人，给张打来电话，劝他少讲，但张认为，对于“大跃进”的错误，只有毛泽东出来才能纠正，仍决定在会上讲话，并从理论的高度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讲话中，张闻天还特地讲到发挥党内民主的重要。他说：“主席常说，要敢于得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
7月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大会并发表长篇讲话。他说：现在是党内外夹攻我们，有党外的右派，也有党内那么一批人。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要硬着头皮顶住。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掉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在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有些同志重复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同志的老路，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讲话中他还对彭德怀等人提出的不同意见逐条进行批驳，认为他们不能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是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表现出的资产阶级动摇性。会议的主题顿时变成了反右倾。
经过对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批判，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关于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已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
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运动，使大批的敢于讲真话，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敢于对弄虚作假现象提出批评的干部，被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错误批判和组织处分。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的统计，当时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和干部，有365万人之多。
更为严重的是，庐山会议打断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纠“左”进程，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已被指出的、有待纠正的错误重新发展起来，给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1959年下半年和1960年的“大跃进”，实际上带有很大的赌气性质。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指手画脚非难人民公社，非难大办钢铁，非难大跃进，企图动摇总路线，散布悲观情绪”，不但如此，他们还“配合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活动，打着所谓‘反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旗号，发动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因此，有必要用事实证明总路线是正确的，大跃进是可以实现的，人民公社是有无限优越性的。于是，不顾国民经济已经遇到严重困难的客观事实，再次提出超越生产能力的高指标，发动新一轮的“大跃进”。
随着新一轮“大跃进”的展开，以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再度泛滥起来，致使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情况更为严重。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间，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生产性建设投资所占比重都在86%以上，大大高于1957年76%的水平；非生产性建设投资所占比重只为13%左右，比1957年的24%下降2/5还多。在工业建设投资中，用于重工业的比重过大，挤了轻工业。在“大跃进”的三年中，工业领域重工业的比重达到55%～57%。由于轻工业建设缓慢，到1960年，棉纱、棉布、卷烟、食糖等的产量均低于1958年，造成市场商品匮乏。结果到了1960年下半年，重工业也无力继续“跃进”，国民经济面临严重困难。
当时，经济困难最为突出的问题是粮食极度短缺。由于农业高产“卫星”的误导，在制订1959年农业生产计划时出现了重大失误。1959年的总播种面积比1957年减少了10%，粮食播种面积减少了13%。由于播种面积的减少，同时自然灾害导致1959年粮食单产量的下降，导致1959年的粮食产量仅3400亿斤，比当时公布的5401亿斤少了2000亿斤，跌到了1954年（3390亿斤）的水平。
1960年和1961年的粮食播种面积虽然有所增加，但我国却遭受了比1959年更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之对农业的投入不足和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导致农作物大面积减产。1960年我国农业总产值在上年实际上是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又下降了12.6%。主要农副产品大幅度减少，其中粮食只有2870亿斤，比上年减少530亿斤，减少15.6%。棉、油等经济作物也大幅度减产。与1957年相比，1960全国的粮、棉、油人均拥有量分别下降了29.7%、38.5%和56.1%。粮食的减少还导致了生猪的下降，1960年生猪人均拥有量比1957年下降了36.4%。
“大跃进”启动后，大量的农民被抽调从事大炼钢铁等非农业生产活动。同时，为了大力发展工业，兴建了一大批工矿企业和开展了大规模的各项基本建设，结果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大为减少，另一方面吃商品粮的人口大量增加。为了保证城镇居民的最低商品粮供应，国家不得不加大对农民粮食的征购量，实行高征购。
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间，每年粮食征购量都在1000亿斤以上。这三年粮食征购量及与粮食总产量的比重分别是：1958年征购1175亿斤，占29.4%；1959年1348亿斤，占39.7%；1960年1021亿斤，占35.6%。过高的粮食征购量，是以降低农民口粮为代价的。1957年，全国农村留粮2940亿斤，1959年减为2052亿斤，1960年为1846亿斤。也就是说，1960年比1957年减少了17.2%。按人口平均，全国农村拥有粮食消费量，1957年409斤，1959年366斤，1960年仅为312斤。
由于粮食连年减产，城乡人民生活极为艰难。农村的情况更为严重，过低的口粮，加之没有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来弥补口粮的不足，农民又要在公共食堂吃“大锅饭”，致使农村发生大面积的饥荒，并出现了严重的非正常死亡。1960年与1959年相比，全国总人口净减少1000万人。
四、“八字方针”与七千人大会
面对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各级干部发热的头脑逐渐冷静下来。
1960年6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国际形势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1960—1962)的补充计划问题。毛泽东在会议开幕时指出：建设时间还太短，认识不足，要经常总结。不要忌讳我们犯的错误，只有抓紧总结，使我们的认识更加全面一点，才能及时指导。他还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在公布数字的时候，总是要少一点。要做的多一点，说的少一点。
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写了《十年总结》一文，承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乱子出得不少，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他还强调指出：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
毛泽东所作的十年总结，实际上主要是对1958年“大跃进”以来三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还不可能摆脱一些“左”倾思想的束缚，但他承认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还有很大的盲目性，还没有真正掌握它的客观规律，重新倡导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这对于中共中央随后作出国民经济调整的决策，是有重要指导意义的。
上海会议召开时，1960年已过近半，而生产任务完成却很不好，粮食供应日趋紧张，“大跃进”带来的问题日渐暴露。与此同时，由于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存在严重的分歧，1960年6月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带头向中共代表团发动突然袭击，对中国共产党横加指责，使中苏两党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公开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又于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问题，落实和安排国民经济计划。
这次会议批转了李富春、薄一波提出的《关于1960年第三季度工业交通生产中的主要措施》（以下简称《措施》）。《措施》指出：为了扭转第二季度以来主要产品下降的局面，解决基本建设战线更长、物资使用分散的问题，必须削减基本建设，集中力量把钢、铁、煤和运输生产搞上去。中共中央在批转这个报告时指出：由于可供调运的煤炭和生铁资源比原定计划减少，那些靠外调煤炭和生铁生产钢铁的省份，完成原定的生产计划就可能有困难。这些省份如果经过努力仍不能实现原定的钢铁生产指标，就应当实事求是，根据煤炭和生铁供应的可能，适当调整钢的生产指标。
会议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提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鼓足革命干劲，掀起一个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的**，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保粮、保钢；认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保证农业生产；决定以后国民经济不再搞两本账，只搞一本账，不搞计划外的东西，不留缺口。
会议期间，长期负责计划工作的李富春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建议，认为对工业要进行整顿、巩固、提高。可就在会议进行时，即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全部苏联在华专家和终止相关合同。苏联党和政府背信弃义的行为，自然激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出于义愤，不能冷静地思考问题，提出要炼“争气钢”，争取当年生产钢2000万吨，提前实现钢产量赶超英国的目标。结果这次会议未能对国民经济的调整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会后，负责国家计划工作的李富春冷静地分析了所面临的形势，认为这种局面不能再持续下去，必须对国民经济进行必要的调整，填平补齐，巩固提高。他将自己的想法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交换了意见，邓小平表示赞同。
8月下旬，国家计委着手编制196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李富春指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应当是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着重解决配套、补缺门、前后左右和品种质量问题，以便争取主动。
李富春的设想得到周恩来的支持。8月30日，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后，在计委所提的对1961年国民经济实行“整顿、巩固、提高”的方针后，增写了“充实”两字。9月15日，他又将“整顿”改为“调整”，从而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9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强调1961年是我国实现三年连续跃进以后的一年，是农业在连续两年受灾以后必须大发展的一年，也是在外援减少的情况下自力更生进行建设的一年。在这一年，必须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更好地发挥城乡人民公社（1960年曾办起了一批城市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更好地发扬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埋头苦干、勤俭建国、增产节约的精神，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争取国民经济在更加牢固的基础上继续跃进。这个报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个字，并将之作为调整国民经济的重要指导思想。
中共中央虽然初步确定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但要使人们从“大跃进”的狂热中冷静下来，由“跃进”变为较低速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于相当多的人来说，在短期内钢产量赶上并超过英国，更是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1960年8月以来，尽管采取了许多措施，但钢铁生产的形势一直未见好转，日产量始终在5万吨左右徘徊。10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狠抓钢铁生产的通知后，钢产量有了回升，10月中旬达到了平均日产量6万吨。但是，从11月下旬开始，钢及与之相关的铁、煤、运输都出现了严重下降的情况。
为此，中共中央于12月3日发出了《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指出：今年能不能完成1860万吨钢的生产任务，是国内国外瞩目的一件大事，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抓紧时机，克服困难，集中力量抓煤、铁、钢、运（输），把钢的生产水平突击上去，确保今年工业继续跃进的胜利。到这年底，钢产量虽然达到了1866万吨，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也更为严重。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196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同时总结各地农村人民公社整风整社试点的经验。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说，现在看起来，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急。十分急了办不成，越急就越办不好，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向前发展。他强调：“不要图虚名而招实祸。我们要做巩固工作，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规格，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又在北京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批准对国民经济实行“八字方针”，并且指出：1961年应当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的速度，在已有的胜利的基础上，采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应当努力提高产品的质量，增加产品的品种，加强生产中的薄弱环节，继续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运动，节约原材料，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
1961年虽然进行了国民经济的调整，但总的效果并不明显，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困境，原因是连续几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党“反右倾”的影响。还有相当多的领导干部，不愿正视“大跃进”所导致的严重后果，特别是对农业生产的形势估计过于乐观，对粮食的实际产量的估计和可能增产的期望过高，下不了大幅度降低工业指标的决心。有的人甚至企图等待形势好转后继续大干，搞新的“跃进”；有的领导干部虽然也认为调整极为必要，但对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仍心有余悸，担心降低指标、调整速度会被人看成是右倾倒退；也有少数的党员干部面对严重困难不知所措，产生悲观埋怨情绪，对何时走出低谷信心不足。
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尤其是中高级干部的认识，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动员全党更坚决地执行调整方针，彻底战胜面临的经济困难，中共中央决
定1962年1月召开一次有县级以上党委主要负责人，以及一些重要厂矿、部队负责干部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因为与会者共达7000人，史称七千人大会。会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强调要健全民主集中制，恢复和发展党的优良传统，从而进一步贯彻了国民经济调整方针。
七千人大会的第一阶段，是讨论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草稿。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个报告草稿写出来之后，没有经过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便提议直接印发大会进行讨论和征求修改意见，以便更好地集思广益，将报告修改好。经过与会者反复地讨论和修改，最后形成了《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的定稿，作为大会的正式文件。《报告》分为三个部分：（一）目前形势和任务；（二）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三）党的问题。
按照原定的计划，报告由刘少奇在1月27日的大会上宣读。开会的前一天，毛泽东提议：既然报告已经印发，在大会上就不要念了，由刘少奇根据报告的精神在大会上放开讲一讲。这样，刘少奇连夜准备了一个提纲。第二天开会前，他在休息室里将提纲送给了毛泽东和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传阅。经常委同意后，他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
讲话同报告一样，也是三个部分，但比报告要分析得更为透彻。关于目前形势，刘少奇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主要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
对于困难出现的原因，刘少奇指出，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条原因，哪一条是主要的呢？刘少奇说，有的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正如湖南的农民所说的，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对于工作中成绩与缺点的关系，过去常常用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来形容。刘少奇在讲话中虽然也认为成绩是主要的、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第二位的，但是，刘少奇又指出：“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刘少奇甚至还说：“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如何评价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在当时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刘少奇在书面报告中仍肯定“三面红旗”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正确的，但他在讲话中又指出：“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进一步地得出结论。”这实际上把“三面红旗”正确与否的评价问题，留下了将来再作研究的可能，同时也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毛泽东后来对刘少奇的不满，最初可以追溯到七千人大会。
按照预定的计划，会议在1月30日或31日便可结束，31日晚代表们便可以离京返回各地过春节。可是，到了29日下午，许多人反映，话还没有说完，还憋着一肚子气。有的组还反映，会上还有人压制民主，不让讲话。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同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商量后，决定让与会者把要讲的话都讲出来，把“气”出完，将会期延长。
1月30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问题，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让群众讲话。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让人批评。他批评说：有些人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越有鬼。一讨论问题就压制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他指出：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他说：我的错误也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1月12日至2月6日，会议开展了积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各大组对省委、中央局、中央国家机关及其有关负责人几年来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批评，各省委的主要负责人都在大会上作了检讨，一些部委的负责干部对工作指导上出现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会议洋溢着浓郁的民主气息，与会者畅所欲言，会议的热烈气氛是近几年来所少见的。
2月6日，邓小平就党的问题在大会上作了讲话。他指出，最近几年，党的领导、党的工作是有严重缺点的，特别重要的是党的优良传统受到了削弱。因此，现在必须把党的优良传统恢复起来，加强起来，发扬起来。
第二天，周恩来在大会上讲了1958年以来计划工作的失误，作了自我批评，并分析了国民经济存在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办法。
会上还有同志议论到毛泽东的错误问题。其中彭真1月18日的发言就具有代表性，他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毛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毛主席的威望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重。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好像一检讨就会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
林彪也在大会上讲了话，但他在讲话中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林彪说：“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林彪在此吹捧毛泽东，其用心是不言而喻的。林彪的讲话，成为七千人大会中一段不和谐的杂音。毛泽东却对林彪的发言十分欣赏。他在会后（即3月20日）对林彪讲话稿写了一段批语，其中说：“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此件没有什么特殊秘密，可以和别的同志的讲话一同发给那些人看或者读给另一些人听。这个问题向党内中级干部保守秘密，不让他们知道、好好想一想、早做精神和物质准备，是极为有害的。”所以，七千人大会一方面对“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了认真的总结，但另一方面对“左”的错误的纠正并不彻底，所以此后几年，在国民经济调整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政治上“左”倾错误却又逐渐发展起来，这当然是后话了。
七千人大会对形势的基本估计是“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度过了”；困难尽管还很严重，“但是正在逐步地被克服”。可是，会后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却发现，这个估计还是过分乐观了，其实最困难的时期并没有度过。
1962年2月21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连续开了三天，除了毛泽东外出南方视察没有参加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成员和中央经济部门负责人共16人参加了会议。由于会议是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的，史称“西楼会议”。
刘少奇在会上提出：“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化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他还说：“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会上，周恩来提议下决心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与会者对此深有同感，大家认为，只有压缩某些工业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投资，才能实现财政收支“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要求，使经济逐步恢复正常秩序，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发展。
陈云在会上作了系统的发言，全面阐述了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和克服这些困难的若干办法，中心内容是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重要性。他说，为了满足城市人口需要的粮食，必须把农民的口粮和饲料粮挤出来，不挤农民的口粮、饲料粮，城里的人口就要缺粮。农村的农民饿肚子，城市的人患浮肿病，就是这样造成的。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必须减少城市人口，让一部分城市人口回乡务农。
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的认识，保证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1962年5月7日至11日，中共中央又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简称“五月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共105人。毛泽东在外地视察、陈云因病赴南方休养，所以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西楼会议以来形成的文件，落实调整国民经济计划的部署，重点讨论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这个报告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当时的国民经济形势，认为国民经济存在着粮食供应紧张、职工人数大大超过目前经济水平等八个方面的重要情况，需要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的调整，下最大决心，坚决拆掉那些用不着的架子，收掉那些用不着的摊子，进一步精简职工，首先维持简单再生产，然后实现扩大再生产。《报告》在分析国民经济存在的困难情况后，提出三条针对性的措施：（一）国民经济需要进行大幅度的调整。（二）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要争取快，准备慢。（三）大力加强农业战线，努力恢复农业生产。
中央工作会议对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进行了认真讨论，并在对形势作了深入分析和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对大幅度调整经济作出了几项重要的决策。第一，进一步缩小基本建设规模。第二，降低重工业产品的指标。第三，对现有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在1961年已经减少城镇人口1000万人、精减职工800多万人的基础上，1962年和1963年两年内，再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人，精简职工1000万人以上。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大成果，就是进一步统一了党内的思想认识，增加了对国民经济进行伤筋动骨的大调整的决心。这次会议是全党下最大决心进行国民经济调整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我国国民经济走出困境的转折点。
五、克服严重困难的一系列措施
1958年至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是在农业领域率先发动的，1959年起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最突出的表现却又是农业歉收粮食短缺。因此，在调整国民经济的过程中，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就显得更为迫切。
1960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农村开展整风整社，以克服群众反映强烈的“共产风”等问题。农村整风整社虽然对遏制“共产风”等“五风”起到积极作用，但由于没有认识到农村出现严重困难，根本原因在于人民公社体制本身，必须进行相关政策调整，而是认为“五风”的出现，主要是基层干部队伍不纯，民主革命不彻底所致，因而用集训、夺权、撤职查办等方式，将矛头指向基层干部，不但挫伤了基层干部的积极性，而且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问题。
要使农村形势出现转机，最关键的是必须调整农村政策。受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11月3日，中共中央用电报将《紧急指示信》发给了生产大队、生产队党总支和党支部以上各级党的组织。
《紧急指示信》的主要内容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基本制度，必须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等等。“十二条”是庐山会议以来在农村政策上一个历史性的文件，它标志着农业领域的纠“左”已迈开了实际步伐。
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十二条下发后，农村形势出现好转的迹象。当时，党内有人认为，有了这十二条，政策调整也差不多了，农村的问题就可以大体解决了。为了进一步解决农业问题，中共中央决定在广州和北京分别召开工作会议。广州工作会议于3月11日举行，由毛泽东主持，出席会议的有中南、华东、西南三大区的中央局书记和各省市自治区书记，简称“三南”会议。北京工作会议同时召开，由刘少奇、周恩来主持，出席会议的有华北、东北、西北三大区的中央局书记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简称“三北”会议。
3月15日，“三南”和“三北”会议在广州合并召开，史称广州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经过认真的讨论，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条例（草案）》将人民公社的组织规定为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减少了公社的管理层次，同时明确了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责、权、利；强调自留地长期归社员使用，自留地的农产品，不算在集体分配的产量和口粮以内，国家不征公粮，不计统购等等。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意识到，三年的“大跃进”之所以最终造成如此严峻的局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几年放松了调查研究工作，对情况不摸底了。在此前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将1961年搞成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广州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又一再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在会议结束的时候，中共中央就认真进行调查研究问题，致信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求党的高中级干部联系最近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从现在起，县以上的党委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要将调查工作作为首要任务，并订出制度，造成空气。
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后，从党的领袖到省、地、县各级领导机关的干部，纷纷走出机关，带着《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深入农村，宣传“六十条”，解决贯彻“六十条”时遇到的问题，全党上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的一项重要成果，是对农业六十条草案中关于公共食堂和供给制的内容作了重大修改，实际上是取消了这两项规定，同时对生产大队的山林、社员的房屋和干部纪律作出了明确规定，最后形成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这个文件得到广大农村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1961年农村形势有了初步改观，到1962年，农村形势进一步好转，全年粮食总产量比1961年增长了125亿斤，其他经济作物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全国已有四分之一的县农业总产值恢复和超过了1957年的水平。
在贯彻农业六十条的同时，中共中央还决定将过高的工业生产指标降下来。为集中讨论工业问题，1961年8月23日至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说自己“对工业没有发言权”，因此庐山会议的主要议程是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主持的，但毛泽东认同了他们的意见。在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召集中央和各中央局的负责人开会安排会议议程时，不无感慨地说：对于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一套，没有把握。他还说：这次会议如何开，也没有把握，用江西话说就是“蒸酒煮豆腐，不敢称师傅”，只能是“寡妇养仔，众人之力”，大家出主意。
此次庐山会议没有重蹈两年前的庐山会议覆辙，会议中虽然也有不同意见的交锋，有对工作中问题的批评和议论，但大家都是心平气和，没有指责和批判。会议产生了几个好文件，如《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等。
会议最重要的是作出了“工业要退够”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提出：为了系统地解决当前工业发展中存在的严重问题，逐步协调工业内部各行业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关系，所有的工业部门，在今后七年里，都必须毫不动摇地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今后三年内，必须以调整为中心。中共中央在文件中提醒各级党委：“我们已经丧失了一年多的时机。现在，再不能犹豫了，必须当机立断，该退就坚决退下来，切实地进行调整工作。如果不下这个决心，仍然坚持那些不切实际的指标，既不能上，又不愿下，那么，我们的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就会陷入更被动、更严重的局面。”
按照“坚决后退”和“必须退够”的要求，1961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家计委党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补充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对年初所确定的当年计划指标作了重大调整：基本建设投资由167亿元降到78亿元，钢指标由1900万吨降到850万吨，原煤指标由4.36亿吨降到2.74亿吨，棉纱指标由450万件降到250万件，粮食指标由4100亿斤降到2700亿斤。《报告》还提出1962年的基本建设投资暂定为42.3亿元，钢产量为750万吨，煤产量为2.5亿吨，粮食产量2900亿斤。从这时起，1958年“大跃进”以来畸形发展起来的重工业，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后退即调整。
大幅度精减职工和城镇人口，是国民经济调整的另一项重大措施。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958年底，全国职工人数比1957年底增加了40%，即增加了990万，职工总数达到了4400万人。新增的职工中，从社会上招收的约650万人，其中来自农村的410多万人，合作商店店员和手工业合作社社员转为国营企业职工的250万人，军队转业55万人，毕业学生就业38万人。在1959年上半年的纠“左”过程中，对过度膨胀的职工队伍作了有限度的精减，但在庐山会议后的第二轮“大跃进”中，职工队伍再度膨胀，城镇人口也大幅度增加。1957年全国职工共计3101万人，1960年达到5969万人，1958年至1960年三年共计增加2868万人；1957年全国城镇人口总计为9949万人，1960年达到13073万人，1958年至1960年共计增加城镇人口3124万人。在新增加的2800多万职工中，来自农村的有近2000万人。
由于城镇人口的大量增加，需要相应地增加商品粮的供应。当时，粮食供应十分紧张。1960年以后，交通沿线的国家粮食库存越挖越空。1960年6月上旬，北京市的粮食库存只够7天销量；天津市的库存只够10天的销量；上海已经基本没有大米库存，只能靠外贸部门的出口大米过日子；辽宁十几个城市只能销八九天。1960年9月底全国82个大中城市的库存粮食，比上年同期减少了近一半，还不到正常库存的三分之一。
要解决城镇居民的口粮供应问题，仅仅依靠粮食调动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时唯一可行的，就是将部分城镇居民精减回到农村。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作出了大幅度精减城镇人口的重大决策。会上，周恩来作了关于粮食问题和压缩城市人口的报告。报告指出：1961年农业形势虽有好转，但粮食形势还是继续紧张，库存已经减到最低限度。他从产、购、销、调、存几个方面，对全国粮食情况作了分析后认为，从现在的情况看，农业生产不可能很快恢复，每年要供应城市500亿斤粮食是困难的。解决粮食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从城市压缩人口下乡。如何压？最重要的方针，就是人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
陈云非常赞同周恩来的意见，在发言中对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的重要意义作了进一步的说明。陈云强调，现在问题的实质，就是城市人口如果不下乡，就只好再挖农民的口粮。虽然有了紧急指示信“十二条”和“农业六十条”，但是，如果粮食的征购任务不减少，这些政策就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因为农民最后还是要看国家征购多少粮食。如果征购还是那么高，农民还是吃不饱，那么，他们的积极性仍然不会高。“所以，面前摆着两条路要我们选择：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口粮；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两条路必须选一条，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我认为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
陈云的讲话，使与会者对粮食问题的严重性和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的必要性，有了更明确的认识，也坚定了大量精减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决心。会议讨论了如何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市粮食销量的具体措施，并在会议的最后一天通过了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还明确提出，要将1960年底1.29亿城镇人口的基数上，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1961年内争取至少减1000万人，1962年至少800万人，1963年上半年扫尾。
从1961年1月至1963年6月，全国共精减职工1887万人，城镇人口共计减少了2600万人。周恩来当时说，下去这么多人，等于一个中等国家搬家，这是史无前例的。
从1961年到1963年10月底，全国非农业人口口粮和食品工业用粮销量共减少了138.4亿斤。1961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比1960年减少了19亿元，1962年又比上年减少了30亿元。1963年8月，国家给40%的全民所有制职工调整了工资，但工资总额比1962年还略有减少。
从1958年起，一连三年超越国家的承受能力，出口了大批的粮食。其中1958年进出口相抵，净出口65亿斤，比1957年猛增73.1%；1959年净出口94.8亿斤，比1958年又增加45.9%，相当于1957年的2.5倍。1960年在粮食收不抵支的情况下，仍净出口20亿斤。1960年因农业歉收征购量减少、城镇居民增加，伴随而来的是商品粮供应量增大而造成的粮食收支逆差，仅靠加强粮食调拨，降低口粮标准，搞“瓜菜代”，甚至精减城镇人口，都难以缓解粮食供应的紧张局面。1960年冬，粮食形势越来越严峻。为此，周恩来和陈云建议：下决心进口一批粮食以渡过难关。
1960年12月底，周恩来、陈云和外贸部部长叶季壮商量后，确定进口粮食数量为120万吨。随后，中共中央决定加大进口，数量增大到50亿斤。1961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又决定进口100亿斤粮食。从1961年到1965年，我国共进口粮食547亿斤，年均109.4亿斤。同期共出口粮食127亿斤，进出口相抵，净进口粮食420亿斤，年净进口84亿斤。这些粮食的进口，对于推动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进行起了积极作用。
为配合经济工作的调整，还对文化工作的各个领域也进行了调整，中共中央批准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学十四条）、《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校六十条）、《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即文艺十条，后来改为文艺八条）等条例。这几个文件实际上都是围绕这样两个问题：如何处理好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科学与文艺工作中如何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些条例的颁布，使党与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得到缓和。在1962年3月的广州会议上，周恩来、陈毅正式宣布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
1961年6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认为，1959年的“反右倾”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不应该把反右倾斗争搞到群众中，提出要对几年来批判和处分错了的干部、党员甄别平反。根据他的指示精神，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明确规定：“为着发扬民主，有必要对于最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和党员，实事求是地加以甄别。”由此开展了由农村到各界的甄别平反工作。
1962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指出：“当前甄别工作的重点，是县级以下的农村基层干部。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到1962年8月，全国有600多万干部、党员和群众得到平反。
由于采取这些果断措施，到1962年底，国民经济开始好转。这年粮食总产量达到3200亿斤，比上年增产250亿斤。1962年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结余83亿元，结束了四年连续赤字的状况。城乡人民生活也开始略有上升，与1961年相比，全国人均粮食消费量增加12斤，猪肉增加1.6斤。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新中国终于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从“三年暂时困难”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