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冤案始末
王海光
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开始后，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即被指责执行了一条“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政治上被打倒。随后，刘少奇又被打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对他进行举国动员的全民大批判。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给刘少奇扣上了“叛徒、内奸、工贼”的三顶帽子，称他是“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总代表”，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1969年11月，惨遭迫害的刘少奇在河南开封含冤逝世。
刘少奇一案，是“**”十年动乱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刘案的受害人职务之高，牵涉面之广，迫害人数之多，后果之严重，在中共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刘少奇冤案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经验教训。总结和研究这个案件的经验教训，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进行拨乱反正的需要，而且对加强执政党建设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毛刘体制的形成及其矛盾分歧
刘少奇生于1898年，比毛泽东小5岁，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两人都是湖湘文化圈中生长起来的中共领导人。刘的家乡宁乡县炭子冲与毛的家乡湘潭县韶山冲只一山之隔，相距30公里左右。
在中共党内，刘少奇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和白区工作，毛泽东长期从事武装斗争和军队工作。他们都主张实事求是地决定工作方针，因此也都受到对共产国际唯命是从的党中央左倾领导人的排斥和打击。
延安时期，在毛泽东与张国焘和王明的党内路线斗争中，刘少奇旗帜鲜明地坚决支持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刘少奇协助毛泽东开展了全党整风运动，大力宣传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为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出力甚巨。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正式肯定了根据地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是毛泽东，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是刘少奇。在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七大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第一次作了全面完整的概括和系统的论述。刘少奇在七大上当选为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是全党公认的第二号人物。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刘少奇代理中央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47年，中共中央的五大书记分为两摊。毛泽东、任弼时、周恩来留在陕北，负责指挥全国军事。刘少奇任中央工委书记，和朱德一起到河北平山县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在这期间，他主持制定了《土地法大纲》，指导了全国的土地改革工作。
1949年，由于新区城市政策发生偏差，引起资本家的恐慌，造成了城市生产的混乱。中共中央又委托刘少奇到天津，向工商业者解释中共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安顿了人心，恢复了城市的正常生产，为中共工作重心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提供了经验。
新中国建立后，刘少奇先后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在制定国家的大政方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刘少奇作为毛泽东的第一助手，长期主持中央一线的日常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共中央副主席。在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在1965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上再次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
刘少奇与毛泽东在工作上的分歧，在建国前就曾发生过，建国后更有过多次。领导集团在决定重大的政治问题时，由于认识的角度不同，处理方法不同而发生分歧和争执，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一个政党只有一种意见，那这个党也就没有生命力了。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讲，党内经常出现不同的声音，则更是党内民主机制健全的重要标志。
在建国以后的几次重大历史关头，毛刘之间几乎都出现过程度不一的意见冲突。主要有：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还是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方针是积极稳妥还是高速度的问题；关于20世纪60年代的调整方针是彻底退够还是维护“三面红旗”的问题；关于“四清”运动对象是整“党内走资派”还是整“四不清”干部的问题等。相对应的历史事件是，1954年的高饶事件，1956年的“反冒进”方针，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1964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毛刘争执等。
高饶事件是中共执政后第一次重大的党内斗争事件，这个事件背后是毛刘分歧。建国初，刘少奇主张搞一段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他在1951年2月的全国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毛泽东则主张趁热打铁向社会主义过渡。他对刘少奇坚持新民主主义路线很有些意见，对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工作也不满意。1953年下半年，毛泽东先后召开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高岗利用毛刘分歧向刘少奇发难，散布说刘少奇在七大上被抬得太高了，几年来证明不成熟，没有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工作的经验，只依靠华北经验指导全面工作，看不起东北经验。并说刘少奇有个小圈圈，周恩来有个小圈圈，还把党分成根据地党和白区党两部分，挑拨说党和国家领导机关的权力掌握在白区党手里等等。刚任中组部部长的饶漱石则打击副部长安子文，矛头也是对着刘少奇。这使毛泽东感到党内有分裂的危险，在1953年12月底的政治局会议上出面表态支持了刘少奇。在1954年2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刘少奇高姿态地作了自我批评，会议通过了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后召开了两个座谈会，端出了高岗、饶漱石的问题。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了高、饶的党籍。
在社会主义改造步骤上，毛泽东是强调计日程功的，而刘少奇则赞成稳健发展，工作中也有冲突。如在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刘少奇的思路是先机械化后合作化，毛泽东的思路是先合作化后机械化。1951年7月3日，刘少奇给山西省委的批示，不赞成马上把互助组提高到合作社的水平。毛泽东则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主张搞农业合作社。1955年，鉴于农业合作化造成了农村社会的相当紧张，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提出要适当收缩。刘少奇赞同邓子恢的意见，毛泽东则批判邓子恢是“小脚女人”“右倾机会主义”，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激进的合作化运动，把农民强行组织到农业合作社中，造成的消极面非常严重。
在经济建设速度上，毛泽东也是比较急于求成，刘少奇则比较注意量力而行。1956年在“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的口号鼓动下，在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一种盲目追求数量和速度的急躁冒进情绪，造成国内经济形势全面紧张。刘少奇和周恩来、陈云确定了反对急躁冒进的方针，遏制了冒进的势头。中共八大确定了“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经济建设总方针。但毛泽东对“反冒进”是很不满意的，认为是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有许多中外学者认为中共八大是毛、刘冲突的开始，根据是八大决议没有再提毛泽东思想，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提法很快也发生了改变。实际上，八大整个准备工作都是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刘少奇做的政治报告等文件都是根据毛的意见修改的。在八届一中全会上，毛还称赞报告“是一个很好的提纲”。 至于没有提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是因为苏共二十大上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后，各国共产党对个人崇拜问题都很敏感。所以中共中央集体（包括毛本人）决定，在八大文件中不再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文革”中康生等要批八大报告，毛泽东说：这是我们集体决定的，不能让刘少奇一人负责。
事实上，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毛、刘之间还是团结一致的。刘少奇很注意毛泽东的态度，每当毛泽东提出不同意见时，刘总是检讨自己，主动承担责任。毛也是一直把刘作为最主要的助手和接班人来看待。1959年，毛泽东提出自己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主动提议由刘来当。1960年，毛泽东亲自向中央建议，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1961年毛接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威名显赫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宣布说他的接班人是刘少奇。
但在“大跃进”失败之后，面对“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局面，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对困难原因的认识，对困难程度的估计，以及解决困难的方针等重大问题上，产生了重大的意见分歧。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毛刘之间多次出现冲突，甚至还发生了面对面的争执。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刘之间的分歧就已十分明显。刘少奇在会上提出对形势估计要实事求是，有的是“三七开”，有的甚至是“倒三七”。毛泽东则表示出不赞同的态度，而对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发言大加赞赏。
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对国民经济进行了伤筋动骨的大幅度调整。在农村政策的调整上，陈云、邓子恢等领导人提出了包产到户的政策，刘少奇也表示赞同。这些情况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他把这些新情况当作是资本主义复辟的趋向，认为调整否定了“三面红旗”。他从南方回京后，批评刘少奇没有顶住，发生了面对面的冲突。
在1962年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给全党提出了阶级、形势和矛盾的新题目，要求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毛泽东还严厉地批判了所谓的“三风”（对形势估计的黑暗风；一揽子平反的平反风；三自一包的单干风），把全党重新引入到阶级斗争为中心的轨道。刘少奇赞同毛的意见，也说现在两个阶级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还检讨了自己对困难估计重了。但他同时又表示担忧，担心现在提阶级斗争会影响经济调整工作。毛泽东接受了刘少奇的意见，打招呼说：阶级斗争的问题，先不往下传达，不要影响经济工作。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全党全盘接受了毛泽东关于国际反修，国内防修，反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开展了城乡“四清”运动。“四清”运动是党内高层矛盾进一步激化的新阶段。在运动中，刘少奇不但非常积极，而且还有发挥，有创造。他让夫人王光美到河北抚宁县桃园大队蹲点搞“四清”，总结出了桃园经验，得到毛泽东的赞许，作为成功的典型经验推广到全国，指导各地的运动。在1964年的下半年，刘少奇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很严重。他说：“和平演变已经演变到高级机关的某些人了，四不清干部对工作队的办法是‘喂、顶、拖、混’，在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以前，不能强调团结95%以上的干部。”在具体方法上，刘还提出了“追根子”的思想。他说：“上面的根子也要追，上面的根子更危险，一律要追，追到什么地方算什么地方”，“是公社的追到公社，是县委的追到县委，是地委的追到地委，是省委的追到省委，是中央的追到中央”。1964年8月，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并主持修改“后十条”。刘少奇提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从而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政策，运动完全由工作队领导，扎根串联，首先解决干部问题，打击和伤害了许多基层干部。毛泽东对此也是有些看法的。
毛察觉问题后，于1965年1月主持制定了《二十三条》，对纠正打击面过宽的偏向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在反修防修的方法、反复辟的途径、阶级斗争的对象等具体问题上，刘少奇和毛泽东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刘少奇认为反修防修的主要方法途径有三：一是搞“四清”，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解决路线问题；二是改革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推行两种教育制度，解决培养人的问题；三是干部参加劳动，解决干群矛盾的问题。在运动的斗争对象上，刘少奇把重点放在基层干部上，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政治不清，经济不清，思想不清，作风不清。毛泽东的思路则大不相同。毛泽东片面地接受了斯大林死后反斯大林的教训，害怕这种情况在中国出现，对党内国内形势的估计上夸大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反复辟的方向上，他偏重于党内，党内又偏重于中央领导核心。他不能接受刘少奇提出的搞托拉斯之类的改革设想，不能接受用物质利益的动力来刺激人的生产积极性。他对社会主义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但脱离中国现实，缺乏实现条件，使一线领导在实际贯彻中很困难，这也使毛越来越不满，以至于把一二线之间的工作分歧看作是搞不搞马列主义的根本原则的分歧。他认定上面出修正主义的可能性很大。根据他的指示，在四清运动的同时，中共党内批判了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的“三自一包”，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的“三和一少”，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向资产阶级投降”。最后，毛把防修的视线转到了刘少奇身上。
在反修防修、调整工作的重大原则问题上，以及一些具体工作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一线领导人的思路越来越不一致。毛对刘有看法，有情绪，在1964年底的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前就有所表现。1965年11月底，毛在一次听工作汇报时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归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这是很带情绪的话。
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的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是党内高层矛盾进一步演变的关节点。会前，总书记邓小平认为是一般性的工作会议，曾好意地说，主席身体不好，就不必参加了。毛很不高兴，执意要参加。在会上，毛讲话时，刘多次插话，这种现象过去是不多见的，毛对此很恼火。当毛讲到，这次运动（四清）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强调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刘少奇没有随声附和，而是表示了明确的保留态度。他插话说：“各种矛
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为好，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要什么都上升到敌我矛盾。”毛泽东当时就非常生气，对刘怒目而视。刘当时还没有察觉，会后有人马上提醒他说主席生气了，刘很后悔，连连责备自己。第二天，毛泽东在讲话时大发脾气，说：有两本书，一个叫党章，一个叫宪法，我有参加会议和发言的权利。可是一个人不叫我开会（指邓），一个人不叫我讲话（指刘）。接着刘少奇在政治局生活会上作自我批评，检讨自己对毛不够尊重。但毛认为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态度问题，而是搞不搞修正主义的政治原则问题。他在此后，又几次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的“两类矛盾交叉”的提法。毛泽东开始考虑要把刘少奇拿下来。
在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虽然刘少奇还是负责中央一线工作，但毛泽东已经不再信任他了。毛不仅提出了“赫鲁晓夫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这种危言耸听的论断，而且还不止一次地对省市党政主要干部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这样的问题，并提醒他们说“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就是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要重新考虑接班人，要把刘拿下来。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他不再与刘少奇及其他常委通气，而是在背后支持江青等极少数人做新的斗争准备，找人搞《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名堂，以期发动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运动。中共中央核心领导集团在形式上还维持在统一的领导集体内，但实际上的分裂已经开始了。党内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的痼疾非但没有因划分一二线的体制而减轻，反而更加难以沟通，而且作为一个集中统一的党，原则性和工作性的问题到中央一层就无法回避，这更加速了权利与责任的离心力量。毛泽东最后认定刘少奇就是党内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二、“**”的发动和刘少奇的被打倒
“**”开始时，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人对毛泽东要开展的这场政治运动并没有足够的认识和思想准备。1966年5月29日，刘少奇主持召开 “**情况汇报会”，中共中央政治局主持日常工作的三位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及有关领导人研究决定，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率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由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率工作组去北京大学。在几个中央领导同志商定之后，周恩来还当场到隔壁房间用电话向正在杭州的毛泽东请示，获得同意。
6月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汇报和讨论北京地区“**”的情况。会议确定，在运动中“内外有别”，“注意保密”，“不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八条方针。决定向北京市的一些大学、中学派出工作组，贯彻八条。
派工作组不仅是当时已经乱起来的客观形式所迫，也是党领导运动的传统方法，而且还有毛泽东批准派工作组到人民日报和北京大学的先例可援。刘少奇力求把运动纳入党领导的轨道，支持工作组领导运动。6月20日，刘少奇批发了北大工作组处理5月18日乱批乱斗“牛鬼蛇神”事件的简报，要求各单位参照北大工作组的办法，处理类似事件。 刘少奇还批转了一些地方给中央的有关“假左派”闹事的报告。根据这些指示精神，北京市开展了“反干扰”运动，各地也对反工作组事件进行了程度不同的处理，反工作组的激进学生受到打击，有些甚至被审查批判。尽管这种处理方式有些简单生硬，局势终究是平稳下来了。但毛泽东的思路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要充分发动群众起来“革命”。刘少奇的做法，自然引起了他的不满。
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首先听取陈伯达、江青等人关于工作组的汇报。7月24日，25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指责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作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这使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陷入极为难堪的境地。7月29日，刘少奇在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表示了这种无所适从的心境。他说：“**怎么革，你们不晓得来问我，我老实回答你们，诚心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也是不晓得。”“现在只能讲一句话，放手发动群众”。
为了弄清“**”究竟怎样搞，响应毛泽东要求高级干部亲自参加北京各学校的运动的号召，刘少奇于8月1日至4日亲自来到北京建工学院蹲点。
8月1日，根据毛泽东提议，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8月4日，毛泽东在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极其严厉地指责派工作组是犯了“镇压”群众的“路线错误”。刘少奇就工作组问题主动承担责任，毛泽东接过话头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当叶剑英讲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声色俱厉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8月7日，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印发大会，更严厉地批评“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打下去”，并把工作组问题同1962年、1964年中央工作指导方针上的分歧联系起来，明确指出党中央内部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否定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央一线领导。刘少奇这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严重错误”。从8月8日下午开始，会议转入讨论毛泽东的大字报，批评矛头指向刘少奇、邓小平。这次全会改选了中央领导机构，刘少奇从第2位下降到第8位，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他不再参与中央的日常工作，不再过问“**”的事情，开始闭门思过，按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调子写检查。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通过各种非正式渠道很快流传到社会上，不久即出现针对刘少奇的大字报。
撤销工作组以后，“**”进入革命造反的激进时期，刘少奇及其派工作组问题被作为一条压制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陈伯达、林彪先后作长篇讲话，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俩的讲话得到毛泽东的批准，大量印发到群众之中。会上一些人指名道姓地批判刘、邓，调子越来越高。10月23日，刘少奇、邓小平在全体会议上作检查。刘少奇的检查有三方面的内容。首先，他讲了工作组50多天的情况，表示要负主要责任。其次，他讲了历史上犯了“一些原则性和路线性的错误”的情况，着重讲1962年和1964年的事情。再次，他检讨了自己犯错误的原因是不理解运动，怕乱，错误估计当时运动的形势，思想上还存在许多唯心和形而上学的观点，最根本的是没有学好和掌握好毛泽东思想。刘少奇在检讨中不得不违心地承担了许多责任。毛泽东事先早就看过刘少奇检查的初稿。9月14日，他在初稿上批示：“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妥一些，请酌定。”刘少奇当然照办，但当刘少奇的检查作为正式文件下发时，毛泽东的批示被删掉了。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刘、邓的问题讲得比较和缓。10月24日晚，他在汇报会上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在10月25日的全体大会上，毛讲话又说：“中央分一、二线，我也有责任，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他还说，“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解决了。”可见，毛泽东这时对刘少奇采用的是党内矛盾的处理方法。但会后，群众性的造反行动更加激烈。社会上攻击刘少奇的举动不断升级。10月下旬，北京有的红卫兵组织贴出了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口号。毛泽东此时也不同意把刘少奇问题捅到社会上，还派陈伯达去清华、北大制止过贴刘少奇的大字报。周恩来、陶铸等中央领导也多次对群众讲，反对提“打倒刘少奇”的口号。
从1966年12月中旬起，打倒刘少奇的举动骤然升级，刘少奇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更严重的迫害。
1966年12月18日，中央成立了王光美专案组，审查所谓“特务嫌疑”问题。名称为中央办公厅丙组，成员4人。12月18日下午，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传达室召见了清华大学著名造反组织“井冈山兵团”头头蒯大富，唆使他们采取行动搞臭刘、邓。12月24日，戚本禹到北京矿业学院对师生们公开说：“刘、邓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污蔑王光美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分子”。12月25日，蒯大富组织了清华井冈山兵团的5000多人，在北京闹市区游行示威，撒传单贴标语，发表演说，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首先推向社会。12月27日，“中央文革”召开北京部分大中学校师生座谈会，江青在会上鼓动说：“两条路线斗争的胜负还没有定，阶级斗争激烈得很，刘少奇的检讨不成样子，在干部中没法通过。”她还教唆红卫兵说，对刘少奇“你们要背对背，不要死揪回来，其他怎么做都行。”他们一伙还污蔑纪录影片《刘少奇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是大毒草，要红卫兵立即组织批判。12月30日，江青来到清华大学，单独召见了刘少奇女儿刘涛，策动刘涛起来揭发批判刘少奇。江青对刘涛说：“刘少奇问题的性质早已定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现在不打倒他，是因为全国人民转不过弯来，要一步一步来。你要彻底和他划清界限。”随后，刘涛根据访问生母王前提供的材料，写了长达数万字的揭发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主要是生活上的事情。大字报经红卫兵小报大量登载、转载，影响非常大。
11月25日，刘少奇陪同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出现。此后，刘少奇实际上失去了人身自由，遭到无情的批判斗争，残酷的迫害接踵而来。
12月23日下午，中南海院内出现了第一批点名攻击刘少奇、王光美的大字报。1967年元旦清晨6点钟，一些人到刘少奇住宅院内，张贴书写“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之类的标语。1月3日晚，中南海秘书局20多人冲到刘家，张贴标语，勒令刘少奇、王光美站到走廊门口，进行了40分钟的批斗。当他们强迫刘少奇背语录，嘲笑起哄时，刘少奇义正词严地回答说：“你们可以问我毛主席的哪篇文章，写的什么内容，当时的历史背景，针对什么问题，当时所起的作用，理论上有何创新，这才是毛主席思想的精髓。我是《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主任，无论哪篇文章，我都可以解答。”这是第一次对刘少奇进行的面对面的批斗。
1967年1月6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一些人把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扣留在学校，诈称她在学校作检查后的归途中被车轧伤，需要截肢，把刘少奇、王光美骗到了医院，然后劫持王光美到清华批斗。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打电话批评蒯大富，并派秘书到清华大学限令蒯大富放人。
1月12日晚，中办秘书局七八十人先后冲进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住处，对他们进行了围攻批斗。刘少奇受到低头弯腰的批斗体罚。王光美站在一张独腿桌子上挨批。
1月13日深夜，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临时住处派秘书徐业夫用车接刘少奇来谈话。刘少奇郑重向毛泽东提出两条：“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他们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委员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使国家少受损失。”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建议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还特别介绍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和法国18世纪哲学家狄德罗的《机械人》。临行时，毛泽东亲自送到门口，嘱咐刘少奇“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刘少奇的辞职要求，不久前曾向周恩来口头提出过。与毛泽东的会见，曾使刘少奇的心情宽松了一时。但五天后，中南海电话局一伙造反派闯进刘少奇的办公室，撤了刘少奇的电话。从此，刘少奇与毛泽东、周恩来及中央政治局的一切联系都被切断了。
此时，毛泽东的态度与要把刘少奇搞成敌我矛盾的江青一伙还是明显有所不同。1967年1月初，北京建工学院的红卫兵组织“八一战斗团”勒令刘少奇到他们学院作检查。毛泽东不同意刘少奇去，于1月6日给周恩来一个批示：“总理：此件请你酌处，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周恩来执行了这一批示。2月12日至18日，毛泽东三次与张春桥、姚文元谈话，对他们说：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看过几遍，是反马列主义的。刘少奇看来九大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现在不要挂牌子、戴高帽子。这表明，毛泽东当时还是把刘少奇的问题作为党内矛盾，是要以党内路线斗争的方式解决的。
三、残酷的迫害和刘少奇冤案的铸成
到1967年的3月间，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态度有了新的变化。康生利用一份诬蔑刘少奇是“叛徒”的材料，给毛泽东写了报告，称他已掌握确凿材料，证明刘少奇在历史上有重大叛变嫌疑问题，建议中央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3月21日，毛泽东批准了康生的报告。中央常委决定审查刘少奇1925年、1927年、1929年、1936年的所谓“叛徒嫌疑”问题。6月3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成立。中央决定审查刘少奇后，刘少奇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对刘少奇的批判斗争随之升级。
在3月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和4月间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陈伯达、康生等人讲话，从历史到现实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污蔑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颠倒是非地批判了刘少奇发展生产力的主张，并传达了毛泽东2月份与张、姚谈话中有关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意见。
刘少奇与外界的联系切
断后，他的子女们从街上带回的传单小报和所见所闻就成了重要的信息来源。3月28日，子女们从街上带回了一些传单小报，其中一张小报说，刘少奇曾吹捧电影《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还说刘少奇自诩为“红色买办”。刘少奇敏锐地觉察到，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信号，立即回办公室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申明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愿意和揭发人对质。
4月1日戚本禹在《红旗》杂志第5期发表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以批判刘少奇“吹捧”《清宫秘史》为题，肆意曲解历史，污蔑刘少奇从历史上就是钻进党内的反革命。文章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为刘少奇的代名词，进行不指名的点名批判，给刘少奇扣了一堆罪名，向刘少奇提问八个“为什么”：为什么在抗战爆发前夕指使别人自首变节，发表“反共启事”？为什么在抗战胜利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为什么在解放后极力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为什么在三大改造后，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为什么在三年困难时期，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攻击三面红旗？为什么在1962年还重新出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什么提出和推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破坏社教运动？为什么在“文革”中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八条罪状完全是颠倒是非，歪曲历史，捕风捉影，无限上纲。但文章居然还据此作出结论，称：“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这篇文章是经毛泽东批准，在中央报刊上发表的“权威”文章。刘少奇看到戚本禹的这篇文章后，气愤至极，说：“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过这么不严肃！”
此后，全国掀起了批判与打倒刘少奇的**。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批判旗帜》，号召开展这场大批判。5月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 5月 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明5月8日的文章是经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并经毛泽东亲自批准的重要文章，要求各单位认真学习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当时在刘少奇身边工作的秘书、警卫、服务人员也成立了名称为“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的组织，为表示自己并非“保皇派”，在4月6日、12日对刘少奇采取了“革命行动”。4月6日晚，这些“造反派”冲进刘少奇的办公室，向刘少奇宣布了三条勒令：从今以后，必须自己做饭，自己打扫卫生、洗衣服，改变作息时间（刘少奇的工作习惯是夜里工作，上午睡觉）。他们还就戚文中的“八条罪状”逐一提出质问，要刘少奇回答并写出交代。刘少奇义正词严地回答说：“戚本禹这篇文章不符合实际，不符合事实，栽赃！我不反对革命，也不反对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我第一个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刘少奇依据事实对戚文的“八大罪状”逐一据理驳斥并气愤地说，“宪法是我作的报告，我现在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到法庭上审判我，要经过全国代表大会撤职。是谁免的我的国家主席？！”
4月7日，刘少奇交出一篇对戚文提出的“八大罪状”的答辩书。答辩分八个问题，针对“八大罪状”，说明了一部分事实真相。在回答为什么在“**”中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上，刘少奇说：“我现在也不清楚为什么？也没有看到一篇能够完全说清楚为什么犯错误路线的文章。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批判了我的错误之后，又有人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可是，他们也不知为什么。”这是刘少奇用他当时所能运用的方式，表示他对“**”的反对意见。工作人员把原件上送，并抄了一份大字报在中南海内贴出。几小时后，这张答辩的大字报就被撕得粉碎。4月12日，中南海里的造反派再次批斗刘少奇。当刘少奇用事实答辩时，他们就用语录本敲打他的脸和嘴巴，叫嚷“不准放毒”。
4月10日，经中央批准，在清华大学举行30万人的批斗会，批斗王光美，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等人陪斗。批斗会上，一伙人对王光美拳打脚踢，强迫她穿旗袍、戴用乒乓球串成的项链。王光美坚决抗议这种人格侮辱，进行了长时期的答辩，说明了一部分事实真相。
在大批判的狂澜中，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勒令”刘少奇就“**”初期过问建工学院运动的事情交出检查。7月4日晚，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传达了中央的意见，要刘少奇向建工学院群众组织写一个检查。刘少奇此时已心力交瘁，难以执笔，只得由王光美代写。刘少奇审阅时，又加上一句“是毛主席党中央委托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检查”说明了刘少奇过问北京建工学院“**”的前后经过，以及“50多天里”“犯错误”的经过。较之1966年10月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查，这份检查更如实说明了一些事实情况。“检查”交上后，被极左思潮所支配的红卫兵们为之激怒，斥责为“反攻倒算，妄图翻案”，“向无产阶级革命派最疯狂的反扑”。从7月13日起，数百个单位的群众组织陆续赶到中南海的西门和北门，安营扎寨，组织“揪刘火线”，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数十万之众的“揪刘”队伍，用上百个高音喇叭日夜对着中南海叫喊，并进行“揪刘绝食”，轮番批斗中央各部部长和省委书记们，还多次冲击中南海，要把刘少奇揪出来。
戚本禹煽动中南海机关的一些人，于7月14日强迫刘少奇出来看大字报，并进行围斗。7月17日晚，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擅自决定了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进行批斗，同时抄家，批斗后对刘少奇、王光美分别“监护”。18日凌晨1点多钟，戚本禹召集中南海机关的造反派开会，决定批斗方式、规模、日期。18日晚，中南海“造反派”300多人把刘少奇、王光美分别揪到中南海内的两个食堂，批斗两个多小时。同时抄了刘少奇的家。批斗完后，刘少奇和他的家人被隔离起来。刘少奇押在前院，子女们在中院，王光美押在后院，分别看管，互不见面。
8月5日，“中央文革”在天安门广场组织百万人的“纪念《炮打司令部》发表一周年，批判刘、邓、陶大会”。同时，在中南海内组织批斗刘、邓、陶。批斗情况拍电影，向大会做实况广播。8月5日下午，中南海里的三四百人分三处在各家院内批斗了刘少奇、王光美，邓小平、卓琳，陶铸、曾志。刘少奇被拧着胳膊架进会场，又推又搡，强迫低头弯腰，并拧胳膊，扭手，揪头发。造反派还把一幅画着绞索、红卫兵笔尖的漫画强行套在刘少奇头上。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批斗，69岁的刘少奇白发蓬乱，衣服湿透，腰腿受伤，疲惫不堪，行走困难。他被押回办公室后，按铃唤来机要秘书，拿出了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的职务？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秘书连夜给中央写了汇报，但没得到任何回答。这是第六次批斗刘少奇、王光美，也是最厉害的一次。
9月13日，王光美正式被捕入狱。刘少奇的子女们也被赶出中南海。
在对刘少奇进行全民大批判的同时，对刘少奇专案的审查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1967年3月，中央决定审查刘少奇后，王光美专案组的人数就增加了，由原来的4个人增加到40人左右。5月18日，专案组到中组部调走了刘少奇的全部档案材料。6月3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成立。组长是周恩来，工作由谢富治、汪东兴主持，康生、陈伯达是顾问。江青在组内没有职务，但一切事情都得听命于她。1968年2月22日，谢富治在专案组的一份报告上批示：“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报告江青同志。”他还专门开会向专案人员交代：“要有组织观念，脑子里要有个江青同志，重大事要请示江青同志，有利于把案子搞好，有利于把叛徒抓完，有利于把**搞好。”
为了搞到刘少奇的罪证材料，专案组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全国范围查找材料，查找所谓“知情人”，并且关押审讯知情人，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不择手段地逼取口供。仅专案组直接关押的就有64人。
刘少奇冤案主要根据两个人的证明材料。一个是1927年与他有过工作关系，后来脱党的丁觉群。一个是与他一起在满洲奉天被拘留过的孟用潜。他俩都是在逼供下说了假话，但马上就翻供了。孟用潜先后写了20多份申诉翻供材料。但他们每翻供一次，专案组就是说他们不老实，就打他们的态度。专案组感兴趣的只是对制造冤案有用的伪证材料。1967年9月，丁觉群给专案组人员附信说明：“为了批倒批臭刘少奇，我这份材料是打破事实框框写的。”实际上，整个《审查报告》都是打破事实框框写的。
1968年2月，刘少奇专案的材料大体搞得差不多了，中办政治部要刘少奇就群众组织提出的问题写个材料。12日刘少奇写好交上。刘少奇在材料中申明没叛变过。16日江青看了这个材料后批：胡说！要专案组考虑。1968年9月，刘少奇专案的罗织诬陷最后完成，向中央报送了刘少奇的3本“罪证”材料。并以江青等4人的名义把材料上报毛泽东。毛泽东批示：“阅过了，没有按历史顺序排列。”
9月16日，江青在他们罗织编造的刘少奇“罪证”材料上批道：“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进行到底！刘少奇是个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
9月17日，康生给江青写信，称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大工贼、大卖国贼、大汉奸”，并推断：“我觉得他这样早、这样久的作潜伏的内奸活动，似乎很早就受到帝国主义的特务训练的。”
9月29日，林彪看了江青的批语，批写“完全同意”，“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在北京召开。会议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195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71%被打成有各种问题的。97名中委除去世10名外，只有40人允许参加会议。因不足法定人数，开会时就有选择地从候补中委中递补了10人才过半数。江青、康生、谢富治等把“三本罪证材料”加以综合，写成《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罪行的审查报告》（以下简称《审查报告》），由张春桥修改定稿后提交会议。全会在最后一天批准通过了这个《审查报告》，通过了“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
这次全会从组织上完成了打倒刘少奇的手续，并号召全党“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思想”。在表决时，中央委员陈少敏对《审查报告》拒绝表态，在全会通过时硬是没举手。
刘少奇被打倒后，遭到种种诬陷和身心迫害，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生活上也得不到应有的照料，健康状况急剧恶化。1968年7月9日，他支气管炎转化为肺炎，生命垂危，经抢救得以脱险。此后身体完全垮了，从1968年10月起就不能进食，靠鼻饲维持生命。他对于对他的立案审查和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情况都一无所知。1969年9月中央对他组织了一次会诊，医生估计可能过不去冬天。1969年10月，中央估计苏联可能会对我国发动突然袭击，决定把重要审查对象紧急疏散到各地。10月17日，刘少奇被转移到河南开封。经这一折腾，到11月12日晨，刘少奇就含冤逝世了。
刘少奇的被打倒，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作为一条反对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路线、一个与毛泽东无产阶级司令部分庭抗礼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提出来的。刘少奇是“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总代表”，“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株连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为数众多的各级干部，殃及成千上万的无辜民众。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诬为“刘少奇的代理人”，各个行业的工作方针被诬为“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普通党员和基层干部被诬为“刘修党员”“黑爪牙”。因刘少奇问题而受到株连、批判、打击、判刑的人难以数计。仅被错判的刑事案件就达22053件，不少人被迫害致残致死。
“**”结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79年2月，中共中央责成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复查组经过周密地核查，证明《审查报告》强加给刘少奇的种种罪名没有一项可以成立，都是伪证。1979年11月，“刘少奇案件复查组”向中央正式提出了《关于刘少奇案件的复查情况报告》。12月，邓小平、陈云、邓颖超、胡耀邦等审阅复查报告后表示同意。邓小平并提议，可考虑将这一报告作为中央对刘少奇案件的平反决定。
1980年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同意《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草案)》，决定提交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审议。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决定撤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决议，否定强加在刘少奇身上的诸多罪名和各种不实之词，恢复他的政治名誉，彻底为其平反昭雪，并对因刘少奇问题受株连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5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为刘少奇隆重举行追悼大会。刘少奇的骨灰按照他生前的遗愿撒向了浩瀚的海洋。
历史终于证实了刘少奇在最艰难时说的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