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文峰问我：“如果你是盲流，你会思考吗？你是否会这样思考呢？”
我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其实我自己也曾经是离开湖南来广东找工作的，当初自己南下广州时正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盲流。我当然会思考，只是大家都以为我不会思考。
我从小就想当一名记者，高中毕业后爸爸妈妈把积蓄拿出来供我读自费的湖南师范大学新闻系。我暗暗下决心要当一名优秀的记者，要发掘事实，揭露真相，为民请命，做党的喉舌的同时又扮演人民的耳目：把党的指示传达到人民，把人民所见所闻反映到中央。毕业后我一心投入工作，下乡跑基层，一个星期七天，每天从日出到深夜，几乎没有停过。我曾经坐公共汽车连续24小时深入湘西偏远地区，采访一户户赤贫的农民，那一张张被贫困扭曲的脸至今刻在我记忆里；我曾经扮演卧底去发掘当地公安局和黑社会勾结敲诈勒索民众而差一点被他们杀掉；我曾经为了揭露乡长镇长残酷剥削农民霸占人家妻女而长期在农村做蹲点调查……，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写出了一篇篇优秀的采访报告和社会焦点追踪，可是也许是那些年眼见太多赤贫痛苦和不公正的缘故，也许自己毕竟是一名弱女子的原因，终于有一天我精神突然崩溃。我知道我无法再在湖南呆下去了。我来到了广州。
这里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又好像和湖南不是处在同一个时代似的。我喜欢这里，我很快恢复了体力，恢复了精神和干劲。我开始找工作，我年轻健康，具有标准湖南美人的脸蛋和魔鬼身材，而最主要的是：我有大脑。这大脑不但充满理想和幻想，而且会思考！
报考应聘的多个工作几乎都成功，从干秘书到高级营销人员，我一干就上手，无论是在考试或者面试，抑或在试用期间，我都很快向主考官和老板证明我是有脑子的，我会取得成功，我不会让他们失望。
但一个个老板却很快让我失望。不久我就发现，在这个城市，美丽的外表和美丽的内在是互相排斥的，如果你有一个漂亮的脸蛋和丰满鼓胀的大胸脯，你就不需要一个大脑了；而如果你两者都具备，而且那大脑又会思考，那你就会痛苦不堪。
当我知道老板们招纳我是因为我的外表和大胸脯而不是想利用我的大脑时，我坚决地辞掉了一个个工作。我想找一个可以使用大脑的工作，找一个老板不是盯着我的外表和大波而是欣赏我大脑的地方。
我重操旧业，《南方周报》的老板吴力超录用了我。我的条件是不要让我报道那些让人痛苦的贫穷和让人愤怒的社**暗面。吴总编笑着说：你这么漂亮，当然是负责党政军重要会议事件和人物的专题报道，我们广州光明的地方多着呢。你说的那些贫穷和阴暗至少要开车一个小时才能够看到。
于是我开始了自己崭新的记者生涯，为了报道党政军会议、重要事件和广东省主要领导人的活动，我穿梭于五星级酒店和四星级宾馆，那些日子我眼睛看的是灯红酒绿，耳朵听到的美酒夜光杯，心里想的是祖国到处一派莺歌燕舞的美好景象。
仅仅在第一年，我就写出了多篇歌颂广东改革开放的好文章，有几篇为深圳特区特殊政策辩护的文章还被深圳市委宣传部选为全市公务员学习材料。很快我就在广州市甚至广东省高层建立了自己的采访圈子，虽然这期间在独家采访时也有好几个高官想用“亲切的大手”抚摸我的胸部，也有好几个醉醺醺的人民的公仆想把“温暖的”嘴巴凑到我的脸上，但我巧妙地拒绝了。我不是不知道，广东漂亮的电视台记者几乎都在政府高官中有靠山，而一大半漂亮女记者都是靠身体换来独家新闻。但我有我的原则。我要坚持这个原则。不久我就领教到坚持原则的滋味，我不得不靠记者微薄的工资养活自己，而且我在高层的独家采访也渐渐减少。然而已经够了，我已经了解得够深了，深得足够我再一次崩溃下来。
什么莺歌燕舞，原来是淫歌艳舞；什么人民的公仆，其实人民才是他们的公仆；什么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其实到处是男盗女娼而已。我感觉到，正是眼前这些人模狗样的贪官污吏，才让我们整个国家落后和赤贫。我知道我该写什么，该揭露什么了。我有的是素材和资料。
我开始写焦点追踪，我要告诉我的读者，广东的地方官员是怎样把本来属于这个国家和全国人民的资产据为己有而率先富起来的，我要告诉我的读者在广东高速发展的背后是多少内地穷苦劳工的血和泪，我甚至有事实支持我得出明确的结论：广东处级官员平均贪污达到五十万，厅级干部平均达到五百万，而省级干部的家属子女有百分之九十三在经商赚钱，他们的资产平均一千万以上。我告诉吴总编，就这样登出去，如果有地方领导不服气，我愿意和他们对簿公堂，只要他们愿意公布广东地方官员的资产，如果结果和我说的有一分钱的出入，我愿意以诬陷罪把牢底坐穿！
“王媛媛，你冷静下来！”吴力超总编带着半紧张半关心的表情看着我说。
我慢慢让自己平静下来，每一次当他拒绝刊登我的调查报告和焦点追踪时，我都会向他急。他会同情地点着头，等我平静下来，然后耐心地向我陈述利弊。当然他从来没有退让过。他说，这是原则问题！不想我丢掉工作，他自己也不想被广东省官员找个理由抓去坐牢。“我还有老婆孩子呀！”
他会解释：为了社会正义和真理，还有其他很多办法，不必要走这样的极端，对谁都没有好处。你想，你以为你抓住了高官们的把柄，你以为你找到了解决中国的办法，可是我们自己也生活在这个淫歌艳舞和男盗女娼的社会里，我们自己的屁股也不干净呀。你想，上个月我看你采访太辛苦，给你私下发放了3000元的出差补助。你知道吗？那是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你揭露副省长贪污两千万，中央需要调查取证，可是我保证在中央结论出来之前，你从我们小金库领取额外3000元采访补助的事情就会让你走人的。我们是法治国家，但法律掌握在他们手里。这点至关重要啊，小王！
我深深理解吴总编。但我怎么也不甘心这一篇篇自己呕心沥血写出来的揭露报告就此封存起来。我不甘心，我痛心，我伤心。有一次我忍不住哭了起来。我告诉吴总编，你知道广东地方官员在修路和搞开发时贪污多少钱吗？你知道他们的子女都把多少亿万的人民的币转移到香港海外吗？你知道那些钱如果在湖南可以挽救多少因赤贫而自杀的农民，可以送多少失学的孩子重返学校吗？
吴力超总编叹了口气，幽幽地说：“我知道，你还穿开裆裤时，我就都知道了！”
我无话可说。吴总编找个机会就安排我到香港去旅游，让我散散心。那是我第一次到香港，香港的繁荣和热闹让我心情轻松起来。而香港书摊上各色各样的书报杂志则让我眼花缭乱，很快就吸引了我。我才发现香港的报纸杂志可以无所不登，无所不谈，只要你有事实根据，你可以点名道姓指责特首和北京领导人。我也看到香港报道的很多关于内地官员贪污腐败的事，可是我发现虽然那些报道都很让人吃惊，但很多却并没有真凭实据，我想，如果我的那些报道文章能够刊登在香港的报刊上就好了。
我记下了一些报刊杂志的电子邮件地址，回到广州后，我把自己以前的文章整理后刻录到软盘上，然后偷偷到郊区的网吧去把文章发送到香港和海外媒体的电子信箱里。很快我的电子邮件有了回音，他们大喜过望，说立即撤下其他文章先刊登我的大作。我虽然看不到刊登出来的文章，但不久就听到广东地方官员受到调查，因为香港报章和互联网上刊登出了揭露他们腐败贪污的文章。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
从此我开始了自己心目中真正的人民记者的工作。公开的，我仍然全力为《南方周报》撰文写稿，私下里，我把被总编枪毙的稿子全部偷偷传送到香港和美国各大网站发表。为了不暴露自己，我为自己取了三个笔名，当然都是男人的名字。虽然工资有限，向海外投递稿子使用笔名又没有办法收取稿费，但我就算把工资全部花费在自己喜欢的事业上，我也不后悔。我高兴地看到有好几个贪官污吏因为我发表在海外的揭露报道而受到中纪委的调查，对于我来说，这比得到最高记者奖励还让我心满意足。这段时间，不停从自己电子邮件收到来自国外编辑的称赞信让我像着魔一样挖掘贪官污吏的劣迹丑闻。
一年后当我再次到香港出差时，好几个香港和美国的编辑坚持约我见面。在比较隐蔽的情况下，我和他们一一见面了。他们对我的高度评价让我脸都红了，但心里却美滋滋的。香港和海外的编辑大多表示，由于大陆对于海外媒体和网站的封锁，使得海外中文媒体举步维艰，所以他们虽然很想多给我一些稿费和采访费用，但却是力不从心，请我多多包涵。我当然理解，我从一开始向海外媒体投稿就没有想到钱的事，就是一分钱没有，我也会乐此不疲的。正因为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当一位美国中文网站的编辑把一万美金的稿费交给我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不敢相信，接着觉得有些不妥。
他告诉我，我登载在他们网站的文章让美国华人大长见识，读者反映非常强烈，而且他当即拿出来六十多封从电子邮件收件箱打印出来的读者来信，他说：读者对你写的揭露文章很喜欢，这让本站点击率直线上升，也使得我们获得了大量的广告合同。这一万美元相比你为我们网站干的，不，相比你为美国华人干的，也不全面，应该说，相比你靠揭露腐败而为中国人民干的事来说，只是小小意思！
这话说到我心坎里。我接受了一万美金，不怕人笑话，这超过了我一生的存款。像我这样的女记者，只要愿意妥协，只要认清形势，本来在广州只要几年就可以腰缠万贯，但我拒绝了。我不愿出卖身体让官员和老板包下来，更不愿意出卖良心去为贪官和有钱人专门写歌功颂德的文章。但今天这一万美金，是我靠辛苦的第一手调查写出的揭露贪污腐败的文章赚来的，我拿得心安理得。
那个美国网站编辑看到我收下了钱，而且在收条上签了字，长长地松了口气。后来在吃饭时，他说为了获得独家，他建议我只把文章投给他们。这样他们也可以有理由提供更高的稿费。我想了想，说，只要你们都能够及时刊登我的稿子，而且让全世界华人而不只是美国的华人才看到我的稿子，我看没有多大问题！他立即表示：那当然，互联网无国界！
分手时，美国华人再次代表美国读者表达了对我的感谢，并握着我的手说：你年轻有为又漂亮，却想不到如此具有正义感；我们对你寄予很大的期望，哦，是海外华人对你寄很大的期望。我们相信，你完全有能力从反腐文章更上一层楼，写出更多的从事实出发的分析文章，分析中国腐败的根源，分析一党专政的弊端，分析……
我说，谢谢！我会向这方面发展。我毕竟在广州特别是高层有很多关系。
回到广州我更加起劲地调查撰写反腐的文章，而且我也开始思考这些腐败的根源，也试着写了些揭露政治体制的文章和对中国政府政治改革走向的分析等，写好后小心地传递到美国那位编辑的信箱。不久我就得到那边传来的称赞信，而且那位编辑连续两次托付归国的华侨给我带来了丰厚的稿酬。
这些稿费对我太重要了。有了这些钱，我才能够挺起腰杆，而不屈服于报社的压力；有了这些钱，我才可以在这个淫歌艳舞的城市洁身自好，也只有这些钱，才可以让我更加专心搞调查研究而无后顾之忧。
后来美国的网站编辑开始来信告诉我海外华人感兴趣的话题，再后来他就具体指导我去调查研究一些海外华人特别想知道的专题。
有一次到香港出差，我在酒店上网，发现那个网站可以看到，于是就去找我发表的文章。结果，发现我的有些深层调查和分析文章并没有在网站登载出来，我马上打电话问编辑，他支支吾吾地告诉我：“你报的有些消息我们需要作进一步证实，放心，我们总会在适当时候以适当方式发表的。”
我就不明白，既然不刊登，给我那么多稿费干吗？第二年合作中，一年之内他就托人给了我五万美金。不过，不管那么多，我的工作是正义的，我的目的是伟大的，继续干就可以了。
后来美国编辑通过电子邮件发来要求我收集的主题越来越集中，范围越来越少，例如某某省长在某次会议上的讲话内容等，这一度引起我的疑心和不安，美国的编辑知道后马上向我解释道：因为那位省长的子女在香港经商，估计贪污了很多钱，我们需要他父亲在内部会议上的讲话，然后把两方事实对照，让美国华人看到贪官的两面人格和丑恶嘴脸！
合作的第三年，我再次和那位网站编辑在香港见面，刚刚坐下，他就边称赞边把更大一捆美元推向我。由于之前我多次发现我向他们提供的中共党政军的独家消息并没有出现在他们的网站上，后来用GOOGLE也无法搜索到，而他们还在大把大把地给钱，我心里早就隐隐约约感觉到什么了。我突然连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有了这个想法，当时质问了他：“你为美国情报部门工作吗？”
他竟然一点也不觉得吃惊，抬起头微微皱着眉头，干巴巴地说：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另外不管我为谁工作，我得告诉你，这些年你为我们提供的秘密消息和内部……
“你想干什么？”我惊恐地站起来，我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突然质问他这样的问题，但让我更加吃惊的是，他竟然一点没有想否认这个问题的意思，“你想威胁我，敲诈我吗？”
他微笑了一下，说：“你为什么不让我把话说完？”
“你说，”我横眉怒视着他，“我绝对不受威胁的！我根本就没有做错什么！！”
“谁说你做错了什么，”他忍不住笑出声来，接着说：“你不让我把话说完呢。我是说，我得告诉你，这些年你为我们提供的秘密消息和内部资料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帮了中国人民的大忙，都为中国建立民主制度推翻一党专制做了贡献，你是一名讲真话挖掘真相的民族英雄！”
“那你们想怎么样？”我仍然死死不放地盯着他问。
“什么我们想怎么样，”他无可奈何地摊开两手： “你看间谍小说太多了吧！我们当然不想怎么样，如果你因为个人条件或者信仰改变而不再愿意和我们合作，我现在就走，永远不会打搅你。什么威胁你，敲诈你，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不相信地看着他，但心情稍微平和了一点。
他漫不经心地用眼角瞟了我一眼说：“这次来我只是想告诉你，这些年你提供的消息真是很有用，我把其中有些转给了海外关心中国人权的组织或者其他民主组织和团体，他们根据自己的情况调整和中国打交道的策略，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促进中国的人权，改善中国的民生。”
他停了一下，我注意到他在观察我，等了一下，他又说：“至于有些情况，我确实是反映给了美国的特殊部门，但你自己知道，你提供的东西都不会给中国人民和国家造成伤害的。就算你无意中提供了这类会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东西，作为华人，我会传给美国那些部门吗？我替你传递给他们的情报都是揭露共产党一党专政，揭露他们镇压人民的真相，你自己也知道吧！”
他很会说话，其实我心里早就有些怀疑，但正是我认为自己这些年提供的东西都不会损害中华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所以我才一次次自欺欺人、心安理得地领取了“稿费”，或者确切地说——情报经费！
那次见面后，虽然心里的不安已经被证实，但我还是收下了那捆美金。我听取了他的建议，以后再发送电子邮件时更加小心谨慎。从那以后，他也不再写一些伪造的所谓读者的感谢信传给我，我也知道了自己在干什么。当然我没有失去自己的标准，我认为损害国家，危害人民利益的秘密消息我绝对不发。我有我自己的标准。这个国家太多秘密，拆迁是秘密，非典病毒是秘密，有人在水井里下毒是秘密，公安把人在拘留所踢死也属于国家秘密！正由于有太多的秘密，也使得我们收集秘密就显得易如反掌，特别是作为记者，我几乎总可以轻轻松松获得我想要的秘密。
收集到党政军的秘密文件和消息之后，最让我为难的是如何有选择地传递到美国那位“网站编辑”手里，也就是传递哪些文件过去后让我没有负罪感，甚至让我感到自己是揭露黑暗的光明英雄？传递哪些过去让我感觉到我是在干……。
正如我所说，我有自己的标准。凡是我认为不损害人民利益，不损害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的，我就通过电子邮件传给他们。这些大多包括那些党政人员的活动和讲话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我坚信，一个国家设立机密秘密绝密制度，主要是为了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的利益，可是当我看到那些标明绝密的重要文件大多是为贪污腐败案件和如何控制人民的方式方法保密的时候，当我看到这些文件大多是把党的秘密向广大的中国人民保密的时候，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我为自己所作所为感到自豪！
当然事情都不是完美的，有时我也想到，他们得到我提供的材料和信息又如何使用呢？他们都会为了正义的，也就是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国家安全去使用那些材料吗？我不敢想下去，不知道那种疑问会把我带到哪里去，于是干脆不再想。
那位自称是“编辑”的美国华人一直不停地向我提供情报搜集提纲，我也就有选择的去搜集，之后再经过我自己的标准过滤后秘密发送给他。去年他到香港时，已经给我提供了高科技软件，可以让我在储存材料时经过乱码处理，发送过去后，只有他们用特殊软件才可以解读。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提供的搜集提纲和要求也越来越难，越来越具体。不过由于他的要求总体还是在我接触的人和事的范围内，例如广东媒体改革情况，总书记和军委主席在广东安插人员情况，中央对香港民主发展的内部考虑等等，我还是可以应付的。
一年前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那位“网站编辑”专门约我到香港见面，聊天中突然对我们报社的人员有了兴趣，后来他干脆拿出他早就准备好的我们报社的人员名单，指着其中一个名字，饶有兴趣地问：和他熟悉吗？
那个名字是“杨文峰”，我几乎没有听说过。后来他拿出一本小书《致命弱点》交给我，还一叠有关杨文峰的资料，交代我想尽一切办法接触这个39岁的中年人。他的表情让我觉得太慎重其事，觉得有些好笑。杨文峰不过是写了本小说，到现在还在发行部干收发和搬运工作，连个记者也没有混上，美国为什么对他如此紧张？
我漫不经心地把那本叫《致命弱点》的小说和有关介绍杨文峰的资料放进手提袋里，那位“编辑”一定是看出了什么，他严肃地说：你可以停止一切情报搜集工作，要全部身心放在杨文峰身上，接触他了解他，和他建立经常性的联系，有进一步情况后我再和你联系。注意，这是最主要的工作。我们专门提供你一百万美金的经费，你可以先预支一些。事情办成后，这一百万全部是你的。
我浑身一颤，这个杨文峰有什么了不起，一个发行部的苦力，我想接触他不是一句话？不过他一定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与其说是接受了他们的任务，还不如说是对杨文峰本身的好奇，我当即决定向吴总编要求调杨文峰到我手下。
杨文峰到我那里后，我细心关照他也时时观察他，同时把这一情况汇报给美国人，看得出来他们对我所做很满意，只是迟迟没有发来进一步的指示，但却绝对不吝啬金钱，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然而更加让我搞不明白的是，这杨文峰从头到尾都极其普通，在这种情况下，他越普通，我又觉得越不对劲，也才觉得他越不普通。
每天和他一起工作，他人在我旁边却并没有能够让我多了解他；反而是回到家里，翻看他以前写的一本小说《致命弱点》和美国提供的对他这个人的分析才让我觉得他仿佛活生生就在我旁边。据杨文峰自己说，他之所以让小说的主角也叫杨文峰，是怕人家对号入座来找他的麻烦。在他的小说中，杨文峰有点性变态，特别喜欢女孩子穿丁字裤，就是那种几乎不用什么布料后面只用一条细细的带子穿过屁股沟的性感内裤。美国的分析则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实中的杨文峰也一定有这种癖好……想起了那天我把自己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文峰时，他看到我穿的丁字裤时眼睛仿佛变成了弯钩，死死钩在我丁字裤的细细的丝带上。
我是真的爱上文峰了。但我不准备把自己真正爱上文峰的事告诉美国那位“编辑”，反正我已经按照他们说的做了，爱上文峰是我的私事。然而当我汇报了两次情况后，美国那边好像已经知道我和文峰爱上了，而且让我惊奇的是，他们一点也不感到意外，倒好像这是他们事先安排的一样。我百思不得其解。
美国“编辑”还带来了他上司的话，告诉我他们绝对不会对杨文峰做任何事，只要我保持和文峰的关系就行了。我真是纳闷，这不是明显暗示我，如果我不听他们的，他们就会对文峰做出什么事吗？另外，我还是一头雾水，他们为什么让我接触文峰，最终目的是什么？
从他们那里得不到答案，我就转向文峰。杨文峰一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要找出来。我想方设法和文峰呆在一起，为他做饭，和他聊天，和他**……文峰喜欢我穿着丁字裤在他面前扭动大屁股细腰，我喜欢他充满激情**和**时顺口喊出的“脏话”……我不知道这些日子后我是否更加了解文峰，可是我却知道，我更加爱他。我已经无法离开他。但心灵深处，我时时自责，以致和文峰在一起时，时时走神，暗自神伤。
是的，我都做了些什么呀！我一直不愿意回忆，我一直勇往直前，我一直以为自己做的一切都是正义的伟大的和问心无愧的。直到有了文峰，直到我自己再也离不开文峰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该如何向文峰交代？
他能够理解我吗？他会认为我是间谍吗？他会原谅我吗？他知道我是在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做我力所能及的事吗？
过去六年像梦一样朦胧，然而也只有在梦里我才能够朦朦胧胧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不止一次，我突然发现自己被国家安全机关咔嚓一声带上手铐，不止一次我看到文峰用冷冷的眼睛盯着我带手铐的双手，不止一次我看到文峰转身离去的朦胧背景……每一次我都挣扎着让自己清醒过来，当我又看到卧室的房顶和家里熟悉的家具时，我知道这是一场梦。然而这真是一场梦吗？有时，我真希望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梦，一场你知道发生的一切并不真实，一场迟早会醒来的梦！
如果是一场梦就好了，我希望往事如烟，过去的一切都能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烟消云散，然而往事并不如烟！
我不能够确定美国是否真像他们说的那么大方，如果我提出不干他们就永远不再找我？毕竟我向他们提供了好几年的资料，毕竟我签过的收条多达十几张；而且就算他们答应放过我，永远不再来打搅我，我能够做到永远不告诉文峰吗？这样我能够心安吗？我能够把过去多年真的当成一场梦吗？
我无法再这样生活下去了！我得正式向美国的那位“编辑”说清楚。我向他们发出了要求见面的紧急暗号。那位“编辑”马上陪同一位美国人过去香港。我当天就赶过去。
在他们专门为我开的香港君悦大酒店豪华套房里，我屁股还没有坐下就把想说的话倒出了一半。那位年纪六十开外的洋人目瞪口呆，听完“编辑”的翻译后，脸上露出了和善和理解的笑容。通过“编辑”，我们开始了交谈。
“王小姐，首先允许我对你这些年给我们的帮助表示衷心的谢意。其次，让我告诉你一个原则，无论任何时候，你想退出，都完全没有问题；中央情报局从来没有使用威胁强迫的手段迫使任何一位中国公民向我们提供情报，这点你比我清楚。最后，让我代表美国政府向你保证，在你不干之后，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和你的家人移民美国，我们会安排你很快成为美国公民，并在你需要的情况下，协助你开创新事业。”
我终于放心了，而且有些感动。其实国内经常破获台湾特务案，台湾军情局经常以胁迫的方式强迫大陆人士为他们提供情报；但从国家安全部公开的他们破获的美国间谍案中，从来没有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胁迫的当事人，这些事情我平时自然特别留意，然而从面前这位CIA洋人的口中亲自说出来，显然有不同的效果。不过感动是感动，却并没有动摇我的决心。我说：
“那我就不干了！今天就是我们最后一次联系见面！”
“编辑”面露难色，但还是把我的话翻译过去，中央情报局的那位头头听后亲切地点了点头表示了他的理解和同意。
我反而不知道说什么了，气氛像凝固了似的。那个洋人这时用眼色示意了一下“编辑”，“编辑”转身从一个布包里取出一捆东西，递给洋人，那洋人好像拿不动一样，把那捆东西推过来放在我面前。
“对，请你收下，这里有20万美金，是上次答应你接触杨文峰的部分报酬，请你收下！”
我马上把钱推还给他，连忙说：“无功不受禄，我什么也没有干，怎么可以收这些钱？”说到这里，我突然停下来，忍不住问：“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让我接触杨文峰吗？”
那洋人老头面露犹豫，通过翻译断断续续说：“你既然退出了，我确实不好告诉你；我只好再找别人去做这件事。”
“你要找别人去接触杨文峰？”我慌慌张张地打断他。那可不行，更不能找一名色情间谍，再说，还不知道他们到底要拿文峰怎么样，文峰那老实巴交的样子，加上他们早就掌握了文峰的性格癖好，迟早会被他们套进圈套的。我绝对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出现，我退出，却让我的文峰陷进去。
那中央情报局的洋人慢吞吞地说：“你退出得太突然，我们还不能确定怎么做，但一定会做。可惜，你一定要退出，你其实已经做了一大半的工作呀。”
听他这样说，我问：“你们一定要找杨文峰？”
他们两人都肯定地点点头。
“为什么找他，可以告诉我吗？”
“NO，”这次洋人回答得很干脆。看到我失望的样子，他又解释道：“你一旦知道这件事，就一定不能置身事外，但我刚刚已经答应你退出了。”
我为难了，怎么办？但无论怎么干，我绝对不能够让他们再制定计划去接触我的文峰，而且最致命的是我完全不知道他们到底找文峰干什么，就像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他们让我接近文峰的目的一样。
“合作这么久，我有个请求，”我坐直身子说，“你们是否可以告诉我你们的计划是否会伤害到杨文峰？”
“NO！”那洋人有些不耐烦的样子，斩钉截铁地说，“关于任何这个计划的事，你都不能知道。对不起，这是规矩，如果我违反了规矩，回到华盛顿也会受到处罚的！王小姐，请你理解我。”
我说，让我们喝一杯咖啡吧，于是我就主动去泡咖啡，他们两人在那里有一句没一句的谈论购物天堂香港的便宜电器，那洋人还把他买给孙子的小电器一件件拿出来，不时向我示范一下他们的小巧和精致。我乘这个机会把事情前后左右好好想了一遍。咖啡做好后，我打定了主意。
“先生，我想把杨文峰这件事情干完再退出！”
他们两人脸上都突然挂上了惊喜，洋人马上伸过他毛茸茸的大手，热情地握住我的手。“这样最好，这样最好，其实我真希望你能够把这件事情办完，因为你已经开了极好的头，好好。”
房间的气氛马上轻松活跃起来，我现在才猛然发现，我们刚刚进来后的气氛都不是那么正常，好像是刻意营造的。不过我管不了那么多，反正干六年都过来了，再帮他们多干一件事，而且还是有关文峰的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现在可以告诉我什么事吗？”我迫不及待地问。
“好，但你记住，知道后无论如何都不能反悔，我想你应该知道规矩，特别是我们部门的规矩！”
他说这话时，脸上的表情让我害怕，他怎么在霎那间就变脸了？我只好点点头表示同意。
“其实，”他放低声音，“我们让你接近杨文峰，是想你了解另外一个人的情况。”
“谁？”我好奇地问。
“杨文峰有一位忘年交，从北京来的，常常住在广州……”
“周伯伯！”我一下子就猜到，文峰本来就没有几个朋友。
“周伯伯？”那位洋人脸上露出吃惊的表情，“你叫他周伯伯，你们见过面？”
“当然，文峰的周伯伯就是我的周伯伯，怎么会没有见过面？”
那洋人额头上突然渗出了汗珠，脸上明显露出了惊恐：“你和那个叫周玉书的老头交谈过？”
我点点头。
“天啊，”他哀叹道，“太危险啦！”
他要求我把见到周伯伯的情况汇报了一遍，听的过程中他不时用纸巾擦额头的汗珠。听完后严肃地说：“还好，好好，幸亏你没有不知天高地厚，又多亏我们没有提前告诉你实情。不管怎样，现在开始，不能再随便接触周玉书，也就是你的周伯伯！如果一定要见，一定记住，闭上你的嘴巴，最好也不要用眼睛看他！带个耳朵就行了！”
我不解了，就问：既然是要我了解周玉书的情况，而我也认识了他，为什么不能够接触，反而要通过杨文峰去了解呢？
那洋人心有余悸的样子，声音颤抖地说：“如果我们中央情报局没有搞错的话，你只要和周玉书说上三句想从他那里套取有关情况的话，他就能判断出你为我们干了多少年，和你过去五年内领取了我们多少经费……加上他对中国保密法的熟悉，他甚至可以当场告诉你会在中国监狱呆多少年！！”
我浑身打了个冷颤。只听他声音继续说：“相信我，你不是他的对手，我们中央情报局保存他的档案已经达五十年之久，研究他的专家足足可以组成一个排，但我得告诉你，我们只能说，在全世界的情报领域，还没有人是他的对手。他是天生的，在他的血液里！”
看我不解的样子，他只好进一步解释：“五十多年前，在我们美国围追堵截的情况下，他的父亲成功安排华人科学家返回大陆，那位科学家就是后来为北京搞出了原子弹的几位科学家中的最重要的一位，你们中国人从此……”
洋人觉得不妥，突然打住了，等了一下才说：“周玉书虽然已经退休，接触他想必并不太难，你以为我们接触不到他吗。但我们还清醒得很，这个世界上还没有情报高手可以从他嘴里掏出东西！如果说掏不出东西听起来并不那么可怕的话，那么，让我再告诉你，中央情报局目前还没有人可以在他面前晃荡两天而不被他识破的！”
“既然那样，那我们找杨文峰有什么用？”我喃喃地问。
他听到杨文峰的名字，脸上露出了微笑。“我是说没有人可以从他嘴里掏出或者套出有价值的情报，但我没有告诉你，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除非他愿意对人家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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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愿意对人家说出来？”我疑惑地问，“他愿意和谁说，谁又可以让他说出来呢？”
“这人只有一个，”他开心地笑起来，“就是你的杨文峰！”
我默不做声。
“但我们可以肯定，你的杨文峰如果愿意的话，绝对可以让周玉书对他说任何事情；而你如果愿意的话，又可以从杨文峰那里得到你想知道的任何东西！我说得没错吧！”
他把“你的杨文峰”说得特别重，仿佛字字似千斤压在我心上，没有想到，我把文峰也扯进来了。我低下头，心里难过极了。我不知道周伯伯是否像眼前的中央情报局洋人说的那么厉害，但眼前的这位就一定不简单，从一开始他就在引我把计划进行完，从一开始他就没有想放过我。而且现在把文峰也卷进来，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尽头。
临走时，他反复交代我，无论任何情况下，都不许直接对周伯伯进行工作，这是规定。要打听的东西一律通过文峰。我问他们需要了解哪方面情况时，他先是犹豫了一下，最后压低声音但清晰地吐出四个字：
“致-命-武-器！”
更’多‘小’说，‘尽’在‘星’月‘书’吧‘！《致命武器》第十三章：往事并不如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