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当刘建业正在办公室里为了如何解决自己的荒唐事情愁眉不展的时候，范副官走进了办公室，送来了当天的报纸。
“先看看报纸吧，事情总会有办法解决的，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刘建业这样想着，就暂时放下了烦乱的心情，打开了报纸。
“岂有此理，他们怎么能这样的厚颜无耻？”看到报纸的头版头条，刘建业不禁勃然大怒，一巴掌把桌子上的茶杯撸到地上摔得粉碎。
是什么消息让刘建业如此的愤怒？
原来，在报纸的头版头条，报道了一个对中国人民来说无异于出卖和背叛的消息。
4月13日，日本外相松冈洋佑与苏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苏俄各报一致疯狂的赞扬这一条约。例如真理报的社论说：“这一条约不但有助於和平的增强，同时也为日俄两国伟大人民的真实善邻友好关系开启一条大路─这种关系是日俄两国为发展相互的历史的途径所必需的”。
所谓“历史的途径”，实际上应是隐含日俄战争以后迄斯大林执政时日俄勾结支解中国的阴谋，这显然是违反中俄协定大纲及互不侵犯条约精神的。
就在4月15日，也就是今天的中国报纸上几乎都在刊登《日苏中立条约》的具体内容之后，紧接着就刊登了国民政府的郑重声明：“东北四省及外蒙古是中华民国的一部份，且将永为中国领土，乃为一无可置辩之事实。中国政府和人民绝不能承认第三国之间损害中国领土与行政主权完整的任何约定”。同时，几乎所有的报纸，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都发表了编者论，对苏俄与日本的这一无视中国人民感情，肆意侵犯和瓜分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强盗行为，给与了激烈的抨击。
让刘建业感到更加不满的事情是，就在全国广大人民群情激愤，对苏俄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的时候，在重庆公开出版发行的一份政治性鲜明的报纸却在同一天发表了社论，宣称“苏日声明互不侵犯满洲与外蒙，这是题中应有之举”，还评论许多的爱国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对于苏俄的行为表示出强烈不满和遗憾这件事情，“看起来他们是在狭隘的民族情绪之下的一时的冲动表现，而顽固派则利用之以反苏，亲日派利用之以悲观英美派利用之以亲美，虽然这都是一时现象”。
“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首先记住自己是中国人，然后才是GMD或者GCD。如果仅仅因为是GCD，就可以因此而放弃民族利益，那么这样的党就不能宣称代表人民利益。”刘建业激愤的说道。
就在刘建业为了报纸上所看到的消息而愤怒不已的时候，杨参谋长走进来告诉他，第六战区刚刚来电话通知，苏俄的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将军带着军事顾问团的人员前来参观新20军，马上就要到军部的门口了。杨参谋长问刘建业是不是要到军部门口去迎接一下。
“迎接，当然迎接。客人来了，我们怎么可以不迎接一下呢？不然，别人还会以为我们不懂礼貌。”刘建业马上站起身来，戴上军帽，系上武装带，冷冷得说道。
“范副官，命令司号兵，吹紧急集合号！”穿戴好以后，刘建业大声地对副官喊道。
随着司号兵的嘹亮号声，新20军军部和直属部队的所有人员，除了值班人员以外，在5分钟之内都全部集合到了军部的大操场上。
刘建业带着钢盔，登上了操场前方的小台子。看着自己属下的这些久经战斗考验的精锐之士，刘建业豪气顿生。
“军座，军事顾问团到大门口了。”范副官跑过来说道。
“开大门，让他们进来。”要是在往常时候，刘建业就算是不亲自去迎接，至少也会说是请他们进来。可是现在的他，根本就不想对他们有任何的好脸。
“军座，这样做不好吧？”杨参谋长凑过来，在刘建业的耳边小声的说。
“那还怎么对待他们，在我看来，这已经是我最大的客气了。”刘建业皱着眉毛说道。
几辆轻型军用车辆从大门方向一路开来，停在了操场边上。车上下来了一群穿着苏俄红军制服的军人。走在最前面的正是苏俄红军少将，苏俄军事使团团长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
“请问刘将军，你现在是在做什么？”走到刘建业的面前，崔可夫操着流利的汉语问道。1922年，崔可夫进入苏俄第一所最高军事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留校在东方部中国系继续深造。1927年赴华任军事顾问，2年后年回国。所以，他通晓汉语，在和中国军人交流的时候，只要对方不用那些难懂的方言，他可以直接和对方交谈，根本无需翻译。
“学习你们红军的做法，做政治思想工作。”刘建业一本正经得说道。
“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你们的军队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我要好好看看。”崔可夫对刘建业的话产生了很浓的兴趣。
“随便你们。”刘建业根本就不会在乎他们的感受，他只在乎他的部下，他的国家和他的同胞。至于外国人怎么样，这与他无关。
“弟兄们，今天我把你们召集来，是要告诉你们一个消息，一个天大的消息。有一个自称和我们是兄弟的国家，就在前天刚刚和我们的死敌握手言欢了，代价就是他们的兄弟被无情的背叛了。也许你们听得不是很明白，那么，我就来具体的和你们说一说。”刘建业高声的向部下说着。借助着麦克风，他的声音显得很响亮。
“4月13日，也就是我们付出无数的牺牲和血泪，刚刚光复宜昌的第二天，我们的北方邻国俄国和我们的死敌日本，刚刚在他们首都的举世闻名的克里姆林宫里签订了一个条约，一个所谓的中立条约。如果，这个条约真的是为了保证两个国家的中立，防止战争的扩大化，那也本来不管我们什么事情，毕竟，那只是他们两个国家之间的事情。可是，这个条约的内容并不只是关系这两个国家而已。在随着这个条约一起签署和公布的还有一项宣言，里面竟然写道苏俄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世界上只要是还有一些良心和尊重人类良知的人们，都会清楚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东北四省是属于我们中国的领土，外蒙古也是属于我们中国的。这是得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公开承认的事实，是谁也无法改变的。”
“我在这里不禁想问一个问题，我们的北方邻居究竟是什么时候竟然有权力以国际条约的形式来决定我们的东北和外蒙古的命运呢？我想还是应该由历史开始讲起。在清朝初期的时候，一群他们俄国人称之为探险者的人，带着火枪和大炮来到了我国的黑龙江流域，占领了北岸的地区，建立了一个叫雅克萨的城堡，并且以此为据点不断的蚕食土地。而在那个时候，满清政府早已经把整个黑龙江流域划入了我国的版图。为此，满清和他们打了一仗，占领了雅克萨。然后，满清和俄国的沙皇政府签订了一个条约，确认了黑龙江流域直到外兴安岭都是属于我们中国的。为了表示我们中国的和平诚意，满清政府把黑龙江的上游额尔古纳河与贝加尔湖之间的土地划给了俄国。雍正朝的时候，中俄签定的《恰克图界约》又划定了我国属下的蒙古和俄国的边界，肯定了外蒙古属于中国。我想这一点，熟悉历史，通晓汉语的总顾问阁下肯定不会不知道吧？”刘建业说着，转过头来看着崔可夫将军。
“确有此事。”虽然在这个时候，崔可夫将军已经明白刘建业这一次的讲话绝对不会对他们有什么善意，但是，也无法否认那些历史事实。
“总顾问阁下知道就好。当我国在满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下国势日衰的时候，我们的国家陷入了水深火热的境地，被列强无情的瓜分和掠夺。这里面就有俄国的份。我们的西北和东北大片的国土被他们抢夺侵占，总计有144万平方公里。这是多么大的一片土地。在强占中国东北、西北领土的同时，他们处心积虑地谋求霸占我蒙古地区，以实现其“黄俄罗斯”迷梦，其先后制定了米勒尔计划、穆拉维耶夫计划、巴达马耶夫计划，狂妄地提出要占领从西伯利亚到长城脚下的大片中国领土，为达到这一目的，采用了一系列的卑劣手法，但1870年以前的中俄条约中，尽管严重损害中国主权，也没改变蒙古属于中国这一铁的事实。但是，他们仍然野心不死！”
“1911年，我们为了推翻早已经腐朽不堪的满清政府，发动了辛亥革命。就在这个时候，他们认为认为分裂蒙古的时机已到，开始培植亲俄势力，并大批发放武器，准备制造外蒙独立。年底，在沙俄总领事的指挥下，驱逐中国官员，宣布独立，一年后签定《俄蒙协定》《商务专约》，这两个条约确立了沙俄实际统治了蒙古。消息传出，举国大哗，从政府到民间群情激愤，内蒙也发表了严正申明，不承认库伦伪政府的一切条约。民国2年，袁世凯卖国最高峰时期，沙俄利用袁政府的内外交困，与袁订立《中俄声明文件》，确认中国是蒙古的宗主国，改“独立”为“自治”。但中国政府不能驻军、移民外蒙，而沙俄可以，蒙古事务需两国协定解决。该条约使中国徒有宗主虚名，而仍由沙俄控制外蒙。民国四年再订《中俄蒙协约》，确认1913年的文件，沙俄对此十分满意。”
“民国6年，俄国发生革命，‘自治’的外蒙失去靠山，外蒙重回祖国的怀抱。民国7年，中国政府驻军库伦。民国8年，驻军与外蒙上层达成《改善蒙古未来地位的64条》文件，要求取消自治，未获外蒙“议会”通过，但是，中国政府强行通过政令，取消自治和废除1915年前的条约，并在库伦设置行政公署。然而俄国革命的胜利影响到外蒙，外蒙的共产运动、民族分离先驱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积极寻求共产国际帮助，谋求建立独立的蒙古国。俄国的伟大革命导师弗拉季米尔见过他俩后，在中国问题上出尔反尔，转而支持外蒙的分离运动。1920年由苏和乔领导的蒙古共**成立，积极从事分裂运动，首要任务就是肃清外蒙境内的“敌人”，即驻蒙官员、驻军、外蒙支持统一的人仕。民国10年3月成立蒙古人民军和蒙古临时政府，6月苏俄派驻红军，7月人民军与苏俄红军开入库伦城，考虑到外蒙当时的特殊情况，坚定的“苏维埃分子”苏黑巴托尔与乔巴山主持成立了君主立宪的蒙古人民革命政府，由王族势力的博克多格根任国君。为维持分裂政府，苏、乔要求苏俄势力庇护，同意苏俄驻军并协助围剿白俄匪军与敌对力量。民国11年俄蒙签定一份协约，苏俄率先承认外蒙“独立”。民国12年，苏黑巴托尔死了。民国13年6月，乔巴山推出蒙古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利属于大呼拉尔，不设总统，平时由政府处理国务。11月第一届大呼拉尔会议在库伦召开，确立亲苏俄为不可更改的国策，允许苏俄驻军，制定仿苏“宪法”，以1911年作独立纪元，改库伦为乌兰巴托。”
“外蒙地区的非法独立，遭到中国人民和政府的一致抗议和反感，鉴于此，苏俄政府玩弄两面派手法，一方面派重兵保护“独立”，并与外蒙签定互助协定，大规模驻军外蒙，另一方面，民国13年签定的《中苏协定》承认外蒙是中国的一部分。民国16年，在第一次北伐成功以后，国民政府成立了。苏俄要求中国承认外蒙的独立，我国政府回电严词拒绝，并责令外蒙执政者放弃“独立”，回归中国。民国17年，苏俄以平叛为由进军外蒙，局势动荡中蒙古统一人士要求民国政府出兵外蒙，中苏军队在外蒙东部边界发生小规模战斗。苏军不愿搞大事端，宣布撤出外蒙，中国军队也没再进入外蒙。此后，政府由于国内形势不稳，加上之后的中日战争，使政府无力于外蒙事务。亲苏的乔巴山趁机又得到发展，加上日本也制造满蒙独立事端，外蒙甚至与伪满洲国签订‘边界’协定，从事分裂国家的勾当。尽管如此，国民政府仍然三令五申强调‘外蒙事务为中国内政’。”
“现在，他们俄国的政府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和安全，和我们的死敌握手言欢，竟然拿我们的国家利益来作交换，这实在让我们无法忍受。我们身为军人，一个中国的军人，竟然无力保卫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以至于我们的国家领土和主权竟然被外人肆意的瓜分，这只能说是我们的耻辱。想我堂堂中华，堂堂五千年文明鼎盛的古国，曾经威震世界，自豪的宣称‘使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汉朝，慑服四夷，泽被八荒，令万国敬仰的唐朝，都曾经是我们历史上最让我们后世子孙为之自豪的年代。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自豪的对任何一个外国人高昂着我们的头颅说‘我们是汉人’。可是，现在呢，我们的土地被侵占，我们的人民在呻吟，我们的珍宝被掠夺，而我们则被一次次的出卖，尤其是当出卖我们的人口口声声的声称是我们的兄弟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想呢？”
“他们西方人有一句话，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而我们东方人，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则一直都相信，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利益，还有永恒不变的天理。我们中国人一直都是很好客的，对待客人，我们一向不吝惜拿出自己家里的美酒佳肴来招待；可是如果进到我们家里的是豺狼和野兽的时候，我们也会毫不犹豫地拿起猎枪和棍棒。即使敌人的力量很强大，抢到我们一次次的被打倒的时候，我们仍然会一次次的起来继续坚持抵抗，我们不是为了别的，我们是为了保持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荣光，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人可以在外国人的面前像汉唐时期的祖先一样，高昂着我们高贵的头颅，自豪的对他们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为我们是中国人而永远的自豪。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我们可以继续付出我们的汗水，我们的鲜血乃至我们的一切。是的，我们现在的力量还很弱，但是，我们还有我们的血肉，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双手，牙齿，用我们可以找到的一切来抵抗残暴的敌人。当然，我们也不会拒绝朋友善意的援助。可是，如果接受这种援助的代价是放弃自己的尊严，我们将毫不犹豫的对他们说不。”
“现在，我要代表我们新20军的将士们送给我们的客人，来自俄国的军事顾问们一句话，当然，他们也可以把这句话转给它们国内的人，这句话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回去等着吧，你们对我们所作的一切，我们都会给你们相应的报答的。你们对我们的帮助，我们不会忘记，我们会受人滴水之恩，自当涌泉相报。你们对我们的出卖和背叛，我们也会牢牢的记住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你们很强大，我们对你们无可奈何，有朝一日，你们衰落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好好的报答你们对我们所作的一切的。请你们记住，我们中国人是不可辱的，也是说话算数的。”刘建业大声说道，然后走下了台子，来到了军事顾问们的身边。
“收复国土，为我主权！”在刘建业的讲话结束以后，新20军将士们的队列里爆发出山呼海啸一般的口号。
看到眼前的一切，听着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军事顾问们一个个面红耳赤，有的人悄悄的掏出了手帕擦去脸上的汗水。
“各位，我想我的态度，你们都已经很明白了。请吧。”说着，刘建业冲着他们的车子作了一个请的动作。
“我想，这里面一定是有一些误会的。我个人对此感到十分遗憾。”崔可夫将军满脸通红的说。
“误会不误会，这并不重要。不管怎么样，对于你们曾经给与我们的帮助，我还是要表示一下感谢。这里，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消息，根据我国得到的情报，德国将于6月22日大举进攻你们国家，而且，这一次绝不是演习。”刘建业说到。
这个消息无异于晴天霹雳深深的震撼了崔可夫将军。德国军队在西欧战场所表现出来的惊人战斗力，崔可夫将军在率部队参加瓜分波兰的行动中是亲眼见过的。
“你能确定吗？是从什么渠道得到的？”崔可夫将军追问道。
“这个就请恕无可奉告，这是我国的情报机密。至于确定不确定，你可以通过你的渠道问一问你们的格鲁乌（红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缩写）的局长格利科夫，他那里应该有拉姆扎（间谍大王理查德·佐尔格的代号）发给他的情报。”刘建业神秘的说道。
“好了，能对你们说的我都说了，尽管你们不是很仗义，我们可是绝对够朋友。恕不远送，再见。”说完以后，刘建业立即转身，大步流星的走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