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几年来蓟县的发展变化
从1971年4月9日离开蓟县去大城县工作，到1977年6月9日离开大城县回到蓟县工作，这六年多的时间内，蓟县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首先是政治机构上恢复了县级党的委员会和县级政府下设机构。
1967年1月30日，蓟县县委被造反派夺权以后，蓟县的党组织就瘫痪了。根据精简机构的原则，新组建的蓟县革命委员会下设了政治部、生产部和办公室三个大部门，原县政府下属的各委办局合并成几个服务站，如工业交通服务站、农林水电服务站、文化教育服务站等。1970年2月，县革委成立了党的核心组，开始通过斗批改运动恢复全县的基层党组织。
1971年4月初，我离开蓟县时，已有大部分公社经过斗批改运动，组建了农村的基层党支部和公社党委，正筹备召开蓟县第二次党代会， 4月9日至12日，蓟县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蓟县委员会。
有了县委以后，从领导成员的身份上看，还是党的一元化领导，县委书记兼任县革委主任，副书记兼任副主任。但是县革委的副主任名额比县委副书记的名额多，有的县委常委也兼任县革委副主任。不过，从组织机构设置来看，县委与县革委还是分开了。原来的县革委政治部取消了，恢复了县委组织部、宣传部、县委办公室等部门。县革委的生产部也取消了，恢复了农业办公室、工业办公室、财贸办公室、文化卫生办公室等原县政府的下设机构，下属各服务站的***也取消了，改称工业局、商业局、农林局、水利局等原县政府下属单位的名称，服务站***主任改称局长了。
在蓟县属于河北省管辖时，县委、县政府下设的部室委办局和各工委，都属于国家正科级，县委下设部门称为“部”和“室”，有组织部、宣传部、农村工作部、公交政治部、财贸政治部和县委办公室等。县政府下设部门称为“室”“科”和“局”，有政府办公室、农业办公室、工业办公室、人事科、民政科，文教局、公安局、交通局、工业局、农林局、水利局等。部室科委办局的下设部门称作“股”，股长和科员在一个级别栏内。各局下属的厂矿、公司、学校、医院，各工委下辖的公社，等于都是“股级”。
1967年建***以后，“股”的名称改为“组”，如县委组织部下面有组织组、干部组，宣传部下面有宣传组、报道组等。1971年4月组建县委之后，县革委下属单位从服务站改称“局”了，但是下设机构“组”的名称没有变。
1973年8月，蓟县划归天津市管辖以后，蓟县的政治地位提高到地区级。原天津地区五个县划归天津市以后，与原来的市区和郊区及市属各局是平级，五个县的政治地位提高了一步。但是县委、县革委及下属部门和单位的机构名称没有变化，直到1977年时还称为“组”。到1979年，又在全国把“组”的机构名称取消了，改称“科”和“股”。这时才体现出天津市的各区、县、局政治待遇上是平级的。五个县下属部门称部、室、委、办、局，属于处级，其下设的部门，就从“组”改称“科”了。而河北省所属的县和县级市的下属部门称为部、室、委、办、科、局，属于科级，其下设的部门，就从“组”改称为“股”了。
从蓟县领导班子组成人员看，与我1971年4月离开蓟县时也发生了变化。1971年5月恢复县委组织时，由原来的县***主任、支左部队的魏云良团长担任县委书记兼县革委主任，1973年3月支左部队撤回，改由县委副书记、***副主任马树魁担任县委书记兼***主任。
县革委的副主任中，老干部胡吉奎于1970年12月调走了，县武装部长杨守瑜一直担任县革委副主任（1979年2月调走）；1971年7月，县武装部政委陈彦昌调走了，改由新调来的武装部部长李福兴接任县委副书记、县革委副主任（1979年转业为地方干部继续任职）；原县革委常委、造反派代表薛福山提任县委常委、县革委副主任；老干部王树亮被“结合”任县委常委、县革委副主任；年轻干部冯勤提任县委常委、县革委副主任。1972年10月老干部代表李致和调走了，老干部马树魁从大城县调回蓟县接任县委副书记、县革委副主任。1972年12月，老干部王树亮提任县委副书记、县革委副主任。1973年12月，冯勤提任县委副书记、县革委副主任；老干部杨玉民被提任县委副书记、县革委副主任；老干部郑志超被“结合”，任县委常委、县革委副主任；年轻干部田桂书、王艳坤（女）提任县委常委、县革委副主任；1974年5月，冯勤提任天津市委副书记，离开蓟县。1974年12月，老干部董山林、鲁光被“结合”，任县革委副主任；1976年5月，年轻干部高德仲提任县委副书记、县革委副主任。我在大城县工作期间，老干部赵志平已经退休了，他是老资格的原县委副书记，1967年就被“结合”任县革委常委，如果不退休也该任县委副书记或县革委副主任了。
从经济方面看，虽然从河北省划归天津市的五个县与天津市原来的市区的区和郊区的区都是平级了，可工资待遇还是沿袭了原来河北省时期的工资级别，而且那时也不讲级职相乘，称为科长和股长与工资级别无关，干部和职工的工资也没有多大变化。只是城镇的非农业人口供应的粮食中细粮比例和食用油数量增加了。
第二方面是蓟县的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1975年被评为天津市的大寨县。
根据《蓟县志》记载：1971年，粮食亩产216公斤，总产18867万公斤。1976年，粮食亩产311公斤，总产24581万公斤。说明这几年来粮食的亩产和总产都有很大提高，已经超过了国家农业发展纲要提出的亩产200公斤的要求。
粮食产量提高的原因是加大了农业的投资，尤其是1973年蓟县、宝坻、武清、宁河与静海五个县划归天津市管辖后，市里加大了对农业生产的投入，从抗旱排涝、优良品种、化肥施用等方面，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修建了较多的旱能浇涝能排、小垄密植的大寨田。所以，才使粮食产量提高了。
因为我被安排在蓟县水利局工作，对于蓟县的水利建设有所了解，故重点介绍一下蓟县在这几年中加大水利投资，加快水利建设的情况：
从1959年至1970年，蓟县县办工程修建了干八里排水站、庞家场排水站、永安庄排水站、小漫河排水站、小朱庄排水站、和白塔子排水站6个国营排水站。1971年到1976年又修建了嘴头排水站、高庄子排水站、大仇庄排水站、三岔口排水站、三道港排水站、马龙港排水站、东赵各庄排水站等7个国营排水站。同时还修建了一个董各庄高灌站。
蓟县最大的平原水库——于桥水库，改变了“一水以麦”只拦洪不蓄水的做法，为县城南部平原地区提供了水源，水浇地面积大量增加。于桥水库全年蓄水以后，可以在下流河道沿岸灌溉十几万亩农田。
1957年至1970年间修建的三八水库、二里店水库、新房子水库、田家峪水库、官善水库、西五百户水库等6座山区小水库的基础上，这几年又修建了刘吉素水库、刘庄子水库、西井峪水库、穿芳峪水库、郭家沟水库、赤霞峪水库等6座山区的小水库，同时还在原有30个小塘坝的基础上，又修建了37个小塘坝。这就有效的拦截了夏季的山洪，还存储了雨水用于灌溉。另外，还在山区打了多眼深机井，使山区农村的层层梯田变成了水浇地，可以种一茬冬小麦和一茬夏播玉米，这就比过去的只种一茬春玉米的产量要高多了。
蓟县山区过去没有麦田，主要是山坡地存不住水，土壤保墒功能差，只能播种不怕旱的谷子和玉米，产量比较低。那时山坡上没有水井，在山坡上居住的农家，要到山沟里的小溪或者水井去挑水或者用驴驮水。遇到天旱的年头，山沟里也没有水了，要到一二十里外的低洼处去驮水。所以，解决山区农村缺水的问题是重中之重。
过去科学技术不发达，山区打井都在山沟里靠近沙河的地方，这些地段一般是山洪冲击下来的泥沙和石块沉积的地层，挖下几米深就可以见到水。这样的浅井水属于地表水，大旱的年头很可能干枯。后来采用的地震波检测法，可以找到地下深层的水。经过新的方法找水，在山沟里打井可能没有地下水，在山岗上打井则可能有地下水。这个找水的方法和勘探寻找石油的方法原理是相同的。有了这种找水的方法，就可以解决一些山区缺水的问题了。
1970年前，蓟县的打机井工具是大锅锥和磕头机，可以在平原地区打几十米深的机井。这种打井工具只能在泥土地层中使用，土层中如果有个别的小石块也可以敲碎，但是面对大块岩石就无能为力了。
在岩石上打井需要能够钻透岩石的回转式钻井机，国家开采埋藏在地下一二千米或者二三千米深的石油，就需要钻透地下岩层，使用的就是这种钻机。蓟县1971年引进回转式钻机，可打150米至300米深的机井了。
1973年以后国家下拨给山区打井补贴，县机井队采用岩心钻在石头上钻眼打井，可以在小山头或是山坡上打出几十米或者一二百米深的机井，把储藏在山体岩石缝隙里的地下水取出来。
岩心钻不同于在平原地区的泥土地层打井用的三翼钻。
三翼钻是用切削的方法把坚硬的土层切碎，再用水把这些碎土冲洗成泥汤子，用水泵把泥汤子吸到地面上来。钻机向下钻井时，一根钻杆用完了，再连接一根钻杆继续往下钻。三翼钻在泥土层打井时，一般情况下，只要不更换钻头，就不必把钻头提上来，只在上面一根一根的接钻杆就行了。所以，平原地区打机井速度较快，几个月就可以打一眼一二百米深的机井。平原地区的机井打成后要用水泥井管或者塑料井管把机井壁封好，以避免井壁坍塌。由于平原地区的地下水水位较高，而且水泥井管和塑料井管的密封性较好，抽水用的是真空泵，把水泵安装在机井井口上，把吸水的皮管子放进井下的水中就可以了。
山区打井用的岩的钻头是一个圆形的钢筒，下部有一个缺口，缺口里灌注金刚砂，钻头旋转可以带动金刚砂在岩石上磨压，把钢筒筒壁下部的岩石碾碎，在钢筒中间形成一个岩石柱。达到一定深度后，岩石柱顶满钢筒了，就钻不下去了，需要把钻头提上来，把钢筒里面的岩石柱取出来，再用空芯钻头去钻井眼。一个钻头的钢筒大约2米长，也就是每下钻2米深，就要提起钻头一次，这是很麻烦的。因为向上提钻和向下放钻，都是要把钻杆一根一根的卸下来或者连接上去的。假如一根钻杆是6米长，打下60米深了，要10根钻杆了，提钻头时要拆卸十次钻杆，放钻头时还要连接十次钻杆。所以，在山区的岩石上打井是非常缓慢的，一眼一二百米深的井需要一二年的时间，成本自然很高，大约二三万元。岩石上打井不必担心井壁坍塌，所以，只在有泥土的部位下井管，不用在岩石井筒内下井管了。山区的地下水水位较深，再用真空泵“吸水”就不行了，而是要用潜水泵向上“喷水”。因为真空泵是利用大气的压力向上吸水的，它的吸力不超过10米深，山区的岩石机井的水位低，有的距离井口几十米，有的距离井口一百四五十米，这就要用大扬程潜水泵往上“喷水”。潜水泵是把水泵放进井底的水里，靠叶轮转动的压力把水喷上来。这种大扬程潜水泵的出水管也是钢管，潜水泵的功率也比平原地区机井用的真空泵的功率大多了，价格也高多了。如果没有国家的补助，许多山区的农村是打不起深机井的。
我们家所在的西北隅村虽然在县城里，一部分耕地在城外西北部的小渔山前和大渔山后，这些山坡地以前是不能种麦子的，这几年中在大小渔山之间的山岗香香寺处打了一眼七八十米深的深机井，安装了潜水泵，小渔山前和大渔山后的山坡梯田都可以种麦子了，这就把原来只是一年一茬玉米或一年一茬谷子的下等耕地，变成了每年一茬冬小麦和一茬晚玉米的上等耕地了。
由于加强了农田基本建设，扩大了旱能浇涝能排的上等耕地的面积，同时又增加了化肥的施用数量，就可以实行优良品种和小垄密植了。
从外观上看，蓟县公路沿线地块里的庄稼的确比前几年密植了。
以前靠老天降雨的平垄麦田，每垄之间的行距是50至70厘米，现在的畦田小麦，每垄之间的行距是25至30厘米。以前的玉米地里，每垄之间的行距是50至70厘米，株距是30至40厘米，现在玉米垄的行距是40至50厘米，株距是15至20厘米。由于每亩地中小麦和玉米的株数大量增加，产量自然也就提高了。
第三方面是县办工业大发展，职工人数大量增加。
自1972年河北省增加企事业单位正式职工数额以后，以前在水泥厂、锰钢厂、农机厂、化肥厂、电杆厂、砖厂、白灰厂、服装厂、面粉厂，以及商业部门、粮食部门等单位当合同工和协助员的农民都“转正”了。
1973年8月，蓟县划归天津市管辖后，原蓟县水泥厂、蓟县钨钼材料厂、蓟县锰钢厂、蓟县电杆厂、蓟县师范学校划归廊坊地区所有。县里又在廊坊地区盘山水泥厂的西侧建立了自己的蓟县飞燕水泥厂。1974年天津市在蓟县城西五名山处建立了一个采石矿，从蓟县招募了大量工人。这几年县里又在别山建立了第二水泥厂、在上仓建了第二化肥厂、在县城东建了第二砖厂，在西关建立了第二服装厂、还建了磷肥厂、汽车修理厂、电杆水磨石厂等，使全县的工业生产总值大幅度提高，非农业户籍的职工人数大量增加。
据《蓟县志》记载：1971年，蓟县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生产总值1118万元，县办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生产总值925万元。1976年，蓟县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生产总值2286万元，县办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生产总值1578万元。
1965年，全县有职工10659人。其中，工业部门1419人，基建部门410人，农业、林业、水利、气象部门454人，交通、邮电部门475人，商业、餐饮服务业部门2722人，教育部门3482人，卫生部门155人，金融部门113人，国家机关1086人，其他部门343人。
1966年后，蓟县没有社会招工，只有接收部队转业人员、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和非农业家庭子女就业分配的途径，扩大了职工队伍。到1971年，全县职工总数为12578人，1972年增加1069人，1974年又招工629人，1975年招工2719人，1976年招工726人。这就是说，在我离开蓟县去大城这六年中，蓟县通过招工渠道就增加了正式职工五千多人，如果再加上这几年从部队退伍转业干部和新分配的大中专毕业生，应该有职工干部一万八千人左右。与1971年相比，正式职工干部人数增加了将近百分之五十。
在这些新增的五千多正式职工中，有一部分是原来的合同制工人或协助员，如1963年开始陆续到蓟县水泥厂（后划归廊坊地区）当合同工的几百名城关公社各大队的农民工，全部转为正式工，也称长期工了。如我们西北隅的孔广山、周起琼、崔连永、李仁林等人，西南隅的徐密、徐富、李连华、赵振芳、李连祥、李世存、朱宝生、袁永平、宋臣、何树华等人，西七元村的孟凡明、孟凡春等人。这些人转正以后，就可以不受限制的担任厂内的各种职务了，有些文化的也可以坐办公室当企业干部了。如1968年夏季我们师范学生去水泥厂参加劳动时，孟凡明和孟凡春都是亦工亦农的合同工，他们再有本事也只能在开山车间充当工人中的大班长，而车间主任则是由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转业干部老穆来担任。转正后，孟凡明的文化才智得以发挥，很快就调到科室做管理工作，后来担任了劳动人事科的科长，还有更多的大班长，转正后担任了车间主任的工作。
新增的正式职工中，也有一部分是企业事业单位新招聘的人员。由于有了招工指标，首先是许多回到农村务农的初高中毕业生和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都在几批招工中转正成为国家职工了。如我们西北隅村的中学毕业回村务农的何宝华、邓桂荣等都被招工转正了。隆福寺村的唐丽宁、李连祥、张爱忠、吴旭英，我们初中70班的同学王建国、曹振远、史方、王茂金、张景悦、张广福、刘荣奎、李杰等人也被招工转正了。再有是一部分农业户籍的退伍兵被招工转正了，如我们西北隅村的退伍兵、党支部书记王琦，退伍兵张瑞、胡玉华、邓景云、邓景山哥俩，我的小学同学娄庄子退伍兵李凤，我的初中70班老同学李德存、王振龙、张宝利、我认识的曾经在隆福寺村退伍兵张爱国、在隆福寺村当过工作队的退伍兵王作福、王振华等人，都被招工安排工作了。还有就是一部分从农村选拔参加斗批改工作的“贫宣队员”也被安排工作了。我们在刘家顶公社搞斗批改的蒙酄公社和下营公社的贫宣队员刘洪柱、杨桂全、万永祥、柳子义、张景珍、聂洪波、张志荣、刘凤莲、张彦华等人，都是在这几年被招工到企业工作，而且有些人很快就被安排当了干部或被提拔为领导干部了。
新增的五千多正式职工中，还有一部分在四清运动和斗批改运动中表现优秀的农村四清借干和贫宣队员、退伍回家务农的党员退伍兵被直接招聘为国家干部，分配到各部门担任职务。如我认识的隆福寺村的***主任、退伍兵李俊，东后子峪村的***委员、退伍兵邢连义、大许庄子的民兵连长、退伍兵宋贺，与我村刘宝金同时退伍回村务农的胡元祥、还有我的初中同学、退伍回村务农的纪国生，东南隅的孟庆存、肖怀斌等人，都是经过一定的考试程序，被直接招聘为国家干部的。
新增的职工中，还有一批国家分配来的大中专毕业生和部队转业干部，被安排到各个单位，当时的政策是正连职以上的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后，要安排为股级以上职务，副连级和排级军官只当一般干部。我的一个正连职的亲戚转业安排为县电杆水磨石长副厂长，一个正排职的亲戚转业安排为县化肥厂后勤组一般干部；我的初中同学张景、贾克民、孙连元等人，都是被推荐上了几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回到蓟县工作的。
另外，1974年以后，也给在1969年至1971年间，根据陈永贵的建议而复原回村务农的部队军官，重新安排了工作。我认识的刘家顶公社郭家坟大队的原党支部书记、正营职复原干部魏云被安排到公社卫生院当院长，***委员大队会计、正连职复员干部张金被安排到尤古庄供销处工作。
我在水利局政工组时，我们的组长孙勤就是连指导员转业的，机井队的副队长王占山和我们政工组分管安全保卫的干部张毅，都是复原回村务农的部队干部，后来落实政策安排到水利局工作。我们政工组的女干部赵彩荣是四清借干转正的，李振生是蓟县一中高中毕业后当了几年兵，退伍后招聘为干部的。
1977年我回到蓟县时，得知我的初中70班老同学王建国在粮食局饲料厂工作，张景在县广播站工作，纪国生在溵溜公社做纪检工作，曹振远在尤古庄供销处工作，张广福在下营公社工作，李杰在天津石矿工作，张景悦、张宝利在塘沽工作。我们在刘家顶搞斗批改的同事中，刘洪柱在下仓中学任后勤主任，万永祥在下仓供销社工作、柳子义在下仓附近的天津市地质勘探队工作，张志荣、刘凤莲、张彦华在县城商业门市部工作，杨桂全在大堼上公社任副主任，聂洪坡在建材局任副局长。那些在村里当干部的退伍兵，招聘转正后也都在企事业单位当了干部，隆福寺的李俊在蓟县交通局的装卸队任队长，东后子峪邢连义在官庄公社任总校长，大许庄的宋贺在许家台公社任武装部长。
总的的看，这几年在农村中有点本事的和有些门路的，都被招工或招干而转为国家的正式职工了，而这些人中许多是年轻的未婚青年，其中的女青年也占了不小的比例。有了稳定的工作后，年轻人结婚成家，这就使双职工的人数也大量增加了。
1973年蓟县划归天津市管辖后，天津市也有自己的山区了，就把1962年搬迁到兴隆县大山里的三线工厂，东风电机厂和庆丰工具厂搬迁到蓟县城北面的山脚下了，在厂区外还修建了成片的职工家属楼，为此还专门修了城西的庆丰路和城东的东风路。庆丰路与城西的津承公路相连接，东风路与城东的邦喜公路相连接。
第四方面是乡村工业企业大发展，农民收入有所提高。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也提倡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各大队都要积极创建加工性质的工副业厂。我所见到的是我们西北隅大队建立了一个磨光厂，就是用布砂轮，为外贸部门把别的厂家生产制造的吃西餐用的不锈钢刀子、杈子和勺子，打磨出光亮来。西南隅大队有一个浆洗厂，也是为外贸部门浆洗一些绣花布块。东北隅有一个服装厂，东南隅有什么厂子不记得了，反正各大队都建工厂搞副业。这就使乡村工业企业的产值大幅度增加了。
那时各村的工副业厂子的工人，都是从本村各生产队抽调的劳动力，记大队工分。副业厂子的收入首先用于大队开支，有了富余也给各生产队分配，纳入生产队的集体收入。
除了工副业厂子之外，一些大队还靠山吃山，有的开办了石料场，有的开办了采砂场。
蓟县北部的山区属于燕山余脉，山上都是石头，山下有些土地和村庄，石料场是一些山区大队的专利，他们的耕地在山脚下。过去山上的石头缝隙里土层薄，只能生长一些荆棘和荒草，在山腰的坡地和山脚下梯田里土层较厚，可以生长一些树木，其中也有部分果树。
开石料场的大队，就在山坡上开辟一块场地，安装一台或几台破碎机，把从山上开采下来的石头破碎成大小不同的小石块和碎石渣，通过汽车、火车运到大城市的建筑工地去，用来做钢筋水泥混凝土的原料。
开石料场也要占用一部分耕地，但是用不太多。而开办采砂场占用的耕地就比较多了。
1971年以前，蓟县采砂子都是在沙河里开采，我在蓟县师范学校上学时，学校搞勤工俭学，我们上劳动课就到官庄那边的沙河里筛沙子、装火车。可沙河河道里的沙子是有限的，经过几年就开采完了。在开采沙河里的沙子的时候，大家发现原来亿万年前的沙河河道是移动的，在沙河河道两侧的农田里，也埋藏着一层沙子。沙层上面的土层大约在一米至一半米左右，沙层厚度一般为一米左右，与沙河河道沙层差不多，沙层下面还是黄土。
从理论上讲，先把耕地里适合农作物生长的熟土，堆积在一边，把熟土下边的沙子开采出来，运走之后，再把堆积的熟土平铺在沙层下面的生土上，还可以继续种庄稼。把埋藏在农田中的沙子开才出来以后，这块耕地的面积并没有缩小，只是地面高度降低了。这只会影响一年的农业生产，沙场恢复为耕地后，只要大水大肥，还是照样的好庄稼地。而开采这些沙子所卖的钱可就比种庄稼的收入高的太多了。所以，不少农村都开办了采砂场。
《蓟县志》记载：1971年，蓟县的乡村企业总产值是53万元，到1976年，增加到953万元。
第五方面是蓟县县城的市政建设有了新起色，主要是搞了以下几项工程：
第一项是修建了环城公路。
蓟县和周边地区的工业企业都发展了，进行货物运输的汽车、胶轮拖拉机等机动车辆也就大量增加了，那时蓟县还没有沥青路，都是沙石路面，汽车通过时路面上土气狼烟。
1962年以前，从天津至承德的津承公路，和从北京至山海关的京山公路，都是从蓟县城里穿行的。津承公路从南关城门进入南大街，从鼓楼前边向西拐，沿西大街出西关城门，在西关农贸市场对面娘娘庙（也称仙女宫，过去是道观）西侧的三岔路口向北拐，往北去兴隆县奔承德。京山公路是从西关城门进入西大街，经鼓楼前面进入东大街，出东关城门往东去遵化县奔山海关。
那时的公路都是砂石路，县城里边也是砂土路，过往汽车时会带起一股尘土，污染很大。好在那时期汽车很少，唐山至北京的班车、玉田至北京的班车和遵化至北京的班车每天一个往返，运货的汽车更少，中央首长去北戴河的车队更少，所以对城里的污染也不太大。
1962年国家搞战备，把一些工厂从大城市搬迁到大山里，蓟县下营公社石炮沟里新建了一个“前进铸造厂”，据说是从天津市里迁出来的，生产制造武器的工厂，还有几个工厂迁移到了兴隆县境内。
这样一来，从天津市里到蓟县下营和兴隆县的军工厂运送货物和人员的汽车就多了，津承公路再从城里经过就显得污染太大了。于是，就把津承公路改为绕城而行。也就是把南关村东西向大街西面通往三岗子村的小路扩充为大路，与北京至山海关的邦喜公路南侧的西关煤站的大路（现在的煤站路）连接起来，通过西关煤站连接到邦喜公路，再向东经过西关大街，再到娘娘庙西侧的三岔路口再向北直奔兴隆县和承德市了。当时从北京至山海关的邦喜公路还是从县城里穿过，因为这条路上的汽车还不是很多。1971年我们离开蓟县时，长途汽车站还在西关，火车站在西关也有升降所。
1972年以后，县办工业发展了，往来的汽车和拖拉机更多了，蓟县城里的街道更显得狭窄了，于是就于1973年至1974年间修建了绕城而过的环城公路。
这次把津承公路从穿过南关村东西向大街向西北经过西关村街里，再向东连接娘娘庙西侧南北方向的津承公路，改道为避开南关村和西关村的村里大街，直接在南关村民宅区的北面，从南城墙与护城河之间绕老城墙向西，在城墙西南角外面向北拐，在西城门外面、西关村民宅区的东面，连接东西方向的邦喜公路，再向北削平护城河西侧、娘娘庙东侧的大土坨子，在三八水库南侧连接原来的津承公路。这条路也就是现在的人民西路和津围公路的一部分，只是没有现在的人民路大街这么宽。这样一改道，津承公路绕城的途径就缩短了。同时，又从南城门外向东开辟一条大路，在东关村东面向北拐连接从城里向东的邦喜公路，这就使北京至山海关的京山国道也绕城而过了。这条路是现在的人民路大街与中昌路大街的一部分，但没有现在这么宽，还是土路。
从西城门外到南城门外，再从南城门外到东城门外的这段U字形的绕城公路，当时被称为环城路，从西关到西南角的南北方向路段称为环城西路，从西南角经南城门外到东南角的东西方向路段称为环城南路，从东南角到东关村东的南北方向路段称为环城东路。
以前的津承公路与邦喜公路只在城内西大街路段重叠，这次改道后就在城外从西城门外到南城门外重叠了。
在津承公路和邦喜公路都从城西和城南绕城而过之后，又把长途汽车站搬迁到老城墙西南角外面的绕城公路西南拐角的南侧，也就是环城南路的西端南侧，新建的汽车站也比原来的西关汽车站高大宽敞和漂亮多了。
津承公路在西城墙外边一直向北之后，原来的护城河水道也改在公路西侧了，公路东面与城墙之间也盖了不少房屋，西北隅大队在西城门北面津承公路的东侧开了一个大车店，西南隅大队在西城门南面的津承公路东侧开了一个大车店，一些运货的汽车也在这两个大车店里住宿了。
津承公路从原来的穿城而过改为这样的绕城而过，都是只拐两个直角弯，路程没有增加，也不显得麻烦。邦喜公路由原来的穿城而过改为绕城而过，是从一条直线改为拐四个直角弯，又回到原来的直线上，这无疑增加了路程和时间。所以，有些开车的司机就不愿意绕行，还想穿城而过。那时期蓟县还没有交通警察，人们也不懂得交通规则和交通标志。为了避免过路汽车穿城而过，县里就在东城门和西城门处各安装一个拦门杠子。就是横向架设一个距离地面一米高的刷有红白相间油漆的木杠子，两侧各有一米宽的空隙，可以通过自行车、小推车和步行人，汽车、拖拉机和大马车无法通过。城内的机关单位和农机厂、服装厂的汽车出城、回城里都要走南城门。
为了方便城内的四个生产大队社员出城劳动和生产队的大马车、拖拉机进出，又在老城墙上开了四个可以走大车和汽车的豁口，这样就有七条可以进城和出城的道路了。
西南隅的城墙豁口在白塔寺大街的西端，与城墙外面的环城西路相连接。东南隅的城墙豁口在龙泉庵胡同（现在的昌南路）的南端，与城墙外面的环城南路相连接。东北隅的城墙豁口在大蒋家胡同北端东侧的王家菜园胡同东端，与东城墙外面的东风路相连接。西北隅的城墙豁口在文庙胡同西端的城墙上向北拐到三八水库大坝，经过大坝向西再向北经白马泉村东向西北连接城西的津承公路。
西城门的拦门杠子就设在邦喜公路与环城西路的交叉点，从西面北京方向来的汽车，老远就能看见城门处的栏杆，再看见路口的绕行标志，自然就会右转弯拐上环城路了。东城门的拦门杠子设在老城墙处，再向东二百米才是过去穿城而过的邦喜公路与环城东路的交叉路口。在这个三岔路口处虽然也设有绕行标志，但是看不见拦门杠子，难免有些汽车还想穿城而过，结果都要原路返回。
关于东关的拦门杠子曾经流传着一个小故事，说在1975年夏季，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志的车队从北戴河回北京，途径蓟县东关外面环城路的路口时没有拐上环城东路，还想向以前一样穿城而过，结果向西行驶二百米到了东城门的拦门杠子处就无法进城了。第一辆车上的工作人员下车后，找到负责看管拦门杠子的东关大队社员、一腿残疾的小拐子赵六说：“这是先念同志的车队，请打开栏杆让我们过去。”赵六也不知道先念同志是何许人也，就说：“我不管先念后念，就听我们县领导的，他们让我开我才开。”那时也没有手机，车队的工作人员也没办法给县委办公室打电话，而且因为直行与绕道这点小事也不值得去找县委办公室啊。所以，他们只好调转车头，又回到东面的三岔路口，经环城路回北京了。事后，赵六才知道李先念同志的大名，心中后悔不跌。
1979年以后，蓟县城外的公路和城里的街道逐渐的都变成沥青路面了，路面过车时没有尘土了，东城门和西城门处的拦门杠子也就取消了。蓟县城区也有了交通警察和红绿灯等交通标志，路过的大货车也不准进城。所以，过路的汽车一般都是走环城路了。
第二项是建造了几座新式的楼房。
过去中国的老式楼房都是砖木结构的尖顶盖瓦的楼房，不论是雕梁画柱的豪华型楼房，还是老百姓居住的普通楼房，都是有柁木檩架的，地板和屋顶都是木制的。楼房顶部都是有屋檐屋脊的，上面都是用瓦来防水的。所谓新式楼房也就是现代建筑，就是用砖砌墙，用钢筋水泥制作楼板的平顶楼房，楼房的顶部是平的，用三油二毡做防水。
蓟县城里在1956年建造的商店东大楼和西大楼，就是砖木结构的老式楼阁，售货柜台都在一楼的位置，二楼的房间只是用来办公或者仓储。1962年蓟县在城东建造了一所三层尖顶盖瓦的楼房，准备作为县委的办公楼，结果又因违反规定而卖给了北京军区当了部队医院，也就是二六九医院。所以，蓟县就没有新式的楼房了。
1971年至1977年间，蓟县城里建造了几座新式楼房，最先建造的是商业局的东风宾馆。东风宾馆在西关农贸市场西侧、西关大街路南的位置，是坐南朝北的三层高的倒房楼，属于中间是楼道，阴面和阳面都是房间的双面楼(注1)。后来，又在蓟县城里东大街路北新建了水电局办公楼，水电局分为水利局和供电局之后，两个局共用这座办公楼。在南大街下街口北部路西修建了工业局办公楼，工业局和建材局分开后，两个局共用这个办公楼。另外，在西关村西的老汽车站处修建了交通局办公楼。水电局、工业局和交通局的办公楼都是普通的双面楼。蓟县人所说的双面楼，指的是中间是楼道，两侧是房间的楼房。而对那些阳面是房间，后面只是楼道，没有阴面房间的楼房则称为单面楼。
蓟县城里这几座双面办公楼房的共同特点是：整座楼横向的中间是2米宽的楼道，楼道两侧是房间，每个房间约3米宽、5米长。房间在楼道的一面是屋门，在楼房外墙的一面是窗户，每间房有一个窗户。楼房都是以纵向为宽，以横向为长的，双面楼纵向的两个房间、一条楼道，加上四道墙体的宽度，整座楼约有13米多宽。双面楼横向的长度各不相同，依房间多少而定。这几座楼都是典型的中国式建筑，讲究中间突出，两端对称。
那时蓟县城里的住宿和办公用的普通楼房都不是框架结构，都是在每个房间的承重墙上面搭楼板，再用电焊把楼板上的钢筋头连接起来，只有两间或三间的大屋子才用钢筋水泥浇筑的横梁来承重。
东风宾馆、交通局办公楼、水电局办公楼和工业局办公楼，有个共同的特点，都是楼房的中部是四间房长的门面式建筑，两侧挎有同样长度的普通式建筑。
东风宾馆的三层高双面楼共有24个房间长，中部的4间属于门面式建筑，第三层的楼顶比两侧的楼顶高大一些。东西两侧各有10间普通型房间，顶部比门面楼顶略低些。
交通局办公楼和水电局办公楼是同一个图纸设计的，建筑形式一模一样（1985年后水利局又在上面加盖一层，就与交通局西关外的楼房不同了），都是坐北朝南的三层正房楼，中部的四间门面式建筑比较宽大，前面向外凸出半米，东西两侧各有六间普通式房间，而且最外边的两间也是向前面凸出半米，与中部的门面式建筑平行。
工业局的办公楼是坐西朝东的厢房楼，整座楼的中部四间长的是四层高的门面式的建筑，南北两侧各有七间长的三层高的普通型房间。
东风宾馆中部门面式建筑的一楼的迎面两间，也就是北半部的两间是门厅，两侧是办公室和接待室，门厅对面的两间是楼梯间，楼梯间两侧也是房间。二楼和三楼的楼梯间也在南面，楼梯间的对面也是两间通长的大房间。这是因为一楼的门厅是横梁，没有中间的承重墙。所以，二楼和三楼的中部也是两间通长的大房间。
那时的东风宾馆，和蓟县招待所的客房一样，也是一间屋里两个单人床，屋里没有卫生间。比招待所优越的是，招待所只在院子的角落处有公共厕所。而东风宾馆的每层楼内都有公共卫生间，而且还有了公共淋浴室。
交通局、水电局和工业局的办公楼与东风宾馆的类似，
中部的门面式建筑的一楼迎面也是两间的门厅，对面是楼梯间，一楼门厅两侧的房间是传达室和值班室，楼梯间两侧的房间是男女厕所。二楼、三楼的楼梯间对面也是两间的大屋子。工业局办公楼四楼的楼道两侧还有两个侧门可以到两端三楼的楼顶去。
与东风宾馆不同的是，交通局、水电局和工业局的办公楼中，单独一间的屋子比较少，两间、三间通长的屋子比较多，这些都是作为办公室和小会议室用的，还有更大的大会议室。如工业局办公楼的三楼门面楼南侧就是一个七间房（21米）长，十二米多宽的大会议室。
这些新盖的楼房里都安装了暖气，外面另设锅炉房。
1977年6月我调回蓟县时，县城里的楼房还在继续盖，在南大街的南端东侧，也就是南门东马道的南侧空地和已被铲平的城墙处，正在新建造一个商业大楼（南楼商场），在南城门西侧被铲平的城墙处，正在新建造建材局的办公楼。在北大街的北城墙脚下，蓟县城关小学（原蓟师附小）北院，正建造城建局的办公楼。在东大街路南县武装部的西院、水电局办公楼的对面，正建造供电局的办公楼。
第三项工程是南大街的十几户居民拆迁走了，街面房屋基本工商业化。
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县里对南大街实行拓宽改造，搬迁了街道两侧的十几户居民，拆除了街面上所有的临街房屋和店铺。大街的主路面扩展到二十米（双向四车道），修建了地下排水管道，两侧辅路（俗称马路崖子）一般三四米宽，有的店铺门前还留有很大一片停车场地。
县里在新拓宽的南大街街道两侧建起的都是新式的房屋，临街的房屋都是面朝东或面朝西的厢房，前脸是高高的女儿墙，墙面都是彩色的水刷石，上面镶嵌着刷了红漆的水泥制作的商店名称。临街一面是高大的玻璃门窗，里面是宽敞的房间。
在鼓楼前面十字路口的东西两侧，修建了拐角形的长廊式的门市部，西面的是鼓楼商场，东面的是土产日杂商场。
南大街北段西侧，也就是西南隅的四眼井胡同与西大街之间，鼓楼商场南边有照相馆、理发馆、药材公司零售门市部等；南大街北段东侧，也就是东南隅的三府街与东大街之间，有烟酒副食门市部和早晚门市部等。南大街东侧的中街口北部，把路东和猪市之间的东南隅李家面铺位置的几户民宅都迁走了，准备在这里新建一个影剧院，只是还没有动工。
南大街中段西侧，也就是四眼井胡同与白塔寺胡同之间，是蓟县人民医院、蓟县印刷厂、蓟县工业局经理部；中段东侧，也就是三府街与龙泉庵西胡同之间，是蓟县商业局生产公司、蔬菜副食商场和蓟县第一服装厂；在服装厂的南面，是东南隅大队开的大东旅店。
南大街南段西侧，也就是下街口的白塔寺胡同南侧直到南城墙处是蓟县建材局的大院。在下街口南部东面，也就是东南隅的龙泉庵西胡同和南门东马道之间的地方，还有东南隅大队的两户民宅。南门东马道的南面就是南城墙的官地了，这时正在准备修建南楼商场。
第四项工程是建造了职工干部的家属房，也就是现在的所说的公租房。
1970年前，蓟县是没有成片的职工家属宿舍的，也就是没有成片的家属区。中国古代，州官、县官都没有专门的府邸，只是在自己办公的衙门的后院有自己居住的宿舍，也称后堂.蓟州老州衙过去也有后花园，州官的夫人也在后堂居住。辛亥革命后，蓟州改为蓟县，州衙改为县政府大院，县长的夫人也住在这个院内。在县委县政府大院的对面，即“府前街”路南的那片地方，过去也是一个大院，也是“官宅”。主要是县政府官员们的家属，或者后勤人员使用。。
解放初期，南北两个大院曾经是县委、县政府及下属公检法等机关的办公地点。后来公检法单位搬到城隍庙大院，南大院中又建立了县广播站（广播电视局的前身）。七十年代后，在广播站之外的其余房屋是后勤和机关干部宿舍。
原县委书记兼县长马树魁、副县长董山林、郑智超的家属都在城里租社员家的民房居住。1971年以后，蓟县的双职工家庭大量增加，县里也开始修建家属房。那时修建家属房都是以单位名义修建的，分配给本单位的夫妻都是国家干部职工的家庭居住。那时小孩子的户口随母亲落户，丈夫在外地工作或当兵的女职工，也符合分配家属房的规定。但老婆孩子都在农村或者在外地工作的男职工，不予分配家属房。
县委、县革委和公检法、民政、水利等党政机关为一个系统，属于城建局（那时还没有房管局）负责修建和分配家属房的单位。城建局在县革委的对面，也就是南大院广播站之外的地方，修建了几排家属房，又在北仓廒修建了几排家属房。商业系统在建成西关的东风宾馆之后，就把城里的东大街路北、邮政局对面的大众旅馆改为商业职工家属院了。东城墙、西城墙的城墙顶部也被铲平盖房了，城墙里边的菜地也变成了宅基地，有的地方盖了农民的农房，有的地方盖了职工家属的公产房。
这时期城里四个隅的农民宅基地已经扩展到城墙外面的农田里，在西南隅新建民宅的北面和西面，也就是在西关护城河外面，过去西关曹家胡同的民宅和周围的农田处，也修建了一大片家属房，都是一排排的尖顶砖瓦房，前边带小院的结构。这里有商业局家属院、工业局家属院、建材局家属院和铁路家属院。
城内和城外的工厂也在厂区空地内，或者附近征地，修建了家属院。东大街路南的农机厂把以前的职工俱乐部大院占了，修建了家属院，化肥厂、电杆厂、水泥厂等都在厂区附近建了家属院，下边各大镇的供销处、铁木社、卫生院、中学等单位也都修建了家属房，各公社的社办中学也有了教师的家属宿舍。西石矿、化肥厂等离城较远的家属区还建了小学校和幼儿园。
总的来看，这几年蓟县发生了很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