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当年蓟县水利局的概况
1977年6月下旬至1979年7月中旬，我在蓟县水利局（现在的水务局）政工组（科）工作。
当时三楼的中厅式房间是政工组的办公室，二楼的中厅式房间是办事组的办公室，工程组、工管组和农田建设指挥部的办公室都在二楼，后勤组和机井指挥部的办公室都在一楼，防汛指挥部设在下仓河防站。
那时水利局的局长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1967年前曾任上仓工委书记的刘连科（后来曾任蓟县副县长、天津市水利局副局长），三个副局长中，一个是解放初期参加工作、1967年前曾任公社主任的老干部孙树山，一个是原排水站技术工人、造反派代表刘海余，一个是原来在组织部干部组管理过我们下乡插队的大中专毕业生的年轻干部蒙玉为。另外还有一个在家休息，没有被三结合的原水利局老局长韩廷臣（1980年落实政策被安排为副局长）。当时蒙玉为被县里抽出去搞社会主义路线教育，平时就是孙树山主持机关工作，刘连科和刘海余都经常往下边的业务部门和工地跑。
我在水利局工作这段时间局机关的下设部门比较少，只有政工组、办事组、工程组、工管组和后勤组，还有机井指挥部、农田建设指挥部和夏季临时组建的防汛指挥部。
那时县里的各局的业务工作都实行双重领导，既接受县革委（1980年后改称县政府）的领导，又接受天津市各对口委办局的领导。
蓟县水利局的刘连科局长和主管业务的刘海余副局长，以及各业务部门的组长（科长）要去天津市水利局去开会，工程组、工管组、机井指挥部等业务部门既要向县革委农办汇报工作，也要向天津市水利局的相关处室汇报工作，领取市里下拨的资金补助和粮食补助。
而各局在政治上只接受县里的领导，蓟县水利局负责政工的副局长孙树山以及政工组与天津市水利局政工处没有工作关系。
水利局的局机关各部门是根据工作内容的不同而设立的，当时也是本着精简机构的原则设立的。
在水利局机关的七个部门中：
政工组负责人事劳资、政治学习、纪检监察、安全保卫、党团妇武等工作。1977年6月，我到蓟县水利局政工组时，这个组原有五个人，组长是坦克一师的转业干部孙勤，副组长是王振英，政工员有一个是先复原回村务农，又安排工作的部队干部张毅，一个是原蓟县一中学生领袖、学校***主任、1966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离校参军入伍，1976年退伍安排工作的退伍兵李振生，一个是1964年高中毕业、曾经是四清借干，后“招干”转正的女干部赵彩荣，我来了就是六个人了。六个人中王振英年龄最大，已经四十多岁，其次是孙勤和张毅，四十岁左右，赵彩荣、李振生三十多岁，我年龄最小，也三十虚岁了。在机关，大家都称王振英、孙勤和张毅为“老王”、“老孙”和“老张”，称赵彩荣、李振生和我为“小赵”、“小李”和“小孟”。1978年秋，原大堼上公社武装部长、三十七八岁的赵广福又调到水利局政工组来了，大家称他“老赵”。
办事组负责行政事务工作，组长是四十五岁左右的张荣玉，副组长有三十七八岁的陈世奇和三十多岁的孙振清（后来曾任过蓟县县委书记），经常在机关值班的内勤是四十多岁的办公员张怀英，还有二十六七岁的办公员刘保金，1978年又从县革委农业办公室调来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办公员郭春富（后来曾任蓟县副县长）。还有机关伙房的管理员王进华、炊事员老高等人，二十多岁的女打字员张耀勇、女电话员陈恩芬、王见军，也算办事组的人员。机关有一辆北京吉普，开车的司机张玉科也算办事组的人员。
后勤组负责财物工作，组长是五十岁左右的乔森，有没有副组长不记得了，经常在机关值班的有五六个会计，我记得有几个五十多岁的老会计和几个年轻的财会人员。老会计中我还记得李会计和曹永善（我初中同学曹振远的父亲），年轻会计中有小吕和女会计吴桂霞，1978年又分配一个财贸学校毕业的小伙赵庆邦。
后勤组分管全局的资金和物资两大部分，资金包括两部分，一个是水利局全局三百多人的工资和办公费等收支情况，另一部分是天津市水利局下拨给蓟县的水利建设经费和施工粮食补贴的管理、使用和向各公社发放情况。管资金的会计在局办公楼里上班，管物资的人在城西三八水库前面的水利仓库里上班。
三八水库处水利仓库的负责人是五十岁左右的老房，会计是李洪翰和李秀珍。还有刘尔更、后来的军队转业干部王宝玉等多个库房保管和装卸工。
后勤组还负责管理几辆运货的汽车，当时有一辆苏联产的嘎斯车，还有一辆国产的单排座130货运汽车和一辆双排座的140货运汽车，有王师傅、小杨子等汽车司机。
后勤组还有派到建筑工地的管理物料的人员，如1944年参军入伍、但文化水平很低、组织能力差、最高职务是机枪排长的部队转业干部孟玉珍，就长期在水利建筑工地管理物料。
工程组负责某项具体的水利工程设计、施工等工作，组长是四十岁左右的仇宏，副组长是四十五六岁的赵金荣（后来曾任蓟县副县长）和三十四五岁的老司，经常在机关值班的内勤是二十六七岁的技术员杨桂琴（天津市里人）。
工程组是人数最多的部门，当时有三十多人，分为水利工程土建设施图纸设计、现场施工和跑小水三部分业务。有两个工程师和二十多个技术员，工程师有赵金荣和张宗山，其余大部分都是技术员。
设计室由副组长老司和郑贵连负责，还有吴桂琴、陈富春、王福生、王淑华、李翠文、小路、小林子、杨雪琴等人，他们几个人都在机关上班。
图纸设计人员要先在普通的办公白纸上画草图，草图定稿之后再放大样，也就是在整张的或半张的白纸上绘图、描图，绘图员要求字迹工整，一丝不苟。一张图纸要复制好几份，那年代没有这么大的复印机，整张纸或半张纸大小的水利建筑图纸，在白纸上画好后，要铺在感光纸上晾晒，晒好一张，再晒另一张。
县里的水利建筑工程，由水利局负责现场施工，既要有带工的行政干部全面指挥工地的民工干活，也要有工程技术人员现场指导和监督。工程组的副组长、老工程师赵金荣、工程师张宗山、技术员陈庆富、徐子海、杜春济等十几个搞施工的人员常年在下边工地。
跑小水的负责各公社、各大队的水利工程的规划设计、预算投资，水利设施的保养维修等情况的摸查与核实情况。
那时各公社都有自己的小型水利工程，如小排水站、小扬水站，小水库、小塘坝、渠道、闸门等设施，这些小型水利工程的投资实行民办公助的政策，由公社先自筹一部分资金，国家在给一部分资金补助和施工中的粮食补助。因为各公社每年需要向县里申请工程预算，县里再根据这些上报的工程预算数字，向市里申请要多少水利拨款和粮食补助。工程组就是代表蓟县从天津市水利局的工程处，申报工程补助款和补助粮的，市局的工程处则是代表市政府下拨补助资金和粮食指标的。这些部门的具体工作人员都有较大的权力，据说一次仇宏去市里开会，顺便给工程处的人带去一大提包（30斤）红果，同时询问一下工程补助粮的情况。那个处长说：局长还没研究批准呢，这次你们蓟县报少了。仇宏说看看他们都报多少啊？一看申报表，蓟县只申报三十万斤，其他县都申报五六十万斤或七八十万斤。仇宏说再给我们增加点吧，处长就在阿拉伯数字“30”的前面添加了“1”，变成了“130”万斤。
为了防止各公社虚报骗领国家的水利投资拨款，工程组就需要派人到各公社去实地查看，调查核实。这些负责负责到各公社核查小型水利设施情况的人员，就称为跑小水的。他们按工委片分工，每个工委片一个人，全县八个工委片，就有八个跑小水，加上分管领导和内勤，就有十多个人。跑小水的人员中大多是中等水利专业学校毕业的年轻人，如张绍文、程秀玉、刘国栋等，也有王景友、耿景荣两位五十来岁的老同志。这些跑小水的人手里的权力也不小，因为各公社申报的工程有没有虚报夸大成分，全凭他们去核实。
据说一次马伸桥公社书记王江在县里开会时，询问刘连科局长给他们公社多少工程补助款，刘局长说准备给二万元。几天后，却给了一万元。王江就问公社秘书近日水利局是否有人来检查核实水利工程情况，秘书说工程组的程秀玉来检查核实，我正忙于工作，也没空陪同，那两天他就自己到工地去查看的。王江埋怨秘书说，你这没招待人家，就把一万元钱没了。以后，只要水利局来人，一定要热情招待。
工管组负责全县水利工程设施的管理工作，1977年6月时的组长是三十多岁的高勤，后改为新调入的四十岁左右的阮德寿，高勤因公负伤致残后改任专职党支部书记；副组长是三十多岁的任福祥，内勤是二十七八岁的宋玉琢。工管组对口水利局的河防站、排灌处等几个下属单位，掌握和摸查排水站、高灌站、灌渠、水闸等水利工程设施和机械设备的运行及管理情况。
机井指挥部负责全县各公社、各大队所有的各类机井情况，指挥部主任是四十七八岁的苏永发，副主任有没有不记得了，内勤是三十多岁的苏荣第。他们也有些人经常往下跑，如郭吕顺等人，他们要到各地去了解打机井的情况，以及为各村打深机井造预算、由上级申请、支领补贴和发放等情况。
农田建设指挥部负责全县各公社的农田建设情况，如修建了多少水利设施、建成了多少亩旱能浇、涝能排的大寨田、以及准备再修建的多少亩大寨田等情况。
农田建设指挥部是为直接对县革委负责的临时机构，严格讲不属于水利局的业务部门，他们负责对全县农田建设情况的摸查和了解。因为县革委不能只看各公社报给县里的数字，还要派人到下面的各公社、各大队去实地查看，核实一下上报的数字是否准确。所以，组建了一个“蓟县农田建设指挥部”，牌子挂在水利局大门口。因为是临时机构，就没有专门的人员编制，指挥部主任由办事组副组长孙振清兼任，没有副主任，在机关值班的内勤是张瑞祥，成员有刘光才、潘学营、石冲等。农田建设指挥部有十几个人，他们按工委片分工，每个工委片一个人，全县八个工委片，就有八个跑农田的，这些人经常往下跑，有时在一个工委片一住就是好几天。
还有每年夏季来临之前至秋季到来之后，县里都要成立临时机构“防汛指挥部”，由县委领导担任总指挥，水利局领导担任防汛指挥部办公室的负责人，防汛指挥部的临时办公室设在下仓河防站，由水利局办事组副组长陈世奇和办公员刘保金长期驻守，具体负责，其他人根据工作任务临时抽调。1978年9月滦全河水系突发大水时，县委书记马树魁、水利局长刘连科等都住在下仓了，我也曾被临时抽调去下仓防汛指挥部去打杂。
1977年6月时，水利局下面还有机井队、排水总站、河防管理站、洲河灌区与泃河灌区等几个下属单位：
蓟县机井队，驻地在城西三八水库大坝西侧，与后勤组的水利设备仓库是坎上坎下，仓库在津围公路东侧、三八水库西侧的大土坨子坎下，大门口朝西开，出门就是津围公路。机井队在大土坨子的坎上，大门口朝北开，出门向北走一段路，到白马泉村南向西拐上津围公路。
1977年6月时的机井队的队长是1967年前曾任城关公社武装部长的四十七八岁的罗迁，指导员是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处分的原蓟县检察院检察长、五十多岁的王广平，副队长是先复原回村务农、后安排工作的部队营级干部、四十岁左右的王占山，办公室的内勤是蓟县一中1966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离校参军入伍、1976年退伍的退伍兵佟德篆。1977年秋罗迁调任西洼排灌处主任，机井队队长由指导员王广平兼任。机井队下面有十来个打井的小班组，每台打井的钻机为一个机组，负责人称为机长，还有一个负责后勤工作的称为材料员，其他人就是操作钻机和打下手的工人了。
那时机井队有几台钻井机正在山区打井，这是领导最关心的事情。因为平原地区打机井一般不会白费力，不管水量大小，总会有水的。可山区的机井则不同，山区的地下水可能位于山沟里，也可能位于山包下，选择井眼位置带有一定的风险，有时电测的不准确的话，还可能打“干眼”，就是白白的钻下二百米深，在山底下没有找到地下水。据说蓟县机井队曾经在山区打过一眼“干眼”，这也是没办法的。
好在那时山区打机井的工钱由国家担负，打完出水了才算成功，再由村里花钱购买潜水泵等配套设施，如果打不成功，村里也没有多大损失。1977年至1978年时，机井队在于桥水库南岸的山区有洞子峪机组，县城北面的山区有许家台葫芦峪机组，洪水庄公社有旱店子机组等。
那时一眼山区的深机井要用一年多的时间才能完成，因为用岩心钻打井的速度是很慢的。机组人员号房子住在社员家里，自己有伙房和炊事员，机组人员要三班倒，昼夜不停的开机钻井，工作也是很辛苦的。
河防管理站过去称蓟县河道管理所，河防站主任是五十多岁的苏文相、副主任是三十六七岁的马庭和，内勤是小杜,一个浓眉大眼高个子的小伙子，我的初中同年级的同学闻合在财务室工作，会计是三十六七岁的刘素兰（官称刘二姐）。河防站负责县内河道的堤埝维修和防汛工作，蓟县境内的主要河道州河、菊河、蓟运河，以及漳河、么河、辽运河、秃尾巴河等的堤岸防护等其都属河防站管辖，各条河道间隔一段距离就有一所护堤的房屋，由负责巡查河堤的河防站职工住宿和自己起火做饭吃。
巡查河堤的人员大多是一个人住在守堤的房子里，自己做饭吃，每天要在堤埝上步行几十里路，查看堤埝有没有被破坏。应该说阶级敌人出于政治目的故意破坏是很少见的，常见的主要是被附近的人取土使用。那时农村睡火炕，每隔几年就需要更换一次炕坯，也有的人家盖房子需要土坯，有些人就暗地里从堤埝下部刨些土用来脱坯。还要查看堤埝在大雨过后有没有被雨水冲毁的部位，同时也要查看堤埝上的树木有没有被盗伐的现象等。总的说，巡堤员虽然没有体力劳动，但一个人在野外吃住也很孤独，长期步行巡查也是够辛苦的。
设在杨津庄公社小漫河处辽运河岸边的单位是州河灌区管理站，主任是四十多岁的王保庭，没有副主任，会计和内勤是谁也不记得了。
设在尤古庄处的单位是泃河灌区管理站，主任是五十多岁的杜文学，会计是三十来岁的崔希忠，出纳员戴玉琪，内勤是胡玉营。
灌区是负责为一部分农田提供灌溉水源的，下面管理几个设在河道与渠道上的节制闸，每个闸门处都有几间房屋，有几个或一二个人看守和操控闸门。这些看守闸门的俗称“看闸人”，身份既有工人，也有干部。
水利局的灌区是1969年以后成立的，是因于桥水库开始蓄水，可以灌溉农田而组建的国营灌溉机构。
州河是自东面的遵化县起至南面的宝坻县与蓟县之间的蓟运河而贯穿蓟县中部的一条大河，1960年在蓟县城东的州河上游修建了一座大型的平原水库——于桥水库，占地一百三十多平方公里，库容量达到五亿立方米。那时由于农村灌溉机械化程度不足，这座大水库只拦洪不蓄水，十八万六千八百亩库区的土地可以种一季冬小麦。1969年，根据国务院与河北省的指示开始蓄水，这就为蓟县的农田灌溉提供了大量水源。于是，蓟县在于桥水库以下的州河上先后修建了山下屯、东赵各庄、杨津庄三个大闸口，就可以把于桥水库的水分别输送到东西两侧的渠道里面去。
洲河灌区负责州河沿岸的城关、别山、下仓工委片部分耕地的灌溉任务，水源主要来自州河。
县里先在于桥水库前面的州河山下屯处修建了一个大闸门，把州河拦腰截断，在闸口上游不远处开挖两条渠道。一条连通东面辽运河，一条连通西面的漳河，在这两条渠道与州河交汇处都有一个小闸门。在不需要供水的时候，关闭两个小闸门，开启大闸门，于桥水库里的水就全部流往下游，一直到渤海里去。需要供水时，适度关闭或者全部关闭大闸门，提高闸门上边的水位，再开启小闸门，河水就沿着渠道自然流进辽运河或者漳河的里面了。
州河上的东赵各庄闸口和杨津庄闸口，也是这样的结构，只是经过不同的路径流入辽运河与漳河的不同河段，不同的引流渠道沿途可以灌溉不同公社的农田。
么河是发源于蓟县城西部的一条小河，雨季时来自北面山区的洪水通过么河在城南汇入州河入海。春季时么河水量不足以灌溉岸边的农田，这就需要通过州河把一部分于桥水库的水调入么河。修建了山下屯闸口后，就可以提高州河的水位，也可以使河水经引漳入州的横渠倒流进入么河，灌溉么河两岸的农田。
辽运河是发源于蓟县东南部的一条小河，它是蓟县玉田县交界处的滦泉河的支流，滦泉河是蓟运河的支流。蓟县在辽运河与滦泉河交汇处修建了一个水闸，把河水截流在蓟县境内。同时，又通过在山下屯闸口、东赵各庄闸口上面的渠道，把于桥水库里的水通过州河引入辽运河，就可以为辽运河两岸的农田提供水源了。
在辽运河两侧还有很多条灌溉渠道，也有几个小闸口，都由洲河灌区管理站派人守护。
泃河灌区也称漳河灌区，主要负责州河西面、泃河东面的尤古庄、上仓两个工委片的灌溉任务，水源来自东面的州河与西面的泃河。
漳河是发源于蓟县西部的一条小河，也是泃河的一条支流，它的上游是黑豆河与秃尾巴河。为了防汛排水和灌溉，漳河、黑豆河与秃尾巴河都有渠道与东面的州河或西面的泃河相连通。泃河下游是蓟县与三河县、宝坻县的界河，蓟县在泃河河道上修建了红旗庄闸口和辛撞村的闸口，可以把泃河的一部分河水引入漳河流域，灌溉州河与泃河之间的农田。而设在州河上的山下屯大闸、东赵各庄大闸和杨津庄大闸，都可以为西面的漳河提供水源。
灌区供水是利用蓟县的河流与渠道北高南低的地势，使河水自然从高处向低处流动的，各公社的农田灌溉，还是需要用水泵从河里或者渠里抽水灌溉的。
因为蓟县的东大洼太河洼与蓟县的西大洼青甸洼的地面都低于周边的泃河、州河与蓟运河的河面，到了雨季，两个大洼里的几万亩土地的积水，不会自然流进大河入海。所以，蓟县才在两个大洼的周边修建了多座排水站，用大功率的水泵，把低洼处的积水，挤压到高于洼地农田地面的河水里边去。据说没修排水站之前，两个大洼里的几万亩农田，每到雨季都要大量积水，直到秋后才能渗下去，有些地块可以种些不怕水的大高粱，无法种玉米、豆子等庄稼，有的地块只能种植一季冬小麦。为了增加耕地面积，增加粮食产量，国家才大量投资农田水利建设，修建了排水站和电灌站。
设在下仓公社干八里处的单位是蓟县排水总站，主任是五十多岁的贺银，副主任是三十六七岁的吴平，内勤是代学华，管后勤的会计是四十五六岁的张文翰。
排水总站下面管辖蓟县境内设在州河、泃河、滦泉河、蓟运河上的十多个国营的排水站，每个站都有一个站长和一个技术负责人。各排水站实行报账制，一切预算和开支都由总站负责。
另外，还有二个正在施工中的属于县里的大工地，一个是蓟县与玉田县边境的三道港国营排水站工地，总指挥是1967年前的原县委副书记，尚没有被三结合的刘荣（三结合后任蓟县县长）。另一个是邦均附近的董各庄国营高灌站工地，总指挥是反右倾运动中受处分的原蓟县法院院长王田。那时期，不少因犯错误受处分的行政领导干部，都被分配到水利局的工地去“带工”，而水利局的机关里是不安排犯错误干部的。1978年三道港排水站竣工后，刘荣他们又到杨津庄节制闸工地，修建新的闸口去了。
正在施工的董各庄国营高灌站，与灌区的供水方式是不同的，高灌站是用很大的水泵，把水从地面的河里提高到高架的水槽上，通过水槽向高于河道的地面水渠里送水，再通过水渠向农田里送水。有的高架水槽长几百米，也称渡槽。高灌站也称电灌站或者扬水站。在靠近于桥水库两岸的半山区公社，都修建了这种高架水槽的扬水站。因为普通水泵的扬程有限，有些往山坡上的农田送水的渠道，就需要建立二级扬水站或三级扬水站。这样供水方式成本较高，在当时的农业学大寨，全党全国大办农业的时候，国家向农村投资很多，山坡地改成的水浇地，种出来的小麦成本是很高的。
1977年秋，蓟县水利局内机构改革，把灌区与排水站合并管理，成立了东洼（太河洼）、西洼（青甸洼）两个排灌处。东洼排灌处主任是贺银，副主任是王保庭和吴平，内勤是代学华，贺银、吴平还排灌处还在干八里的排水总站院内办公，王保庭分管北面的灌区，还在小漫河办公。
西洼排灌处的主任是罗迁，副主任是老杜，内勤胡玉营，后勤会计崔希忠，出纳员戴玉琪、王明亚。他们还在尤古庄灌区院子里办公。
那时期国家的排水站和灌区，不是无偿为农村服务的，而是要在农业税之外，在加收排水费和供水费。排水站和灌区征收的水费，是按照受益面积的工地亩数来计算的，每年秋后交公粮、卖余粮的时候，排水站和灌区就派人到有关公社的粮站去，通过粮站从各村的卖余粮款项里扣除一部分水费。有的村既是排水的受益村，又是灌溉的受益村，需要交纳两笔水费，灌区和排水站都派人去收水费，就显得人员重复，还容易给人造成重复收缴的误解。所以，1977年秋后，水利局就把灌区与排水站合并在一起，按地域分别组建了两个排灌处，由排灌处统一核算，对于一个村需要交两种水费的，把排水费与灌水费加在一起计算，一次性收取。
这种排水费和灌水费，是国家规定的，也要上交县财政，是不是够排水和灌溉的成本很难说清。因为国家在修建排水站和水闸时投资很大，平日里维护、保养，以及管理人员的开支也很大。
1977年至1979年时，水利局的局机关和下面各单位的干部、工人加在一起，大概有三百多人。其中干部和工人大约各占百分之五十左右。在工人中，有一小部分是农业户口的合同工，他们和长期工一样，也可以增加工资，也可以领退休金，只是还从农村分口粮，需要向单位转粮食关系（1982年以后，这些人都转正了）。
水利局的干部、工人中有一部分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具体有多少人不记得了，行政干部中党员占大多数，技术干部中党员比较少，连工程组副组长、老工程师赵金荣都不是党员。
那时局里设党总支部和团总支部，由主管政工和主持机关工作的副局长孙树山任党总支书记，政工组长孙勤任副书记，下面各党支部书记兼任党总支委员。局机关下设三个党支部，政工组和办事组和农田建设指挥部为一个党支部、工程组、工管组为一个党支部，后勤组和机井指挥部为一个党支部。下面的各单位都有自己的党支部。
水利局党总支部隶属蓟县县直机关党委会管辖，向县直机关党委会汇报工作。
另外，县委在各局里设党组，水利局的党组书记是局长刘连科，几个副局长为党组成员。局党组隶属县委管辖，向县委汇报工作。
水利局党组是代表县委领导水利局全盘工作的组织，局里的各类重大事项都要经过党组研究讨论。
水利局党总支委员会只负责党务工作，如发展新党员、查处犯错误的党员，组织党员学习和收缴党费等。不过问水利局的人事、行政、后勤和业务工作。
水利局的青年团员人数不多，也有一个团总支和几个团支部，团总支书记由政工组的党员兼任，委员由各团支部书记兼任。那时局机关有一个团支部，团支部书记是工程组的内勤杨桂琴，机井队、河防站、排灌处等单位都有团支部。县直各局的团支部由团县委直接领导，向团县委直接汇报工作。1977年时，政工组李振生兼任团总支书记，1978年由我兼任团总支书记。那时的团县委书记是王进，我下乡插队的孙各庄公社隆福寺村万守义的女儿的万玉华，在溵溜公社担任团委书记。
团县委布置的团的中心工作与县直机关党委会布置的党的中心工作基本相同，汇报工作时也很容易。
那时水利局的政工和行政、后勤人员的干部中，没有大学学历的，四十岁以下的多为中专和高中学历，四十岁以上的多为初中或者小学学历。行政干部中，当过兵或者军队转业干部占和大比例，转业干部中大多是连排级军官。
业务部门的技术干部中，大多数是中专学历，只有少数的是大学学历。1962年前参加工作的老技术干部中，只有张宗山是大学本科，解放初期参加工作的赵金荣是大学专科学历，仇宏等都是中专学历。1966年后分配来有几个比较年轻的大学生，有工程组副组长老司和小林子，还有州河灌区的“郭大学”。1974年后分配的工农兵大学生有工程组的郑贵连和吴桂琴。还有一个水利局推荐上大学的程连茹，他本来是中专毕业分配到工程组的，他是带工资上大学，毕业后还要回蓟县水利局工作的。
老司学的是水利工程设计专业，他是外地人，后来调走了。郭大学和林大学学的什么专业不记得了，可能是专业不对口，郭大学被安排在州河灌区西八沟附近看闸口，小林子是天津市里人，三十多岁尚未结婚，因为家庭出身是民族资本家，**运动中在大学里受歧视，患过精神抑郁症，分配到水利局后，就在工程组的设计室打杂，跟着晒图纸。
1976年以前，技术职称的评定是很严格的，那时只有大学毕业文凭或者成绩卓著的中专毕业文凭的工程技术人员才能评定为工程师，听说蓟县只有城建局的王家骥、水利局的赵金荣和张宗山是工程师，其他人都属于技术员。还有机井队搞电测，勘察寻找地下水源的王作友，当时也很出名，也是后来才被评为工程师的。
水利局局机关的总人数大约有七八十人，可平时在机关办公室上班的人并不多，我们政工组有四五个人经常在机关，一两个人抽出去下乡当工作队。办公室经常在机关值班的只有组长张荣玉、办公员张怀英和郭春富，副组长陈世奇和办公员刘保金，都经常往下边跑，去下边的单位和工地了解情况。工程组除了组长和内勤，只有设计室的人员长期在机关上班，其他人也经常在下边工作。工管组、农田建设指挥部和机井指挥部，都有比较多的人员，可平时除了组长和内勤在机关值班外，其他人员都要经常在下边工作。
1967年以前，蓟县各局的负责人的职务是局长和副局长，局机关的部门称为股，负责人的职务是股长和副股长。习惯上大家也不分正职还是副职，统统称呼他们为“张局长”、“李局长”或“张股长”、“李股长”。水利局刘连科被大家称为“刘局长”，副局长孙树山、蒙玉为被称为“孙局长”、“蒙局长”，副局长刘海余则被大家称为“海余局长”或“海局长”。而局里各组的组长和副组长，则无人称他们的官衔，就是老张、老李的称呼。如办事组长张荣玉、后勤组长乔森，都五十来岁了，1967年前就是股长了，大概人们觉得“组长”不是官衔，就称他们为老张、老乔。组长仇宏、阮德寿都四十多岁了，也被称为老仇、老阮。而下属单位的主任、站长、机井队的队长、机长的职务，则被大家称呼官衔。如西洼排灌处的老杜，原来是菊河灌区主任，后来任排灌处副主任，大家都称他杜主任，以致他的名字却是很多人都不记得了。
对于那些技术职称的干部，岁数大的老同志大家都在他们姓氏后面加上职称，如“张会计”、“李会计”等，而年轻的财会人员则被称为“小张”和“小李”了。工程组的赵金荣和张宗山两个工程师，被大家称为赵老师和张老师。没有业务职称的同志，年纪大的在姓氏前边加个“老”字，年纪轻的加个“小”，不老不少的则免去姓氏直呼其名字。如老司、老王（景友）、老耿（景荣）、（王）大光、（张）绍文、（刘）光才、小王、小路、小吴、小林子等。
虽然大家觉得组长不是官衔，可在当时却是与各工委下面的公社、各局下面的工厂、公司、中学、医院等单位都是平级的。
那时蓟县的局与工委是平级，公社与各局下属的部门和单位是平级，如蓟县排水总站的站长贺银是由公社主任的任上调来的，大仇庄排水站的站长杨文是从公社副主任任上调来的。西塔庄公社书记杨久静调进县城任工业局下属的服装厂厂长等。而公社的组织干事、宣传干事、公安助理、民政助理、财经助理、秘书、武装部长、团委书记、妇联主任等部门干部，调到各局里则是大办公员了。我们河北蓟师的几个老同学、曾经在公社担任团委书记和妇联主任的王淑霞、王存霞、王玉荣、刘玉环、郝淑兰、王桂荣等人，结婚后都调进县城了，都是做了一般干部。
各局下属的部门或单位的领导职务都是经县委组织部任命的，如阮德寿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外地，妻子在蓟县的老家务农，他原来在张家口地区某县任水利局副局长，调回蓟县后被直接任命为蓟县水利局的工管组组长，原来的组长高勤改任党支部专职书记。我和赵广福调到水利局政工组当政工员，郭春富从县革委农业办公室调到水利局办事组当办公员负责写材料，都是县组织部干部组的决定的。这好像与我们曾经担任的公社下属部门领导职务有关，这与调进水利局的其他干部不同，如后来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回来的许天德，从小港公社调来的被免职的原公社书记王荣华，以及接收的部队转业干部和下乡知识青年等，都是由水利局党组自己安排的。
水利局也接受过退伍兵当工人，每月的工资是26元，还不如合同工的工资高，属于工资最低者。
1978年夏季，根据国家的政策，在农村插队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全部就地安排工作，蓟县水利局也接收了二十来个天津市里在蓟县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我记得一个小伙名叫陈义，别人的姓名不记得了，这些人都分到下面的排灌处去了。这年还分配来几个天津市水利学校的中专毕业生，大部分都留在局里的工程组了。这年还分配来几个军队转业干部，有王亮、王宝玉、冯少华、尹明福、杨泽荣等人。这几个军转干部都留在局里了。
1978年底或1979年初的时候，经天津市里批准，蓟县水利局举办了了一个临时性的水利专业中专培训班，学制一年，从高中毕业生里招考学员，毕业后全部分配到水利局工作。这个培训班一共招考了四十多学员，由工程师张宗山、郑贵连等人担任教课的老师。
到1979年春季，随着揭批四人邦运动的深入发展，各项工作的拨乱返正，上级规定县里的行政机关中取消“组”的名称，将县里各局的下设部门的名称，从“组”改为“科”或者“股”。
天津市讲的是区县局平级，县里的各部室委办局的地位等同于国家的县处级，下属部门统称为“科”，局属科级单位的下设部门称为“股”。这样一来，水利局局机关里的办事组改称办公室，政工组、后勤组、工程组和工管组就改称“科”了。而河北省的县里的各局都属于国家的乡科级，下属部门则改称为“股”了。
1979年，县里搞机构改革，把机井指挥部和机井队从水利局分离出去，单独成立一个局级单位机井办公室，由原县委副书记刘荣担任主任，苏永发、王广平担任副主任，王占山担任机井队队长。他们在县城东面小毛庄附近的邦喜公路南侧征了一块地，修建了办公楼和厂房、库房等，把三八水库西侧的井队大院留给水利局了。
到1982年，县里又搞一次机构改革，把海河指挥部和机井指挥部与水利局合并了。这时刘荣又进一步落实干部政策，担任蓟县县长了，海河指挥部和机井办公室的负责人都担任水利局的副局长了，一下子水利局有了七八个副局长。县海河指挥部划归水利局管辖后，各公社的海河分指挥部改为水利局下属的水利站，原来公社海河分指挥部的工作人员都是公社自聘的下属各村的挣工分的社员，这次也都给转正成为水利局的干部或者工人了。各公社的水利站直接负责水利工程水利设施的修建和管理了，局里也就不必再派人去跑小水了。后来，水利局机构改革，组建了专门负责施工的水利建设工程队和专门的水利建筑设计室。政工科也分出去党办室、保卫科、纪检组、工会等组织，与1979年时的机构设置变化大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