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我家的生活状况
1977年6月，我调回蓟县水利局工作后，就过上了城内双职工的家庭生活。
那时蓟县和大城县都是三类地区工资，我和妻子每月35元的工资没有变化（在机关上班没有自行车补助了，但是有时下乡可以领取下乡补助，每天二角钱），两个人每月70元的收入，勉强维持日常的生活开支，1977年初冬，为了套棉衣穿，我花20元买了一件灰色迪卡制服上衣，月末没钱花，还从单位会计处借了10元钱。1978年春季，我和妻子每人增加一级工资，从每月35元增加到40元。1978年底，国家给职工每人每月增加5元钱的副食补贴，同时每人每月增发5元钱的全勤奖（长期休病假者除外），每人每月收入50元，我们俩的收入共100元，除了日常开支就有些富余了。
总的看，在水利局工作这二年，我家的生活水平比在大城县那几年明显提高了。
先看吃的方面：
天津市对非农业人口供应的粮食品种和北京一样，每月的细粮和粗粮各占一半。白面算细粮，玉米面、小米、机米（南方一年两茬或三茬的长粒籼稻米，吃水量较大、油性、粘性差的）算粗粮。其中小米很少，一般不多卖，玉米面可以多买，有时机米也可以多买。但是好大米（北方一年一茬的水稻米，生长期长、油性粘性较大）很少供应，有时过春节才每人供应几斤当地产的好大米。粮本内的粮食指标还可以支领粮票，用粮票在街上的饭店和单位伙房买饭吃。天津市的粮票也分面票和粗粮票，拿着粗粮票可以到饭店买饭吃，饭店卖的馄饨、豆腐脑、馒头、花卷、糖三角、油饼等都要粮票，全国粮票、粗粮票、面票都收，可谁也不拿面票去饭店买饭，都用粗粮票。另外副食店的糕点和饼干、面包也收粗粮票，不少家庭都用粗粮票给小孩子和老年人买饼干面包吃。这样一来，多数非农业家庭实际吃的细粮是远高于百分之五十的。粮本上还有食用油的指标，不分大人小孩每人每月半斤植物油，这可比大城县的每月二两多多了，基本上就够吃了。
非农业家庭都有一个副食本，副食本上有供应的肉的指标，不分大人小孩，每人每月二斤肉，需要拿着副食本按照季度到副食品公司去领肉票。副食本上有每年领票日期的页面，领票时在这年的页面上盖一个“第X季度肉票已领”的扁章。肉票是一斤一张，也就是每次至少要买一斤肉。汉族家庭给猪肉票，可以到副食店的大肉栏柜去买。回族家庭给牛羊肉票，需要到回民饭店去买。蓟县城里的回民不多，回民饭店每天都要杀羊，我的小学同学、南关村的回民王文友就在那里杀羊。
有时在过年（春节）合中秋节之前，副食店里也卖鸡蛋、鱼和白条鸡（褪了毛开了膛的整鸡），也要按照副食本上的家庭人口供应，但不是按月供应。由于蓟县的副食店没有保鲜柜和冷藏柜，不能像天津市里的副食店那样长期销售鲜的肉、鸡、鱼等食品。
1962年开放自由市场时，蓟县大集上有卖高价粮食、猪肉和鸡蛋的，在1972年大批资本主义倾向之后，农村取消了自留地，农贸市场上取消了粮食和肉蛋类的自由交易，平时的大集上不允许公开销售粮食、猪肉、羊肉和鸡蛋，只能销售生产队自产的水果和蔬菜。但是也有偷着卖高价的粮食和粮票的，卖粮食的农民把粮食隐藏在集市外面的某个角落处，只在衣服口袋内装了一把玉米粒、玉米渣、玉米面或者白面，在市场管理人员看不到的地方，把一点粮食攥在手心里，看见穿职工干部服装的人来赶集，就把手心张开，让你看一下“样品”，想买的职工就和他商谈价钱，成交后到市场外去交钱交货。也有的农民找借口把小麦玉米卖给粮库，换取面票和粗粮票，然后到集市上去卖粮票，这比偷偷的卖粮食容易些。这种在集市上的暗地交易，这就是当时所谓的“黑市”或“鬼市”。
这时期的粮食市场虽然没有开放，但黑市交易的价格也比过去便宜多了，1962年刚开放农贸市场时，猪肉十元钱一斤，玉米粒二至三元一斤，大柿子一元钱一个。同期国家定价猪肉每斤八角五分，玉米粒每斤八分八厘。那时期因为粮食产量低，农产品紧缺而价格相差十几倍或几十倍。而1972年以后的黑市粮食价格，只是国家粮库粮食价格的三倍左右。黑市粮票价格是国家粮食价格的二倍左右。只是黑市上没有卖高价猪肉的，因为那时农村养的猪都要登记在册，是不能随意宰杀的。
那时各公社都有一个养猪员，专门负责养猪工作，鼓励生产队和社员家庭多养猪，以便完成国家收购生猪的任务。过年过节生产队杀猪宰羊，也要经上级批准，平时不允许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随便杀猪宰羊。生产队和社员家庭养育的肥猪、绵羊和鸡蛋都要交售给国家收购站。社员家里自己养的老鸡不下蛋了，可以自己杀了吃肉，也可以送给亲友家吃肉。自家的鸡蛋可以自家吃也可以送给亲戚家。
那时各公社的供销社门市部都有专门卖肉的栏柜，集镇上的供销处有专门的肉站，每天都要杀一口猪或者两口猪，供农民们自由购买，卖完为止。小公社只有一个供销社门市部，大公社有两个供销社门市部。如逯庄子公社有西部的逯庄子和东部的仓上屯两个供销社门市部。城关公社的农民想买肉，需要到西关供销社门市部和五里桥的供销社门市部去购买。因为供销社门市部是卖完为止，有时很快就卖完了，上午十点钟就没有了，有时却一天也卖不完，剩下一些第二天继续卖。家里有事需要买肉时，就得起大早去排队等候买肉，或者走后门托人买肉，卖肉的职工可以把熟人预定的肉先预留出来。
1973年蓟县划归天津市管辖后，各公社的供销社门市部还和以前一样，每天杀一头猪卖完为止。在县城里给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大伙房和非农业家庭发肉票，基本保障供应。城里南大街的菜市场内有卖猪肉的栏柜，供应市民个人家庭拿肉票来买肉。这里只卖猪肉，不卖猪头、猪蹄和上下水（猪内脏）。饭店和机关与企事业单位的大伙房要到西关屠宰场去买肉，大伙房每天中午都有肉吃。
从我家来看，回蓟县以后，吃的比在大城县好多了。
我母亲病故时，我三叔（继父）才45岁，想再婚是必然的。当时他在百货公司当门卫，在警卫室住宿，在家里吃饭。我母亲离世后，他就自己到警卫室去做饭吃了。
我们回到蓟县后，想请他回家和我们一起过（吃伙饭），他说不方便，就与我们分开过日子了。我们在过春节和中秋节时，都要把他请来和我们一起过节，吃几顿团圆饭。平时，家里吃饭的就是我们夫妻俩，只是在我妻子每月休四天假时，才把两个孩子接回家呆几天。
每个月我们把白面、小米和机米都买了，再买少量的玉米面熬粥吃，剩下的粗粮就支领粗粮票，用来到饭店买馒头或者面包吃。再也不用吃玉米面饼子和窝头了。两个孩子在仓上屯我姑姑家里看着，没调回蓟县前的两个月我们没给过粮票和钱，因为姑姑家里的粮食比较富裕，多了两个小孩也够吃了。只是农村只分三个月口粮的小麦，村里没有水稻，因而细粮较少，回到蓟县后，我们就把两个孩子那份口粮全部购买白面送到我姑姑家去，同时也要送去食用油和猪肉。我俩少吃些白面，多支些粗粮票，从饭店买馒头吃。
因为白面少，我姑姑家中午经常吃“一锅两样饭”，也就是在锅贴玉面饼子的同时，再锅贴几个白面卷子。姑姑和姑父吃玉米饼子，两个孩子吃白面卷子。炒肉或者粉条炖肉时，也是先让两个孩子吃。
我家四口人，每月供应二斤食用油、八斤猪肉，我们也是给两个孩子送去多一半，我俩只留少量的食用油和猪肉。那时商店卖一种“人造肉”，好像是用豆类原料制作的，外形很像瘦肉片，口感类似腐竹（豆皮），我们就买人造肉代替猪肉吃。
我妻子在城关供销处工作也有好处，可以托人从下边供销社买一些猪油、猪肉或者上下水（猪内脏）。城关供销处下辖城关、溵溜、官庄、逯庄子四个供销社，他们每天杀一头猪，有时卖不完，到下午就打电话问供销处的熟人，谁想买肉，他们就给送到或者捎回到城里来。那时期饭店和肉店都没有冰柜，剩下的肉类不容易保存，所以要推销出去。一个公社供销社每天一头猪的肉，有时也卖不出去，因为那时农民家庭不遇到娶媳妇、聘闺女、生孩子、办满月或者发送老人等红白喜事，也没有吃肉的。而城里的双职工家庭毕竟生活水平高些，平常日子也要买点肉吃，也就可以为下边供销社的肉站“打扫战场”了。有时从下边买了肉，我就利用早晚的业余时间，骑自行车送到仓上屯我姑姑家去。所以，我家实际买的肉要比供应的每月八斤肉票多一些，实际吃的油也比每月供应的二斤植物油多一些。
城关供销处的职工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从城关供销处的“小鸡房”，也就是孵化小鸡的工场，购买头照、二照和毛蛋。据说孵化小鸡的三周中，每隔几天要用特殊的工具照射一次，检查坯胎是否发育正常。第一次照射发现坯胎死亡的鸡蛋俗称头照，其营养成分比鲜鸡蛋略差些，销售价格也比普通鸡蛋略低些。第二次照射发现坯胎死亡的俗称二照，营养成分就差了，煮着吃口感不好，放在油里炸鸡蛋，口感也不错。第三次照射基本都发育成小鸡了，死在弹壳里面的俗称毛蛋，可以先煮熟了，再剥开蛋壳，把里面的已长毛或者没长毛的肉蛋上锅煎了吃。那时候我们也经常购买头照二照和毛蛋吃。
从吃粮上看，按照国家供应的口粮定量还是不够吃的。我家四口人，我每月30斤，我妻子每月33斤，两个儿子每人每月十几斤。两个儿子在农村我姑姑家，我们要每月把他俩那份口粮送到我姑姑家去。我姑姑家粗粮多，经常给我家送来熬粥吃的玉米渣和摊烀饼吃的玉米面，我岳父家、舅舅家和老姨家都是农村的，家里的粗粮都有富余，过年和过中秋节我都要带着糕点和白酒去看望他们，他们就给我捎回一些玉米渣或玉米面等粗粮作为回赠。总的说，不用到集市的黑市上去买高价粮。
那些在集市上手心攥着粮食或粮票出售的人，我见过，但是没有买过。1980年自由市场开放以后，粮食可以公开买卖了，我家才从集市上买些高价的好大米。而在1979年以前，要想买好大米，就需要托人到农村用粗粮票去买了。
我们水利局有的在下面跑小水的人有机会接触水稻田多的农村干部，他们可以用粗粮票买些好大米。排水站的人也与农村干部熟悉，也容易用粗粮票去买好大米。第一次我和李振生去白塔子排水站时，夸他们的大米饭好吃，柳子宽就让我下趟拿面袋子和粮票来，给我买点好大米。秋后我又去白塔子排水站时，就拿20斤粗粮票和四元钱，从他们伙房买了20斤新大米。
那时农村没有养鱼池和养鸡场，社员家里养鸡下蛋也要通过村里的代购代销店，交售给供销社的收购站，生产队都要养猪，也由供销社收购，优先送往天津市里。那时县城非农业家庭每人每月二斤猪肉是有保障的，过年过节时有时供应些鸡蛋，平时鸡蛋很少供应。那时于桥水库沿岸的村庄有集体捕鱼队在水库里打鱼，打了鱼要交售给蓟县水产局。水产局用冷藏车将大部分鱼交售给天津市里，少数存放冷库内供应县直单位的大伙房。总看，那时期副食和蔬菜商场平时没有卖鱼卖鸡蛋的。大集上（农贸市场）有卖二寸以下小鱼的，都是一些社员利用早晚时间从河道里用粘网或地笼捕捉的。如果想吃大鲤鱼、大鲫鱼、大鲢鱼等，只能到水产局去托人走后门才能买到。
1977年7月初，李振生领着我到山下屯闸口这天，正巧赶上闸口提闸放水，闸口负责人张恩领我俩就去看了一下“鲤鱼跳龙门”的奇观，恰巧见筛子里有几条大鱼，张恩听我说在城里家中吃住，就让工人捞出一条三四斤重的白鲢鱼，送给我作为见面礼。我把这条大鱼放在自行车前面的小筐里，路上见到的人都喝彩说“好大的鱼”，因为那时一斤以上的大鱼就很罕见了。我把这条大鱼拿到家里。我妻子见状很高兴，舍不得自己吃，让我立刻送到仓上屯我姑姑家，准备让他们和我家两个孩子一起吃。结果我姑姑也没舍得吃，让我小弟弟孟凡明第二天带回北京给我父亲他们家吃了。那时期，北京市里的副食店也是很少见这样的大鱼的。
1980年以前，蓟县的集市上和商店卖的大小鱼类都是离开水的死鱼，所谓“鲜鱼”也是没有冷冻尚未腐烂的死鱼。
于桥水库的鱼也能冬捕，就是凿开冰窟窿捕鱼，这时捕获的鱼就自然冷藏保鲜了，有捕鱼队的农村就自己保存一部分鱼准备分给社员过年吃。同时也可以卖给关系户一些，价格与水产局一样。水利局在于桥水库南岸跑小水的技术员和这些农村的干部很熟，可以从这些村里买鱼。
1978年1月底，在春节放假前，孙勤、赵彩荣我们托工程组的王淑华给我们写一张便条，到水库南岸的九百户公社霍家店村去买鱼。
这天早晨是我和办事组的小路（路宗明）一起结伴骑自行车去霍家店买鱼的，我俩每人车子后架侧面挎一个装四五十斤鱼的鉄筐，九点多种就到了霍家店大队，支部书记头天已经接到王淑华的电话，知道我们要来，在大队备好了酒菜，非要我俩中午在村里吃饭，午饭时几个村干部轮番给我俩敬酒，把我俩灌得晕晕乎乎。下午他们从库房里给我俩用磅秤称了两筐鱼，大部分是每条三四两重的鲫鱼，也有几条六七两重的小鲤鱼。那时每条二三斤以上的大鲤鱼是每斤三角多钱，这样的小鱼每斤二角多钱，交了钱我俩就往回骑。下午四点多快下班时回到局里，我那筐鱼我们政工组的人分了，每人分了五六斤，这年春节我家也吃上鱼了。这也是我记忆中过春节时第一次吃河里的鱼，以前春节吃过海里的带鱼，因为冬季没处去买河里的鲜鱼。以前于桥水库不蓄水，蓟县也没有水产局，近几年也是和水产局熟悉的人才能买到鲜鱼，集市上没有卖这类大鱼的。
这年春节前，我妻子托人从溵溜供销社买来一副猪内脏，俗称整猪的“上下水”（胸腔的器官俗称上水，腹腔的器官俗称下水），送到我姑姑家里，由他们收拾干净，煮熟了我们两家吃。同时我又把部分大鲫鱼和春节增加的每人三斤过节肉票买了肉，送到我姑姑家去“打蒸碗”，也就是做“扣肉”。见到“上下水”和大鲫鱼，我姑姑姑父高兴极了。那时期社员过年也分给猪肉，买肉很容易，但是猪的“上下水”可不是普通人家能够买到的，尤其是冬天能吃到鲜鱼更是不容易。这个春节，我家和我姑姑家都过了一个“肥年”。
总的看，回到蓟县后，从吃饭方面看，粗粮细粮适当搭配，每天吃的都是比较顺口的饭菜，不再有那种“不爱吃也得吃”，“不想吃也要吃”的饭菜了。
再看穿的方面：
1979年还没有兴起穿西服和穿喇叭裤的热潮，人们穿的衣服基本还是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样式，还是以棉布面料为主化纤面料为辅，因为那时还需要用补票，化纤面料也比棉布价格高许多。由于化纤面料的衣服既结实又容易洗涤，还显得高档，人们还是欢迎化纤面料的衣服的。那时的棉布衣料每尺三角多钱，成年男子做一件上衣需要八尺布，加上缝纫师收一元多钱的手工费，有四元钱也够了。可是化纤面料的一件衬衣就要十几元，一件外罩上衣则要二十元。
但是，在冬季棉衣的样式上较前几年有了变化。前几年机关干部和事业单位的职工，是以穿制服棉袄和制服棉裤为美观的，认为穿一身棉制服洋气，穿一身棉便装土气。1975年以后，天津市里人把棉衣当做内衣，在棉裤、棉袄外面再穿一套外罩的做法，影响了蓟县人。县直机关的职工也开始效仿着把棉衣当做内衣穿了。
过去，农村人不论大人小孩，都是光穿棉衣的，不论制服式棉衣，还是便装棉衣，都是当做外套穿的，口袋要露在衣服的表面。那时的棉衣有薄棉衣与厚棉衣的区别，不太冷时穿薄棉衣，数九寒天时穿厚棉衣。而且一穿就是一冬天，过了冬季以后才拆洗重做一遍。
这种当做外套穿的棉衣，局部特别脏的地方，如污染了一小块油泥，可以用刷子沾点水刷一下，但不能整个洗，因为棉花不能用水洗。所以，棉衣大面上的布料逐渐变脏就没办法了，只能“脏着穿”了。
把棉衣做成便装内衣，外面再穿一条外罩裤子和上衣，既可以使里面的棉衣不容变脏，而且即使逐渐变脏也不至于外露，而外面穿的裤子和上衣可以随时洗涤，这就显得干净多了。
那时的女装也如此，过去女装虽然没有制服棉衣，也是花色的棉外装，也是薄棉衣、厚棉衣穿在外面的。这时期也是逐渐改为棉内衣，外面再穿一身单衣做外罩了。
1977年冬天，我也不再长期穿那套制服棉衣了，也做了一身便装棉衣，又花二十元钱买了一件可以套棉衣穿的迪卡面料的制服上衣。与原来旧的制服棉衣轮换着穿，到1978年后，就彻底把那身旧制服棉衣淘汰了。
在大城县工作时，我们的棉衣都是我妻子在学校放暑假期间拆洗重做的，回到蓟县后，都是我姑姑给我们做的新的棉内衣，穿几年以后才拆洗一遍。这几年，我姑姑也为我三叔拆洗重做棉衣。
当然，北方冬季这种新式的穿衣方法是需要有多套衣服的，最起码冬季穿的外衣就要有两套，可以轮换着穿，脱下来一套洗涤。过去人们把棉衣当外衣穿，也是生活困难，缺少衣服造成的。
再看一下住房方面：
那时期蓟县的双职工家庭不太多，因为县城里的女干部、女教师和女职工的数量比较少，多数已婚的男干部、男教师和男职工的妻子都是农村的社员。按照国家的规定，只有夫妻双方都是国家职工的才分配给家属房，而且最初还是各单位自己筹资盖的家属房。
我们调回蓟县后，虽然是双职工家庭了，由于在城里有自己的私家房，单位在分配家属房时，就把我们当做“分母”，给单位需要分房的人充人数，不给我们真的分房。单位把那些住在机关宿舍和租民房的双职工当“分子”，分期分批地给他们分配家属房。
我家在县城里鼓楼北边的西北隅，1960年买了钱益华家的西部半个宅院和西面半层尖顶青砖小瓦的正房，1968年在前院盖了两间尖顶小瓦的西厢房，1972年又在后院盖了一间9平方米平顶焦子灰的小西厢房。
我们这层正房中间堂屋两家共有，有前门和后门，前面两侧是锅灶，后面两侧各放置一口大水缸。
我家的西屋是一个通长的大炕，两间屋之间的明柁下没有界段墙，就是个二十多平方米的大屋子。因我三叔（继父）在百货公司当警卫，住在警卫室，这个大屋平时就我母亲与我们两个孩子住，我母亲病故后，这屋子就空着。我们调回蓟县后，就住在这个大屋子里，屋里的大炕虽然可以容纳七个人睡觉，可是来了客人很不方便。来了男客人就到后院的小厢房去住，来了女客人住在大屋，我到后面小厢房去住。当时北京我小弟弟初中毕业在家待业，经常在仓上屯我姑姑家里长住，有时来我家住几天，就让他住在后面小厢屋。
钱家的东屋也是通长的大炕，只是在明柁下面打个界段墙，把东屋分成两间小屋。钱益华夫妻和两个女儿睡在八尺宽的外屋炕上，钱益华的母亲睡在六尺宽的里屋炕上。
钱益华的妻子陈铁霞是北京市里人、北京工业大学1966届毕业生，1969年分配到北京石景山钢铁公司工作，后来调到蓟县交通局汽车修配厂工作。他家大女儿1970年出生，小女儿1976年出生。钱益华的婚姻坎坷曲折，我曾经写了一篇《华老爷子坎坷又奇特的婚恋史》博文发表于网上。
钱益华家正房后院是一个柴草棚子，东面有一个小门通往他家的菜园子，菜园子在我们后院张凤明家东面，是三间房的宅院，与南院朱宝泉家的宅院一样宽。
我家前院的两间西厢房盖好后，一直租给百货公司的双职工家居住，由我三叔收取房租。西厢房是里外套间，每间12平方米，里间屋是一个大炕，外间屋角落里可以搭一个单人床铺，门口处是锅灶，其他部位可以摆放餐桌、碗橱。这一年是百货公司财务股的靳会计家租住，靳会计年龄比我稍大，她丈夫老于是天津市里人，在二砖厂当技术员，是1969届大学毕业生。她家有两个女孩，与我家的两个儿子同龄，由靳会计的姑母给她看护。靳会计她们四口住厢房里间屋，她姑母住在外间屋的单人床上。
我三叔在百货公司当警卫，主要是夜里值班，白天警卫室还有一个老职工当门卫，负责来客登记等事务。我三叔白天只负责干些到批发站送货或提货的车辆装车卸车和整理库房等体力活，白天没有搬运大件货物的时候，他就可以回家休息。他是会泥瓦匠手艺的，休息时间就把百货公司拆房子废弃的破砖头和一些沾了水泥砂灰的整砖捡回家来，还把百货公司不要的旧窗户和废旧苇笆也捡回家来，又从集市上买了五根檩子、挑檐花架和水泥大瓦等物，自己去西城墙刨土推土，从春天到夏天，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又在前院盖了一间12平方米的西厢房。这间房是与原来的西厢房是“连山房”，在南面砌一道尖顶房山墙，西面砌一道后檐墙，东面窗户下砌一米高的窗台。又在原来厢房的南方山墙上部掏五个插进檩条的窟窿，就把房子盖好了。因为他白天有空闲时间，他就自己推土和泥，自己垒砖砌墙，也不用别人帮忙，每天干一点，逐渐的砌了一人来高。墙体砌高了，需要搭脚手架了，他就搭起了脚手架，先把砖块和盛泥的盆子放在脚手板上，再到上面去砌墙。上面的砖和泥用完了，再下来搬砖与和泥，一个人既是大工也是小工。上檩条和房顶的铺苇笆他一个人是干不了的，就等我休假时让我帮着干，有时也让从北京来我家闲住的我小弟弟孟凡明帮着搭把手。房顶铺瓦水泥大瓦也是我们爷俩干的，他在房上当大工，我在地面当小工。屋里吊顶棚抹白灰，也是白天他自己干的。门窗用的是百货公司给他的废旧木门窗，自己又刷一遍油漆。总的说盖这间单间小厢房，他没花一分钱工钱，也没管别人一顿饭。因为他让我和我弟弟帮着干活，也是我家做饭让他吃的。
我三叔把这间西厢屋盖起来后，为了容易再婚，就提出与我们分家单过了。他说把半层正房和后面的一间小厢房给我们，他只要前院的三间西厢房。理由是正房是用我父亲给我们母子的房屋的拆迁款购买的，厢房都是他挣的钱盖起来的。他把正房屋里摆放的一个大立柜和后面小厢房里摆放的旧墙柜要过去，还把后面小厢房里的双人铺板及草垫子、棉垫子、床单子等搬过去，放在新盖的厢房里，还要了一些餐具和小器皿，他骑的自行车和他的衣物自然归他了，小推车、锄、镐、铁锨、三齿等农具共同使用。我们把家里原来的被褥及我母亲的衣物都给他了。他说和我母亲一起生活时有三千元左右的存款留着自己养老用，我说让他不必担心，他老了我们也会赡养他的，而且，他娶了后老伴，我们也会当做继母来对待，即便剩下一个老太太，我们也会养老送终的。
三叔与我分家后，我们屋子里的家具还有一个大立柜，一个较新的墙柜和一个柜橱，一个太师椅、一个小木椅，一条大板凳。我又在后院小厢屋里搭了一个单人铺板，准备来客人时临时睡觉用。
我有时到下面的闸站摸情况、去青甸洼党校学习、下乡当三秋三夏工作队等，都是只剩我妻子一个人在家里，她胆小，不敢一个人睡在大屋里，就抱着被褥到钱玉华的母亲那个小炕上去睡觉。1978年冬和1979年春我在刘家顶公社常各庄村搞落实政策的几个月里，我妻子就把邻居家的姑娘李艳君请来给她作伴。
因为冬季用三开炉子做饭，大锅灶不烧火，土炕很凉。而且这么大的屋子，生一个炉子也不显的暖和。1978年冬天我在家休假时，鉴于常各庄王玉清家里的“地炉子”烧热炕的经验，曾经在我家大屋炕边掏一个“地炉子”。不知是我砌炉子的技术问题，还是火炕的烟道问题，炉膛里的火苗不是被吸进炕洞里，而是火苗向外偏，土炕也不是很热。我怕煤气中毒，又把地炉子拆了。
1978年底或1979年春，我们胡同李仁林家正房的一户房客搬走了，靳会计家就从我家前院西厢房搬到李家的正房去住了。李家的正房也是半个堂屋做厨房，里面两间屋做卧室，比住我家的厢房要好多了。
那时的农村的正房有一明两暗的三间屋，或一明两暗的五间屋。厢房有一明两暗的三间屋，或一明一暗的两间屋。三间屋的房子多数出租一间半，堂屋半间做厨房，里面一间屋做卧室，多数是新婚夫妻或孩子上幼儿园的小家庭租住。一间半屋子的房租是正房每月5元，厢房每月3元。两间屋厢房的房租是每月5元钱，两间半正房的房租是每月7元钱，多数是有看小孩人的家庭租住，因为两间半的正房较少，许多有看小孩人的房客才租两间屋厢房住的。那年代蓟县没有专门当保姆的，都是聘请家里人或者亲戚来帮助双职工照看小孩。
靳会计家搬走后，百货公司的会计股长刘玉峰家又搬进西厢房来了。刘玉峰五十来岁了，原来的老婆孩子都在农村，大儿子和大女儿都结婚了，二女儿也上班了。因老婆病故，他又与下营公社一个大龄未婚女校长李景明结婚了，从单职工变成了双职工，并且把未满16周岁的二儿子和小女儿都转为非农业户籍。1978年春节后，李景明从下营公社调到城内东北隅小学任校长，在城里安家了，等待分配家属房期间需要租民房居住。刘玉峰获悉同事靳会计搬家了，我家西厢房空了，就从农村老家把老母亲和两个孩子接到城里来，五口人住进了这两间西厢房。刘玉峰夫妻和两个孩子睡在里屋炕上，八十多岁的老母亲睡外屋厨房里的单人床铺。
1978年秋，钱益华家在后院的菜园子盖了三间正房，因为新盖的房屋都很潮湿，必须经过几个月的“晾晒”过程才能入住。所以，经过一个冬天的干凅，第二年春天，他家就搬到后面去住“独门独院”了。
1979年春，钱益华家搬到后院去住了。刘玉峰家也乘机搬进钱益华家的东半层正房去住了。半间堂屋是专门的厨房，他们夫妻俩睡在里套间的小屋炕上，他母亲和未成家的二儿子、小女儿睡在外间大屋的炕上。
鉴于一个大屋子冬季生炉子取暖效果不佳，屋里的土炕很凉，1979年春，我把土炕拆除了，在室内的明柁下面打一道界段墙，把一个大屋改成里外两间屋。
我从水利局仓库买了一部分拆盒子板拆下来的三米长、十厘米见方的木方子，在我家西大屋的明柁下面打了一道界段墙，中间只留一个小门。这个界段墙是用拆炕沿子的砖在地板上砌了和土炕一样高的单砖小墙，留了一个小门。小门两侧的门框是把小方子木镶嵌在地板与房柁之间。其他部位是在柁杆与小砖墙之间，间隔一米镶嵌一根四五厘米粗细的竹竿做立柱，用细麻绳把横排的秫秸杆绑在竹竿上，用秫秸干做成墙坯子，外面抹一层黄胶泥，黄胶泥外面再刷一层白灰，做了一道这样的界段墙。这些活都是以我为主，以我小弟弟孟凡明为辅来完成的。我自己又用小方子做门扇的四框，用纸箱子的厚纸板做门芯板，刷了油漆，做了一个小门扇，安装在界段墙的小门上，这就把一个大屋改成两间小屋。外间屋做客厅，里间屋做卧室，来了客人住在后面小厢房里。1979年冬天，我们在六尺宽的里间屋还是生一个三开炉子，就显得比去年暖和多了。
1979年夏季，刘玉峰家搬到正房东屋去住后，刘家顶公社常各庄村的王玉清妻子王大嫂就搬到我家西厢房来住。
我在常各庄村下乡时，县里为下乡插队的城市居民回城搞落实政策，已经给她们母女三人办理了农转非户口的申报手续。后来办好手续了，她们母女都是蓟县城内的非农业户籍了，她大女儿王宝秋就从上仓冷冻厂的合同工转为商业局副食品公司的正式职工，在城里的副食门市部上班了，她小女儿王宝玲还在上仓中学读书。王大嫂到我家来串门，见我家西厢房空着，就从老家简单搬来点生活用品，到城里来居住了。1979年冬季，他儿子王宝明退伍回来，也按照非农业户籍的退伍兵对待，安排在公安局当民警了。
我三叔与我分家后，他有了前院的三间西厢房，我有了半层正房和后院的一间小厢房。
再看日用品方面：
那年代大城市已经有了做饭用的液化气，蓟县只有城西的天津市庆丰工具厂的职工家属们用液化气罐和液化气灶做饭，他们是厂子里直接到天津市里去加气的，蓟县还没有加气站。蓟县城里的非农业家庭都用节煤炉、柴油炉和小冷灶锅来做饭。
我家睡的的土坯火炕，本来是需要一日三餐烧大锅做饭的，这样土炕才不显得凉。我母亲离世后，我家里所剩柴草不多，有时也从城关供销处买些废木板包装箱子，运回家来用锯子和斧子破开当劈柴烧大锅做饭。回蓟县后，我们也有了国家供应的蜂窝煤，买了一个节煤炉，以前有一个柴油炉子，为了同时蒸饭和炒菜，又买了一个柴油炉子。平时就用节煤炉、柴油炉和大锅灶做饭了。
节煤炉没有烟筒，炉膛里的火苗和烟向上冒，炉膛顶部外围有三个小突起，可以平放铁壶和平底锅，使用尖底锅炒菜还需要另放一个支架。封火时关闭下面的进气口，在炉膛上面盖上盖子。一般情况下，节煤炉一昼夜才耗三块蜂窝煤，之所以省煤就是炉子的下部进气口小。可是进气口小，火苗也很弱，烧水和做饭很慢，有的家为了增大火苗就一个小电动吹风机对着节煤炉的进气口吹风，可以增大节煤炉的火势，加快做饭的速度。当然，这样也就耗费的煤块较多了。
柴油炉做饭也有缺点，做饭时油烟子较大，需要经常擦拭锅底和清理灯捻子顶部的焦炭。
那时我家里有一个小水缸用来储备柴油，普通农用柴油每斤一角八分，冬季用的柴油每斤二角二分。过去生炉子或者灶膛烧劈柴，都需要用草柴来引火，职工家庭没有草柴，就用几块劈柴蘸上柴油来引火。
到了冬季，屋里需要生炉子取暖了，就用带烟筒的三开炉子烧水做饭了，就不用节煤炉了。
三开炉子的炉膛比节煤炉的炉膛深，可以多加一块蜂窝煤，下部进气口大，炉膛上部是盆形的炉口，炉口上部是平面的炉盖子，烟筒就在盆形炉口的侧面。三开炉子的炉膛深，装的煤多，火苗就比节煤炉旺多了，做饭也比较快，平时饭菜简单，只用炉子做饭就行了。有时来客人，需要多炒几个菜，一个炉子不够用，还要用柴油炉或者烧大锅灶。
因为大锅灶烧的火少了，土炕是比较凉的，我们就在炕头部位铺上炕毡子，棉褥子下面再铺一个羊皮褥子，这就不显得炕凉了。睡觉时把脱下的棉衣都盖在被子上，在上面再加盖一床棉被，也就比较暖和了。
那时冬季虽然生炉子，屋里的室温还很低，数九寒天的夜里屋内脸盆中的水还会结一层薄冰。一是老式房屋的门窗保温差，二是屋里的三开炉子经常处于封闭状态。
还是烧蜂窝煤，平时上班走前要“封炉子”， 下班回家再打开，夜里睡觉前也要先“封炉子”，第二天早晨起来再打开，总的看封闭的时间比打开的时间长。那时的“封炉子”就是先把炉膛里的废煤灰（蜂窝煤是用煤、黄黏土和白灰制作的）掏出来，在炉膛里添加一块或两块新煤，在炉膛上面扣上一个圆形中间有小孔的铁盖子，再把炉子的进气口和烟筒的出风口适当封闭，在炉子使炉膛内的煤块缓慢燃烧。那时的“封炉子”也有技术含量，也要根据气温的变化，适当调整下部进气口和烟筒出风口缝隙的大小，缝隙大了，煤块就全部烧完了，还需要重新点火生炉子。缝隙小了，炉子里的煤块火太弱，好长时间上不来火苗，做饭困难。缝隙过小了，还会把炉火“憋死”，一块煤烧到半途就熄灭了，还是需要重新生炉子。
1979年春天，我就把正房的大屋改成两个小屋，同时把屋里的土炕拆除，堂屋的大锅台也拆了，改为放置节煤炉、柴油炉的地方。为了烧劈柴做饭快，我又在正房前边的院墙处搭建一个小冷灶，不下雨的时候，可以在小冷灶锅里做饭。
我把一个大屋改为两个小屋，把土炕拆除了，就开始睡床铺了。这时蓟县还没有出现席梦思软床，城里住家属院的双职工家庭正处在用床架代替铺凳的转型期。
铺凳就是简易的四条腿板凳，放在床板下面作支撑。古代的床架都是木质雕刻花纹的床头和床梁，造价很高，都是富贵人家的高档用品，普通老百姓睡的就是铺凳支撑的床铺。解放后，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机关宿舍里的单人床，一般也是木质的简易床架，床头和床梁也是木质的。1970年以后，国家的钢铁多了，又出现了钢铁床架。就是用铁管做床头，用三角铁做床梁，把床板放在床梁上。铁管床头和角铁床梁之间有插口和插头，可以拆开，为的是移动方便。
过去的床板有铺凳上放置的铺板与床架上放置的床屉之分，铺板是把三至五厘米厚的木板用木条联成一体的床板，要求板材较厚，耗费木材较多。床屉是用五至七厘米的方木条做框架，用一厘米厚的木板做面板而成的，耗费木材较少。
我家在拆除土炕之前，我用从水利仓库买来的小方子做床屉的梁骨，用我妻子从单位买来的包装箱子木板做床屉面板，自己做了两个床屉，又用小方子做了四个铺凳。土炕拆除后，就在里间屋的土炕位置，用铺凳和床屉搭了一个大床铺。这些方子木和包装箱子的木板，都是按照3元钱一百斤的劈柴标价，从单位买的，也没有真的过秤称斤数，就是象征性的给点钱。
用铺凳支撑床屉做的床铺虽然造价低，但是不如有床架的床铺美观，所以，不少家庭都用床架取代了铺凳。
那时蓟县没有国营家具商店，集市上有私人制作的新家具和旧家具，住家属宿舍的职工大多数都是自己找料焊床架。我家改成睡床铺以后，我又从水利局仓库买来几根U形废铁管，是从变压器拆卸下来的冷却油管子，也是按照几分钱一斤的废铁价，象征性的给点钱。由我妻子出面送到东关诚关公社改革厂（农机修造站），去焊床头，并且让他们给配两个3厘米宽的三角铁床梁，做了两个90厘米宽、190厘米长的单人床架子。连角铁带加工费花了几元钱，那时厂子里的钢材都是国家定价，很便宜，但是没有熟人，花钱也买不到。因为改革厂的厂长与我妻子熟悉，才去求他们“干私活”。后来我又用老同学柳建国找来的旧铁管和角铁焊了一个双人床。
这三个床架焊成以后，除锈和刷漆都是我自己干的，用砂纸擦掉铁锈后，先刷一层防锈漆，之后再刷两遍天蓝色的油漆。油漆都是自己买的。我一共做了四个单人床的床屉，双人大床上放置两个，单人小床上各放置一个。我们把双人床放在外间屋，把两个单人床放在里间屋，来客人也不必再住后小屋了。
那时室内的家具正时兴带穿衣镜的大衣柜，还有带有推拉玻璃的小酒柜，少数家庭开始自己制作沙发。国营商店没有卖家具的，集市面上有卖大衣柜和酒柜的，还没有卖沙发的。于是，有的男职工就自己买来木工工具，再找来一些木料，自己在家里手工制作大衣柜、小衣柜、酒柜、桌椅等家具。有的还从买来弹簧、棕皮、麻袋片等，自己在家里制做沙发和席梦思床垫。
城市里双职工家庭这种自己做家具的风气，不仅是为了省钱，也是为了消磨时间，使生活过的更有意义。因为那时期双职工家庭的业余时间，实在是清闲无聊，无事可做。
那时蓟县的电视机还很少，个人家庭几乎没有电视机，一些较大的机关单位才有电视机。我想看电视需要晚饭后去水利局的大会议室里观看。那时蓟县也没有公园和广场，没有群众性的唱歌、跳舞等娱乐和健身活动。各家虽然有了收音机，可以听一些评书或者样板戏，只是内容太少，而且播送时间是固定的，不像后来的收录机那样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文艺节目随时播放。
那时下班后，除了做饭吃饭，有时到单位参加政治学习之外，也没事可做。于是，大多女职工就买来毛线，用竹签子或铁签子手工织毛衣、毛裤、毛袜子、毛围巾和毛线帽子，男职工就打家具。
从我家来看，一般情况下，我俩早晨起床后有时我去共用水井处挑水，她在家里做早饭，吃完早饭上班，中午我俩都是到家后自己做饭，吃完午饭休息，之后再上班，傍晚下班回家还是她做晚饭，我有时也需要去挑水。那时的家务劳动就是挑水做饭洗衣服，在搞一下室内室外的卫生。我妻子上学时就会织毛衣，这么多年来她一直利用业余时间织毛衣。
1977年时，每周一三五晚上还要去单位学习一个小时，1978年后逐渐的就把下班后的政治学习取消了。由于晚上没事可干，我也买了两个凿子和一个刨子，加上家里原有劈柴用的斧子和锯，也开始练习打家具了，我的木工师傅是我家西厢屋的房客老于。
我们西厢屋的房客靳会计的丈夫老于是天津市里人，他在二砖厂上班，他是生产科的技术员，上班也不累，就向厂里的木工师傅请教，学会了木工技术，下班后或者休假时就在家里打家具。
1978年夏季，听孙勤说有人在家里自己打沙发，而且做沙发对木料的要求和技术含量比做椅子还简单，我就决定自己也做一对单人沙发。
我先从大城县里坦公社找来沙发弹簧，又找后勤组长乔森，想买些工地拆盒子板下来的旧木料，他说正巧有从木材库买来一部分“碳材”的桦木板材圆木，就卖给我两根，每根四五十厘米粗，二三米长，折合三分木材。
木材库的圆木都是从东北大小兴安岭林场运来的松木和桦木，圆木折合一立方米俗称一方，三分就是三立方分米。圆木有檩材与板材之分，直径在十至二十厘米之间的可以做盖房用的柁和檩使用，称为檩材。直径在二十五厘米以上的用来破开成木板，再把木板破开成木条，用来制作门窗或家具使用，称为板材。碳材是指树干被虫子腐蚀出现了“空芯”的现象，由于树干的空芯是不规则的，很难破开成为标准的木板，既不能做檩材也不能做板材，只能用来烧火做劈柴了。所以，木材库的碳材也是劈柴价格。
我买的这两根碳材桦木，花多少钱不记得了，其中一根长的给了大城县的老同事，那根短一些的自己用了。我用双轮车把它拉到东关外一个电锯破圆木的地方，破开成二厘米和三厘米厚的木板，拉回家里存放。因为中间许多不规则的空芯，只能出一些一二米长、不同宽度的木板，做沙发和酒柜的木框还是可以用的。
因为屋里的空地不多，我用这根桦木的木条自己做了两个单人沙发，一个小茶几、一个小酒柜。
茶几和酒柜的木框都是榫卯结构，用锯子在横框两端做榫，用刃宽一厘米的凿子或是刃宽一毫米的凿子在竖框上挖出榫眼或榫槽来。榫眼和榫槽统称为“卯”，榫眼是通透的，榫槽是不通透的。
因为这根桦木只出木条，不能出20厘米宽的木板，我就是用桦木做茶几和酒柜的面框，用水磨石板做茶几和酒柜的上部承重的大面，茶几下部的托盘和酒柜的四框之内的面板用的纤维板镶嵌的。所谓镶嵌，就是在木框内用刃宽一毫米的凿子开出槽沟，把纤维板塞进四框的槽沟内。
我做的那两个沙发都是用红褐色条绒布做包装的老式沙发，用10厘米宽的桦木板制作沙发坐垫和靠背的弹簧框，弹簧框的底部平放三个木楞固定九个弹簧，再用䒵麻捻成细麻绳，把九个弹簧相互之间和与外框之间，捆绑成一体。两个座垫各用九个粗钢丝的弹簧，两个靠背各用九个细钢丝的弹簧。弹簧上面要铺一层棕皮，棕皮外面用麻袋片遮盖，再用小钉子把麻袋片固定在木框上。
还要做一个沙发底座和两个沙发扶手。底座是一个方形木框，下面有四条腿，前面是“前脸”，两侧安装扶手，后面固定靠背。扶手也是一个梯形木框，外侧用纤维板封闭。要用螺栓把扶手固定在底座上，再用螺栓把靠背固定在扶手和底座上。
由于用沙发布把坐垫和靠背的弹簧框、扶手及底座都包裹起来了，里面的木框表面不必光滑，木框和纤维板也不用刷油漆了。
由于屋子里的空地有限，我只做了两个单人沙发，使用了36个弹簧，那个双人沙发的36个弹簧准备以后备用。结果，几年后国家经济大发展，我家的收入增加了，我家也从市场上买了新家具和新沙发，我自己做的茶几、酒柜和沙发都被淘汰了，那36个备用的沙发弹簧也卖了废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