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
接到钟祥的报告后，张长庚没做太多思考就下令手下预做准备，给朝廷的奏章也一挥而就。奏章的内容主要是：大明的安东王听说先皇在高邮殉国，以为有机可乘所以亲自督统湖北明军围攻武昌；与湖北明军配合的还有从下游流窜回来的巨寇邓名，气势汹汹意欲夺取武昌，把战火烧到长江的中游。
张长庚在奏章中信心十足地对朝廷保证，他已经制定了坚壁清野的政策，打算坚守钟祥等城，放开大路把明军吸引到坚固的武昌、汉阳城下，安东王和化名邓名的小福王不来则已，来了就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这番豪言壮语绝非无的放矢，张长庚自问这两年一直与邓名合作愉快，这次高邮湖一战，张长庚更是不惜血本地向明军提供了海量的弓箭和装备，他深信邓名一定会努力维持与自己的和平。湖广总督在明军中驻有联络使者，不久前使者快马加鞭赶回武昌，亲口向张长庚汇报了武昌的装备对高邮湖取胜的重要意义，同时还带回了邓名的亲口感谢——邓名对张长庚的使者称：武昌的装备在歼灭禁卫军一战中起到了无以伦比的巨大作用——这话邓名也和林起龙、蒋国柱和张朝的使者说过，不过主语换成了情报、粮秣和银子。
之前明军那边只有邓名对张长庚采用双赢政策，湖广总督和郝摇旗、贺珍则多次爆发过激战，李来亨那边虽然稍好，但气氛也一直紧张。但最近几个月来，荆州前线两军的紧张对峙气氛不断放松，这次郝摇旗和贺珍也向张长庚抛出了橄榄枝，想必等这次合作后就可以取得信任，沿着汉水进行交易了。
“邓提督真的影响了很多人啊。”想到此处，张长庚不禁感慨万千。不用说郝摇旗他们，就是张长庚本人也渐渐抛弃了势不两立、除了投降一切免谈的思维模式，而是积极展开谈判，尽量利用一切优势去赢取实际的利益；前一种思维模式张长庚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奉为金科玉律，从来没有动过一丝一毫的怀疑念头，但现在他却越来越被新的斗争模式迷住了。
虽然周培公离开了武昌，但始终定时给湖广总督来信，一开始张长庚看到江西给这个得力手下布政使衔时并没有太放在心上，在他看来这不过是南昌在向自己示好；听说蒋国柱大开中门迎接周培公，并把江南布政使大印相授时，张长庚也只是付之一笑，并为两江竞相巴结自己而沾沾自喜。
但随后周培公发挥出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高邮湖一战前后周培公四下奔走，成为督抚之间沟通的桥梁，保证他们没有发生严重的误会，让几个狐疑不决的东南督抚能够紧紧团结在一起。而在这一仗后，整个东南密谋集团都承认周培公是邓名问题专家，是当之无愧的通邓第一人。
前些日子周培公来信说，他又要帮助江宁巡抚和江西巡抚进行什么会谈，周培公表现得越是出色，张长庚就越是不安，最近看到两江和漕运总督衙门为周培公请功时，张长庚已经再也做不到一笑置之了。他隐隐感到两江的督抚想挖自己的墙角，而周培公的功绩似乎也不是一个武昌知府足以酬劳的了。这两个月，两江衙门付给张长庚租费的时候非常痛快，蒋国柱甚至还说要预付两个月的银子，看来他是不想把周培公还给湖广了啊。
虽然眼下和邓名的合作还算愉快，但张长庚知道和平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现在他已经把湖广看作自己的基业，和之前那种任期期满、一走了之的心态完全不同了；那时张长庚不在乎邓名会不会在五年后来攻打湖广，但现在他根本不打算把湖广拱手让人，更知道这个职务已经成了自己的保命符。
不过邓名在统一四川之前，对张长庚的威胁还是微乎其微的，这点从邓名帮助他约束虁东众将中就可以看出来；现在相比远在成都的川军，对张长庚威胁更大的是贵州的吴三桂，由于朝廷已经完全无力支援西南，吴三桂的怨气日甚一日，高邮湖惨败的消息传遍天下后，吴三桂更试探性地提出率军回援江南的建议。
朝廷当然不可能允许汉人藩王进入江南，这点张长庚断定吴三桂也是心知肚明，所以吴三桂的提议不过是一个讨价还价的姿态，从中张长庚看到了吴三桂对湖广的野心。就算吴三桂拿不到湖南的地盘，也可能迫使朝廷同意让湖广给贵州大量的协饷——这笔钱张长庚宁可用来加强自己的实力，也不愿意用来饲养身边的猛虎。
环顾四周，张长庚发现他似乎只能指望邓名的协助，如果邓名能够支援云南李定国，牵制吴三桂的主要兵力的话，张长庚也就更有把握应付吴三桂的勒索和威胁。
“我需要邓名去对付李国英，还需要他帮助李定国牵制吴三桂，可要他做这些事势必又受到他的讹诈；如果邓名迅速统一四川对我也没有好处，他水师强大，势必会开始进军湖广。唉，真是左右为难。”在这个时候，张长庚越发感到周培公的重要性，他把一封奏章在手中看了又看，最后下定了决心：“明日就把它给朝廷送去。”
在这份奏章里，张长庚保举周培公为湖北布政使、兼领湖南布政使衔，全权负责筹集粮草，巩固江防、围剿湖北贼寇：“不就是布政使么？我也拿得出来，而且还是两个，将来我还可以拿出巡抚职务来。”
巡抚是张长庚能够拿得出的最大筹码了，他暂时还不打算给周培公，免得对方就此失去了干劲。
……
北京。
鳌拜这些天称得上是焦头烂额，谣言日盛一日，随着“康熙”事件爆发，之前对江南官场的怀疑顿时烟消云散，现在众口一词，都认定朝廷高层中有邓名的合作者，正是此人向邓名出卖了皇帝的行踪，一手导演了高邮湖之战。而怀疑的对象直指几位辅政大臣，索尼和鳌拜承受了最多的怀疑的火力。
虽说鳌拜是这个谣言的受害者，但他本人现在也深信朝廷重臣中确实有人与邓名私通款曲，因为非如此不足以解释邓名为何会知道“康熙”这个年号。
一开始鳌拜最怀疑的是索尼，因为那些参与会议的汉臣只是荣誉性质，他们没有发言权，邓名用不着下功夫去勾结那些没有什么用处的“摆设”。至于苏克哈萨，外界或许认为这个两白旗的人很可疑，而且有动机勾结邓名出卖皇太极的儿子，但鳌拜作为深知内情的重臣，完全清楚这个人就是一颗墙头草，而且在议事会议上无条件地支持索尼。
不过鳌拜琢磨得头疼，也想不出索尼出卖先皇的动机，即使邓名是搏果尔的传言为真，索尼也不能从邓名那里得到更多的好处，他已经从顺治那里得到了一个奴才能够得到的最高地位。这样算起来，就是鳌拜都比索尼更有理由勾结邓名——也许博果尔会信任他，把他从福临的第二心腹奴才提升为博果尔的第一心腹奴才，但是鳌拜还没有蠢到这个地步。
在最初的震惊过后，鳌拜不能不开始思考邓名为何要把这个消息透露给禁卫军的俘虏们。很显然，若是邓名真的在辅政大臣中有一个内应，那他一定会竭力保护而不会故意将他暴露。反过来说，邓名是在有意地误导朝廷，试图让朝廷相信叛徒就是辅政大臣中的一个，从而掩护那个真正的内应。
和鳌拜相同，索尼现在也有了类似的推测，他甚至进一步猜测邓名可能从不同的渠道获得了皇帝的行踪和新帝的年号。除了那个出卖皇帝的叛徒外，邓名通过另外的方法实现了“康熙”这个年号，比如是索尼、鳌拜的某个师爷幕僚——这些人在康熙这个年号的确定上都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些参与讨论的汉人大臣也或多或少地施加了一些影响。
这个猜测虽然听上去有道理，不过还是解释不了邓名为何要放出这个风声，如果索尼或者鳌拜的某个幕僚是邓名的人，那绝对是邓名宝贵的财富，他没有道理冒着细作暴露的风险向禁卫军炫耀自己的能力——把这样珍贵的情报来源浪费在年号问题上，实在太过儿戏了。
这些天鳌拜和索尼苦苦思索着邓名的意图，试图找出他隐藏着的惊天阴谋，甚至还不敢和幕僚们商议，以免受到那个“细作”的误导。要是他们知道邓名不过是一时兴起，绝对会气炸了肺。
尽管怀疑自己的幕僚，但鳌拜还是没有轻易地进行任何清洗，因为清洗自己的幕僚，就等于向众人宣布自己有泄露机密的责任，势必要为先皇的驾崩负责，这是鳌拜绝对不想承担、也根本承担不起的责任。
今天又将召开御前会议，几个辅政大臣隔着远远地站着，警惕地保持着距离，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再没有人象以前那样走到其他人身边低声说话。汉人臣子则躲在更远的地方，同样是一个个孤零零地，直到他们被太皇太后派来的御前侍卫召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