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村民们相比，何运昌已经积累了足够资本，正好又有外乡人前来投资，于是他瞅准时机，准备大干一场。外乡人开矿离不开本地人支持，何况何运昌手中也有部分资金，何运昌顺理成章成了果子沟煤矿的副矿长。
到了九十年代初，何运昌口袋里的钱已经达到百万以上，足以可以同东泉县的年财政收入相比高下。但他并不满足，靠着狠劲和地头蛇的身份，愣是把原来的投资人挤走，成为了果子沟煤矿的真正掌门人。
时代在进步，加上国家对安全生产的重视，对现有矿井全面技改升级，何运昌扳着指头算了这一笔账，几乎把他积累的资金都投入进去都不够。刚好县里对民营企业大力扶持，于是脑袋灵光的何运昌玩起了贷款。
贷款不要紧，但后来的发展趋势可把县政府和银行给坑苦了。尝到甜头的何运昌并不急的还款，而是滚雪球似的越贷越多，进入了“恶性循环”，以至于当时的县长亲自登门催款，可何运昌淡然许多。他说，要想还款很简单，可企业一直处于基建状态，等开始生产了一定还。
可后来，煤矿已经开始生产，有了盈利，但何运昌依然没有还款的迹象，这下把县里的大小人物都急坏了。何运昌非但不还，竟然又狮子大开口提出贷款要求，理由就是扩大生产规模。为了让他有能力还款，县里的领导一咬牙再次给他贷款。
这一来二去，双方好像都走进了死胡同。一边不断地贷款，一边又不断地放贷，双方打起了持久战。何运昌也不是不还，每次要再次贷款的时候，都会象征性的还一点，这种你来我往的循环一直持续到今天。
何运昌真没钱吗？其实他手里掌握的资金已经达到上千万元，可他就是赖着不想还。可以这么说，何运昌的发达是拿着国家的钱成就了自己。
何运昌是东泉县当之无愧的首富，几乎无人可以比拟，县里更是把他当“菩萨”一样供着，生怕他出一点问题，而把几千万的贷款打了水漂。何运昌十分享受这种待遇，曾经是满山跑的“放牛娃”，如今是万人捧的“煤老板”，从地狱到天堂虽然走得很艰难，但这种妙不可言的快感让他有些飘飘然，一夜暴富已经梦想成真，这也就形成了以何运昌为代表的独特群体——煤老板。
这个独特群体有以下特征：大部分是土生土长的农民，文化程度不高，一些人还是文盲，他们相比其他农民思想要活跃，不安分守已，有着过人的胆识和超群的远见，甚至相当一部分人曾经是地痞流氓，靠着心狠手辣白手起家，从一开始非法开采逐渐走向正规，成为了改革Lang潮中鹤立鸡群的“另类”。
钱有了，社会地位提高了，物质上得到了极大满足，煤老板们迎来了新的难题，钱该如何花？
不同地域造就不同性格特点，当年十大商帮之一“晋商”在土壤贫瘠的黄土高原上愣是剑走偏锋闯出了一条商业道路，在明清时期活跃了500多年，足迹遍布全国，甚至把生意做到了俄罗斯、日本等国家，完全可以与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相媲美。最值得骄傲的，要数晚清时期金融业汇兑业务的发展，响当当地打响了“山西票号”这一金字招牌，以至于道光皇帝都赞叹其“汇通天下”，这也成为现代银行的雏形。
晋商的没落，不外乎国家的衰微，外敌的侵略以及政府的等等，但从自身找原因，“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墨守成规，思想保守，也是导致晋商衰败的重要因素，走上了利润封建化的道路。
西方资本主义一般积累资金后都会转为产业资本，而晋商后期则不同，大有回潮之势，小农思想表露无遗。大量捐输助饷，为晚清政府筹备军饷；大量购置土地，修建各式各样的大院；发放高利贷，举利放债，守着吃老本；窖藏黄金银两，货币不能得到有效流通；生活奢靡，一些商人开始贪图享乐，抽烟土，玩戏子等等，这些都是利润封建化的直接体现。
晋商已远去，现如今留给后人的精神价值观似乎荡然无存，只剩下一座又一座冰冷的“大院”，供人们瞻仰曾经的辉煌。
煤老板们显然没有很高的思想觉悟，更不会汲取沉重教训，重蹈覆辙走上了先人老路。有了钱的煤老板挥金如土，特别是在购置房产上，体现了惊人的喜爱度。有个不恰当的比喻，京城房价的上涨与煤老板囤房炒房有直接关系。
回到东江省，煤老板们同样如此。他们可以不在乎吃穿，但对居住房屋绝不含糊，花大量金钱修建自家房院，绝对是一道靓丽风景。出手十分阔绰，买几十万上百万的豪车犹如买玩具车似的，眼睛都不眨一下，让人着实既羡慕又心疼。
张小石说，何运昌别看穿的不怎么讲究，甚至有些其貌不扬，丢到农民堆里，你绝对辨认不出那个是农民，那个是富翁，但出手绝对是大手笔。
据说有一次，何运昌到京城开会，无聊中闲逛百货大楼。走到一家买电器的商铺跟前，对一台新上市的大彩电十分感兴趣。服务员对这位长相一般，穿着简朴的“农民”很是看不起，于是就冷嘲热讽他可以到地摊上去看看，这里的你买不起。没想到服务员的态度激怒了何运昌，于是他立马打电话叫来了一大帮子人，一声令下，把整个电器店砸了个稀巴烂。
砸完后，询问服务员店里的所有电器值多少钱，服务员哆哆嗦嗦叫来了老板。老板恼羞成怒，狮子大开口要了40万元。没想到，何运昌眼睛都不眨一下，吩咐小弟从车后备箱里提出一麻袋钱，扔给老板50万元，拍拍屁股走人，让在场的人都见识了东江煤老板的财大气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