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1］，卒于毕郢［2］，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3］。先圣后圣，其揆［4］一也。”
【注释】
［1］岐周：位于岐山脚下的周朝旧邑。
［2］毕郢：地名，位于今陕西西安与咸阳之间。
［3］符节：古代使节或带兵将领持的表示身份或权利的东西，一般由玉石、金或铜做成，上面刻有文字。
［4］揆：尺度、道理。
【译文】
孟子说：“舜在诸冯出生，后来搬到负夏，最后死在鸣条，是东方边远地方的人。周文王在岐山出生，最后死在毕郢，是西方边远地方的人。东方和西方相距一千多里，年代相距一千多年，但他们得志后所推行的政策，就像符节一样吻合。所以说，先出世的圣贤和后出世的圣贤遵循的法度是一样的。”
【阐释】
很多研究《孟子》的人在读到这一章时，大都评论它是“圣人殊世，而合其道”，这当然是对的，但“圣人殊世”而“合其道”，应该指的是拥有同一种语言、同一种文化传统的一个国家而言，而且囊括的时间也仅有一千多年，地点也仅有一千多里。可是，全世界的上百个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中，哲学家的思想、理论的主旨要义，也是虽“殊世”而“合其道”的，也就是说，是“虽殊途而同归”的。
这就是人类的共通点，也是孟子所说的“先圣后圣，其揆一也”的道理。
【原文】
子产［1］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2］济人于溱、洧［3］。
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岁十一月，徒杠［4］成；十二月，舆梁［5］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6］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济之？故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
【注释】
［1］子产：名公孙侨，字子产，春秋时郑国的重臣。
［2］乘舆：子产乘坐的车驾。
［3］溱、洧：古水名，都在今河南省密县境内。
［4］徒杠：可供人徒步行走的独木小桥。
［5］舆梁：能通车马的大桥。
［6］辟：开辟、排除，这里当“回避”解释。
【译文】
子产主持郑国的政事的时候，曾经用自己的车驾搭载百姓渡过溱水和洧水。
孟子听说了这件事，评论说：“这只是小恩小惠的行为，并不是从政之道。如果子产能在十一月时修成供人行走的桥梁，在十二月时修成供车驾行走的桥梁，那么百姓就不会为渡河而发愁了。身居高位的人只要治理好政事，哪怕他出门需要人为他鸣锣开道都不过分，哪里还需要亲自帮助百姓渡河呢？如果他只是想以此讨得别人的欢心，那他的时间可就太不够用了。”
【阐释】
子产用自己的车驾帮助百姓过河，在百姓们看来，这是子产爱惜百姓之举，是一种值得称颂的美德，因此在当时传为佳话。但作为思想家的孟子不这样认为，他觉得子产的所作所为都只是一些小恩小惠的行为。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子产的行为只是“治标”，而非“治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种小恩小惠能帮得了百姓一时，却帮不了百姓一世，而过河这种事情不是一辈子只过一次就完了。如果子产只帮一次，百姓很快就会发现子产只是在“作秀”；如果子产每次都帮，那么他就干不成别的事了。那么，子产该怎么办呢？孟子从政治家的身份出发，给子产支招，说子产应该架设桥梁，以便一劳永逸地解决百姓过河的烦恼。
孟子的意思很明显：政治家治理国家，应该从大局着眼，为所有的人着想，而不是用小恩小惠取悦一部分人。子产就犯了这样的错误。
三国时期的名相诸葛亮也说过“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这样的话，表达的意思和孟子的相同。不过，根据《三国演义》里的描述看，虽然诸葛亮懂得这个道理，但他自己却没有做到。《三国演义》里说，诸葛亮日理万机，事无巨细，哪怕是一个士兵犯了杖责二十这样的军法，他都要亲自过问。结果，没过多久，诸葛亮就因操劳过度死在了出征的军营里。
【原文】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1］，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2］；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3］。”
王曰：“礼，为旧君有服［4］，何如斯可为服矣？”
曰：“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谓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今也为臣，谏则不行，言则不听，膏泽不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搏执之，又极［5］之于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谓寇仇。寇仇，何服之有？”
【注释】
［1］手足：手和脚。
［2］国人：犹言路人，无怨无德也。
［3］寇仇：盗匪和敌人。
［4］为旧君有服：指离职的大臣为原先的国君服孝。
［5］极：穷困，这里的意思是使其处境极端困难。
【译文】
孟子对齐宣王说道：“国君把臣下当手足，臣下就会把国君当腹心；国君把臣下当狗马，臣下就会把国君当一般不相干的人；国君把臣下当泥土草芥，臣下就会把国君当仇敌。”
齐宣王问道：“礼制规定，已经离职的臣下也应为过去的国君服孝。国君要怎样做才能使他们为他服孝呢？”
孟子回答道：“臣下有劝谏，国君接受；臣下有建议，国君听从．政治上的恩惠下达到百姓。臣下有什么原因不得不离去，国君打发人送他出国境，并派人先到臣下要去的地方作一番安排布置，离开了三年还不回来，才收回他的土地和房屋。这就叫做三有礼，这样做了，臣下就会为他服孝。如今做臣下的，劝谏，国君不接受；建议，国君不听从。政治上的恩惠到不了百姓身上。臣下有什么原因不得不离去，国君把他捆绑起来，还想方设法使他所去的地方穷困万分，离开的当天就收回他的土地和房屋。这种情况叫做仇敌。君臣之间像仇敌一样，还有什么孝可服呢？”
【阐释】
在这一章里，孟子着重阐述了君臣关系。
在文章一开始，孟子就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几句话以磅礴的大气和雄辩的姿态深深地震撼了齐宣王，使得齐宣王不敢质疑和反驳孟子的话，也不敢胡乱说话，只是小心地问道：礼制规定说……
孟子指出，君臣之间的施予和回报应该是对等的。那么，具体是怎么对等的呢？如孟子所说，最高的恩义是“如视之以手足，则报之以腹心”，其次分别是犬马对等路人、土芥对等寇仇。这样对等下去，君臣之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了。不过，正如“民贵君轻”的观点一样，如果“君臣对等”的观点也传到朱元璋的耳朵里，怕是又要惹得这个动辄就处决几万名大臣的皇帝恼火了。至于齐宣王问的为旧君服不服丧的问题，孟子认为，也要视君臣之间是否做到了“三对等”而定。
其实，在孟子生活的战国时期，相比于后世，君臣之间的关系还算是不错的，比较对等。也就是说，早期的儒家思想不是为国君的绝对权力服务的，相反，儒家思想处处制约国君的权力，只是效果并不好罢了。后来，国君的权力大增，后世的儒者们为虎作伥，才提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理论。大臣对国君绝对服从的“愚忠”思想是西汉中期产生的。当时，由于汉武帝设置内廷和外朝，皇帝加紧了对权利的控制，于是，大臣对国君的“愚忠”观念也开始抬头。在中央集权的背景下，汉武帝时期的儒者董仲舒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说法”。董仲舒认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三纲”的具体内容最早见于《礼纬》。汉代以后，封建统治者都把这一套奉为至宝，用以愚弄百姓，而另外不少开明的国君则将这些话视为积极的劝诫，在实践中尽力运用这一谋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
孟子“君臣对等”的观点与孔子所说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思想完全一致。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和孟子都没有把国君捧为神和绝对权威，也不提倡对国君的“愚忠”。相反，他们认为，即使君臣是对等的，那么在这对等关系中，也还应该是国君先敬臣，待臣如手足，才会得到臣下相应的视君如“腹心“的回报。这是颇具民主色彩的观点。
总体来说，这些都是孟子阐述君臣关系时的光辉的论点，是基于保持大臣人格尊严的平等思想的反映。
【原文】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
【译文】
孟子说：“如果国君讲仁德的话，那么全国上下就没有不讲仁德的人；如果国君重恩义的话，那么全国上下就没有不重恩义的人。”
【阐释】
关于孟子在这一章里阐述的观点，儒家多个人物都有与之相近的说法，孔子说：“在上位的人是德风，在下位的人是德草，风怎么刮，草就怎么摇摆。”荀子说：“标杆正的话，它的影子就正。底盘圆的话，水也是圆的；底盘方的话，水就是方的。”
国君是百姓仰慕的人，也是他们效仿的榜样，正如孟子所说，如果国君讲仁德的话，那么全国上下的百姓就都讲仁德了；如果国君重恩义的话，那么全国上下的百姓就都重恩义了。套用孔子的话最形象了：国君就像风，百姓就像草。如果天上刮的是仁德之风，那么地上的草也会被这仁德之风刮到讲仁德的地方去；如果天上刮的是恩义之风，那么地上的草也会被恩义之风刮到讲恩义的地方去。
说到底，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和荀子，他们讲的都是同一个道理，即国君应该先正自己，然后再正百姓。因为，无论是什么样的国家，百姓都很重视领导人的个人品质。
【原文】
孟子曰：“中［1］也养［2］不中，才也养不才，故人乐有贤父兄也。如中也弃不中，才也弃不才，则贤不肖［3］之相去，其间不能以寸。”
【注释】
［1］中：指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这里指品德良好的人。
［2］养：培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