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激进派的候选人

激进派的候选人

你大概可以想象,我是怎样拼命地开着这辆四十马力的汽车,在那阳光明媚的五月早上,飞奔在荒原里干硬的道路上。我不时地回头,又在车子转弯时紧张地往后张望。我半闭着眼睛,瞄着前面的道路,迷迷糊糊地往前开着,心里则苦苦地琢磨着从斯卡德笔记本上发现的新情况。

原来,斯卡德这小个子对我说了一大堆谎话。他说什么巴尔干战事,什么犹太人和无政府主义者要发动战争,什么外交部茶会,还有什么卡洛里德斯,统统都是障眼法。当然其中亦有真实情况,这你以后就会知道。我一直完全相信他的话,把一切都赌在了上面,也把自己弄到了现在的危险境地。可现在他笔记本上的内容却与先前所讲的完全是两回事。但说来也怪,虽然他骗过我一次,但现在对他笔记本里的内容我却仍然坚信不疑。

这是为什么?我也说不清。笔记本里的故事听上去非常真实,而先前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也仍可以说是真实的,我希望你理解我的这层意思。六月十五日将是非常重要、非常可怕的一天,比谋杀希腊首相更重要。事情是如此之重大,以致我并不怪罪斯卡德,不怪罪他将我排除在局外,而由他一人单干。很清楚,这就是他的真实意图。他告诉了我一些听上去很重大的事,而实情却要更严重得多。他发现了这些秘密,并决定不告诉任何人,一切都留给他自己去解决。我不能责怪他,毕竟,他留给自己的事,不是什么私利,而是可能要搭上性命的冒险使命。

整个故事都在他的笔记本里。其中有一些不连贯的地方,这不难想见,而且这些地方的内容,他肯定都记在心中了。他还把他的上司们分了类,用一种特别的办法给每个上司打分,然后把分数加起来,所得数值便代表他故事中每一段的可信度。他写在本子里的那四个人名都是他的上司。其中有一个叫做达克洛斯内的,他得了满分5分;另一个叫阿莫斯福特的人,只得了3分。故事的梗概都在这个记事本里了。除此之外,本子里还有一个特别的词组,先后在括号里出现了五六次。这个词组是“三十九级台阶”,它在笔记本里最后一次出现时,整句话是这样的:“三十九级台阶,我自己数的——满潮时刻:下午四点十七分。”我完全不知所云,搞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我从笔记本里弄明白了的第一件事是:战争已无法避免,战争注定要到来,就像圣诞节每年一定要来临一样确定。照斯卡德的说法,一切在1912年的二月份就都已安排停当了。暗杀卡洛里德斯的事必然发生,他已上了生死簿,必须在那个五月早晨之后两个星期零四天,也就是六月十四日那天“交账”。斯卡德的笔记上说,任何事情都无法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他以前对我所说的什么依庇洛特人卫队会保护他什么的,也都是一派胡诌。

第二件我弄明白了的事,是战争将在英国人还蒙在鼓里的情况下突然爆发,英国将会举国震惊,茫然失措,毫无准备。敌人的主意是,先让卡洛里德斯的死引起巴尔干各国相互打斗,继而维也纳便借机介入,提出最后通牒。接着德国便会出来表面上充当和事佬,暗中却火上浇油,直到有一天突然声称发生了某件事由而挑起争端,扩大冲突,然后在五六小时内向我们发动猛烈攻击。就这样,他们表面上甜言蜜语,笑脸相迎,但暗地捅刀,企图置你于死地。当我们现在还在大谈德国人的好心和善意时,他们已在我们沿海海域里悄悄布满了水雷,他们的潜艇已瞄准了我们的每一艘军舰。

上面所有的事都在等着将在六月十五日发生的第三件事情而定。我是凑巧遇到了一个法国参谋部军官,才得知这件事情。这位法国参谋部的军官当时刚从西非回来,他对我谈了许多事情。他对我说,尽管议员们在国会里说的大都是些废话,但在英法两国的总参谋部之间还是在进行着一些实际有效的合作的。两国总参谋部的人员经常定期会晤,一同制订一旦战争爆发时两国的共同作战计划。现在,六月十五日,从巴黎要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来的目的是取回一份英国本土舰队战时布防计划,或类似的作战文件。总之,是一份非常非常重要的机密文件。

然而,六月十五日那天还有另外一些人要来到伦敦。究竟是些什么人,我只能猜测。斯卡德在笔记中把他们统称为“黑石头”,并说,这些人不代表我们的盟国,而是我们的死敌。他们将会把这份本来只交给法国的舰队布防计划窃取到手,并利用这份重要情报,配置好他们的巨型大炮和高速鱼雷,在一两周后某个月黑天高的夏夜,对英国发动突然袭击。

这,便是我在乡村旅店那个临着小菜园的屋子里破译出来的故事。当我驾驶着那辆旅行车飞快驶过一个又一个峡谷的时候,满脑子里萦绕着的就是这个故事。

我脑子里出现的第一个想法,是给英国首相写一封信。但继而一想,这没有用。谁会相信我的说法呢?我得拿出点东西,一些可以作为证据的东西来。可是,天晓得,我能拿出什么来呢?何况,我自己还必须不停地躲藏、逃命,直到时机成熟时才能采取行动。这可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想想看,整个英伦三岛的警察们都动员起来在大张旗鼓地追捕我,还有那些杀人的“黑石头”们也在暗中悄悄地扑上来,迅速地逼近我。

我没有明确的逃跑目的地。记得从地图上看,如果往北去的话,将会进入人口稠密的工矿地区。于是我便根据太阳在天空的位置,转动方向盘,把车往东开去。我开出了荒野,横穿过一片河滩地,沿着一个公园的树篱开了很远。在经过树木的空隙时瞥见一座巨大的古堡。沿途看见一个又一个村落,村里散乱着古老的茅屋。看见宁静的低地溪流,还有一个个盛开着艳红山楂和黄色金莲的花园。四周都深深地浸沉在祥和宁静之中,叫人难以相信,身后此刻就有追杀我的敌人。也真叫人不敢相信,除非我万幸地成功,否则在一个月之内,这里淳朴的人民将横遭劫难,英国大地上将陈尸遍野。

中午时分,我的车开进了一个屋舍零落的村庄。我本打算在这里稍事休息,吃点东西,但忽然看见路前方有个邮局,门口台阶上一个警察和女邮局管理员正在埋头读一份电报。见我的车开过来,他们抬起头,那警察跨前一步,手一扬,要我停车。

我差一点犯傻把车停了下来。但脑子忽然一激灵:那份电报该不会正是抓我的?小旅店里的那两拨人是不是达成了一致,想联合起来把我抓住再说?对他们来说,往我经过的这几十个村子发出电报,说一下我和车子什么样子,太简单不过了。于是,我马上松开刹车,一轰油门,冲了过去。那警察只来得及在我引擎盖上抓了一把,便被甩到了一边,眼睁睁地看着我开着车跑了。

我看到这大路不是好地方,便拐进了岔道。可没有地图,也有危险。弄不好,开进乡间小道,撞进个鸭塘或马圈什么的死胡同,那就要耽误时间,就麻烦了。我开始意识到偷这么个车子,也是干了一件蠢事,开这么大一个绿色的家伙在开阔的旷野里跑,本身就太显眼,太不安全。就是现在马上把车子扔了走路,过不了一两个小时车子也会被发现,我也跑不出多远就会被抓住。

眼下能做的,只有尽量把这车开到僻背的地方去。于是我便把车开进一条大河的支流,开到一个四周陡峰壁立的峡谷,沿着一条曲折的小道一直爬上山口。那里倒是不见人迹,可是太靠北了。

于是我又向东开,沿着一条路面很差的小道,一直开到了一条复线铁道边。铁道下面又是一个平缓的山谷。我琢磨,开到山谷那边,或许能找到个僻静的旅店过夜。这时天快黑了,我已经饥肠辘辘,因为从早饭后,除了几个在路边买的小面包外,我就没有吃过任何正经东西。

就在这时候,我听见天上有点响动,抬头一看,啊,又是那架该死的飞机!它飞得低低的,正从南边十几英里的地方迅速朝我飞来。

我心里马上想起那天在空旷的荒原上,人无处可躲、完全受飞机摆布的困境。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躲到河谷里的树荫下去。于是我开着车,像闪电一般冲了下去,不时担心地回过头来,看那可恶的飞机在哪里。不一会儿,我就上了一条两边都是树篱的大路,一路下坡,朝深谷中的一条河流驶去。

突然,左前方传来一辆汽车的嘀嘀声,我大吃一惊,原来我正驶近左边的几个大门柱,一条私家车道从里面出来,在我车前面汇入大路。我急按喇叭,喇叭发出一声难听的哀号,但已经迟了。我又急踩刹车,但车子冲力太大,停不下来,便眼睁睁看着那辆车子挡到了我前面。再有半秒钟,就要相撞,车毁人亡!

我情急之中猛打方向盘,把车子往右边的树篱撞去,指望着篱笆后面有什么柔软的东西能兜住我的车子。

但我想错了,只见我的车子像刀切奶油一般穿过树篱后就猛往下掉,毫无阻拦地冲向前方,然后一头向山下栽了下去,速度相当快,使人眩晕,恶心。我一看不好,起身跳上座位,准备往外跳。一根山楂树干把我当胸杈了起来,吊在了空中。那沉重的汽车则从我身下滑脱,连滚带翻,轰轰隆隆地坠落到下面五十多尺深的河床里,摔得粉碎。接着,我从树上慢慢掉了下来,先掉到树篱上,然后又滚到荨麻丛里。当我挣扎着爬起身来时,有人伸手从我臂上扶了一把,并用吓坏了的声音关切地问我摔伤了没有。

我定睛一看,面前是一个戴着护目镜,身穿皮大衣,身材高大的年轻人。他一面连连祷告上帝,一面不住向我道歉。而我自己呢,回过神儿来之后,心里与其说是觉得倒霉,倒不如说是有点窃喜:这未必不是一个甩掉汽车包袱的好办法。

“是我的错,先生。”我答道,“还算侥幸,没弄出人命来。我这趟苏格兰自驾游也算完结了。万幸,命还在!”

他掏出表看了看,“你来得正好,”他说,“我这儿还能匀出十五分钟来。我家离这儿就两三分钟,我带你去换件衣服,吃点东西,再躺一会儿。还有,你的行李呢,都跟车子滚到河里去了?”

“都在我衣袋里,”我说,随手掏出把牙刷挥了挥,“我是从殖民地来的,到哪儿都是轻装,没什么行李。”

“从殖民地来的!”他叫了起来,“哎呀,你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人啊!老天保佑,你是自由贸易派吗?”

“是的,是的。”我漫然应道,其实对他说的是什么一点也不明白。

他高兴地拍拍我的肩膀,匆忙把我拉进他车里。三分钟后,车开到了一幢松树围绕的小屋前。这是一座狩猎时用的房子,看上去很舒适的样子。他引我进门,带进一间卧室,给我拿来六七套衣服让我挑选,因为我身上的衣服已经弄得脏破不堪了。我挑了一套宽大的蓝色毛哔叽外套,穿上去显得花哨惹眼,与我自己的衣服大不一样。我又借了他一件衬领,也穿了起来。然后他便把我拉进餐厅,指着桌上剩下的饭菜,说我只有五分钟,先吃一点垫一垫,“你可以拿一点装在衣袋里路上吃,等我们回来再好好吃晚饭。我们得在八点钟之前到达共济会大厅,不然我的代理人就要发火了。”

我喝了杯咖啡,吃了点凉火腿。他在壁炉边等着,一边说着:

“我现在正忙得焦头烂额,先生……噢,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呐……什么?退斯顿?那你和六十年代的老汤米·退斯顿有什么关系吗?没有?事情是这样,我是这个地区自由党的候选人。今天晚上我在布拉特勒本有一个集会,这地方是我的主选区,但也是我的对手保守党的大本营。我本来请好了殖民地的前任首相克朗·普莱顿今晚来为我作助选演讲,我们已经贴海报、发广告,弄得几乎全区人人皆知了。可今天下午那位先生却给我来了电报,说他在布拉克普尔得了感冒,来不了啦!这样一来,我就得一个人来应付整个局面。我原先打算只讲十分钟,现在就非得讲满四十分钟不可了。我今天下午费了三个多小时,绞尽脑汁想榨出点东西来,但还是没法讲那么长。现在你来了,你得行行好,帮我这个忙!你不是说你是自由贸易派吗?那你就对选民们讲一讲殖民地的一揽子贸易保护法是怎么回事。你们那儿人人都有讲话的本领——上天保佑,我要是有这点本领就好了。我会永远记住你的帮忙的!”

自由贸易是怎么回事,我一窍不通。但我现在没办法推辞,我有求于他啊。我这位年轻的绅士朋友也真是急昏了头,竟荒唐到要我——一个刚刚死里逃生,又毁掉了价值一千英镑名车的陌生人马上为他作助选演讲。而我有求于他,也容不得我再想这有多荒唐,无法再推三阻四了。

“好吧,”我于是说,“我演讲可不怎么行,不过,我可以给他们讲一讲澳大利亚的情形。”

这话一出,他立刻如释重负,高兴得连连向我道谢。他借给我一件驾驶服,也没问我怎么开车旅行也没自备一件,就开车上路了。在尘土飞扬的路上,他絮絮叨叨地对我讲述他经历的种种琐事。他说,他是个孤儿,是叔叔带大的,他好像没讲他叔叔的名字,只说他是内阁里的官员,在报纸上可以读到他的讲话,等等。他从剑桥大学毕业后,就去周游世界。后来因为无事可做,他叔叔便建议他从政。他好像并不倾向于任何一党,“两个党里都有好人,”他轻松地说,“也都有不少坏蛋。我是自由党,因为我的家族一直都是辉格党人。”其实他对政治并不很热心,却有很多其他的爱好。他发现我懂一点赛马,便喋喋不休地说起如何在赛会上投注。他还有种种计划,要提高他的射击水平,等等。总之,这是一个单纯、正派,而又稚嫩的年轻人。

我们的车子开过一个小镇时,两个警察示意我们停住,还用手灯照了照我们。

“对不起,哈里爵士。”其中一个说,“我们接到指示,要查找一辆汽车。说的样子和你们的车有一点点相似。”

“没事儿。”我的主人答道,我心底里却在感谢上帝,保佑我碰巧躲过了这一关。这以后他就没再说话,看来一门心思在琢磨着他晚上的讲演。他嘴巴咕哝着,目光呆滞,一副失神的样子。我都开始担心,今天可别再出第二次车祸。接着,我也开始想我今天该讲些什么,发现我的脑袋也僵得像块木头一样。待我醒悟过来,车子已停到了街上一扇大门前。一伙佩戴着玫瑰胸饰的绅士们出来,喧喧闹闹地把我们迎进了大厅。大厅里已经坐了有五百多人,大半是女士,有不少秃顶的男人,还有十几二十个年轻人。大会主席是一个长着酒糟鼻子的牧师,一副猥琐的样子。他先是为克朗·普莱顿的不能到会向大家表示了歉意,说他不巧得了感冒什么的。然后便介绍我,说我是什么“澳大利亚思想界公认的领袖人物”。大门边上站着两个警察,我暗想,他们要能把这些对我的介绍记录下来就好了。接着,哈里爵士的演说便开始了。

我从未听过如此糟糕的演讲。他根本就不知道怎

么讲话。他手里拿了一大堆笔记和纸条,就照着念起来。一旦离开笔记,他就长时间地结结巴巴,半天说不出话来。一会儿想起几个背下来的句子,就挺起身子,像亨利·欧文那样激昂慷慨地朗诵出来。再过一会儿,又再弯下腰,从稿纸上咕咕噜噜地照本宣科。不仅如此,他所讲的内容也是一派胡言乱语。提到当前所说的“德国威胁”时,他竟说这都是保守党人的臆想,是他们“发明”出来愚弄穷人、剥夺他们的权益、阻挡社会改革浪潮的舆论。而“组织起来的劳工”已识破了他们的伎俩,对他们报以“轻蔑和唾弃”。他说他完全赞成削减英国的海军力量,以证明我们的诚意。同时也向德国发出一个通牒,要求他们也采取同样的行动,否则我们就要把他们“扫进垃圾箱”云云。他说如果不是保守党人的话,英国和德国就会是缔造和平和推进改革的好伙伴。听他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我口袋里的黑色笔记本,那就是斯卡德的“朋友”正在推进的“和平与改革”!

然而说来也奇怪,我倒也有点喜欢他的演讲。我看出他是个好人。除了填鸭式教育所灌输给他的那些糊涂观念外,他身上也闪现着宽厚的人性光辉。除此之外,他的演讲也大大减轻了我的思想负担,我虽然不是什么讲演家,但绝对比他哈里爵士强一百倍。

轮到我的时候,我讲得还很不赖。我把我道听途说的那点澳大利亚的情况全都讲了(但愿听众中没有澳大利亚人)。我讲了澳洲的劳动党,讲了那里的移民政策,还有全民服务,等等。我大概忘了提自由贸易的事,但我说了澳大利亚没有保守党,只有工党和自由党,这在听众中引起一阵欢呼。最后我才提醒他们了解一点关于当前的战争危险。我对他们说,如果我们团结一致,竭尽全力,我们大英帝国就能完成粉碎敌人战争阴谋的光辉业绩。

总之,我觉得我讲得很成功。但那位牧师好像并不满意我。他在最后建议大家向演讲者致谢时,称哈里爵士的演说“具有政治家的风范”,而我的讲演却只有“一个移民代表的口才”而已。

我们再坐进汽车时,我的主人极其兴奋,因为他的任务终于完成了。“你讲得真是棒极了,退斯顿。”他说,“现在你跟我回家,我就一个人。你要是能多待一两天的话,我带你去参加一次很棒的钓鱼活动。”

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饭,我正求之不得。而后我们来到一个很大的红色吸烟室,坐在噼啪作响的木柴壁炉边喝酒。我觉得这是把我的“底牌”亮出来的时刻了。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他这个人是可以信赖的。

“听着,哈里爵士,”我说,“我有非常重要的事要跟你说。你是一个好人,所以我也对你实话实说。你今晚说的那些害人的无稽之谈,究竟是从哪里听来的?”

他脸色都变了,“我讲得真那么糟吗?”他丧气地问道,“也许内容有点单薄,不过我都是从《进步杂志》和我的代理人寄来的小册子上摘引来的。但是,你当真认为德国人会跟我们打仗吗?”

“不出六个月,你就不需要再问这个问题了。”我说,“给我半小时,注意听,我这就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现在还记得那间敞亮的大屋子,墙上挂着鹿头和旧照片,哈里爵士神色不安地站在壁炉前的石板上,我则靠在躺椅上,向他徐徐述说。这时我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在一侧倾听着我自己的声音,仔细掂量着我的故事是否真实可信。这是我第一次把我了解的全部真相,原原本本地告诉别人。当我把心里藏了许久的秘密全部讲出之后,浑身感觉无比地轻松。我没有隐瞒任何细节,我对他讲了斯卡德,送奶工,那个小记事本,以及我逃往加洛韦地区等等所有的情节。他听得激动了起来,在壁炉前不停地踱来踱去。

“现在,你知道了,”末了,我说道,“你带回家里来的是一个波特兰谋杀案的逃犯。你现在有责任赶快去报警,把我交给他们,这样我也就活不了多久了。我被抓起来一两个小时后,就会出现什么‘意外’,我就会被一把刀当胸刺死。当然,不管怎样,这都是你作为一个守法公民的责任。或许一个月后你会感到后悔,但你现在没有理由去想这个,对吧?”

他用明亮镇定的眼神看着我,“你以前在罗德西亚是做什么的,汉内先生?”他问。

“采矿工程师。”我答道,“钱挣得光明正大,工作也很有意思。”

“看来,这个工作没把你的神经搞得脆弱不堪,是吧?”

我笑了起来,“呵,没有,我的神经坚强得很。”说着,我从墙上取下一把猎刀,学着马绍纳人的古老把戏,把刀子抛到空中,又用嘴接住。证明我的神经相当稳定。

他看了我的表演,接着说:“我不需要你的证明。我也许在演讲台上是个外行,但我看人还是很内行的。你既不是杀人犯,也不是傻瓜,我相信你说的都是实情。我决定支持你。你说吧,你要我做什么?”

“首先,我要你写一封信给你叔叔。我必须在六月十五日前设法与政府人士接触。”

他捻了捻胡须,说:“这可能不行。你这是外交部的事,我叔叔管不着,而且你也绝不可能让他相信你。不过,我有个更好的主意。我来给外交部的常务秘书写一封信,他是我的教父,也是最恰当的人。信里要说些什么?”

我让他坐在桌边,按我口授写下来。信的大意是说,如果六月十五日前有一个叫退斯顿(我想我还是用这个假名为好)的人来找他,请给予热情帮助。还说了,这个退斯顿会说出“黑石头”这三个字,并用口哨吹《安妮·劳莉》这支曲调做暗号,来表明身份。

“很好,”哈里爵士说,“这个办法很妥当。还有,我教父的名字是瓦尔特·布里万特爵士。你得在圣灵降临节前后到他的乡间别墅去见他,就在肯兰纳河上靠近阿廷斯维尔的地方。好啦,就这样了。接下来还要做什么?”

“你身材跟我差不多高,把你最破旧的花呢外衣借我一件吧,什么样儿的都行,但一定要与我下午车祸中毁掉的那件完全不同。还有,请给我找一张本地的地图,给我讲讲这儿的地理位置。最后,如果警察到这儿来找我,你就领他们去看我那辆摔坏在峡谷里的汽车。要是“黑石头”那一拨人来了,就说我见过你以后便上了特别快车往南去了。”

他给我拿了衣服和地图,余下的事也答应一一照办。我把剩下的胡子剃得干干净净,穿上了老旧的混色毛呢套装。从地图上弄清了我现在在什么地方,又弄清了另外两件事,第一是从什么地方可以坐上去南方的火车,第二是附近最荒僻的地区在哪里。然后我和衣躺在吸烟室的椅子上睡着了。

两点钟时哈里叫醒了我,把睡眼蒙眬的我领了出去,走进了满天星光的黑夜。又从工具棚里找出一辆破自行车,交给了我。

“先一直骑到那片枞树林边,再向右转,”他嘱咐我,“天亮时你就应该到山里了。把车子扔到沼泽里,然后徒步往草原里走。想办法混在牧羊人堆里,待一个礼拜都不成问题,就跟你在新几内亚一样安全。”

我使劲蹬着自行车,骑上陡峭的砂石山路,直到东方发白,天将破晓。到晨雾散尽,太阳快要升起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到了一片宽阔的绿色高地。放眼四望,都是向下延伸的峡谷,更远的地方是蔚蓝色的地平线。人在这高处,至少有一点好处:我可以早早地发现从任何方向前来的敌人。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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