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
我在长城脚下安享疯狂中的恬静时，所在的公社有一座粮库。粮库主任是本地人，文化水平不高，但人很聪明，且嗜酒如命。我在山沟呆久了，已经逐渐和当地的山民融为一体，这位粮库主任简直就成了我的知己，因为在他身上我不仅看到了朴实，也看到了特有的智慧。我虽然没有他那么大的酒瘾，但也能喝两盅。一盘花生米，一瓶地瓜烧，就能消磨掉我们半天的时间。边喝边聊，他那幽默的言谈中包含着不少知识，其中不乏语言学方面的知识，这让我感到十分惊异。有一次在酒桌上，我们两个从酒联想到当时正唱遍大江南北的一出现代京剧《红灯记》，因为其中的主人公李玉和在被捕前，正是他母亲的一碗酒提振了他对敌斗争的信心。就此，这位粮库主任发表了一篇宏论，这篇宏论的内容，我至今记忆犹新。李玉和喝了母亲的那碗酒以后，说了这么一句话：“妈，有您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粮库主任认为，在这里，“垫底”这个“底”字，一定不能“儿化”。如果把“垫底”说成“垫底儿”，那就不严肃了，大大有损于李玉和的英雄形象。同时，他还认为，有些词是必须“儿化”的，如“瓜子儿”、“烟卷儿”、“冰棍儿”这类词，如果不“儿化”，听起来就会感觉十分生硬，也不符合普通话的言语习惯。当时他所讲的这些观点也许是从别处听来的，但无论如何，一个普通的乡村粮储人员对语言现象如此感兴趣，还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粮储工作绝不像有些人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这是一项知识含量和技术含量都相当高的工作。我有一个儿时的伙伴，在大学学的是粮储专业。放暑假回家，我曾听他讲过有关这一专业的某些知识，虽然只是只言片语，但当时我就意识到，这个专业所蕴含的内容还是相当丰富的。我认识的这位乡村粮库主任可能没学过那么多专业知识，但多年的工作让他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翻仓、晾晒、防潮、防霉、防鼠、防虫，各个方面，他不但讲得头头是道，而且干得井井有条。他在这个县里是这方面的土专家，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当时身为中共中央委员的该县县委书记曾多次在全县干部大会上对他大加赞扬。有一段时间，我与他朝夕相处，对他工作的某些内幕我了解得相当清楚。他的某些思路、某些做法甚至可以说是有悖于常理的。但正是这些有悖于常理的思路和做法让他的工作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听天气预报是做他们这项工作的必修课，在这一点上他与他的同行没有什么不同。搞粮储嘛，天气状况十分重要，这是连外行人都了解的常识。但我说说他听天气预报的秘密，可能让你吃惊不小。每天晚上，他听完广播电台的天气预报（当时在农村还没有电视），一定要把粮库的全体工作人员（说全体，实际上包括这个主任在内一共只有四个人）召集起来布置工作。奇就奇在这里：只要天气预报说明天是晴天，他就会要求大家把一个个粮仓都用苫布苫好；如果天气预报说明天有雨，他就要求把所有的粮仓都打开，准备第二天晾晒。这一招，看起来怪，可还真是灵。天气预报说晴，第二天一般都会下雨；天气预报说有雨，第二天多为响晴白日，很少有“爽约”的时候。这种“大逆转”式的天气预报也必须承认它是“灵”的。这位粮库主任正是抓住了这个规律，他管理的这个粮库所保管的粮食几乎没有淋雨霉变过，这也似乎就成了他荣膺“模范粮库主任”这个头衔的秘诀。那些不与天气预报反其道而行之的人则往往会倒霉。有这么一件事：县长带着秘书骑自行车下乡（当时的县长也只能以自行车为交通工具，不比现在的七品芝麻官，出出入入都要坐奔驰），前一天听了天气预报，说今天是晴天。结果出城不到十里，就下起了瓢泼大雨。正好这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躲也没处躲，藏也没处藏，两个人都被淋成了落汤鸡。这位县长大人怒气冲天，骂那些搞天气预报的人是“五保户”（当时在农村把那些常年依靠国家救济为生的人家叫“五保户”）。县广播站也每天播天气预报，有时广播员刚说完“晴”字，天就下起雨来了，于是马上改口：“下雨啦！”农民就是聪明，他们把这种天气预报叫做“窗户眼儿天气预报”。其实，天气预报不准确也是正常现象。我不懂天文地理，但我知道，影响天气的因素来自各个方面，要求天气预报完全准确是不现实的。不过，像那两年那样，经常出现天气实况与预报恰恰相反的状况也是不常见的。
情况终于出现了转机。七十年代中期，我已经调回市里工作。这时，人们发现，天气预报变得出奇地准确了，很少有预报错误的时候。人们开始交口称赞气象工作者，大意是说，“我国的气象工作确实有了长足的进步，这除了技术进步以外，那些气象工作者的努力也是功不可没的。”殊不知，这一部分人被夸赞过后没有多久，另一部分人则招来了口诛笔伐，甚至拳脚相加。因为此时此刻，一场巨大的灾难正在酝酿之中。
盛夏时节。前一天的天气预报说，这天天气闷热，且夜间将有雨。预报非常准确，那天晚上，天气确实闷热难耐。当时我住在学校的家属宿舍，住在这里的老师们有不少原籍在外地。放暑假了，有一部分外地的老师已经带上家属回老家探亲了，还有一部分没有准备停当，打算过几天再走。当然，包括我在内的本地人毕竟是“多数派”，当时，“旅游”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还是一个比较生疏的名词，所以我们只能留在本地，准备度过这个相对漫长的暑假。还有一些在学校里住的单身的老师，他们并不急着回家去探望父母，而是到家属宿舍里来凑热闹。天真是热得可以，用“挥汗如雨”来形容已经不恰当了，因为汗已经出不来，天气闷得让人呼吸都感觉困难。没有空调，房间里呆不住，大家都搬着小板凳坐到门外来，摇着芭蕉扇聊天。确实是“聊天”，因为当时大家“聊”的都是“天”，诅咒这闷热的天气，诅咒我们头顶上那阴沉沉的天空。邻居的大哥问我晚饭吃的什么，我说，吃了一大碗排骨，喝了一大杯酒。他说，他晚上炖了一锅鱼。鱼是当天下午他们父子俩到附近的池塘里捞来的。让他感到诧异的是，今天池塘里的鱼都在水面上折腾，捞起来非常容易，所以收获很大。他们父子是玩鱼的老手，据他说，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现象。再热也得睡觉啊，到十一点多钟，大家就陆陆续续地回自己的家了。
当时的家属宿舍是平房，每户两间，一间里屋，一间外屋，每家还都有一个小院子，院子里有一间厨房。这样的居住条件在当时那种规模的城市里就算不错的了。当时我有两个孩子，大女儿七岁，常年住在我父母那里，与我们住在一起的只有一个不满周岁的男孩。睡觉的时候已经十二点钟了。刚睡了一觉，听到了孩子的哭声，于是我们开了灯，妻子坐起来给孩子喂奶。忽然，看到窗外闪过一道强光，我不由地坐了起来。还没有坐稳，就开始地动山摇了。当时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苏修’把原子弹扔过来了！”“快跑吧，说不定过一会儿就房倒屋塌啦！”我话音未落，妻子抱着孩子，我在后面拥着就开始往外跑。天在呼啸，地在跳动，根本跑不起来。勉强跑到了外屋门口，没有来得及跑出房间，整个屋顶就落了下来。正好一条水泥大梁斜跨着搪在了我们身体的上方，给我们留出了一个小小的空间。前面我说过，第一反应是“苏修”把原子弹扔过来了，当时内心深处有恐怖，也有欣悦。恐怖的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毁灭性战争开始了。欣悦则有两方面的原因：从小处讲，自己还有思想，说明还没有死；从大处讲，两个大国之间的战争最终总会有个结局，无论谁胜谁负，那种不晴不雨、不战不和的僵持局面终于要结束了。而且即使是败，中国人民也不会永远甘当亡国奴，倒可以通过一场战争达到历练民族意志的目的，黑暗之后的光明将更加灿烂。还是把思绪拉回到现实中来吧！眼前是一片黑暗，耳边则除了孩子的哭叫声听不到任何声音。孩子被他母亲压在了身底下，空间非常小，我们想把身体再往上抬一点已经不可能了。孩子的哭声越来越小，最后终于沉寂下来了。我知道，孩子已经死了。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抵御风险的能力本来就小，而且被压得难以呼吸，如此脆弱的生命，又能坚持多久呢。不过当时心里倒也并不十分痛苦，因为我能感觉到，在这么小的一个密闭空间里，我们两个也不可能坚持太长时间，一家三口一起踏上黄泉之路不是什么憾事。乐观一点讲，也许可以算是幸事，起码在那条路上还有亲人陪伴，还能享受天伦之乐，不至于太寂寞，只是不知道我父母那里怎么样了，与父母在一起的大女儿是否也和我们共同踏上了这条路。
胡思乱想之际，忽然听到外面仿佛有什么动静。起初像是脚步声，后来又好像听到了人们说话的声音。当时头脑很清醒，马上意识到，已经有人爬出来了，或者有人根本就没有被埋住，于是，我们又感觉到了一丝生的希望。头顶上的动静越来越大，脚步声和话语声不断地传来，虽然听不清说的是什么，但起码可以断定，上面的人越来越多了。我和妻子商量，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争取能活着出去。为了节省精力，我们轮番向上喊话，希望有人能听到，过来救我们。但不知道为什么，尽管我们感觉外面的人就在我们的头顶上，却并没有对我们的喊话做出任何反应。我们又一次绝望了。但求生毕竟是人的本能，沉默了一会儿之后，我们又开始喊起来。这一次真的奏效了，上面的人听到了，他们说话的内容
我们也能听得一清二楚了：“老何在下面，赶紧救！”声音很熟悉，但当时我们已经到了死亡的临界，身上开始出粘汗，意识已经模糊了，很难判断这个声音出自何人之口。接下来，耳朵里就充满了各种声音：搬动砖石、水泥的叮咚声，七嘴八舌的喊叫声，仿佛还有从那遥远的另一个世界传来的呼唤声。终于见到光亮了，也模模糊糊地看到了人的身影，听到了人们的欢呼声。但就在此时此刻，我完全失去了知觉。
等我从昏厥中醒来，天已经大亮，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放眼望去，一座百万人口的城市已经被夷为平地，映入眼帘的是片片废墟，处处瓦砾，还有那遍地横躺竖卧的尸体。只有电厂和自来水公司的几座水塔和一些残留在铁路两旁的日本侵华时期建造的炮楼还孤孤零零地挺立在那里，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什么。我知道，它们在流泪，在泣血。它们是这座城市百年沧桑的见证者，它们亲历了这座城市从小到大，从萧条到繁盛，从默默无闻到举世闻名的全过程。它们在呼喊：“苍天啊，你为什么这么不公正？我们这座城市触怒你了吗？你为什么要毁灭我们？”我把目光从远处转到身旁，发现不知什么时候、什么人用竹竿和芦席支起了一座棚子。雨越下越大，芦席虽然遮挡住了大部分的雨水，但芦席下面的人们还时而能感觉到有水滴滴到身上。我躺在那里，身底下铺着一块雨布。我大概伤得很重，周身疼痛难忍。再看周边，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都聚集在这片芦席下面。我这个位置正好在二者中间：左边是生者，有二三十人，他们在饮泣；右边是逝者，也不少于二十人，他们则永远地沉默了，紧靠着我的就是我那不满周岁的儿子。他静静地躺在那里，表情很安详，脸上还有血色，与平时他熟睡的样子毫无二致，但我知道，此时此刻我们已经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了。我已经知道，这不是“苏修”的原子弹，而是地震，但究竟是什么，对我来讲已经无所谓了。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几乎没有了任何感情：面对瓦砾和尸体，我一点不觉得恐怖；看着身旁与自己阴阳相隔的儿子，也毫无悲伤。倒是以后的所见所闻，让我感动，让我赞美人性的伟大。
那天晚上，有几名老师在学校的传达室值夜班（放假期间每天夜里都有人值班）。为了消磨时间，驱赶困倦，他们玩起了扑克牌。都是年轻人，反应机敏，动作麻利，刚刚震了一下他们就从传达室里跑了出来。据说那次强震仅仅持续了二十三秒，他们迈出传达室的门槛以后，还没有来得及继续思考什么，所有的建筑物就都倒塌了。幸而有这几个值班者，否则家属区的伤亡还要更惨重。他们忙不迭地往家属区跑，与少数几个自己爬出来的身强力壮者一起开始了救援活动。他们一边呼喊，一边在废墟里搜寻。就这样，持续了几个小时，终于把生者和死者都抬到了地面上。我和妻子被救出来的时候已经将近八点了，但那时仍然有人埋在废墟里。一位女教师的丈夫是煤矿工程师，他经历过多次矿井塌方的救援行动，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在他的指挥下，救援者终于把埋在废墟里的最后一个人扒了出来。这是一位退休的老者，整个头都砸扁了，其惨状让人目不忍睹。整个家属区的救援工作结束以后，几位值班者才跑回自己的家里去，但他们中有几位的亲人由于救援不及时已经“震亡”了。假如他们不参与学校家属区的救援行动，直接回家，很有可能会保住那些逝去的亲人的生命，但他们没有这样做。在以后的言谈话语中，他们也从来没有流露过愧悔之意。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抢救身边人的生命。用一位值班教师的话说：“放着身边的人不救，舍近求远去救自己的亲人，那还有人性吗？”说得太好了，这就是人性的善良，这就是人性的伟大！我弟弟和我妻弟当时都是二十多岁，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如果他们能早一点赶来救我们，也许我那不满周岁的孩子不至于死掉，可当他们赶来的时候已经快十一点钟了。“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但我绝对不会怪罪他们。他们是把周边邻居的救援工作做完以后赶来的，他们做得对！
我父亲有早起的习惯。每天凌晨四点左右就起床，洗漱之后，就开始他那持续一个小时的晨练。他不去公园、广场之类的公共场所去参加集体晨练，只是在自家的院子里去完成他自己创造出来的那一套晨练动作。他曾多次想把那套晨练动作传授给我，但我这个人从来不早起，也不相信锻炼养生那一套，所以也就作罢了。那年他已经七十岁，还担任着街道居委会书记兼主任的职务。地震那天，他要去市里参加一个会议，所以起床比平时还要早。他起床的时候，地震还没有发生。退休以后，他就从矿上的员司房搬回自家的住房。那是一套老式的平房，一百多平米的院子里，坐落着六间正房，四间厢房。当时我父母与我弟弟一起住，弟弟刚刚二十岁，还没有结婚，妹妹下乡插队尚未回城，我的大女儿则常年与他们住在一起，一共四口人，占着五间房，另外五间租给了别人，居住条件还是相当好的。父亲起床以后，刚从卧室走到外屋，还没有跨到院子里，地震就发生了。房子一下子倒塌了，把父亲压在了下面。父亲经历的事情太多了，对所有事都能沉着应对，在那种情况下，他还没有忘记喊醒正在熟睡的弟弟。弟弟听到喊声，急忙跳到地上，正好那个地方露出了一个空隙，使他得以逃脱，没有受伤。一个年轻小伙子逃出来了，全家人就有救了。他先把受伤的父亲从废墟里扒出来，马上又要去扒我母亲和我女儿。但这时他们听不到母亲和女儿的一点声音，父亲说：“估计她们已经死了，先去救邻居吧！”我弟弟哭着把几家邻居的十几口人都救出来以后，才听到了我女儿的喊声。原来，地震开始时，机敏的母亲马上就用身体护住了我那正在仰卧的女儿，母亲已经不能呼喊，女儿的喊声很难传到地面上来。老天有眼，在这生死关头，喊声终于被我弟弟听到了，他这才用尽最后的力气，把她们两个救了出来。当时弟弟已经筋疲力尽，但他还是拖着疲惫的身体，一步一步地捱到了大约五公里之外的我的住处。当时整个城市里已经没有了道路，到处是瓦砾和尸体，还不时能看见地上裂开的大缝，行走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等他到达时，该发生的都已经发生了。有什么办法呢？面对现实吧！
当时我周身上下伤痕累累，幸而同院的一位老年女教师，湖南人，拿出一瓶云南白药，连吃带涂，暂时缓解了疼痛。直到后来解放军来了，外地的医疗队到了，我才住进了帐篷医院，捡回了一条命。据说，当时像我这样的重伤员，转院到外地的，有不少在半路上就死去了。也许这又是宿命对我的光顾吧，我又一次找到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口实。
有一位矿山的工会主席，只穿一件短裤，带着满身的血迹，开着一辆救护车，跨过重重障碍，一直闯进了中南海。那天凌晨的地震，北京的震感也十分强烈，但暂时还未能确定地震的确切方位。一大早，当时担任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就召集几个副总理到会议室去严阵以待，等候报告。国务院派出去的人还没有回来，这位工会主席就闯进去了。中南海的门卫听到这种情况，没有阻拦，马上放行。他一进会议室就把几位总理都惊呆了。气还没有喘匀，他就哭着告诉领导，那座城市的上百万人都被埋在了废墟下面，少数出来的几个人，也是遍体鳞伤，连一瓶“二百二”都找不到。总理们大部分都不知道“二百二”是什么东西，只有吴德是我们的同乡，他告诉大家，“二百二”就是红药水，治外伤的。尽管当时十年动乱还没有结束，但对这么严重的灾情，中央领导还是十分重视的。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北京、沈阳两大军区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火速驰援灾区。当时通往这座城市的铁路已经不通，公路、桥梁也都损毁得相当严重。据说，奔往灾区的救援部队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历尽艰难险阻，甚至出现了减员现象。第二天早晨，大部分救援人员都到位了。先是大部队，接下来，各地的矿山救护队、医疗小分队也都先后进入。空投食品和衣物的飞机不断地在空中盘旋。到第三天，华国锋、陈永贵等中央领导就亲临灾区，抗震救灾很快就进入了有序状态。只可惜当时的政策是闭关锁国，否则，救灾和灾后重建的效果会更好。我想，大概从这时开始，就埋下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种子。
很快，上边把竹竿、苇帘、油毡等建筑物资发到各家各户，再从废墟中取出一些砖头，自己动手，家家都盖起了一间简易的“地震棚”。“擦干了血迹，掩埋了尸体”，虽然不是“再上战场”，但生活总还得继续吧。尽管当时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条件都还极差，但到了冬天，生活总算纳入了正轨。“砖头压油毡”的地震棚还能遮风挡雨；一铺土炕，一袋救济粮，也能让灾民免受饥寒之苦。学校陆续复课了，但元气还远远没有恢复。简易教室里没有课桌、座椅，学生来上课只能自带板凳。没有讲台，没有黑板，老师只能干站在那里，絮絮叨叨地讲，学生则干坐在那里，懒洋洋地听。教学条件之恶劣，比我当年在山沟破庙里教书时，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的伤情还没有痊愈，不过也开始进课堂了。条件虽然差，可我那口若悬河的侃侃之谈，也迷住了相当多的一部分学生，以致其中的几位后来成了我的挚友。
当时的社会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四人帮”刚刚粉碎，“两个凡是”正在盛行，“批邓”还在继续。我们这些灾民，饥寒交迫谈不上，但在得到基本安顿之后，就再也无人眷顾了。有时我拖着
伤痛的身体在街头漫步，那疮痍满目的景象，让我酸楚，让我流泪。尸体已经清理干净了，瓦砾仍然遍地皆是。简陋的房舍与悲苦的残疾人相映衬，给人的感觉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一个很漂亮的小女孩，只剩下了一条腿，拄着一根拐杖，在街上歪歪斜斜地走着。她只有十五六岁，脸上充满了稚气。她大概还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伤残会给她的未来带来什么，眼角眉梢还含着一丝笑意。可我却怎么也笑不起来。不过看到这种场面，我产生了一种预感。昨天，“黑云压城城欲摧”，今天，“山雨欲来风满楼”。风雨之后，必有灿烂阳光；严冬过后，必有温暖春意。当时，我仿佛已经看到了正在酝酿当中的那场震惊世界、摧枯拉朽的政治地震。
一场浩劫，夺去了几十万人宝贵的生命，又使几十万人成为终身残障。老天爷既公平，又不公平。被它夺去生命的有高官，也有平民；有学者，也有文盲，这是它的公平之处。它的不公平之处则体现于：它不该夺去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婴儿的生命，它不该夺去那些美丽的花季少女的生命，它不该夺去那些年轻夫妇的生命，让那些嗷嗷待哺者还在襁褓中就失去了父母……
余震，有自然的，也有社会的。自然的余震直至今日仍在继续当中。那次大震以后，几十年来，每年都要发生数十场大大小小的地震，不知道地壳里的那些能量何时才能够散尽。不过家乡人对此已经司空见惯了，每次发生地震，没有一个往外跑的，甚至人们连慌乱的表情和动作都没有。大地震以后，由工程兵盖起的楼房防震性能非常强。后来发生的地震，哪怕是大一点的，与那场强震相比，也只能是小巫见大巫，我的同乡们不会对它产生恐惧感了。而社会的余震比自然的余震则要强烈得多了。强震过后，人们很自然地迁怒于地震预测部门和行政管理部门，说他们预测不准确，管理不到位。尤其是地震预测部门的工作人员，一时间简直成了众矢之的，他们被人谩骂是家常便饭，被人殴打的事件也偶有发生。不过，说句公道话，归罪于他们是不公平的，他们是冤枉的。按目前的科技发展水平，无论多么发达的国家，都不可能把地震预报得那么准确。当然，造成那么大的伤亡，人们产生一些埋怨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让时间慢慢抚平伤痕吧！
还有一种现象，也是社会余震的一种体现形式，那就是亲人的不期而遇，或者是亲人的反目成仇。有些文艺作品就是描写这种现象的：一个被认为已经“震亡”的女儿，几十年后回到了母亲身边，那种场面，铁石心肠的人看到也会流泪；一位悲痛的丈夫，把让地震夺去生命的怀孕的妻子装进尸体袋，放到停尸场，泪流满面地离开了。几十年后，成为老妪的妻子带着已经成年的女儿回来了。而这边，丈夫已经变成了老叟，而且早已组建了新的家庭，儿孙满堂了；省城里两个经商的家庭，由于生意纠葛，成了仇家，最后，一个把另一个打成了残废。这两个人都是被收养的地震孤儿，而且查实以后，竟得知他们是亲兄弟……这些故事，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经过了艺术加工，但从整体层面上讲，它们不是杜撰的。最近几年，也许是受了这些故事的影响，我经常做同样的一个梦：有人敲门，我打开门以后，发现面前站着一个高大、英俊的小伙子。一见面，他就扑到我的怀里，哭着叫爸爸。接着，他讲了这几十年的经历：他如何死而复生，如何被人收养，养父母临终前又如何对他讲述了他的身世……总是在这个时候，我从梦中醒来。也许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吧。不过我倒真希望有一天这个梦想能够成为现实。
那场仅仅持续了二十三秒的自然地震已经过去将近四十年了，尽管自然的余震和社会的余震还在持续当中，但与那场开始于三十多年前的政治地震相比就显得渺小多了。自然的、社会的、政治的，这是三场地震。从这三场地震中，人们获得了启示；通过回顾与前瞻，我也有了一些想法。有些道理已经悟出，有些道理还在领悟之中。无论成熟与否，我愿意与读者共享。
首先要讲的是人际与人性。地震那年，我大女儿七岁，正是记忆力最好的时候。现在她已经四十多岁了，提起当时的情景，还如数家珍。有时，她也与自己80后、90后的同事讲起那段经历。当她讲到地震后最先从废墟里爬出来的人们先救邻居，后救亲人的故事时，那些80后、90后们大多数不相信。我作为亲历者，可以证明，这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没有人认为，这有什么不正常。不救邻居，舍近求远去救亲人的人，我不敢说绝对没有，但可以肯定，这种人是少之又少的，而且，这种人的行为一旦被人发现，是要受到整个社会的谴责的。我有一位中学同学，当时他的弟弟二十多岁，正在谈恋爱。救出自己的家里人之后，想去女朋友家看看，可马上就被他的母亲阻止住了，让他先救邻居。前不久，看了电视剧版的《唐山大地震》，万大成出车从外地回来，到单位去送车的时候，地震发生了，他没有跑回家去，而是先去救单位里的同事，最后自己献出了生命。这种事在我们看来相当平常，可有些人说，电视剧把万大成这个形象人为地拔高了，可见人心不古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当时，十年动乱还没有结束，正是“亲不亲，阶级分”的时候。但当灾难到来时，人们就把那些东西都抛到脑后了，蕴藏在内心深处的善良人性一下子迸发出来，于是自然而然地做出了那看似平凡，实际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善举。我和妻子是震后几个小时才被救出来的，当时埋在废墟里的人已经不多了，但我们仍然亲眼目睹了许多催人泪下的场面。至于解放军到来以后，官兵们那种舍生忘死的精神，那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壮举，更是让人终生难忘。有多少英雄的战士在那场不是战争却胜似战争的抗震救灾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当时我就想：我们有这样的军队，这样的人民，无论多么凶恶的豺狼虎豹想进犯我们的家园，都会被打得头破血流。抗日战争期间，从正面战场的国军，到游击战场的八路军、新四军，直至最底层的百姓，用最落后的武器，最原始的方式，同时，也是用最坚忍的意志，最顽强的精神，把武装到牙齿的、穷凶极恶的侵略者赶回了他们那三寸荒岛。真个是“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人人守土抗战”；真个是“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在那次抗震救灾的壮举中，我又感受到了这种精神，又亲历了这种场面。让我疑惑不解的是，现在社会进步了，人们生活富裕了，为什么那种精神反倒显得单薄了呢？“先救邻居，后救亲人”，在我们这些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为什么有些80后、90后们就认为不可思议呢？我不愿意说诸如“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之类的过激话，但无论如何，我认为，提振民族精神，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这个议题已经迫在眉睫了。现在，各种媒体开始宣扬“凡人善举”，开始提倡“正能量”，这是好事。真希望有一天，我还能感受在那大灾之年所感受到的温暖，而且希望，现在有些被人认为“了不起”的善举，到那时，人人都会认为是“理所当然”。
其次，我想谈谈闭关锁国之痛。当时的抗震救灾，有来自国家层面的，但基本上是自救，而来自国际社会的救援几乎等于零。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而联合国要派观察团，当时的国家执政当局都不允许，至于来自国际社会的救援，更是被拒之于千里之外，据说是害怕境外的间谍组织渗入。当时中国经济已经濒临崩溃，至于军事、科技等诸方面也都处于落后状态，即使有境外间谍组织渗入，他们又能获取什么呢？愚昧呀！假如当时不执行那种闭关锁国的政策，抗震救灾的效果会更好，震后重建的新城会比现在美丽得多，壮观得多，舒适得多，幸福得多，宜居得多。改革开放改变了那种政策，这是值得庆幸的。让我们祈祷：中国要永远与国际大家庭融为一体，再也不要犯当时那种低级的错误了。
总体来讲，我这个人是个乐观主义者。虽然不比林语堂评价苏东坡那样，称之为“不可救药”，不过我毕竟愿意看到事物的光明一面。地震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但是灾难过后，一座新城拔地而起，凤凰涅槃了。“十年动乱”是一场更大的灾难，但就是这样一场几近毁灭性的灾难现在也已经成了历史，我们的国家正在逐步迈入正轨。当然，现在在不少地方还有太多的不尽人意之处，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原谅的。有哪一条路能那么平坦，那么宽阔，让人一往无前？有哪一艘大船能不遇到一点风浪就一帆风顺地到达彼岸？我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对立统一、二律背反、量变质变、否定。这些思想都是引人向上的。在看到国家与世界光明未来的同时，“大难不死”之后，我自己的精神境界也得到了升华。四十年来，我一直努力向前，一直不辍劳作，不忧愁，不愤怒，不贪生，不怕死，更不患得患失。七十多岁了，仍每天笔耕不辍。不为出名，不为获利，只为做一点自认为有用的、有益的事。同时，也通过这种作为，进一步净化自己的灵魂。“老年戒之在得”这句话在我身上的体现算得上淋漓尽致。
一番“宏论”之后，还是让我回到原点吧！这篇关于地震的文章是从天气预报说起的，而天气预报又是从那位乡村粮库主任谈起的。我倒真的有点想念我的这位故交了。他的幽默，他的睿智，让我至今难忘。不知道他是否还健在，如果他健在的话，我倒真想有一天会与他再一次聚到酒桌前，推杯换盏，高谈阔论，甚至开怀大笑……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