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擤鼻子。”英总又帮我擦鼻涕。
我觉得这是老板要炒掉我的前奏。
“英总我辞职，如果您要我赔偿损失，我就赔。”我抽抽搭搭地说。
“小姑娘没经过事儿，胆子跟芥末籽儿似的。你没备份，我也没有？”
英总把她的手机递给我。
看着通讯录里的一串名单，我真后悔哭得太早又太凶。说好的职场新锐呢？真丢人啊。
~2~
回到广州一连三天，我都陪着我爸妈奔走在各种应酬的场合。我记得小时候他们的应酬再多，上午的时间也是自由的。那时候我一般天亮时就醒过来，悄悄推开爸爸妈妈的卧室门，在床边找一条窄窄的空间睡下，不惊动他们。再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上午九十点钟，窗帘拉开，爸爸妈妈在客厅里坐着喝茶读报，偶尔有交谈声传进来，我幸福地闭着眼睛，感受着阳光洒在身上的温度—许多年后我想起“幸福”二字，浮现在脑海里的，只有那片暖和的阳光。
但是这一年不一样了。他们连早茶都在应酬。我照例天亮时醒来，可是家里空空荡荡，和北京的房子一样。小时工不知道什么时候来过，他们的床铺干净平整，客厅里的报纸整齐地叠好，只有茶杯上的水珠证明早上它的确被使用过。我曾经的幸福，小而简单的记忆，却很难找回了。
他们会在中午时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某个饭局。很多叔叔阿姨要见我，给压岁钱，夸奖一些我压根儿没有的优点，中午的饭局一直延续到晚上，换一批新的人，说的却是同样的话。
到了晚上点钟，我已经在两轮饭局里被逼着吃了很多杂乱的东西，喝了又冷又热的饮料，听了满耳毫无意义的寒暄，我感到疲惫不堪，可是饭局还没有一点儿要结束的征兆，我的爸爸妈妈分别在我的两侧和人们推杯换盏，推杯换盏，推杯换盏。
好像永远不会停下。
我因此想起了北京的聚会，从前我以为这是两代人，两个圈子，审美癖好和兴趣所在完全不同；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他们根本是同一个人，他们是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是他们老去以后，他们热爱的东西披着各式各样的皮毛，但却有着同一个灵魂，不，两个，一个叫名，一个叫利。
我想念北京。事实上搬到广州之后我一直在想念北京，可是这一次，似乎和从前不一样。我很少想起那些会所和豪宅里的聚会，因为我这几日似乎并没有离开它；我想念扛着比我还高的展板布置新闻发布会，我想我的朋友陈白露小姐念因为多睡了五分钟而不得不左手刷牙右手梳头，我想念蹭四号线地铁里的Wi-Fi回邮件不小心坐到终点站，我想念公司楼下的肉夹馍—工作十二个小时之后我可以埋头吃掉三个。
我看着深夜依旧灯火通明的城市，立交桥依旧繁华，想象着同样的月光照在遥远的京城，照着我新认识的朋友们，她们有那么多有趣的事可做，而我在日复一日的推杯换盏里消耗着时光，消耗着，直到黑眼圈爬上我的脸，然后是皱纹，然后是永远无法修复的衰老和抑郁。
冰凉的可乐也不能使我振作起来，巨大的空虚和孤独感混合着夜晚的凉意，从每一个毛孔渗进来。想到以后的人生，我泪水涟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