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酒店，杨宽他们告诉我陈言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只肯和我讲话。
可我不想见他。
我想我不是一个大度的人。他离开时揪着衣领说“我要窒息了”的疯狂，他畏惧着退缩的神情，他那句“自生自灭”，都使我控制不住地恨他。
有多恨？
直到我写下这一段，我依然在恨他，咬牙切齿。
我不肯进去，杨宽劝了我很久。
后来我勉强推开门，站在门口，看着阔大的豪华套房里，陈言坐在窗前的大沙发上。
他抬起头，眼神黯淡无光。
我冷笑：“说吧。”
“什么？”
“说，如果她出事了，你准备从哪里后悔起？”
“我很快会找到她。”他飞快地说，“我这就给我爸打电话，让国防部找她。你放心，间谍都找得到，找她很容易。”
哪里用得着国防部？我知道她在哪儿。
离开酒店，我直接去了沈阳。
家是用来“回去”的，即使全世界都背叛你，家也一直在那儿。如果我有一天突然消失，去广州我爸妈家找我，我一定在。
可是我找到了陈白露家，她却不在。
某一年她回沈阳过暑假，我寄过一些书给她，手机里保存着她的地址。即使这样，我还是不能相信这是陈白露的家。我站在那个小小的两居室门口，问那个给我开门的头发花白的胖男人：“您是陈白露的爸爸？”
“陈白露在北京哪！”胖男人开口，是地道的京腔，没有一点儿东北话的痕迹。
我仔细打量着他的脸，每一寸、每一条皱纹。我慢慢回想起曾经在报纸上看到过的照片，那个英武的将军，那个贪婪的官员，那个老谋深算的政客……那是他被传说过的往事，我一直想当然地以为他会一直是照片上剑眉星目的模样，可是想想也整整十年了。
陈白露的眉眼很像他，都是英气逼人。我们从前就开玩笑地说过，如果陈白露是个男人一定帅极了。那时候陈白露是怎么回答的？她说，重新投胎已经晚了，不过如果她剃了头做尼姑也会很帅。她把头发全都撩起来，露出棱角分明的脸廓和宽阔的额头。
我又往房间里看，灯光很暗，小小的吃饭用的桌椅，都是市面上的普通货色，和陈白露在北京的家里全套的德国装修不能比。陈白露在这灰扑扑的房间里住了十年!?
门后的客厅里传来噼噼啪啪的麻将声。一个东北口音的女人喊：
“谁呀？”
“找白露的。”
“不在家！你还打不打？”
陈白露的爸爸看了我一眼就往客厅里走。我看着他臃肿迟缓的背影一阵心酸。
路人未必看得出什么，但那是我最熟悉的步态，无论变形到什么程度，无论四周的环境多么杂乱，那是在军队里待过二十年以上的人才有的步子，我永远不会认错。
然后他在麻将桌前坐下来，朝我一点头：“姑娘，麻烦你关好门。”
东北的寒冬，室内外的温差足足有三四十度。我感到一股极冷和极热的空气同时冲撞着我，一阵晕眩。
他不认得我，可我知道他的过去。我很小的时候就在报上读到过他的吃穿用度，并且在陈白露口中听到了更详细的描述；我一直以为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即使走了麦城，也该像书上写的那样，是个远居山林的高人，不出茅庐而知天下事，交谈往来的都是名流隐士—可是为什么是这样呢？故事不应该是这样！
我又看到陈白露的妈妈，那个从前《XX日报》社的记者，当年也写一手好文章，现在呢，麻将摔得震天响，书卷气一丁点儿也看不到了。
我终于理解她为什么只肯用最好的家具，抽最好的雪茄，喝最好的红酒，买最贵的酒杯，凉菜都吃不起的时候茶也要是金骏眉。这些被路雯珊她们嘲笑过的生活做派，是她对这十年灰蒙蒙的生活的拒绝。
我终于看懂她惯有的轻蔑眼神，那是人生际遇从巅峰跌入谷底后，又旁观在巅峰中的人们时流露的悲悯。一个少女，早早经历过别人毕生难以企及的荣华富贵，又落到比市井更低一层的低保线，这样的落差，一定是能看清楚什么的。
我终于明白她说的“人往低处走，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我并不是多么爱这些享受，只是用这样的仪式提醒自己：不要低头”。
所以你瞧这些低下了头的人。
白露。
我跟进去，站在牌桌前。“她打过电话吗？”
“打过，要钱。”
我心里一惊：“她要多少？”
“一万。哪有一万给她？”陈白露的妈妈摔下一张牌。
我愣了一会儿，转身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