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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一次见到她，是两个月以后。
那天是6月22日，在工体有一场北京国安对天津泰达的比赛。那是一场盛大的节日，所有的朋友都来了，油光水滑的京骂对阵雄壮威武的津骂，整个工体北路都笼罩在喷薄的荷尔蒙里。
比赛结束后，路边人山人海，打车是绝无可能的；因为计划好要聚餐喝酒，也没有人开车来。好在路程不算远，我们走路去三环边上的一个餐厅。队伍浩浩荡荡，走到三环上，我看到一个扎着马尾的姑娘，身穿酒红色的外套，一蹦一跳地走进团结湖地铁站。
我没有一秒钟的犹豫就跟了上去。是她。我的心狂跳。
她甚至和我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时候穿着同样的衣服，一瞬间我有错觉，仿佛这两个多月的分别只是一场短暂的午睡。
她和一个理着平头的男生走在一起，说说笑笑。我紧紧地跟在她身后，生怕她再一次消失在人海里。
当时的地铁站，人群拥挤得如同集市。几乎每个人都穿着国安队服，
站在电梯上向下看去，一片熙熙攘攘的绿色。她同男生排在队伍的末尾，
我听到她说：“你敢不敢在这儿讲一句天津话？”
男生摇头如拨浪鼓，反问：“你敢吗？”
“切！”她笑：“从来没有我不敢的事儿。”
我几乎要流出眼泪来，是她的口吻，从前的陈白露。
我站在她身后只三十公分远，我甚至能闻到她今天喷了Kenzo的香水。她在我眼前运气，似乎吐出一个音节，然后笑得弯了腰：“完了完了。我也不敢！”
我大笑，笑出眼泪来。
我和陈白露这样重逢，我在摇晃的车厢里打量她，舍不得移开视线。
她精神不错，最让我开心的是，她画了眉毛，脸庞透出精致的振奋。
横波入鬓，我想起这个词。
她带我去看她住的地方。
“在哪儿？”
“小汤山。”
算算快要到北六环。地铁一路向北再向西，还要转线路，我很多年没有坐过的地铁，在换乘站里走得直发晕，陈白露却一直精神饱满，男生在一旁温柔地注视她。
她说这是一个朋友，姓周，体育记者。又说今天来看球，是跟着小周坐在媒体席上，本来想要听国骂大荟萃，但记者们都忙着现场出稿，气氛如同期末考场，搞得她很想亲口骂两句。我笑，上下打量小周，干干净净的一个男孩，也仅此而已。
我以为会看到简陋的郊区小屋，到了小汤山才愣住，她住在这里的别墅区，背后青山，房前白水。
小周没有进来坐，她也没邀请。他们在门口点头告别，然后小周从北六环跋山涉水地回城里。
“他在追你？”我边进门边问。
“应该是吧。”
房子的陈设不错，大桌大椅，毫不局促；没有壁纸，也没有水晶吊灯；客厅里一只白色陶罐装着大把的麦穗。主人品味还好。
阳台上有绿萝和海棠，书房门口贴着一对楹联，是陈白露飘逸的楷书：“你是过客，花是主人。”
我不知道她还有这栋别墅，以为她父亲那间小小的两居室是仅有的房产。
“这是问朋友借的。”她笑。“我哪里还有什么房产呀。”
能随时借到这样好的一栋别墅，交情也算好了，但我从来没听她说起过这位朋友。
“你不认识。是薛先生。”
“哪个薛先生？”
她抿嘴笑：“在澳门，被我用九位数的银行卡吓走的。”
我想起来了。“所以这一借房子，马脚全露了。”
“他给我面子，你猜他怎么说？他说，‘三环上有一间三居室，四环上有一间库房，六环上有一栋别墅，按面积算，库房最大，不过像你这样卡里有九位数的人，肯定非别墅不住了。’”
“他这样说？”
“是。”
“这人有意思。”
“有什么意思，我闭着眼也能知道，他认定了我是个二奶，这次一定以为我和‘老板’闹掰了，无家可归。”
“这样说来，他很快要来打你的主意。”
“我也这样想，但我搬来—快有三个月了吧？什么事也没有，好像他立刻把这件事忘掉了。”
我们边说话边在厨房转悠，熬了一锅米粥，煎了单面煎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