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以勤也不知道，他亲看看着大明一步步的陷入颓势，根本无力挽救。
在到任河南的时候，陈以勤是志得意满，他还去河南新郑拜见了老上司高拱。
大明的这一次崩溃，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次王朝的崩溃，确实可以看做是千古未有之大变局。
因为大明崩溃的这个时间，是完全跳出历史周期律的。
高拱退回了老家之后，就开始仿照司马光开始修史，在修史的时候，高拱也提出了历史周期律的概念。
王朝建立之初往往是土地比较多，人口比较少，经济上遭遇了前一个王朝末年的重大战乱破坏，野心家也被和除杂草一样除干净了，而且这时候军队和将领都是打天下的一批人，战斗力比较强，外患也很容易对付。
在这个时期，国家只要正常的，不要和隋炀帝那样乱搞，基本上国家都不会灭亡。
等到了王朝中期，在达到繁荣顶点之后，土地兼并，腐败丛生，军队战斗力低下，外部游牧民族威胁，内部边疆动乱。
不过这时候整个帝国的官僚系统大体上还能运行，修修补补也能够过，如果遇到一两个愿意改革的皇帝和政治家，那又能续命一波。
等到王朝后期，那就是积重难返，各种社会问题尖锐对立，矛盾无法调节缓和，各种问题都彻底爆发出来，财政上出现无法填补的大窟窿，皇帝就只能加税，加税又导致老百姓活不下去开始农民起义，财政上的大窟窿就更大了，最后经济彻底崩溃，王朝覆灭。
这个理论从高拱提出后，苏泽也提出了类似的理论，这条规律几乎可以套用所有之前的王朝头上。
但是这条规律对于如今的大明却不行。
无论怎么看，嘉靖朝的大明，也算不上快要覆灭的王朝末年。
虽然大明的百姓也很苦，但是朝廷还没到那个地步，胡宗宪在江浙已经快要平定倭乱了，而明廷在嘉靖执政时期的国家也能大体上收支平衡，加税也没有加到百姓活不下去的地步。
遇到了几次天灾，也没造成多少农民起义，在严嵩倒台以后，明廷的政治风气还好转了一些。
对北方草原也算是均势，俺达汗是几次打到京畿，但是蒙古人都是来抢劫的，甚至连称霸的意思都没有，就是讹诈一些钱财要求开贡市，最后还接受了隆庆皇帝的册封。
甚至可以这么说，如今的北方明廷，是对边疆异族最后压迫力的时候。
如今的蒙古人对大明非常恭顺，每年用大量的牛羊战马换取中原的商品。
辽东的女真人恭顺的如同狗一样，自带干粮给辽东总督效命。
朝鲜国主全家跑到了大明，求着大明出兵帮他复国。
大明朝廷丢了一大半的国土，田税比以前少了一大半，但是其他税收却远远超过了田税，而且甩掉了宗室的负担，军队的粮食还充分了不少。
可以说如果当年明英宗是带着李成梁出征，肯定不会出现土木堡，甚至可以将瓦剌人提前赶出草原。
偏偏这么不符合规律的节点上，大明快要亡了。
主要是苏泽崛起太快了。
东南崛起，几乎是瞬间占据了大明最精华的江南地区，然后迅速占领沿海地区开始疯狂发展。
又从天津登陆打跑了皇帝，彻底打没了朝廷的权威性，直接将大明朝打到四分五裂。这一次已经完全无法用历史周期律来总结了，完全跳出了正常的王朝兴衰变化。
高拱总结出历史的规律，却在当下这个时代失效了，他闭门不出也就是研究到底这一切是为什么。
陈以勤到任河南的时候，拜见高拱后，就谈到了这个问题。
当时高拱向陈以勤提出这个问题，陈以勤根本无法回答，他只能说苏泽天生逆贼，又侥幸趁乱而起，是千古以来的异数。
但是现在陈以勤说不定能够回答高拱这个问题了。
因为这个时代完全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个周期，苏泽也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个反叛者。
大明旧的体系，已经完全无法适用整个时代的发展了，无论是官僚体系还是军队，陈以勤几乎都照搬了东南的很多政策设置，才能驾驭住河南。
而河南还只是一个内陆省份，陈以勤完全无法想象，到底东南那些狂飙猛进的沿海省份，到底会在发展中遇到多少问题，到底会遇到多少千古未有的事情。
面对这样的世界，明廷只有两条路。
一条就是继续当缩头乌龟，继续闭着眼睛不看这个世界，执行锁国政策，并且禁止和外界交流，销毁各种新式武器和纺织机，重新回到朱元璋设计的那个小农经济时代。
要么必须要改革，建立一套能够适应新时代的体系。
而这两条路，都注定是走不通的。
前一条路东南根本没有给明廷这个机会，如果不组建新军，大明早就已经亡了。
而后一条路，高拱张居正都试图走了，但是在明廷腐朽的政治框架下，在各方势力的掣肘下，改革速度又怎么可能比得上另起炉灶的东南？
这就是一个死局。
在明白了这些后，陈以勤突然也觉得释然了。
自己能够在河南抵抗这么久，也算是对得起幼年学习的儒家经典，对得起提拔任用他的嘉靖和隆庆皇帝了。
大明已经是积重难返，自己已经为大明尽过忠了，没必要再耽误儿子了。
他儿子陈于陛可没受过明廷的恩情啊。
在东南发出通令的第二天，开封城内的陈以勤突然下令所有河南新军放下武器投降，并且向整个河南军民发出了《告河南军民书》，说明自己投降的理由。
东南第五旅的立刻开进开封城，并且接管了陈以勤麾下的新军。
陈以勤的《告河南军民书》随着东南新军一起，第五旅几乎没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就占领了整个河南。
等得到消息的李成梁大惊失色，一边痛斥陈以勤是国贼，辜负了朝廷的圣恩，一边又命令山东的明军“伺机待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