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在很长一段岁月里，我几乎投入了全部的生命来实践我认可的某种真理。甚至，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写作《大漠祭》《猎原》和《白虎关》的二十年，也是我进行人格修炼和智慧求索的二十年。那二十年中，我是在禅修的间隙里写作的。许多时候，每天禅修四坐，每坐近三个小时。闭关期间，我甚至每日禅修二十个小时以上。
我曾修过八年的小乘禅定和十二年的密乘光明大手印，并得到了高僧大德的印证。
也许，要是没有这种人格历练和智慧修炼，我仅仅是个庸碌的凉州人。因为身边多知足常乐得过且过者。我的四周，充斥着猜拳喝酒和麻将的轰鸣。除了自省和重塑人格之外，我几乎看不到任何成功的助缘。
需要说明的是，后来我才发现，文坛既不像我期望的那样神圣，也不像“打碎”时的那样令人绝望。它还有一定的底线，更不乏我向往的光明。真的，我身处穷乡僻壤，却遇到了那么多的帮我的好人。我不认识评委，却获了那么多的奖。我一个西部的农家子弟，能有今天的成绩，便得益于那些我命运中的“贵人”。
借此机会，我向帮过我的所有“贵人”致敬！
04
我第三次打碎的，是宗教对我的桎梏。
关于我的宗教之旅，我曾在《白虎关》“后记”中写道：多年来，我一直进行在“朝圣”途中，而从不去管我经历过什么寺院。某年，我朝拜了五台山的几乎所有寺院，但我没记下一个名字。只记得，数十天里，我宁静地走在那“朝”的途中。当然，我心中的朝圣，不是去看哪座建筑或是地理风貌，而纯属于对一种精神的向往和敬畏。我所有的朝圣仅仅是在净化自己的灵魂，使自己融入一团磅礴的大气而消融了小我。
更多的时候，我的朝圣都选择偏僻而冷落的所在。因为只有当自己拒绝了喧嚣而融入宁静时，你才可能接近值得你敬畏的精神。我曾许多次接近朝圣的目的地，却选择了远望静思，而后转身。因为我朝的不是那几座建筑，或是那几尊佛像。不是。我在向往一种精神并净化自己，这也许是真正的朝圣。我心中的圣地，已不是哪个地域，而成为一种象征，成为命运中不可亵渎或碰撞的所在。它仅仅是我期待、遥望、向往的某种东西的载体。我生命中汹涌的激情就源自那里。
多年来，我研究了世上十多个有名的宗教，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蓍那教以及佛教的几乎所有流派。我甚至深入到了它们的支流和深层。我不仅仅是在研究，更是在实践印证。我的“行”与“学”，是想汲取一种能滋养人类灵魂的养分。宗教被制度化之后，已成为一种远离真理的教条化存在，都失去了其本有的精神，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枷锁和镣铐。当然，被制度化的文学同样如此。宗教的真正精神是追求绝对自由，即任何外现和存在都干预不了主体的独立、宁静和大自在，这才是真正的解脱。宗教被制度化后，却远离了这种精神。繁冗的教条使宗教变成了心灵枷锁，而世俗的欲求又使宗教成为另一种“买卖”。数以亿计的信仰者，其目的，仅仅是想用那点可怜的信仰铜板，换来金山般的福报。更可怕的是，制度化宗教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使“信仰”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贪婪“诱因”。我们知道，几乎所有能发酵的贪婪诱因，都是罪恶。因此，我在《我的灵魂依怙》一书中“题记”道：“真正的信仰是无条件的。它仅仅是对某种精神的敬畏和向往。信仰甚至不是谋求福报的手段。信仰本身就是目的。”
作家的创作自由亦然。当世上所有的制度、规矩、外现、存在，只能成为创作主体的养分，而不是枷锁和镣铐，也即所有外现干预不了创作主体的独立心灵时，自由才可能产生。自由是心灵独立后的产物，是“了无牵挂”后的本真显现。
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我仅仅是个信仰者，而从来不是——将来也不是——“教徒”。我仅仅是敬畏和向往一种精神，而从来不愿匍匐在“神”的脚下当“神奴”。我最不爱听消解了“智慧”主体而满口宗教词汇的那套话语。
当我用“行者加学者”的身份契入超越宗教名相的真正精神，达到一种难用言表的境界时，写作就成了我的信仰。在哲学的教条化、宗教的制度化、文学的功利化之后，我一直在寻找一种新的东西。它能汲取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营养，但又能超越母体。它抛弃宗教之制度化诟病，抛弃哲学之繁琐，文学之虚浮，成为一种能“直指人心”的东西。它简单，澄明，干净，质朴，超越名相，能春雨润物般为灵魂提供一种滋养。
有人说，这个时代，是一个众神缺席的时代，教徒们仍在顶礼膜拜，但被膜拜的神却不见了。
如上所说，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学习和实践之后，我终于进入了宗教的核心，却发现：那些制度化宗教也是滋生罪恶的温床。虽然宗教中洋溢着真理的光明，但同时充斥其中的，多是迷信的大众，更不乏罪恶的细胞。
在制度化宗教中，我也经历了诸多的莫名其妙：我曾用一个作家黄金买不来的几年生命写了两本书：《我的灵魂依》和《大手印实修心髓》（甘肃民族出版社）。它们很快被翻译成了英文。对它们，宗教文化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为贡唐仓大师撰写年谱的藏学家、原《甘南报》主编纪天材先生就说它们揭示了千年来佛教不曾明示的诸多奥秘，是佛教文化与时俱进的产物，必将在佛教文化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加拿大佛教学者孙万朋博士认为，那两本书对濒临灭绝的香巴噶举大手印文化进行了抢救、挖掘、整理和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文化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孙博士著文称：“香巴噶举历来以实践为主，不图虚名，历时千年传承至今，保存了最系统、最完整、最纯粹的大手印传承。雪漠既是受益者，也是传承链上的重要一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及西方文化都有很深的造诣。他吸收了人类诸多优秀文化的精髓，更经过了十几年如一日的修证实践，无论其‘教’和‘证’，以及其胸怀、其见地、其学养，都远远超越了传统的宗教实践者。”一些大德也对作者进行了肯定、印证和授权。许多读者更是爱逾性命，视若珍宝，还有人——如山东的古之草——为它写了上千篇文章。该书翻译为英文后，国外学者也专程前来西部，拜会作者，请教问题。
但同时，那些想靠宗教谋利者，对它们却视如毒蛇猛兽，高价收购，或埋入地下，或打成纸浆，或抛入大海，原因是书中有着跟他们的宗教观不一样的真理光芒——大手印见。而大手印是破除名相、反对迷信的真正的真理，肯定远离迷信和盲从。佛教是无神论，它一向反对迷信，提倡智信。而那些搞“精神控制”的邪教，恰恰是利用了人们的迷信心理，以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按佛教的“法印”来甄别，许多贴着“佛”的标签者，其实是附佛外道，他们盗取了佛的“名相”，贩卖的，却是邪教货色。
更有甚者，其诋毁和诽谤我作品的主要原因，竟然是因为它能让读者对作者生起大信心。这样，在他们眼中，雪漠便成了跟他们争夺“饭碗”的对手，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前者高价收购予以珍藏，后者高价收购予以销毁。结果，一本定价只有四十八元的初版书，竟被炒到五千元以上。
这一幕，跟《六祖坛经》中的某些内容惊人的相似，可见宗教中的许多陋习由来已久了。
同样的滑稽，也反映在对我涂鸦“墨迹”——我从不曾自称“书法”的态度上，爱者不远千里来求，求到后视为珍宝；恨者却百般贬损，恨雪漠墨迹，如恨仇寇，仿佛焚而扬灰，也不足以泄其大愤。在成都深圳等地，更有召集会议、进行洗脑、号召群体声讨者，不乏焚书坑字等诸多滑稽，叫我不禁莞尔。不曾想，这样誉者誉，毁者毁，热闹非凡之后，我的涂鸦“墨迹”竟也被炒成了抢手“墨宝”，一广州朋友甚至要耗以重金，要买断我“大手印”墨迹的专营权。我问其缘由，他说，某个有所谓“天眼”的识者称，那些拙朴的字有“光”，有种“开过光”的灵气和神韵。他还说，有“光”的东西，能承载一种善美的人文信息，能给人带来安详、清凉和吉祥。但是，因为他的“买断”，是用于包装后的经营，也剥夺了我赠与有缘的权利，我只好拒绝了。
对那“开光”之说，我只是淡淡一笑。我一向反感这些神神道道的东西。我从来不认为那心外的神异，会比拙朴的“真心”更重要。但一位窥得宗教精髓的僧友却笑道：那些道人念咒呀画符呀，不也是为了寻找“真心”吗？得到真心之后，一点朱砂妙笔，便与造化相应。那书符的秘密，便是如此，至于那歪里邪里的红黑墨迹，并不重要。
这一切，都成了《西夏咒》的营养。琼、阿甲和雪羽儿的命运，便反映了我的追求和遭遇。
不过，任何宗教都有光明，有光明必有阴影。光明和阴影总是密不可分的。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同样发生在有信仰的人群中。一些大德也顶住了诸多压力，印证我的大手印证悟。
在我契入了光明大手印后，用了十二年时间的保任，才将那智慧变成了生命中须臾不离的光明。这时，我开始了对宗教的反思。大手印远离迷信和愚痴，而崇尚证悟者的主体性。当制度化宗教舞着“精神控制”、“宗教恐怖”等诸多武器向我席卷而来的时候，我便毫不犹豫地打碎了它。从此，我打碎了所有宗教名相的束缚，只汲取其有益的滋养和光明。
当某一种东西不会成为营养而可能成为枷锁时，要毫不犹豫地将它扫出心去。
这，才是真正的大手印精神。
05
明眼人可以看出，我的所有作品，都得益于大手印文化对我的滋养。
《西夏咒》更是这样。
“大手印”是人类文明中最炫目的智慧之一，其梵文音译为“马哈木卓”，它的源头是辉煌的古印度文明。它来自“西天”印度，扎根于中国西部，是中印文明相融合结出的智慧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