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韩天成吃起这粗茶淡饭來津津有味。他的胃口甚至不亚于我。
那天晚些时候，服侍他睡下后，我说了句洋味十足的话。我说：祝首长晚安。刚要抬腿出去，他却叫住我说：起子，你一來，我才觉着7号楼像个真正的家了。以后咱俩就是不折不扣的一家人，你干脆叫我成子哥吧！
我吓了一跳。我的辈份在韩家洼的韩姓人里，算是高的，正所谓萝卜不大，长在了背（辈）上。虽说在我们家乡，同姓人之间特讲究辈份，有时不问年纪，只讲辈份，但这是在部队。况且我家和他家除了都姓韩外，沒别的亲情和交情，如果在老家，按辈份叫他哥倒也罢了。可在这个地方，打死我我也不敢直呼他哥。于是我十分难为情地说：首长这可使不得。他挥了挥手：咱俩本來就是一个辈份上的，有啥不可。这里我说了算！说完，他发出了宏亮的笑声，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开怀大笑，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无法把这种铜钟质的笑声和面前这个干枯的老人联系起來。
不管他怎么说，我打定主意，还是称他首长。我早已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士兵了，当然知道在部队，上下级关系比什么都重要。令我稍感意外的是，以后我沒按他的要求称呼他，一次也沒有，他也沒再提及这事。
夜里，起了风，不远处凤凰山上的树木在大风的作用下，发出大海般的涛声。我觉得置身其间的这座小楼仿佛是行进在茫茫波涛中的夜行船，无依无靠，前路缈缈。这个想法使我感到些许的恐惧。明亮的月光透过窗子照射进來，给我带來片刻的宁静。我怎么也睡不着。韩天成偶尔发出的干咳声穿过客厅，传到我的耳边，我想到了世事的变迁和不可预知。现在，我鬼使神差地和这个行将就木的老人走到了一起，开始在同一个时空里生活，而他的故事却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了。
三
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里那两间青砖到顶的瓦房还沒有拆除。两间房子虽然很老旧了，但照样结实耐用，冬暖夏凉。这样的房子相挨着有一大片，当然里面住着别的人家。我爷爷告诉我，这些宅子原都是老财主韩昭亮的，土改时分给了众人。
韩昭亮就是韩天成的父亲。
据说韩昭亮有一个祖上曾在外地做过县令，县令告老还乡后用攒下的银钱盖房置地，一下子成了方圆几十里内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家业传到韩昭亮手上，虽然赶上军阀混战，天灾**，民不聊生，家道不免有些败落，但韩家洼的土地仍有三分之二是他家的。韩昭亮靠他的精细和刻薄小心翼翼守护着祖传的基业，并伺机扩张。遗憾的是他沒有赶上一个好时代。
韩天成是他惟一的儿子，也是他惟一的指望。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记得，韩天成在他父亲四十一岁那年來到人世时，村里比过年过节都热闹。平素极其吝啬刻薄的韩大财主简直豁出去了，豪迈地命人打开粮仓起出银元，在家里和门外大街上张灯结彩，从厨房里抬出整筐整筐热气腾腾的白面馍馍任由人吃，还花重金从沂水城请來戏班子大唱三天。事隔半个多世纪之后，村里那些上了年纪的人讲起此事，还津津乐道，口沫乱飞，仿佛事情就发生在昨天，吃进肚里的白面馍馍还沒有消化掉，余味犹存呢。
后來我和韩天成熟稔、和谐得像一家人了，我忍不住就把这个传说讲给他听。他唔了一声，随即陷入沉思，良久无语。那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相当糟糕，说不行就不行。我知道他的思绪回到了过去的岁月。当一个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人，听别人讲述他初临人世的情景时，他的心中一定是既感到温馨又感到残酷，波澜起伏，感慨万端。就仿佛他站在此岸遥望彼岸，彼岸是他无意中远离的，但再想回去已不可能。一个人的诞生和消失其实代表了这个世界的两极。末了，他说：从人情的角度看，我不是父母亲的好儿子；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我的路沒有走错。
韩天成满地乱跑的时候，他的父亲专门为他雇了个长工，寸步不离跟随着他，生怕有个闪失。他穿戴着华丽的衣帽，白白胖胖，双目生辉，那样子就像下凡到人间的金童。他走到哪里，哪里就变得亮闪闪的。稍稍懂事后，他父亲又为他请了个私塾先生教他识字。后來再送他到沂水城里的国立中学读书。他父亲把他以后要走的路都想好了，谁也沒有想到，他后來走的却是另外一条路，一条与最初的设想相差十万八千里的路。
如果不是由于战争和世事的剧烈变迁，也许他会走那条似乎是前定的老路，就像他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那样，守着土地、牲口和那一大片青砖到底的瓦房，做着传宗接代光大家业的梦境，在韩家洼终其一生。很多人都会这么认为。事实上即便沒有战争和剧烈的社会动荡，他也不一定就像他的先人那样过一辈子。任何一个志存高远的人都不会甘心在闭塞的韩家洼守一辈子。山还是那些山，地还是那些地，几千年几万年不变，有什么好守的呢？
在他人生的紧要关口，有一个因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因素就是书本的力量。
一次，他从城里回到乡下，他的父亲领着他到村外的大田里转悠。韩家洼上好的土地大都是他家的，由别人租种着。他的父亲有理由为之自豪。但他的父亲并不满足，他父亲幻想着把自家的土地再扩大一倍乃至更多，让九泉之下的祖宗先人睡得更安稳，让九泉之上的子孙后代过得更滋润。一路上，父亲喋喋不休地讲着他未來的打算，他却皱皱眉头说，咱们家的地太多而别人家的地太少了，老是这样，要出乱子的。他父亲愣了一下，仿佛不认识似的望着儿子。他又说，我觉得这样的局面不会太久了，爹爹，如果你想过得安稳，就把土地匀一些给别人。
韩昭亮无言以对，并且心生不快，脸子立马拉了下來。老财主觉得儿子的话是屁话，是鬼话，祖宗遗下的基业是他的**，他一棵草都不舍得扔掉，混账小子却劝他把油汪汪的土地分给别人，这简直是要老子的命！他的父亲气哼哼地走开了，他的眉头也皱得更紧了。
人们后來回忆，叛逆的种子其实在他父亲送他到城里读书时就埋下了。
乱世年代的学堂，是孳生叛逆的温床。他正是在那里，偷偷接受了当时最先进的思想和主义。那时上得起洋学堂的，大都是富人家的子弟，战争和革命改变了他们。这些有文化的人加入到沒有文化的农民子弟中间，和一无所有的穷人相比，他们的脱胎换骨更是撕心裂肺，來得不易。
1936年春天，他不辞而别投奔队伍后，老财主韩昭亮哀哀地哭过一阵，像突然明白了什么似的，挥起双手两面开弓，使劲扇自己嘴巴，边扇边说，都怪我，都怪我，不该让小崽子进城读书呀，书本是祸害呀！不久，他的本來就孱弱多病的母亲受不了这个打击撒手归天，老财主跪在老婆坟前，把自己的脸颊扇得血乎乎的，然后仰天长啸道，书本是祸害呀，不但害了小崽子，把他娘都害死了。以后每当提起这事，老财主就不停地重复这几句话。一直到1946年土改时，前方传來消息，他的宝贝儿子不但沒丢性命而且还当了个什么官之后，他才改了口。他喃喃地说，难道俺当初供他读书是对的？是的，书本是福不是祸。他见人就讲，是他执意送儿子读书的，儿子读了很多书，才明白了道理，走上了正路。他还劝众人，宁肯不盖房子不置地，也要舍得花钱供小崽子们读书。
村子里确实有人信了老财主的话，或者把韩家父子的经历当作典范，不遗余力地供孩子读书。可惜的是，解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读书人再也沒有那么好的运气了。村里有个叫韩三根的老汉，听了韩昭亮的话，千辛万苦供儿子上了师范，毕业后分到镇上中学当老师，但那个倒霉蛋只领了一个月的工资，就被打成了右派，不久他就在地区五七干校的一棵枣树上吊颈自杀。痛不欲生的韩三根老汉想找韩昭亮算账，但那时韩昭亮坟头上的野茅草已经青青黄黄变换了好几茬。他來到狗地主的孤坟前，怒气冲冲撒了一泡尿，这笔账就算勾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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