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在《边城》的题记中一开头就这样说：
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我从不讳言这点感情。我生长于作品中所写到的那类小乡城，我的祖父、父亲，以及兄弟，全列身军籍；死去的莫不在职务上死去，不死的也必然的将在职务上终其一生。就我所接触的世界一面，来叙述他们的爱憎与哀乐，即或这枝笔如何笨拙，或尚不至于离题太远。因为他们是正直的、诚实的，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面又极其平凡，性情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我动手写他们时，为了使其更有人性，更近人情，自然便老老实实地写下去。……
1902年出生于中国湘西农家的沈从文，正如他自己所说，也是个兵士出身，但是他并没有像他其他的家人一样，以军职终其身。他在从事写作生涯以前，是在湖南地方的队伍里当过小兵。关于他从事写作的过程、背景和影响，夏志清先生在他的英文著作《近代中国小说史》中，有一章专论沈从文的，谈到这些，略译于后：
沈从文是在二十岁那年，才生起到北京求学的野心，在那以前他可说完全没有接触过中国受西方文明影响的一面。他是1902年生于湖南西部和四川贵州交界处的一个小城内，身世属于官宦人家。他的祖父在贵州做过官，他的父亲一辈也都在军队服过务。他幼年时期曾跟随父亲在北京住过，家庭的管教似乎不太严厉，他经常逃学，到野外欣赏大自然的奇景或是到街上观看市井万象。他在自传中曾说：“我整天游荡在山野上和果园里，看着、听着、闻着。……”
他十三岁时曾依照家庭传统被送进一个军事学校，在那里他没有学到多少军事学识，倒是对于中国旧小说中那些使枪玩刀的军爷发生了兴趣。两年之后他被派到军营服务，在十六个月中，他曾目睹过七百次斩头极刑，调动过很多地方。更以后，他做过机关的书记，做过收税员，也在报馆中做过事。
在这一段陆上水上不停调动的时期，他遇到过各式各样的人，有官员，有盗匪，有娼妓，有船夫。这些人物后来都出现在他的小说中。这一时期的生活对于他后来的写作生涯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供给了他丰富的复杂的人生经验；但更重要的是建立了他对事实和历史的观念。
沈从文在他流浪生活中，倒也不是没享受到幸运和益友，帮助他建立起从事文学的野心。一套林纾翻译的文言小说，使他产生了无数类似的想象，几份偶然看到的上海报纸更使他眼界大开，知道还有个他一无所知的新中国。当他在1922年到了北京之后，他交结了些作家朋友，他们才把五四运动后的新书报刊介绍给他。本来在军中的时候他就练过书法，并且靠一部《辞源》的帮助，读过不少古文旧诗，但接触新思想新文学这却是初次。当初他想到北京求学，曾考虑了四天之久，才对他的东主辞职，想不到那位主人很嘉许他的志向，还给了他经济的援助。这位出众而多产的现代中国作家，就这样开始了他的笔墨生涯直到1949年。
沈从文在北京努力奋斗了两年之后，开始为人注意，终于得到英美派文人胡适、徐志摩、陈源等的赏识，自1924年后经常在他们的刊物《北京晨报·副刊》、《现代评论》、《新月杂志》上面发表作品。表面上看来这些受过西方教育的学人教授和这位连一句英文都不会说的年轻乡下人之间，实在找不出相同之处，其实他们是有着智慧上的亲和的。当“左派”谬论猖獗，新月派的学人出来卫护文学立场的时候，沈从文立刻成了其中重要的一员，因为这些学人教授虽然有渊博的理论，华美的诗才，但在小说创作方面，他们圈内除了一位凌叔华，再无人能和创造社那些人竞争的。同时他们看重沈从文的不仅是写作能力，还有他那中国本位的写实主义，他们认为这正可纠正当时的过激论调。事实证明了他们眼光的确不错，后来胡适越来越热中历史和政治，徐志摩在飞机失事中遭遇了不幸，陈源是多多少少地退出了文坛，最后，沈从文竟成了唯一的重要的榜样，表现着艺术上的冷静健全和智慧上的正直不屈。
沈从文这位刻苦自修的作家，从来没想到文学批评的任务会落到他的身上。他写过种种不同风格的小说。“左派”的人最初看到他那古怪的固执、隐晦的意识和逐渐形成的独特风格，仅斥之为多产的空想的无聊文人，到1934年他主编了《大公报·文学副刊》，”左派”的人开始把他视为右派活动的中心人物，以后便经常以他为嘲骂的对象，甚至说他是国民党御用文学的代表人物。这时的沈从文是以昂然不顾的轻蔑来对付那些攻击，他始终是以纯艺术家的姿态表示着自己坚定不移的信念。他的思想是多少有点道家色彩，常描写那些未受过文明洗礼的乡村野人，往往有着纯真的感情，满足的幸福以及惊人的智慧。
夏志清在上文中说沈从文的思想有着道家的色彩，他在同文中还引述了一段沈从文在小说《凤子》第十章中，以小说中的人物看了土人的宗教仪式以后，怎样不胜感动地向那酋长忏悔的自白。那自白大概的意思是说：酋长头一天还告诉这位参观者说，这里非有神不可，而参观者还有些怀疑，现在他完全明白了。他一向把自己视为寻求真理，拒绝迷信的现代人，从不关心僧侣庙宇，把他们看得和那些求神拜佛的善男信女一样的不屑一顾。他以哲学的观点，认为神这名词，虽然在历史上曾和人有密切关系，但已被现代文明贬毁，再不能存在了。在都市中，神成了欺骗的象征，只在认可人的愚蠢，掩饰人的残酷，增加人的丑。但是刚才他看了他们的仪式，他觉得神现在还像从前一样存在着，不过他的庄严华美，要在某种情况之下，才显得出来，这就是说，要有人类感情的烘托，要有田园环境的陪衬，神才能存在，才能使人类生活增加美感。所以他刚才所看到的，不只是对神谢恩祈福的仪式，实在是一出没法形容的完美伟大的戏剧，有诗有戏有音乐也有神的存在。声和色，光和影交织成了一出辉煌的野外戏，其中充满了神。
夏志清认为沈从文借着小说中人物的自白，实在也就是表白作者的宗教观，我们再节译夏氏的原文：
这段纯朴而充满智慧的话，作为一个现代作家的宗教观，和同时代的其他注重功利唯物主义的作家比起来，实在是个令人惊奇的对照。沈从文并非认定有位不可思议的神，他只是确信宗教的想象是极端重要，是使现代社会生活恢复完整的不二法门。在这方面，他和叶芝（Yeats）的意见非常接近，他们都认为在现代物质文明夹缝中，应该特别注重道德，建立一种和自然与上帝保持和谐韵律的秩序生活，使人类有动物的优美和骄傲，而不狡猾和贪婪。沈从文也像当时其他作家一样，绝对厌弃贵族生活的繁琐和，但他不同于他们的是同时也憎恶乌托邦的狭隘的白日梦，那种梦想如果一旦实现，就等于在人类生活中把上帝掩蔽起来。
他是以无上的虔诚把自己的信念寄托在古老中国尚未商业化更未现代化的村野僻地和封建制度上，在那有点龌龊甚至古怪的外表下，他常发觉出动人的忠贞和天赋的诚实汇成的生命源流。但他并非原始主义者，更不是感伤主义者，妄想提供些古老地区的迷人情调，来抵抗现代化的倾向。他那些形形色色的小说，虽然有的可称为田园派，其实他的出发点都是由于对现代化的觉醒，他有一个坚强的观念，认为如果不把某些传统情况择善固执，中国（甚而至于全世界）将变得越来越残忍野蛮。所以沈从文的田园作风实在是道德观念，他和华兹华斯（Wordsworth），叶芝，福克纳（Faulkner）等一样，是在对现代人发出紧急的呼吁。
沈从文从事写作生涯以后，可说是一个纯纯粹粹的作家，他的作品，无论小说，无论散文，大半是描写士兵的生活、乡土的风俗，以及农村中儿女的纯真的爱情故事，篇篇都充满了他那家乡湘西的浓厚的乡土气息。他的作品，长篇小说有《边城》、《神巫之爱》、《长河》等；短篇小说集有《阿金》、《黑夜》、《春》、《春灯集》、《黑凤集》、《月下小景》等；其他还有《湘西散记》、《从文自传》、《废邮存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