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初平三年至兴平二年（192-195年），关中地区的政治形势发生了一系列剧变。劫持天子、独霸中央的枭雄董卓被司徒王允、尚书仆射士孙瑞与自己的亲信吕布合谋刺死，但因王允没能妥善处理、区别对待董卓的部属，杀戮过重，激起了李傕、郭汜等董卓旧部的举兵叛乱。最终王允兵败被杀，吕布出逃山东。后来，李傕、郭汜之间也出现利益冲突，导致兵戎相见，而献帝和中央官吏作为权力的象征，被这些军阀们争来抢去，竟然出现了“彼劫天子，我劫公卿”的闹剧，皇权威信荡然无存，生灵涂炭，田地荒芜。
兴平二年十月，汉献帝在杨奉等人的护卫下逃至曹阳地区，其后李傕率军穷追不舍。献帝的到来可谓是为山东各地方势力提供了一个攫取政治资本的最佳机遇。当时，山东诸侯中以袁绍和曹操最为强大，而此两者对于献帝的态度也就决定了日后中原政治格局的走势。
作为袁绍的首席谋士，沮授再次提醒袁绍把献帝这张政治王牌抢到手，建议道：“将军生于宰辅世家，以忠义匡济天下。如今汉帝流离失所，宗庙受到毁坏。而州郡牧守以兴义兵为名，行兼并之实，无一人拥戴天子、抚宁百姓。现将军已经粗定州城，正应该早迎大驾。在邺城建都，挟天子以令诸侯，蓄兵马以讨不臣。天下将无人敢与争锋！”沮授的意见遭到了郭图、淳于琼的反对，他们说：“汉室衰微已久，难以重新振兴。况且目前英雄各据州郡，士众动以万计，正是‘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之时。如果我们把天子迎到自己身边，那么动不动都得上表请示。服从命令就失去权力，不服从就有抗拒诏命的罪名，故而并非上策。”袁绍举棋不定，沮授又劝告道：“迎献帝之事不仅符合道义，而且符合我方当前的政治需要。如果不先下手，一定会有人抢在前头。”沮授的建议非常中肯，其言外之意：献帝这张政治王牌自己可以用或不用，但绝不应该落到对手手中，成为制约己方的工具。然而，袁绍可能出于某些个人原因（袁绍一度不承认献帝的合法性、曾想另立刘虞为帝，没能成功），最后没有采纳沮授的建议，以致失去了一个极好的政治机遇。
同时，曹操也在为迎驾之事征求谋士们的意见。根据《三国志?荀彧传》记载，荀彧非常支持曹操的迎驾设想，并鼓励道：“昔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自天子播越，将军首唱义兵，徒以山东扰乱，未能远赴关右，然犹分遣将帅，蒙险通使，虽御难于外，乃心无不在王室，是将军医天下之素志也。今车驾旋轸，义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旧而增哀。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虽有逆节，必不能为累，明矣。韩暹、杨奉其敢为害！若不时定，四方生心，后虽虑之，无及。”这段话充分言明了迎驾的意义、价值和急迫性。程昱等人也赞同荀彧的建议。曹操当机立断，决心迎驾。
兴平二年（195年），汉献帝东归，到达安邑。曹操派遣曹洪将兵西迎，但受到卫将军董承与袁术将苌奴拒险阻挠，没能成功。建安元年（196年），汉献帝到达洛阳，韩暹、杨奉、董承等人不和，相互争权。董昭假做了一封曹操的书信拉拢杨奉，杨奉非常高兴，劝诸将共同上表封曹操为镇东将军，董昭升为符节令。不久，曹操亲自率兵勤王，到洛阳朝见献帝，见局势复杂且不易掌控，只得向董昭问计。《三国志?董昭传》记录了这个著名的“曹董问对”，董昭向曹操建议：“将军兴义兵以诛*，入朝天子，辅翼王室，此五伯之功也。此下诸将，人殊意异，未必服从，今留匡弼，事势不便，惟有移驾幸许耳。然朝廷播越，新还旧京，远近跂望，冀一朝获安。今复徙驾，不厌众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愿将军算其多者。”曹操依计借口洛阳残破不堪，粮食奇缺，把汉献帝转移到许昌，在许昌建立新都城，从而把献帝牢牢掌控在自己的手中。杨奉等人不满，出兵阻拦，曹军早有准备，一举将其击败。杨奉只得南逃，投靠扬州的袁术，也就不成气候了。
当初，曹操在兖州危机之后，总结了以往的教训，对自己执政和治军的策略进行了调整，改变了自身轻视名士的态度，采用了一些先秦法家的治国理念，整顿吏治、鼓励军功，约束军士、严明军纪；同时广泛征求部署的建议。谋士毛玠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影响的建议，他认为：“今天下分裂，天子迁移他方，臣民流离失所、放弃本业。国家严重缺少粮食储备，这样的局面实在难以持久。现在袁绍和刘表，虽然百姓众多，军队强大，但他们都没有谋划远大事业的考虑，也没有树立根基、确立基础的打算。打仗作战，正义的军队一定能够取胜，保持地位凭借的是财力和物力。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发展农业生产，积储军用物资，这样霸业与王道才可以成功。”曹操对于毛玠的建议深以为然，但迫于连年战事的压力，一时间没能大规模开展。在迎献帝成功之后，为了满足中央政府运作的日常开支，更好地蓄力发动下一轮大规模的兼并战争，曹操想到了当年毛玠的建议，在枣祗、韩浩等的提议下，曹操就任命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召募百姓在许都周围屯田，收获稻谷百万斛。曹操深感欣慰，并总结道：“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于是，在郡国都设置了屯田官，几年内凡有田官的地区都积贮了粮食，府库充盈。此后，曹操率军征伐四方，基本上无运粮之劳，为其日后兼灭群雄、克平天下，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
实际上，我们不难看出，曹操所采取的“整顿吏治、鼓励军功，约束军士、严明军纪，推广屯田、广积潦草”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战国时期秦国的“耕战”制度。那么秦国的耕战制度又是什么呢？秦国的“耕战国策”起初由法家名士商鞅建立，并经历代不断完善而成，是一种军政合一的新型国家战时法律体系，其高明之处在于紧紧抓住了封建国家的两大主题，对内促进农耕，以农为本发展生产；对外发动战争，以战养战拓土开疆。没有强大的农耕，没有充足的军粮作为保证，国家的军事实力是虚浮的，取得一两场战争的胜利是可能的，但要想长期称雄于诸侯是绝对不够的，更不用说统一华夏了。众所周知，军队的战斗力与士兵的积极性是密不可分，新法彻底打破了传统力量的束缚，在秦国建立了一套完成的军事激励体制，使战功成为维系家族荣耀和提高社会地位的唯一途径，最大限度地调动了秦人的作战积极性。而连接“耕”与“战”的纽带就是强大而稳固的法制体系，这就充分地保证了社会的公平。当时，秦人若想在国内取得好的社会地位、赢得世人尊重，只有两个事情可做，一是从军为伍，二是投身农业生产，如此就使得国内最优秀的人才均集中于军、农两个领域，致使秦国核心力量得到最直接的发展，综合国力飞速提升。因此，商鞅变法十年，彻底改变了秦国几十年被动挨打的面貌，使秦国迅速崛起于华夏之西陲，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强国。曹操确实是一个善于学习、谙熟历史的人物，其正是灵活运用了秦国“耕战”的图霸思路，使得自身的综合实力有了根本性的提升。
至此，曹操集团拥有了献帝和中央政权这张政治上的王牌，建立了屯田制与相关鼓励农耕的法律制度，加上其一贯贯彻的“为才是用、鼓励战功”用人原则与机制，形成了一个当时最为完备的军政体制，羽翼日趋丰满，其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与如日中天的河北袁绍集团不相上下。此后，曹操动辄以王命征讨不臣，兴义兵以诛残虐，形成“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局面，取得了政治上的绝对优势，并以此广招天下贤能猛士，不断蚕食周边势力，进一步发展和壮大了自身的实力。建安二年（197年）春，袁术在寿春（今安徽寿县）称帝，曹操即以“奉天子以令不臣”为名，进讨袁术并将其消灭。接着又消灭了徐州吕布一党，同时利用张扬部内讧的机会取得了张治下的河内郡。正如孔明先生在《隆中对》中所言：“今操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自此，曹操势力西达关中，东到兖、豫、徐州，控制了黄河以南，淮、汉以北大部分地区，为其日后统一北方作战奠定了坚实的根基。虽然《三国演义》中曾多次渲染曹操的残暴不仁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行径，但是我们断不能否认其控制的许昌政权是当时最为完备、政治最为清明的地方割据力量。此外，曹操的成功再次印证了人们“揣摩古代历史、体会前人经验、并且活学活用”的现实价值，也为那些平日里妄自尊大，自认为“老子天下第一”的人敲响了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