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蒋介石上台到抗战爆发的十年中，蒋介石在宋子文、孔祥熙的主导下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有所成就，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主要表现为：缺少基础设施，能源、通信、工作母机、重工、化工、机械、汽车、飞机、机车、造船等主要工业部门几乎是空白；引进技术不注意消化吸收，买进的汽车、飞机、军舰、坦克到1949年时依然全是舶来品。可以肯定的是，这期间中国经济开始走上了缓慢的发展道路，如果没有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经济将会取得一定的成就，缩小与发达国家的距离。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了起步不久的中国经济，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3．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形成
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全面抗战爆发，蒋介石通过各种政策和措施，建立了以蒋、宋、孔、陈为首的官僚资本集团，这个官僚资本集团是直接利用国家政权的势力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除了一部分为个人所有外，大部分以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出现，这一官僚资本集团成为蒋介石政权的经济基础，但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1927年以前，四大家族并没有多少财产，蒋介石与陈果夫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当过经纪人，宋子文在上海做过股票生意，孔祥熙在山西、天津开过裕华银号和祥记公司。这些人除孔家原是山西的土财主，拥有一些资财外，其他的资本实力并非十分雄厚。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成为党政军首脑，宋子文和孔祥熙轮流担任财政部长、行政院长，陈果夫、陈立夫交替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控制党务，他们开始逐步积累起巨额财富，发展官僚资本。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集团的形成，是从控制金融事业开始的。为贯彻蒋介石的政治理念和施政纲领，宋子文、孔祥熙等经济决策者的主要决策就是建立由四大家族控制的全国银行系统。
1928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在上海成立了中央银行，这是南京国民政府名副其实的中央银行，以金融公债2000万元做资本，并以中央政府名义授予该行以经理国库、发行钞票、经募内外债等各项特权，由宋子文、孔祥熙先后担任中央银行总裁。此后，宋、孔便以此为基础，逐步实现了对全国金融业的垄断。
宋子文首先是看准原来北洋政府的两大金融支柱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先是强行命令二行由北平迁往上海，然后又强行加入交通银行200万元，取得了一定的股权。到1928年10月26日和11月26日，分别公布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条例，规定中国银行以经理汇兑国际货币为主要业务，并有权发行兑换券和钞票、经营存放及协助进出口等。交通银行则负责建设、工商贷款及一般业务，这样就把两行纳入南京政府的金融体系。直到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共发行1亿元金融公债，其中2500万作为官股加入中国银行，官股超出私股500万元，中国银行就被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集团所有，宋子文当上中国银行董事长。同时，宋子文和蒋介石又拨出1000万元作为官股加入交通银行，官股占55％，交通银行也落入南京国民政府手中。
在四大家族中，陈氏兄弟控制的银行是中国农民银行。该行始建于1928年7月，在陈果夫的支持下，由江、浙两省政府先后创办，1935年，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负责对农村输出中、短期贷款。在南京政府的金融体系中，宋子文还特设两个金融机构，即“邮政储金汇业局”和“中央信托局”。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和邮储局、信托局，简称为“四行二局”，成为官僚资本的六大支柱金融机构。
蒋介石十分欣赏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等人的行为，对他们能够在短期内迅速建立起颇具规模的官僚资本感到分外满意，这为他的政治、军事行动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经济来源。
四大家族进而控制一批具有相当实力的私营银行，例如改组兼并了新华信托银行、江浙财川的中国通商银行、四明银行及中国实业银行。
四大家族兴起的另外一个渠道就是通过发行公债、举借外债、垄断军火贸易兼并民族资本等方式建立起了庞大的官僚资本集团。
发行公债是宋子文建立官僚资本、积累军费的重要手段之一。从1927年到1934年间，南京政府共发行公债14．61亿，7年问的发行量达两年的政府财政净收入。公债主要用于支付内战军费，而四大家族如此热心发行内债，则是因为能带来巨额利润。因承销公债而得利的主要是银行，而中、中、交、农四行又是承销公债的垄断者。按照惯例，承销公债的折扣是五六折，还本付息时则按票面全额计算，因此除去手续费、劳务费等支出，承销者能获纯利三成到四成之间。7年间的内债，南京政府实得8．09亿元，以四行为主的承销者获利达6．52亿元，如果加上票面利息，数字更为惊人。借外债和借内债一样成为蒋介石、宋子文等建立官僚资本的重要手段。如美国在1931年至1933年问，便以各种名义向南京国民政府贷款近1亿美元。美援数目不算大，可对当时急需解燃眉之急、釜底等薪的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来说其重要性可想而知。
蒋介石不间断的军事行动，需要大量军费，军费中相当一部分用来向外国购买武器，当时购买军火是中国外贸中最大的经济活动。1930年到1934年间，平均每年输入军火达2100万美元。其中在1931年春，孔祥熙出使欧美，一次向德国购买军火便达2500万美元；在1936年间，向美国赖特公司购买飞机120架及相应零部件和设备。按照国际军火市场的惯例，经营武器的回扣和佣金很高。南京国民政府的对外军火贸易理所当然由四大家族，特别是宋子文、孔祥熙负责，这项巨额佣金当然也就落入官僚资本家手中，成为壮大四大家族的一个重要来源。
吞并民族资本也是四大家族建立官僚资本的主要途径之一。南京国民政府官营企业的建立，主要有以下几种手段，把北洋军阀的官营企业和地方上大型企业中的“官股”照单全收；当企业无力偿还四大家族控制的各家银行债务时，官方则出面接管该企业；向效益好的企业强行加人“官股”，照单全收；利用国家权力对有关企业的经营方式、原材料供应、产品销路强加干涉，以达到控制该企业的目的。截至1935年，国民党的官营企业，已从一无所有发展到占全国企业的10％以上。
官僚资本就是通过以上手段建立起来的，到抗战时期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垄断资本，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三、全新的中国外交政策
1．上台前后的外交努力
中国近代以来每届中央政权的存在、发展和政治演进都受到对外关系的极大制约，晚清以来的历代政府无不在对外政策上颇费周章。蒋介石在建立南京政府之后，其外交政策较以前几届统治者有了很大的不同。中国自李鸿章主政晚清外交以来，外交政策上多倾向于俄国，间杂对日本的仰仗，而蒋介石上台之后，则从原来的亲俄远日转为亲英美的外交政策，这其中既有国内政治斗争的影响，也有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基本可以分为建立初期，以及对日斗争的“苦撑待变”时期，围绕着国际、国内斗争的需要，南京国民政府开展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
伴随着国民革命的胜利推进，帝国主义预感到自己的在华权益受到威胁，它们采取各种手段，恫吓、讹诈、收买拉拢、分化瓦解，直至武装干涉中国革命。1926年9月，英国制造了炮轰万县的惨案，公然宣称要对中国内政进行干涉。1927年初，中国人民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后，英国政府感到其在华“主动权”确已动摇，外相张伯伦在议会中声称：英国不准备被挤出中国。因此，英国对中国革命干涉的越来越强烈。
美国也不甘落后，1927年初，美驻华公使马慕瑞呼吁各帝国主义国家：如果现在采取果断行动，尚能使中国不变为反对包含美国在内的西方列强敌对的苏俄代理人。很显然，美国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但此时不管是英国还是美国都没有认识到蒋介石的影响力。
在各帝国主义国家与蒋介石的接触中，日本比较早。日本当时处于经济萧条之中，币原内阁决心扭转日本经济困境，因此标榜“国际协调外交”，在对华政策上尽可能避免采取高压政策。币原外交追求的依然是实现既定的大陆政策，只不过因国内形势所迫，而不得不有所收敛。币原所以反对高压而主张分化策略，主要是他掌握了革命营垒内部报告：在南昌的蒋介石与武汉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为此，日本为确保其在上海、长江流域以及华北的特权免受革命冲击，决定拉拢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