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益严重的外患
1．南京，听到了沈阳的枪声
自晚清以来，中国历届政府迭受列强的欺凌，蒋介石政权当然也不例外，处于列强环视之下，尤其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便以灭亡中国为其国策。
为达到吞并满蒙之目的，日军不断加强制造占领中国东北的舆论，强调“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叫嚣武力解决满蒙问题。频繁变革人事，1931年8月，本庄繁就任关东军司令官，由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人在日本东京军部中央机关组织了发动“事变”的秘密班子，筹集发动事变的经费。负责爆炸柳条湖铁路的河本末尔中尉等得到了6万元，土肥原贤二获得了两万元，充作发动事变的活动经费。
九一八事变前，驻扎中国东北的日军总兵力约1．05万余人，由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统率。中国方面，九一八事变之前，有步兵33个旅，骑兵10个旅，炮兵9个团，共计兵力26．8万人，此外还有飞机282架，较之日本驻东北的兵力有绝对的优势。
1931年9月18日的沈阳，天气异常晴朗，一派祥和平静之势，而对于驻东北的日本关东军而言，则处于事变最后的准备阶段。这天上午，负责爆破柳条湖段铁路的河本末尔、野田耕夫、田村正三等人进行了最后的军装战备检查，炸轨时间定于当天晚上10时30分，打算炸翻由长春南下至10时40分到达沈阳的火车，同时，由川岛本率领的105名日军部队向文官屯南方向出动，至柳条湖爆破点约3公里的地方待命。
当天晚上10时20分左右，河本末尔率领关东军所属独立守备队驻柳条湖分遣队的七八个人，在东北军的军营北大营约六七百米的柳条湖引爆了预先安放在铁轨下的炸药，只听得惊天动地的一声爆炸巨响，一段30多英时的铁轨和几块枕木顿时变成碎块直冲上天。令日军震惊的是，在铁轨被炸坏之后，南下的列车居然跳跃着摇摇晃晃地通过了，这可能是因为那段铁路是笔直的下坡路的缘故，不管怎么说，这还是让隐蔽在铁路附近的河本等人长出了一口气，毕竟自己的任务完成了。
按照原定计划，炸毁柳条湖铁路之后，河本末尔立即率队直奔东北军驻地的北大营，与之协同的是3公里开外的川岛小分队。与此同时，河本还向日军驻沈阳的特务机关及日本铁路守备队岛本大队诬告中队突然炸毁铁路，并向日军攻击。心领神会的岛本立即命令驻沈阳的小野中队、驻高桥的第四中队以及驻旅顺的川上第二中队迅速向柳条湖方向集结。也正是这个时候，川岛已率领所属日军部队向北大营的中国驻军开炮射击了，大约10时40分，驻东北的日本步兵第二十九联队也开始向沈阳城攻击，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河本末守率部直奔北大营，不久这群虎狼之师便嗥叫着杀进了大本营，而第二十九步兵联队已经向奉天城内的中队发动进攻之后，才向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报告，此时已是11时40分，距柳条湖铁轨被炸已是1个多小时，而在这个时候，东北军的北大营的东北角已被日军占领，沈阳城已为日军围困。
本庄繁接到来电之后，先是拒绝了石原提出的全面进攻沈阳的主张，只同意驻沈阳的日军部队集结在沈阳。而石原则以关东军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的资格，一再强求发动全面进攻，并且说服了参谋长三宅以及其他几位参谋及高级幕僚，在这种情况下，本庄繁沉思片刻后说：“由本职负责，干吧！”就这样，全面进攻的命令下达了，迈出了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一步。接到命令的驻辽阳的日军师团开始进攻沈阳，独立旅进攻凤凰城，第六中队进攻鞍山，第三骑兵旅进攻长春，驻旅顺的炮兵团也随即向沈阳进发。
驻守沈阳北大营的是东北军独立步兵第七旅，也是东北军驻守沈阳的惟一的一支正规部队。由于指挥将领作战目标不明确，以至在日军逼近时，该旅官兵竟然不知所措，旅参谋长请示时任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致时得到的指示居然是不准抵抗，不准动，要大家把枪放回库房，等着死，要七旅的官兵杀身成仁，为国牺牲，并一再声明，这是命令。19日凌晨2点左右，日军突破营地，开始残酷的大屠杀，而在此过程中只有少数官兵违背了“不抵抗”的命令，夺取了一些枪支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大队士兵撤退，而其他原地待命的士兵，要么是被日军活活刺死在床上，要么是在奔走中为日军枪杀。凌晨5时30分，日军占领了北大营。在这次战斗中，日军死两名，伤22名，而中队死320多人，伤20余人，军队营房为日军悉数烧毁。
在河本率部进攻北大营的同时，步兵二十九联队也在联队长平田幸弘大佐的指挥下，自沈阳城东大营方向发起攻击。而此时，聚集在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公馆里的官员们还在纷争不休。时任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局长的黄显声曾在形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向张学良作了详细汇报，在得到张学良的默许后，立即着手对公安警察部队进行了扩编和整顿，在事变爆发后成为抵抗日军的一支主力，这也是当时沈阳惟一未执行不抵抗命令的队伍。至19日午后，日军完全占领了东大营及沈阳城大部。
在这次战斗中，日军死亡7名，伤20余人，中国方面仅大东营方向一战，便牺牲巡警75名，阵亡士兵30余名。就这样，日军轻而易举地只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就占领了沈阳。此后，日军开始在占领区重要路口设岗，任意屠杀居民，而东北当局的军政、文化、财政等机关也悉数被日军占领，日军宪兵更是随意闯入民宅搜查武器和所谓的抗日分子。据战后统计，仅9月18日短短一夜之间，沈阳就损失了18亿元之巨。
9月18日夜11时左右，驻守长春的日军第三旅团旅团长长谷在接到沈阳特务机关发出的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电报之后，立即命令步兵第四联队做好战斗准备，在得知沈阳方面日军进攻十分顺利的时候，便命令该联队的第二大队向中国驻军的炮兵营发动了突然袭击。但是遭到了东北军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的奋起抵抗，使日军进攻受阻，迫使长谷不得不将第四联队的剩余部队投入战斗，中日双方经过苦战，最终日军在19日中午占领了南岭阵地。午后，日军占领长春。
整个长春战斗中，由于长春的中国驻军士兵和下级军官的奋起抵抗，使日军遭到重创。日军弃尸将校3名，伤将校3名，死伤士兵共149名。日军占领长春之后，逐渐向吉林省其他地区及西北境方向发起疯狂进攻。日军在辽吉两省得手之后，从10月中旬起，又发动了对黑龙江省的进攻。1937年2月5日，哈尔滨失陷，而东北的门户锦州则在1月2日被日军占领。
九一八事变从柳条湖爆炸声起，日军在短短的4个月时间里，攻城20座，略地千余里，直至攻占整个东北三省，使中华民族陷于空前未有的大灾难之中。
2．不抵抗和二次下野
应该说，蒋介石对日本人侵略中国东北的野心早已洞悉，但他此时的主要注意力仍然放在巩固南京中央政权上。为此，他要不断地面对地方军阀的挑战，更要不遗余力地“围剿”红军，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对日军在东北军事行动的反应和政策的选择。既然无力应付日军的入侵，似乎是只能实行“不抵抗政策”，无力收复失地，只能寄希望于国际力量的斡旋。
当时主政东北的张学良对日本的侵略野心也是十分清楚的，并且曾说：“在我手里不能有一根毫毛送给日本。”而日本方面则不断给张学良施加压力，并且利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制造战争借口。面对日方的种种无理要求，张学良不予理睬。从8月下旬，日军频繁地在东北进行军事调动和军事演练，战争随时有可能爆发。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电告南京的蒋介石，请求对策。
8月16日，蒋介石回电张学良，明确指出：“无论日本军队以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9月12日，蒋介石唯恐给张学良的电报说不明白，又特地邀请张学良到石家庄会晤。在专车上，蒋介石反复叮嘱张学良：“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
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接到蒋介石的密电：“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该日上午10时许，张学良在协和医院对《大公报》的记者发表了谈话，表示其本人已命令东北军士兵，对于日军的挑衅不得抵抗，并且说，9月18日晚上日军大约300余人偷袭北大营驻地，开枪进攻，东北军没有武装，自然也就没有抵抗。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9月19日下午获悉了日军在东北的行动，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置办法。会议开到深夜，通过了三点决议：第一，由国民政府外交部对日提出抗议，向国际联盟提出声诉，并且通知美国；第二，立即通知在江西督战的蒋介石，迅速返回南京主持大计；第三，电报规劝广州非常会议，请其撤销国民政府，来南京共赴国难。
9月21日，当时正在江西湖口的蒋介石，闻讯后立即从江西“剿匪”前线回到南京，召集在南京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开会，商讨九一八事变后的对策。会上，蒋介石一再主张对于日本的军事行动实行退让政策，主张“务须慎重，避免冲突”，强调应提交国际联盟和签订非战公约诸国，并且指出这个时候只有诉诸于公理，才能期望获得公平的处理。
会议通过了四点决定：外交方面，设立特种外交委员会，作为对付日本的决策机关；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加强北方的防御力量，同时将进攻广东的部队，进剿红军的计划全部停止；政治方面，由南京方面推出蔡元培、张继、陈铭枢等人专程前往广东，共同协商团结御侮的办法；民众方面，由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分别下发了《告全民书》，要求全体人民镇定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且要相信国际联盟会公正处断。
9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市国民党党部对部分国民党党员发表了演讲，要求全体国民在国际联盟做出公正裁决之前保持忍耐。他说：“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次日，蒋介石对张学良的代表说：“你们回去告诉汉卿，现在他一切要按我的决定，万不可自作主张，千万要忍辱负重，顾及全局。”
张学良听了万福麟、鲍文樾的汇报之后，决定遵照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依赖国联裁决。但是由英法等国把持的国联，虽然一再开会，做出了一纸又一纸的空头决议，却只是停留在“遗憾”、“警告”、“要求立即撤兵”、“避免事件扩大”等软弱无力的外交辞令上，并没有采取实际的军事行动以制止日军的侵略行动。
九一八事变之后，各地爱国工人和学生的抗日救亡示威、请愿活动此起彼伏，不断有大量的学生拥向南京进行请愿。1931年9月28日，各地请愿学生分别到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党部、外交部进行示威和请愿活动，要求南京国民政府收复失地，严惩亲日派官员。蒋介石决定在中央军校接见上海各大专学校请愿学生团两千余人，他说学生请愿虽是爱国表现，但政府势必为应付该事而分散精力，影响政治与外交的筹划。他要求学生返校专心学习，如果愿意到前线抗击日军者，也可以报名从军。他明确表示自己也是要抗日的，并表示已调遣第一、二、三、四、十三等师北上了。
1931年10月12日，蒋介石在“国府纪念周致词”中表示：“国联这一次开会，一定能依照公道的主张，取得和平的路径，使东亚和平，以致世界和平，不致为日本一国所破坏。”他说：“我们更应相信国际有公约，人类有公道，我们要以和平的心理去遵守，以牺牲的精神去拥护。”这表明蒋介石直至此时仍把赌注押在国际联盟身上。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呼声不断高涨，国民党内的众多反蒋派系也乘机猛烈攻击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1931年11月14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表示决心北上，还下令自己的警卫军北上，声称要亲自去石家庄坐镇。1931年11月24日，他在接见请愿学生时表示：如果三个月之内不出兵，砍蒋某之头以谢国人。请愿的学生们第二天便在南京国民政府大门前悬挂一口大钟，不断敲打，以示催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