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楼”的传说
在约翰内斯堡，我再次穿上防弹衣，兜里揣把小刀；边上的谢宇航身上挂着90发子弹，端着枪，为我保驾护航。
有一组非常骇人的数据：在南非，每年都有大约三十位华人被杀害；光2014年第一季度，就已经有五个中国人丧生在劫匪的枪口之下，死在约翰内斯堡的就有三个。
南非有三个首都：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司法首都布隆方丹、立法首都开普敦。但说到南非最负盛名的城市，还数约翰内斯堡。约翰内斯堡的面积只占全国的1.4%，人口却占到了22%，GDP则占到了整个南非的34%，与此同时，约堡的刑事案件数量竟然占到了整个国家的50%以上。
左领事给我们科普了一下为何约翰内斯堡会充斥着暴力。首先，这个地区没有死刑；其次，枪支泛滥；再有就是人口构成复杂，穷人、难民、黑帮团伙，龙蛇混杂。在很多人眼里，抢劫也是一份工作，而且是一份很容易的工作，几乎无成本，只需要一把枪，短短一分钟就能搞定一单。
还有一个说法：世界上最危险的大陆是非洲，非洲最危险的国家是南非，南非最危险的城市是约翰内斯堡，约堡最危险的区域，是休布罗（Hillbrow）街区。曾有一名南非导演以这里为背景拍摄了一部电影：《黑帮天堂：耶路撒冷》，据说其中的很多桥段均为写实性拍摄。
既然来了，我们不可能错过休布罗街区。
在前往休布罗之前，我们了解到一个关于休布罗的传说：如果有人穿着体面地进入这个街区，那么十有八九会被抢得只剩下内裤。
同行的南非华人谢宇航，与我们分享了一段往事：大约十几年前，他的一个朋友刚买了一辆敞篷车，约他出去兜兜风。他在电话里叮嘱朋友不要太招摇，小心被抢劫。一个小时后，那位朋友从警察局打来求救电话，他赶过去之后，发现朋友和三个同伴果然遭遇抢劫被人剥光了，内裤都没给他们剩下，各自围着半页报纸蔽体。朋友苦着脸跟谢宇航诉说了事情的经过：车在路上遇到红灯，他们刚停下车，就有一辆车靠了过去，几把枪顶住了他们让他们下车，光天化日之下，就在路边把他们给抢了，顺带扒光。
向导一再向我们强调，休布罗街区是南非因抢劫导致谋杀发生率最高的地方，这里充斥着毒品、卖淫、抢劫和谋杀，不请安保队，没人敢来。我和梁红不约而同有种穿越回索马里的错觉。这种地方必须去，才不虚此行。出门前，我特意穿了两条内裤。
干净的街道，两旁绿树成荫，树后整齐地排列着豪华别墅，高墙电网，朱门熠熠，还有保安亭。这里就是豪登区（Houghton District），住着南非最富有的那群人。这里和我们要去的休布罗街区，仅仅一街之隔。
可能是此前的气氛烘托得太到位了，离休布罗还有老远，我们就下意识地把车窗都关上，检查车门有没有锁紧。传说太盛，这地儿透着无形的杀气，让人心理压力陡增。谢宇航传授给我们一些防范危险的经验：在路上开车要时刻看着两个后视镜，有人跟踪的话就说明我们被盯上了；永远不要离前面的车太近，留出空间，这样万一遇到突发事故，能斜刺里开车冲出去；尽量不要停车，绿灯就快速通过，远远看见红灯就减速低速前进，到路口可能就变绿灯了。在这里，每一次停车都极具风险。
约翰内斯堡的禁区——上海楼。
我向车窗外看去，两旁街道干净，楼宇整洁，不像摩加迪沙那么破败不堪，却让人有着莫名的肃杀感。“在这儿
抢劫杀人根本没什么理由，仅仅因为5块钱、半块面包，就可能杀人。”
谢宇航说，如果遇到路边的那些乞丐和小贩走过来敲窗户乞讨或者兜售，坚决不能打开车窗，因为极有可能伸进来的是一杆枪管。
我们的奔驰车开进休布罗实在太招摇，引得很多路人朝我们看了过来。有些人目露凶光，那眼神里透出一种让人浑身冰冷的寒意。此前我一直以为，微笑是世界的通行证，但是到了休布罗街区我发现，在这里，你给人一个笑脸，人回敬你的却是一丝胆战。那种冰冷而凶煞的眼神，我这辈子都忘不掉。
放眼整个休布罗街区，有三个地带被称为Kill Zone——杀戮地带。而这些暴力区域的中心，是“上海楼”。
20世纪90年代以前，这栋楼是一座华商贸易楼，住了很多来南非做生意的上海人和其他地方华人，因此得名。随着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周边国家的一些难民和贫民纷纷涌入这个彩虹国度，其中很多人就涌入了休布罗街区，进驻“上海楼”。从此这栋楼就没安生过，成为暴力犯罪多发地段，很多商户和住户频繁遭遇抢劫。渐渐地这里成了难民之家，华人和白人已经全部搬走，离开了休布罗街区。这里已经全面被黑人和难民占领。
前几天我们在唐人街的一家中餐厅吃饭，老板竟然就是当年“上海楼”的住户。他回忆起“上海楼”依然心有余悸，“那里让人毛骨悚然，我再也不敢上去了，连靠近都不敢。”当我提出想去看看“上海楼”的时候，同行的左领事说：“你还要命吗？你还要命吗？你想死吗？在约翰内斯堡，有些地方是不能去的。‘上海楼’就是禁区之一。”
愈是这样，我就愈是想前往一探究竟。
接下来就出现了本节开头的一幕：谢宇航身上挂满了子弹，全副武装伴我左右。我们是以游客身份进入南非的，所以我没有持枪资格，兜里揣着的小刀，就是我的武器。聊胜于无吧。
住在唐人街的一个剃着三毫米长“板寸”发型的同胞，我们叫他“光头”，打算跟我们一块儿去，他还帮我们找了两个配枪的安保。一行人到了“上海楼”下，向导、翻译、司机都留在楼下，直言不敢进。剩下我、梁红、谢宇航、两个安保，组成一个五人探险队，去闯龙潭。
临上楼前，我改变了主意，想把梁红留在车上。虽然我们一起经历过很多生死时刻，但是这一次我不敢带她了。以前去挑战那些极限地带，我们至少能根据事先查到的资料，把保护措施做到最好；可是眼前这栋“上海楼”，里面的情况我们一无所知，我不能带着我的“新娘”，冒一场毫无准备的险。当然，我不愿把气氛搞得那么紧张：“梁红，你就老老实实在这里待着，你一女的，要是被扒光了多不好看啊。”
但是梁红不干，也不言语，只是紧紧地拉着我的胳膊，跟着下了车。
这栋楼有二十多层，但是电梯已不见，只剩空空的电梯井，里面散发出阵阵奇怪的臭味。我们只能爬楼梯。铁楼梯非常狭窄，容不下两人并行，像我这么大个儿一个人走就能把路挡死。
“这楼里住着几千人，如果跟谁起点儿冲突，其他人一窝蜂上来，我90发子弹不够打的。”谢宇航说，“尽量不要跟人起冲突，也别让人误会。”
此刻我脑海里全是江湖片的镜头。
楼道里潮湿、阴暗，弥漫着难闻的臭味儿，苍蝇乱飞。楼梯实在太窄，不允许我们走得“低调”，一直噼啪作响。有些住户打开窗户、拉开门缝，冷冷地看着我们。谢宇航的手始终摁在腰间的枪上，枪已
上膛，保险打开着；我也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里的刀。好在那些人只是盯着我们看，似乎并没有动手的意思。
气喘吁吁地爬到八楼，一路心情紧张，但是并没有意外发生，这让我有了想更近距离窥探这栋楼的想法。我们敲开了一家住户的门。
简陋却温馨的客厅，全无楼道里那些腐烂、发霉的味道。男主人三十来岁，衣着破烂但是干净，是一个很客气的黑人兄弟，不但没有给我们冷眼，反而热情地领着我们参观。屋子是个大开间，没什么家具，客厅里一个沙发一台电视，卧室里也只有床，让人意外的是厕所里居然还有浴缸。
还有一个阳台，站在那里俯瞰，能看到休布罗街区的大部分区域，和所有的生活社区一样，显得静谧而安详。如果只看这一切，感受不到任何的紧张和危险。
等我们回到客厅，梁红已经跟房主的儿子玩开了，一个三四岁的黑人小朋友，呆萌地牵着梁红的手，好奇地看着我们这些陌生人。
房主说他不是南非人，来自尼日利亚，是一个难民。这样的一个开间，每月房租1800兰特，大约合900元人民币，并不便宜。房主说，他逃难来到这里，只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过新的生活，养大孩子。这里的很多难民也和他一样，并不是坏人，他们只想能够生活下去。
那一刻，身处“上海楼”里，我们开始感觉到这儿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可怕。但对讲机里的声音马上把我们拉回了现实，在楼下担任警戒的“光头”说，我们停在下面的车已经让人给盯上了，我们必须赶紧下楼。而且马上快到下班的高峰期了，我们出去肯定会堵车，那很危险。此外，这个时间段也是犯罪分子吃饱睡足，出门“觅食”的时间。十万火急，我们必须马上就撤。
出了尼日利亚人的家门，回到破败的楼道里，刚才还很放松的神经，一下子又紧张了起来。楼道里突然多出来一些人，一个个都恶狠狠地盯着我们，蠢蠢欲动的样子。可能谢宇航挂满全身的子弹和腰里的枪，对他们还有点儿威慑力，并没有人站出来。
我们几个互相对视了一眼，一点头，赶紧走。背后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追着我们。
落荒而逃似的快速跑下楼，钻进车里，心里才有了些安全感。临上车前，我笑着跟一个路人打招呼，他还我一个恶狠狠的眼神。
车开出去没多远，在十字路口我看见了一家肯德基，很好奇那儿会不会经常被抢，临时决定实地探访一下。这回只有保安队长一个人跟我下车，他袖子里藏着根警棍，兜里装着胡椒喷雾，腰上还别着一把9毫米手枪。我俩直奔KFC。
一进去我就愣了，这里跟我在国内和世界其他地方见到的肯德基完全不一样，点餐台前，像银行一样装了防弹玻璃和不锈钢栅栏；交钱取货，全要通过柜台上一个小抽屉。全家桶没法卖，因为压根儿就塞不进抽屉。
这种安保措施严密的快餐店，瞬间又让我紧张起来，扭头观察周围有没有盯着我们的人，结果发现玻璃窗外面，一堆人在盯着我们看。气氛实在太压抑，买了三杯可乐，我们匆匆撤离。
车子驶出休布罗街区，所有人像突然被摁下了播放开关似的，此前一个个紧张兮兮、沉默不语，这会儿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开始互相攀谈起来。
全家桶的美味，南非人民无福享受。
我搂着梁红，一边谢天谢地，今天没出什么事儿，我们能够全身而退；一边竟然还觉得有点儿失落，我们来探访混乱的休布罗，没赶上想象中的暴力抢劫镜头，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