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捏着那封浅蓝色信封，指尖的汗渍洇湿了信封一角印着的“北京财经大学”几个字，纸页薄得像一片随时会被风吹走的云。
“姚老师，朱玲老师喊你回家吃饭呢。”在操场边，邹玲老师的嗓门形成了山影子。我慌忙把信塞进教案本夹层，胡乱应了一声，却没挪动步子。
扬媚姑娘终于来了信。这个名字像一粒被埋了三年的种子，在我心底猝不及防地发了芽，带着破土而出的痒意，也带着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惶惑。一石激起千层浪，老邹的话还在耳边晃悠，我却觉得整个马伏山都静了，只剩下信封里那张薄薄的信纸，在教案本里窸窣作响，像是扬媚那双总是弯着的眼睛，正笑盈盈地看着我。
转信的人是朱玲。她站在宿舍门口的时候，手里攥着这封信，像攥着一件烫手的宝贝。“学校老蒋领回来的，看地址是北京来的，”她说话的声音轻轻的，带着怀孕初期特有的慵懒，却又忍不住往我手里的信封瞟了一眼，“我没拆，你知道我，最不爱看别人的私信。”
我知道她没拆。朱玲就是这样的姑娘，骨子里带着川东女子的通透和本分。她脸蛋红扑扑的，像熟透了的苹果。
那时候我没吭声，心里头，却总惦记着一个梳着马尾辫、笑起来露出两颗小酒涡的姑娘——扬媚。
几年前，扬媚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站在广州冠花帽厂铁门口，问我：“老师，请问办公室怎么走？我是来找工作的。”
她是从的湖南冷水江来的，大学毕业后，就来打工。个儿不高，眉眼清亮，身上带着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儿。那时候我从清流中学出来，来到广州帽厂做企管，八小时之外喜欢写点散文，扬媚就总是凑过来，听我聊文学，借书看，末了说：“姚老师，你写得真好，以后我也要去北京，去看天安门，看香山的红叶。”
我那时候笑她：“北京的门槛高，不好进。”
她却梗着脖子：“我不怕，我可以打工挣钱，半工半读也能考研。”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闪着光，像缀满了星星。后来的日子里，她果然说到做到。
我们的关系，就在那些聊天的日子里，慢慢近了。在不加班的晚上，或是加班后，她会偷偷来到我宿舍找我交流。厂里的人开始说闲话，说姚老师和那个大学生走得近，可能在拍拖。
我那时候年轻气盛，梗着脖子说：“我们是文友，清清白白。”
扬媚却红了眼睛，在一个月光很亮的晚上，拉着我的袖子说：“姚老师，我一定会去北京的，等我考研后，我就回来找你，或者你去北京找我，我们一起看雪，看梅花，登长城。”
她说的雪和梅花，是我跟她讲过的。我说北京的冬天会下很大的雪，故宫的红墙白雪，像一幅画；我说北京的梅花，开在胡同的四合院深处，冷香沁骨。那时候，都以为未来有无数种可能，以为只要心里装着彼此，山高路远，都不算什么。
可现实是，我回到老家，马伏山的桐籽树叶枯黄了，扬媚却突然不见了。
那个春天，我去车间找她，她在厂里的表妹说，扬媚今天早上就走了，说她要去北京打工，攒钱读研。她没跟我告别。
我心里在流泪。我给她写过信，寄到她县城的家里，却都被退了回来，上面写着“查无此人”。后来，我渐渐断了念想，认识了朱玲。
朱玲是个好姑娘。她会把我的衬衫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整整；她会在我熬夜读书写作的时候，端来一碗热腾腾的红糖姜茶；她怀了孕之后，更是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连我读过的书，都被她整理得整整齐齐。
我知道，我该知足了。
可扬媚的信，像一颗石子，砸进了我看似平静的生活里，溅起了千层浪。
我躲在宿舍里，反锁了门，终于把那封信拆开了。信纸是淡紫色的，带着一股淡淡的墨香，扬媚的字迹，比以前工整了许多，也成熟了许多。
“姚老师，见字如面。”
开篇的六个字，让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热了。她在信里说，这几年，她在北京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当想起我跟她讲过的雪和梅花时，就咬着牙坚持下去。她说，今年夏天，她终于考上了北京财经大学的研究生，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她在天安门广场哭了很久，她说她终于圆梦了。
她说，前段时间回了一趟家，把家里的事情办完后，就好好休整一下，半工半读的日子太累了，现在她已经全身心投入学习，好好享受校园生活。
信的末尾，她写着：“姚老师，北京的雪快要下了，梅花也快要开了，你有空的话，来北京看看吧，我带你去故宫看红墙白雪，去胡同里闻梅花香。”
我捏着信纸，手指微微发抖。我懂她的意思。这三年的苦，她熬过来了，她心里还装着当年的约定，装着那个关于雪和梅花的梦。可我不能去。
我怎么能去呢？我是朱玲的未婚夫，是她肚子里孩子的父亲。我看着窗外，朱玲正提着一个保温桶，慢慢往宿舍这边走，她的脚步很轻，怕惊动了谁，阳光落在她的肚子上，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光。
我想起昨天晚上，她靠在我怀里，摸着肚子说：“姚哥，等孩子生下来，我们就取名叫姚念吧，想念的念，好不好？”
我那时候怎么说的？我说好，挺好的。不过，我读过一本关于给孩子起名的书，上面说，不能给未出生的孩子起名，一是因为不知道是男是女，二是起名要看他（她）的生辰八字中，木火土金水五行中是否有缺项，如果有缺的话，就要用后天起名来补上。还有就是起名最好用三个字的姓名，一是避免重复，二是姓名风水要讲究天地人外总五格，如果姓名两个字，就天生缺地格。我这样一说，朱玲觉得有道理，那就暂时不要起名，等生下来再说。
可我心里，却藏着一个不能说的念想。
朱玲敲了敲门，声音温柔得像水：“姚哥，我给你炖了鸡汤，你快趁热喝。”
我慌忙把信纸塞回信封，塞进床底下的皮箱里，用一摞旧书压住，然后快步走过去开门。朱玲的脸上带着笑，把保温桶放在桌上，又忍不住往我身后瞟了一眼：“刚才看你慌慌张张的，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强装镇定地笑了笑：“能有什么事，就是读书读得有点累了。”
朱玲没再追问，只是帮我盛了一碗鸡汤，小心翼翼地吹了吹：“慢点喝，别烫着。”她的目光落在我手里的教案本上，又说：“刚才那封信，是朋友寄来的吧？看地址是北京的，大城市来的信，就是不一样。”
她的语气很平淡，没有丝毫的怀疑，可我却觉得，那碗鸡汤喝在嘴里，有点发苦。我知道，她不是不想知道信的内容，她只是太懂事了，懂事得让人心疼。
她怀着我的孩子，守着这个新家，我怎么能跟她说起扬媚，说起那个关于雪和梅花的约定？我没法说，也不能说。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朱玲睡得很沉，呼吸均匀，手还轻轻搭在肚子上。月光透过窗户，洒在她的脸上，柔和得像一幅水墨画。我看着她，心里充满了愧疚。
我该怎么给扬媚回信呢？告诉她我将结婚了，有了孩子，不能去北京看雪看梅花了？那样的话，太残忍了。她熬了三年，吃了那么多苦，心里头还装着当年的念想，我怎么忍心打碎它？
可不回信，又太不礼貌了。她千里迢迢给我寄来一封信，字里行间都是牵挂，我怎么能置之不理？
我又想起扬媚信里的话，她说半工半读的日子太累了，现在要全身心投入学习。或许，她只是想跟我报个喜，只是怀念当年的那段感情？或许，那个关于雪和梅花的约定，只是一句随口的话，她早就忘了？
可我又不敢确定。她的字迹里，分明还带着当年的执拗，带着对我的期盼。我起身，坐在书桌前，点亮台灯，拿出一张信纸，却迟迟下不了笔。
写什么呢？说恭喜她考上研究生？太客套了。说我不能去北京？太伤人了。
说我对她有意见？对，我确实有意见。当年她不告而别，让我牵肠挂肚，让我在无数个夜里发呆。我确实怨过她，怨她的不辞而别，怨她暑假中的杳无音信。可这些话，我能写吗？
台灯的光，昏黄而柔和，照着桌上的信纸，也照着我纠结的心事。窗外的虫鸣已经歇了，只有偶尔的几声鸟叫，在寂静的夜里响起。马伏山的夜，很静，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我想起扬媚当年在我宿舍看的样子，想起她给我一起游览白云山哼小曲的开心，想起她红着眼睛说要去北京的样子。我又想起朱玲挺着肚子给我端鸡汤的样子，想起她温柔的笑容，想起她摸着肚子说要取名姚念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