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二月，正值寒冬腊月，还有一周多时间就将盼来春节。好不容易从云层中挤出了太阳，总算给我们忙碌的苦命人一点暖意。新任分管领导林副乡长踩着晨光走进拥挤计生办时，墨绿色的夹克衫拉链拉得老高，他摆摆手让我们别叫"副乡长"："就叫林乡长，听着顺。"他往炉边凑了凑，掏出个小本子："三村桥头上去杨老五家，近日从广东回来的，超生二胎，得赶紧去。"
这是我到草堂乡后的第一个"开门红"机会。我拽上老覃，让老文去区办借来摩托车，车座上的冰碴子被手一抹，化成水，凉得刺骨。三村在通往市里的省道上，公路比四村好走些，可杨家人住的山坳里，积雪还没化，摩托车只能停在村口，我们踩着没脚踝的稀泥往里走，咯吱咯吱的声响惊飞了树上的麻雀。
杨老五家的土坯房冒着烟，烟囱里的火星子在蓝天下格外显眼。男主人杨老五正蹲在门槛上修收音机，见我们来，往屋里喊："老婆子，烧点热水。"他媳妇端着水盆出来，围裙上沾着面，应该是在蒸馒头。
"政策你们清楚。"我掏出笔录本，笔尖在冻硬的纸上划过，"超生二胎，罚款一万，今天先交八千。"杨老五搓着手上的油污，嘿嘿笑："刚回来，钱还没兑到，下午去看看。"老覃在旁边敲边鼓："早点交了，踏实过年。"
中午在村专干家吃的绿豆干饭，干洋芋炒腊肉，还有新鲜的香肠，老覃陪专干喝酒，我只喝米汤解渴，这过年前的味道真浓。我们再去杨家时，杨老五的脸突然变了，与上午判若两人。他往墙角一蹲，抱着头说："外出挣钱不容易，我们又有老又有小，确实没钱交。"他媳妇坐在灶门前哭哭啼啼的，说："我们在广东打工的钱被人骗了，只剩点路费。"我们磨了两个钟头，嘴皮都说干了，他就三个字："没得钱。"基层的行政执法就是这样，耍嘴皮子，不行就抽身，免得伤了和气，年前以保税区定为重。
回计生办的路上，老覃的打狗棒往地里戳得咚咚响："肯定有人在背后捣鬼，上午还好好的。"我望着远处的山，心里窝着火，这"开门红"算是砸了。
区办王会计听了来龙去脉，往我手里塞了一杯热茶："别急，让村专干再去探探，看是谁在支招。"他翻着台账说，"二月先把报表收上来，开个业务会，把规矩立起来。"
业务会每月2号如期召开，煤炉烧得旺，各村专干围着长桌坐，杯子里的热茶冒着白汽。我学着李局长的样子，掰着手指头讲了五个方面："第一，节育措施必须落实；第二，征收款要入专户；第三，人口计划不能超；第四，流动人口要登记；第五，纪律底线得守好。"老覃在旁边补充说明任务完成情况。老文全神贯注在收报表汇总。我强调，谁去年没完成任务，谁的台账没记好，说得个别专干红了脸。好在本次开会，没有迟到与缺席，规矩意识有所加强。我不喜欢“新官上任三把火”，但起码的规矩不能不要。
散会后，三级干部组成的突击队直奔各村。一村王家的媳妇躲在娘家，我们找到时，她正抱着孩子喂饭，见我们来就往床底下钻。老文拽着她说："补救措施越早做越好，对身体好，我们也好交差。"磨到下午五点，才把人劝上车。
四村喻家倒是痛快，男主人骑着三轮车送媳妇去服务站："政府的话，我们听。"可到了二村王桂家，又卡壳了。那女人叉着腰站在院坝里骂，唾沫星子溅得老远，说"乡干部是一一"。我忍不住发了火："政策摆在这儿，骂也没用！"
她反倒更凶了，抓起扫帚就要打。区办的小吴突然往前一站，嗓门比她还亮："王桂！你超生在先，还敢抗法？真要把事情闹大才收手吗？"她的扫帚停在半空，愣了愣，耷拉下肩膀。回去的路上，小吴说："姚主任，跟群众打交道，得有耐心，硬碰硬只会坏事。"我点点头，心里记下了这话。她虽年轻，但基层工作经验比我丰富，在乡上干了两年才提到区办的。
二月三日是个好日子。区专干年会在区政府礼堂隆重召开，我与其他主任坐在二排中间，看着台上的领导讲话，忽然觉得这半年的辛苦没白费。这种以会代训，学法用法，县局政法股小张讲解行政执法与村民自治的结合，深入浅出，有理论，有案例，有分析，学到了真东西。李局说小张是考霸，讲课也不错，获得专干好评，中午跟他敬杯酒。当然，区上新任分管领导也不护短，他在讲专干业务培训时指出：有的专干不钻业务，不学法律，工作粗暴，业务能力差，是目前最突击的问题。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即将出台，牵猪拉牛的时代已经过去，迎来的是依法行政，以宣传教育为主，将实行村民自治，我们每一个计生干部都要解放思想，创新工作方法，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中午在区办食堂聚餐，张副区长端着酒杯过来："小姚，你带领同志们，才一个月，就让草堂乡的计生工作有起色啊。"我赶紧站起来，酒液在杯里晃，差点洒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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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的主任办公会开得长，散会时天都擦黑了。回草堂乡的路上，老覃说："你二哥来了，在寝室等着呢。"我心里一热，推开宿舍门，二哥正坐在床沿抽烟，军大衣上沾着马伏山的雪："妈让我给你带点腊肉。"
办公室里却更热闹，老文举着个账本喊："姚主任，收了一万四千五！"专干们围着火炉笑，脸上的油光在灯光下发亮。我拍着二哥的肩膀："走，喝酒去！"饭馆的老板端上萝卜炖羊排，肥油在碗里凝成琥珀色，二哥跟老覃他们碰杯，说："我兄弟在这儿，靠你们多帮衬。"
夜里跟二哥挤在一张木床上，他说马伏山这场雪下得大，平儿在山上砍了不少柴，过春节不缺柴烧。妈腌了两坛咸菜。"你当干部了，要走正道。"他的声音在黑暗里很沉，"别学那些油滑的。"我嗯了一声，想起白天收的钱，想起王桂的骂声，心里亮堂得很。
第二天，带二哥跟着突击队下村，他披着我的军大衣，在旁边看着我们是如何做宣传工作的，不说话，却把谁偷懒谁卖力都记在心里。黄昏回汉城时，他说："你这些同事，大多卖力，个别人不靠谱。"到底谁不靠谱，我心中有数。
昨晚二哥还告诉我，他这次返乡，马伏山的村书记征求意见，想让他接替专干，为以后当村长铺平道路。可他认为自己只有小学文化，没有追求，只想平平安安过一辈子。而村专干百把块的月工资而，实在太低，养不起一家人，三个子女读书，每月几百元生活费开支，还要赡养老人。还有就是，这工作好得罪人。我让他跟着观摩，确实不好做。便完全打消了当村干部的念头。他回马伏山直接回绝支书的好意。
我跟二哥在汉城转悠，遇到了卖菜的三哥。他看到久别重逢的二哥，喜形于色。我们一起走走停停，兄弟三人在汉城的饺子馆聚餐，喝点小酒，叙旧话新，好不快哉。
三哥往我碗里夹饺子："听说你现在喝酒厉害，是不是搞计生练起来的？"我笑着摆手，胃里还隐隐作痛——最近喝得难受，我都害怕了。我明说，转行以来，喝酒早就成了我的隐患。在请区办江主任和王会计吃饭时，喝得半醉，回来跟岳父聊到半夜，说的都是草堂乡的事。
离春节临近，可饭店的欠款、干部的工资还没着落。周末只能加班，去烟草站开了条红塔山，接待档案局的检查。领导们围着火炉抽烟，烟圈在屋里绕，一条烟早发完了。中午的酒又喝多了，趴在桌上，头晕打转，胃里像有把刀子在搅，难受得如患病。
赶场天的计生办更忙，专干们收钱的、登记的、做节育措施的，做思想工作的，各忙各的。我一边招呼来检查的县局领导，一边盯着征收款的台账，忽然觉得这腊月的日子，就像老木楼的楼板，看着晃晃悠悠，踩上去却结实得很——只要往前挪，总有走到头的时候。
二哥带来的那块腊肉和几节香肠，高高地挂在宿舍墙上，油星子顺着绳往下滴，在地上积了小小的一滩。我望着那滩油迹，忽然想起马伏山的灶房，母亲炖腊肉时，也是这样的香味。心里暖烘烘的，再难的事，好像也扛得过去了。
我统计完上个月的考勤，正准备去区办交卷，可老文带着两个人进屋，一个是史乡长，一个是陌生的男子，听老文说，以前是草堂乡计生干部，来此目的是收欠款，他摸出3000元的欠条。怎么操作，是付款还是继续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