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你，已经到泛滥的极限即使在你身边，我依然想着你搁浅的鲸豚想游回大海，我想你那么亲爱的你你想什么
这是第三根烟上的字。
我卡在这里不上不下的，似乎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搁浅。
还得在这辆火车上好几个钟头，该想些东西来打发时间。
我该想些什么？
跳车后应以多快速度奔跑的这类无聊事情，我可不想再多想。
那么核四该不该兴建的问题呢？
这种伟大的政治问题，就像是森林里的大黑熊，如果不小心碰到时，最好的办法就是装死。
装死其实很好用，例如2000年“总统大选”时，别人问我投票给谁，我就会死给他看。
从第一根烟开始，我总是专注地阅读上面的文字，然后失神。
荃曾经告诉我，当我沉思时，有时看起来很忧郁。
“可不可以多想点快乐的事情呢？”荃的语气有些不舍。
“我不知道什么样的事情想起来会比较快乐。”
“那么……”荃低下头轻声说，“想我时会快乐吗？”
“嗯。”我笑了笑，“可是你现在就在我身边，我不用想你啊。”
荃也笑了。眼睛闪啊闪的，好像星星。
还是想点别的吧。荃是多么希望我快乐。
明菁也叫我记住，一定要快乐一点。
如果我不快乐，是因为荃？还是明菁？
如果我快乐，又是因为明菁？还是荃？
想到这里，我不由得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叹出。
“妈，那个人到底在干什么？”
抓住妈妈衣角的小男孩，终于忍不住仰起头轻声地问他妈妈。
我转过头，看见小男孩的右手正指着我。我对着他笑一笑。
“叔叔在想事情。这样问是很没礼貌的哦。”
小男孩的妈妈带着歉意的微笑，朝我点点头。
是个年轻的妈妈，看起来年纪和我差不多，所以被叫叔叔我也只好认了。
我打量着他，是个容易让人想疼爱的小男孩，而且我很羡慕他的好奇心。
从小我就不是个好奇宝宝，所以不会问老师或父母“饭明明是白色的，为什么大便会是黄色的”之类的问题。
我总觉得所有问题的答案，就像伸手跟父母要钱买糖果会挨巴掌；而要钱买书或圆珠笔他们就会爽快地答应还会问你够不够那样的单纯。
单纯到不允许你产生怀疑。
这也许是因为小学时看到同学问老师：
“太阳为什么会从东边出来？”
结果被老师骂说：“太阳当然从东边出来，难道从你屁股出来？”
从此之后，我便把“太阳从东边出来”当作是不容挑战的真理。
长大后回想，猜测应该是老师那天心情不好的缘故。
至于老师为什么会心情不好，由于他是男老师，我也不能牵扯是生理期的关系。
可能是因为他心情郁闷吧，因为我的家乡是在台湾西南部的滨海小乡村。
大城市里来的人，比较不能适应这里近似放逐的生活。
虽然人家都说住在海边可使一个人心胸开阔，但是日本是岛国啊，日本人多是住在海边，咱们中国人会相信日本人心胸开阔吗？
所以当我说我住在海边时，并没有暗示我心胸开阔的意思。
我只是陈述一个“太阳从东边出来”的事实。
我算是个害羞的孩子，个性较为软弱。
每次老师上完课后都会问：“有没有问题？”
我总会低头看着课本，回避老师的目光，像做错事的小孩。
海边小孩喜欢钓鱼，可是我不忍心把鱼钩从鱼嘴里拿出，所以我不钓鱼。
海边小孩擅长游泳，可是我有次在海边玩水时差点灭顶，所以我不游泳。
海边小孩皮肤很黑，可是我无论怎么晒太阳都无法晒黑，所以我皮肤白。
总之，我是个不像海边小孩的海边小孩。
我在海边经历了小学六年、初中三年的求学阶段，心胸一直不曾开阔过。
倒是脏话学了不少。
“干，好久不见了，你死到哪？”这是老朋友之间的问候。
“你娘咧，送我这么好的东西，干。”这是答谢朋友的馈赠。
不管放在句首或句尾，通常都会加个“干”字。
交情愈好，干得愈多。
我没有屈原那种举世皆浊我独清的修养，所以带了一身脏字到城市求学。
直到遇见明菁，我才渐渐地改掉说脏话的习惯。
当然在某些情况下还是会说脏话，比如说踏到狗屎、收到成绩单，或是在电视上看到官员说：“我辞职下台又不能解决问题。”
明菁一直温柔而耐心地纠正我的谈吐，偶尔施加一点暴力。
如果没有明菁的话，这篇小说将到处充满脏字。
也是因为明菁，让我不必害怕跟别人不同。
其实我也没有太与众不同，起码念初二之前，我觉得大家都一样。
直到有一天国文老师把我叫到跟前，告诉我：
“蔡同学，请你解释一下这段话的意思。”
那是我写的一篇作文，里头有一段：
“我跟朋友约好坐八点的火车去看电影，可是时间快到了，他还没来。我像是正要拉肚子的人徘徊在厕所内有某个人的厕所外面般的焦急。”
我跟老师解释说，我很焦急，就像拉肚子想上厕所，但厕所内有人。
“你会不会觉得用这些字形容“焦急”，太长了些？”老师微笑地说。
我低头想了一下，改成：
“我像是正要拉肚子的人徘徊于有人的厕所外面般的焦急。”
老师好像呼出一口气，试着让自己心情平静。然后再问：
“你会不会觉得用另一种方式形容“焦急”，会比较好？”
我想想也对。突然想起老师曾教过诗经上的句子：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于是我又改成：
“我拉肚子，想上厕所；厕所有人，于是焦急。”
“啪”的一声，老师拍了桌子，提高音量问：
“你还是不知道哪里出错了吗？”
“是……是不是忘了押韵呢？”我小心翼翼地回答。
老师倏地站起身，大声责骂：
“笨蛋！形容焦急该用“热锅上的蚂蚁”啊！我没教过吗？”
“热锅上的蚂蚁只是焦急而已……”我因为害怕，不禁小声地说，“可是……可是我这样的形容还有心情很干的意思。”
“竟然还讲脏话！去跟国语推行员交五块钱罚款！”
老师将被他弄歪的桌子扶正，手指外面：
“然后到走廊去罚站！”
从那天开始，国文老师总会特别留意我的作文。
所以我的作文簿上，一直都有密密麻麻的红色毛笔字。
有时红色的字在作文簿上晕开，一摊一摊的，很像吐血。
“光阴像肉包子打狗似的有去无回。”
“外表美丽而内心丑陋的人，仍然是丑陋的。就像即使在厕所外面插满芳香花朵，厕所还是臭的。”
“慈乌有返哺之恩，羔羊有跪乳之义，动物尚且如此，何况是人。
所以我们要记得孝顺父母，就像上厕所要记得带卫生纸。”
像这些句子，都被改掉。
有次老师甚至气得将作文簿直接从讲台上甩到我面前。
我永远记得作文簿在空中飞行的弧度，像一架正在失速坠落的飞机。
作文簿掉落在地面时，摊开的纸上面有着鲜红字迹：
“蔡同学，如果你再故意写跟别人不一样的句子，你一定会完蛋。”
这些鲜红的字，像诅咒一般，封印住我的心灵。
从那时开始，我心灵的某部分，像冬眠一样地沉睡着。
我不知道是哪部分，我只知道那部分应该和别人不同。
我真的不明白，“肉包子打狗”叫有去无回，光阴也是啊，为什么这样形容不行？
但是我不敢问，只好说服自己这些东西是“太阳从东边出来”的真理。
久而久之，我开始害怕自己跟别人不同的思考模式。
只可惜这些事在老师圈子里传开，于是很多老师上课时都会特别关照我。
常常有事没事便在课堂上叫我站起来回答一些阿里不达的问题。
我好像是一只动物园里的六脚猴子，总是吸引游客们的好奇眼光。
我只好开始学会沉默地傻笑，或是搔搔头表示无辜。
甚至连体育老师也会说：“来，蔡同学。帮我们示范一下什么叫空中挺腰然后拉竿上篮。”
你娘咧，我又不是乔丹，挺个屁腰，拉个鸟竿！
对不起，明菁。我又讲脏话了，我是俗辣，下次不会再犯了。
因为被莫名其妙地当作怪异的人，所以我也是无可奈何地生活着。
即使想尽办法让自己跟别人一样，大家还是觉得我很奇怪。
我只希望安静地在课堂上听讲，老师们的捉弄却一直没停止。
这种情况可以算是“生欲静而师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吗？
如果我又把这种形容写在作文簿上，恐怕还会再看一次飞机坠落。
幸好我高中念的是所谓的明星高中，老师们关心的只是升学率的高低。
我的成绩始终保持在中上，不算好也不算坏，因此不会被特别注意。
其实如果这时候被特别注意的话，好像也不是坏事。
记得联考前夕，班上一位很有希望考上台大医科的同学患了重感冒，于是忍不住在课堂上咳嗽出声。
老师马上离开讲桌，轻抚着那位同学的背，悲伤的眼里满是哀凄。
还说出你就像是我的孩子，你感冒比我自己感冒还令我痛苦之类的话。
我敢打赌，如果咳嗽的是我，一定会以妨碍上课安宁为由，被赶到走廊去罚站。
高中的课业又多又重，我无暇去关心“总统”是谁市长是谁之类的问题。
反正高中生又没投票权，选举时也不会有人拿钱来孝敬我。
连那时流行的日本偶像明星中森明菜和松田圣子，我都会搞混。
偶尔会关心中华队在国际比赛的成绩，输了的话当然会难过，但这22蔡智恒文集种难过跟考试考不好的难过相比，算是小巫见大巫。
感谢老天，我终于会跟大家一样用“小巫见大巫”这类普通的形容词。
而不是再用“小鸟见老鹰”、“烂鸟比鸡腿”之类的白烂词。
高三时，班上的导师在放学前夕，都会握紧拳头激动地问我们：
“告诉我，你们生存的目的是什么？”
“联考！”全体同学齐声大喊。
“告诉我，你们奋斗的目标是什么？”
“联考！”全体同学口径一致。
虽然多年后社会上才教导我生存的目的是赚钱，奋斗的目标是女人。
但那时我和所有人的心跳频率相同，总是让我觉得放心与安全。
我像是冬眠的熊，而考上大学就像是春天，唤醒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