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都没想到这个看着温文尔雅、谦虚和善的陈海松会杀气腾腾地要求政府表现出强硬的姿态严厉打击在陕西早已是司空见惯的鸦片种植行为，他们曾想通过征收烟土税让鸦片种植合法化，为经济建设筹集资金，谁知被这个神奇的人物看成是十恶不赦的犯罪行为。
他们当然知道鸦片的危害，可种植鸦片巨大的收益还是让他们不忍割舍。他们不知道来自后世的陈海松在毒品猖獗的兰州生活多年，对屡禁不止、吸贩成灾，身边朋友中许多亲属吸毒成瘾、家破人亡的情况深恶痛绝，那时他没有能力阻止官匪勾结愈演愈烈的现实，现在他希望通过新制度的建立，像建国之初毛老人家那样彻底消除这个危害至深的社会毒瘤。
李虎臣家里也是种过鸦片的，他的很多渭北十八刀客的老朋友们现在都已安定下来，或多或少都在种植鸦片，鼎盛时期陕西有一半的土地种大烟，杨虎城主政五年也曾发布法令禁止种烟，可谁也没当回事，只是种植面积少了些而已，彻底禁绝可不容易。
不等他说出来，杜斌丞就把他想到的都说了出来，没想到陈海松笑了笑说：“我只是提个建议，陕西省的政策还是要各位大员们来定，我只是觉得政府明明看到了这件事的危害却囿于私心顾念亲朋而放任自流，绥远可以做成的事陕西不应该有什么困难。”
一番话说得众人面面相觑。笑呵呵地打了众人一记耳光。李虎臣是个耿直的汉子，霍地站起身来说：“烟毒之害涂炭百姓、国家积弱，我们也曾参与种植罪孽颇深，既然陈长官有能力在绥远河西禁毒，我们陕西也不甘落后，渭北一带种植广泛，我亲自去劝说。
从我自家做起、从我的亲朋故旧做起，决不让一家种植，全都种粮食。只是他们手里多多少少还有些存货，绥远那边是怎么处理的？”说着看向陈海松。
“李参议长的态度我很感动。政府的政策再好没有人去做宣讲劝说工作，很难落实下去、即便是落实了收效也不会大，政府官员的行为、亲朋的行为是对民众最有利的说服。
至于那些存货，绥远的做法是政府在法规出台后两个月内统一半价收购。逾期不交者一旦被查出来就是窝藏毒品，除了鸦片全部没收，还要接受两倍的罚款。”
“政府收来那么多鸦片干什么？拿出去买吗？”杜斌丞不解地问。
“政府要是拿去卖还不如让百姓自己去卖的好，我们收他上来主要是防止私下交易，后来包头制药厂投产后全都卖给药厂当原料生产杜冷丁等镇静剂，变毒为药。”
“法规一出台就要去收购，政府现在没钱没粮，也没有药厂怎么去收购呀！”
“政府收购只是一个坚决禁止鸦片种植销售的姿态，很多人并不会主动拿出来半价出售，所以不需要准备太多的钱粮。因为基本用不上。”
“民间留下大量鸦片，怎么禁绝鸦片？”
“盯着那些吸食毒品的，贩卖毒品的，他们一旦交易就可以抓个现行，人赃并获，依法处置，所以绥远政府的大量毒品不是收上来的而是缴获没收的，毒贩大多送去农场劳动。”
“你别说这还真是个办法，种植户们往往不用毒品，主要是卖给毒贩子获利。盯着毒贩子的行踪就可以了，看来咱们也该抓紧建个药厂了。”杜斌丞忍不住赞叹。
众人不由得笑了起来，邓宝珊好奇地问：“我在榆林当镇守使时，大批烟土从榆林过都要上税，就那也是络绎不绝。我可知道绥远毒贩多，得有多少工作人员从事禁毒工作呀！”
“也不需要太多人。交给保安部队把守各主要通道就可以了，抓大放小，关键是没有人种植慢慢也就没有人贩卖了。所以禁毒重点还是政策的宣传、春耕时的检查，乡镇干部会同各村细细核查，不放过一片土地相当辛苦，可坚持做下去一两年就能禁绝。”
邓宝珊看了看自己身边的政府官员基本都认同这一政策，想想确实是利国利民的义举善行，值得推行表态道：“行！咱们陕西就带这个头了，春节前就出台禁毒法令全省禁种鸦片，私种、贩卖者抄没家产土地劳动改造，发出通电文告，严禁过境运输毒品。
我们省政府委员都下去督促粮食种植，把荒芜的土地分给愿意种地的难民，扩大种植面积，争取获得好收成。还送你刚才还说道减租减息，我听说了，你再详细说说。”
“各位，政府所要管理的是各阶层的民众，包括那些佃农、雇农，给人打短工、长工的没有土地的农民。他们占到农村人口的一半以上，这一部分人长期被政府忽视，遭受地主富农的剥削，生活十分贫困。有很多人被迫铤而走险，杀害雇主，逃亡他乡或揭竿造反。
而造成农村矛盾尖锐的主要原因就是土地大量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有钱有势的地主乡绅与官府沟通把持着地方权力，残酷剥削租种土地的农户，田租高达六成以上，农民辛辛苦苦劳作一年，根本无法保障家庭的生活所需，借贷借粮又受到高利贷的盘剥，利滚利、驴打滚，被迫卖儿卖女。这样的情况不是个别现象，在许多地区普遍存在。
我在华北、东北、华东地区作战之余也与当地百姓进行过交流，有些富裕户还算善良，地租较低，不逼迫乡亲，被称作善人，而矛盾尖锐的村镇里必定有为富不仁的地主恶霸。
不瞒你们说，我们红军时期到处杀土豪、分田地。做的是有些过火。可确确实实得到了穷苦百姓的拥护，参加红军队伍的基本上也都是生活不下去的穷人，我本人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参加红军的，所以我党特别关注这个人数众多境况凄惨的阶层。
当然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框架内我们承诺放弃土地革命和阶级斗争，不会回到当初那种极端的做法上去，但并不表示我们容忍这种肆无忌惮地剥削制度的长期存在，容忍那些残酷压榨穷苦百姓的为富不仁、欺压良善的恶霸劣绅继续作威作福，容忍大多数人饥寒交迫。
另外有一个问题就是由于地租过高，很多土地无人租种，大片大片的土地撂荒。大批靠种地生活的想种地没法租到合理租金的土地，有土地的不肯降低租金，造成严重的土地浪费。
国家需要粮食养活官员、军队抗击入侵，政府需要粮食组织民生建设、发展工业、普及教育。地主需要粮食来积累财富，农民需要粮食来养活自己，可是因为地租粮食生产有限各方面的愿望全部化为泡影，直接影响四者的生存发展，引发不良的后果。
那么怎么办？如何缓和这种尖锐的社会矛盾就成为考验我们处理社会事务能力的试金石。不作为肯定不行，有矛盾就要解决，不解决迟早会加剧恶化，引起动荡，对我们的建设、对抗日大业都会带来负面影响，所以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在春耕前就要拿出一个调整方案。”
教育厅长王捷三是韩城人。司马迁的老乡，13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时与在教育部当佥事的鲁迅相识成为好友，24年邀请鲁迅在西北大学讲学并一路陪同，31年杨虎城资助他到伦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三年，是国府考试院驻西安的高级部员，思想比较进步。
他知道共产党一直标榜自己是穷苦人的政党、通过武装暴动搞了十年工农运动，陕西只有关中、汉中生活相对较好响应者不多，而在陕北、陕南很多山区赤化相当严重，陈海松就在陕南打过仗。他没想到团结抗日了，共产党人依然念念不忘为穷苦人出头、要对地主动手。
解释道：“这一点我要澄清一下。乡村中的确存在陈长官所说的现象，不过为富不仁者是少数，我们都是大户人家出身，一贯秉持勤俭持家、与人为善、周济乡邻的传统，就是我们在外为官。也反复告诫家中亲友克勤克俭、守仁守义，绝没有鱼肉乡里、横行霸道的劣迹。
不过大户人家也有难处。家里人口多、牲口多、在外读书的多，人吃马嚼、消耗极大，再一个官府里按田亩征收赋税，苛捐杂税极多、金额越来越大，全都落在田主头上，负担不起呀！无奈之下只能加在田租里，说起来财主家也不富裕，就这几年很多家破了产。”
陈海松听出他话里的担忧，可减租减息是共产党能为穷苦农民改善生活处境推行的唯一合法的政策，不能退缩：“王厅长不必多想，我列举的事例只是想说明这种现象的不合理，并不是针对所有的地主，也不是要求地主放弃田租，只是希望找到一个缓和矛盾的方案。
我在张掖、绥远的做法可以供大家参考，地主家耕种不过来的土地可否转卖给政府，地主可以拿着这些钱投资商业、投资入股工业获取红利，政府把这些土地过户给没地的农民，从他的每年产出中上交三成抵扣土地转让款，这个办法可以彻底解决土地不公的问题。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地主不愿放弃土地，政府就通过法律的形式要求他土地不能撂荒、低价出租土地，地租不得超过土地产出的四成，也就是说真正辛苦耕种的农民至少可以获得六成的收入，租地的热情、种植的责任心就会增加，那么农业的收成就有了保障。
在政府创办的农业银行没有开始运行之前，民间借贷也要规定年利息不得超过两成，严禁高利贷引起的社会矛盾。以后随着政府资金充裕，民间借贷会被政府银行所取代。
为了保护各方面的利益，张掖、绥远取消了很多赋税，地主也好、农民也好负担都是很轻的，为的就是鼓励他们安安心心、扎扎实实把地种好，政府建立了仓储机构，丰年大量买进防止谷贱伤农，如果遇见饥荒可以向外出售平抑物价，需要额外用粮通过市基本场买进。”
李虎臣是苦出身，当年他也是活不下去才当了刀客，从军前亲手杀了当地一个恶霸地主，陈海松说的他感同身受，对他倾向于贫苦农民的减租减息方案很是赞同，连连说好。
杜斌丞是个细致人，很好奇地问：“贵党在两地都不收赋税如何养活官员军队，刚才你说两地的工业规模很大，招收了几百万人在那搞建设，他们的吃喝用靠什么维持？”
“这可问到点子上了，中国几千年来社会财富主要靠农业的产出，土地越多产出越多生活就越好，所以人人昼思夜想绞尽脑汁争着当地主，土地的兼并成为改朝换代的导火索。
其实土地除了生产粮食、蔬菜、棉花、水果保障人们的生存以外能创造多少财富？真正值钱的是现代制造业生产出来的各种工具，这些东西在封闭落后的中国还很少，要是普及了可以极大地改善农村的劳作方式、减轻农民的劳动强度、丰富城市乡村的生活。
就比如说耕地我们几千年的二牛抬杠完全可以被拖拉机所代替，又快又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镰刀收割就可以用联合收割机代劳，连收割带脱粒都可以同时进行，一个时辰收几十亩地。再比如挑水浇地，完全可以在地里打出机井，或用水泵从远处的河里抽水灌溉。
想出门近处骑自行车、远处座客车，给地里运肥、往家里拉粮食再不用架子车、独轮车，两三百斤的用三轮车、一两吨的用农用车，装得多跑得快，缝衣服用缝纫机比一针一线缝制的平整密实，而这些东西陆续在张掖、绥远制造出来了，开始在生产生活中发挥作用。
这些工具都不便宜，我们赊销给农民集体使用，为的是增加产量。而很多生活物品被商人们运往外地很受欢迎，我在西安就看到不少商店经销张掖的罐头、饼干、皮鞋、自行车，为企业、商人带来了丰厚的收入，几千家工厂商号创造的工商税收就足够政府的开支了。”
“仅仅靠工商业就能养活政府？满足建设的需要？”
“是的，全世界已经进入工业化、电气化时代，咱们还停留在古老的小农经济的思维里自我陶醉。我们民主政府要放眼未来胸怀世界，把陕西带出农业社会，带进工业时代。
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工业的巨大产出不仅可以满足政府的各项事业需要，还能彻底摆脱靠农业支撑国家的落后局面，减轻农民的负担，有力地支持农村的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