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王府，南厅。
这是鲁王刘暧居府时主要读书办公的地方，中秋的风已经有些凉了，但风带来的戚然，显然比不过主人情绪变化给人带来的压力。
鲁王的表情，显然不那么好看，无形的压力笼罩着厅中所有人，几乎让人喘不过气来，尤其对跪于堂间的率宾知府刘蔚来说。
“所以.你就这般回来了？”目光直直地盯着战战兢兢的刘蔚，刘暧冷冷地质问道。
感受到鲁王的怒意，刘蔚震惧地叩首道：“大王，非臣不尽力，实在有心无力。率宾府上下，已然为安东国所侵蚀，安东王令远比朝廷政令有用，臣若久留，恐有性命之虞。
臣无惧一死，然既食君禄，又受大王恩拔，细思熟虑之下，方斗胆决定，掩面而走，含恨返京，上告其情，示警朝廷.”
听刘蔚这么一番话，刘暧直接愣住了，如此解释倒也称得上是“清新脱俗”，关键是他还真敢当着自己的面就讲出来了，这般恳切真诚，就好像真的是表里如一，言行一致.
“如此说来，你还是忍辱负重，为国尽忠，我是不是该代表朝廷奖掖你尽忠职守？”刘暧气极反笑，语气森然：“丢官去职，弃城舍民，做得理所应当，说得理直气壮，刘蔚啊刘蔚，我过去还真是小瞧了你！”
“大王，臣.臣.”迎着刘暧那冷冰冰的目光，这刘蔚的心理也终究没有“强大”到那个地步，即便有心辩解，也难以再做出什么“炎炎大论”了，只能在那儿支吾难语。
“你尽什么忠，示什么警！”刘暧则直接开始怒骂了：“安东乃是大汉封国，世祖建制，与大汉血脉相连，难分彼此，你想做什么，离间天家亲情，莠言乱政，妖言祸国？”
刘暧说的这几条，没有任何一条是区区一个率宾知府（还是弃职而逃的知府）能承受的。一时间，刘蔚也顾不得其他，一股脑儿地磕头请罪：“臣失言！臣有罪！”
而发泄一通后的刘暧，慢慢冷静下来，目光冷冽地盯着刘蔚，脑子里疯狂转动着。还有暇打量起刘蔚，这厮看起来狼狈，从率宾府逃回，衣着却很光鲜干净
刘蔚逃官的事，可以预见地会在大汉引发怎样的震动以及不好的影响。首先一点，从世祖时起，战争年代，都没有出现过多少次“弃城”的情况，却在如今的和平时代出现了，出现得这般自然、平顺。
其次则是，刘蔚乃是鲁王府出身，是刘暧此前比较看重的僚属，半年前将放到率宾府，本是委以重任，希望他能收拾一番那里的乱象，扼制住安东国那边的侵蚀。
但结果呢，事与愿违，这刘蔚显然只是个“嘴强王者”，率宾府的局面没控制住，反而被人家给收拾了，搞出个滑天下之大稽的“弃官事件”。
一个小小的刘蔚无足轻重，但牵扯到鲁王那影响就大了，刘暧本身就处于在权力的是非旋涡中心，这件事一旦发酵传开，对刘暧的声望定然会造成打击。
同时，此事还将朝廷一直以来有所忽视或者说刻意回避的一个问题捅了出来，那就是与海内外诸封国的关系处置问题，在这方面，从来都是一笔糊涂账。
在太宗时代，倒是彻底明确了“分家过日子”，但这亲戚还得要，关系还得处，也就必然面临一系列负责的矛盾与问题。
世祖时还处于经营构建期，一切的问题，都只是发展问题。到了太宗时期，封国制已然度过青涩期，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而迫于太宗绝对的正统以及足够权威，诸国的兄弟子侄们也不敢怎么炸刺，一切都依着帝国的规矩来。
等太宗也去了，情势就慢慢发生变化了，在长年的发展与积累中，各封国也慢慢形成了自我意识，一个问题也越来越清晰，那就是诸国的利益与帝国中枢并不完全一致。
这个不一致，也必然造成双方在往来过程中的一些矛盾。封国对中枢有所求，中枢则必有所应，这种情况已然彻底过去，但封国对中枢有所求的情况依旧是现实，并且会长久地持续下去，矛盾也伴随着利益诉求的发展而发展。
而在当下，安东则是最适应这种微妙、复杂关系变化的封国，或者说是在主动求变。率宾府的问题，就是求变贪利心理下的产物，这一点甚至从世祖分封安东开始就已经注定了。
毕竟，拥有港口能直出鲸海的率宾府是除了辽东道之外，安东对外交流最重要的一个窗口，然而这个窗口，却掌握在朝廷手里。
而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安东的权贵、地主、商贾，通过率宾府走海运输出货物，赚取利益与安东稀缺的资源，其规模也越来越大。陆上的交易往来虽然频繁，但限制毕竟大，远不如率宾府来得自由。
利益大了，牵扯多了，安东这边自然想要求得一份安全与安稳，将率宾府置于自己掌握，真正控制这个商港，也是安东王刘文渊为首的一干安东权贵孜孜以求的。
十多年来，暗地里的小动作一直不断，当然了，太宗时期要相对收敛，只是往率宾府掺沙子，无法从朝廷层面获得突破，便自下而上，朝廷派遣的官、军、吏等，可要好炮制多了。
等到平康二年，率宾知府朱枞去世，吏部议继任人选，考虑到那边特殊的情势，以及安东国在率宾府与缘边地区不安分的动作，经由刘暧推荐，遣刘蔚前往。
临行前，刘暧还专门向刘蔚交待过，让他好生整顿率宾府乱象，使其恢复“秩序”，安东国那边的手脚、爪牙，当斩则斩，不需有太多顾虑，有朝廷给他做后盾。甚至于，刘暧还直言，刘蔚前往率宾府整饬政商诸事，就是为了给安东一个警告，让其安分。
只不过，刘蔚不堪其用，狼狈而返，虽然还不清楚刘文渊那边用了什么手段把刘蔚吓得屁滚尿流，但结果就是，鲁王被置于一个尴尬境地，朝廷也大伤颜面。
厅堂内，无形的气势始终压迫着所有人，良久，刘暧方才从对此事影响的思虑中回过神来，抬眼看着刘蔚，当初有多欣赏，如今就有多厌恶。
以后的麻烦，以后解决，但眼前之人，不处置了，刘暧心里是怎么都过不去的。
“来人！”
闻声，厅左立刻站出一名侍从官：“恭听大王吩咐！”
刘暧取出一张公文纸，提笔就写，从眼神到动作，无不透着一股锐利之气。挥就之后，签上印章，交给侍从官，冷冷地吩咐道：“你执此文，监押此贼去刑部，让徐士廉（刑部尚书）依法论处，从重从严！”
“是！”
显然，刘暧是动了杀心，当然，就刘蔚的这等表现，想活命也难。而刘蔚闻言，面色苍白，直接就瘫倒在地，不住求饶：“大王饶命！大王饶命啊！” 闻之，刘暧更是怒不可遏，手往上指，怒道：“上有苍天，下有律例，本王能饶了你，但天道和法条绝不相饶！”
“你回来得甚是从容，但你多带了一样东西！”刘暧眼神已然不带丝毫感情，爆着粗口道：“真想把你的猪脑拧下来，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
愚蠢怯懦的刘蔚被带走了，但麻烦与愤怒却带不去，刘暧的心头也不禁蒙上了一层阴影。见刘暧郁愤难填，一旁的主簿不由出言劝慰，然而，这反倒让刘暧更加失态。
在失望与愤怒背后，是刘暧深深的羞愧感，他甚至有抽自己几巴掌的冲动，暗骂自己瞎了眼，失了智，竟然将一草鸡视作凤凰，将一庸才视作能才，这种前后对比给刘暧心理上造成的落差，才是最让他难受。
实在是，此前的刘蔚太具欺骗性了，进士出身，幕府多年，思路清奇，能言善辩，遇事常有“惊人”见解，也不是没有地方为政经验，最高曾做到汾州判官，在雍熙朝多少也沾点“改革干才”的边。
刘暧自开宝末期起，开始进入中枢，参赞国政，前后近二十年，提拔了不少人，出挑的并不算多，而刘蔚是他十分赏识的人之一。
如今看来，却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样的结论，刘暧是越想越心伤，越想越生气。这还就罢了，还得收拾这蠢材留下的烂摊子
可以想见，在翌日政事堂的例会上，刘暧是怎样一种尴尬的心情。刘蔚弃官逃京之事，是不可能不被提及的，如攻击性向来较强的寇准便含沙射影地向刘暧询问起处置意见，若非张齐贤打圆场，刘暧很可能被搞得下不来台。
当然，就和刘暧此前思量盘算的一般，比起一个小小的刘蔚，帝国中枢的这些高官重臣们，更加在意的，还是此事背后透露出的东西。
刘蔚的逃归，倒也不是全无意义，至少让中枢的掌权者们清晰地知晓一点，那就是朝廷对率宾府的统治，很可能已经是名存实亡。
实事求是地讲，大汉的这些辅臣们，打心里未必有多在意率宾府，毕竟太远了，陆上地形复杂，交通不畅，环境恶劣，海上则远隔重洋，还隔着高丽、日本二国。
即便那里文明成长迅速，在安东权贵及周边商贾的发展下已然十分繁荣，并且成为东北亚地区有数的贸易港，但于大汉帝国而言，还是个偏远边地。
若不是世祖在当年划分封图时留了一笔，导致帝国舆图、朝廷籍册上始终有其记录，只怕几十年也不会有人主动提起那里。就是这样，仍旧属于被忽视的地方，而仅有的关注，也只是因为那里有一个安东国，以及一个不那么安分的安东王
诚然，率宾府在朝廷内部的地位很低下，或者说几乎没什么地位，也只有安东国那边才当个宝。但即便如此，你安东国也不能抢，暗地里小动作也就罢了，你不能做得明目张胆。
正常情况下，即便仅维持着一个名义上的统治，也尽可睁只眼闭只眼，盖子被捂着的时候，那就不存在问题。而“刘蔚事件”，恰恰把盖子掀开，把矛盾暴露出来了。
不管刘蔚有多无能，举措又有多不当，你安东国把朝廷制命的知府给赶跑了，这就是挑衅、对抗，严重点说你有不臣之心也不为过，这种情况是绝对不允许的。
同时，这些年安东国那边的问题是层出不穷，尤其是辽东道与安东交界地区的官民，更是怨言重重。总得来讲，就是安东国那边太霸道，从官方到民间皆是一致，许多辽东士民都在与安东的交流、贸易中吃了亏。
并且，吃了亏还没出说理，毕竟人家能抬出安东国与安东王，交界州县的官民一般情况下连布政使都请不动，更遑论请朝廷评理。在这种问题上，官僚的妥协性一览无遗，毕竟闹大了，首先没好处的就是他们。
早些年的时候，不管是宋雄、慕容德丰抑或是后来的郑起，都是治边抚民的好手，坚守底线，维护辽东官民的利益，对安东那边不守规矩的行为严厉打击，对那些过分的要求更是严词拒绝，因此矛盾还不明显。
但是近些年，尤其是太宗驾崩后的这两年里，安东那边却是越发不知收敛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又出了率宾府这么一档子事，朝廷这边的当权者们都清楚，必需得拿出点措施来了。
否则，再让安东肆无忌惮下去，中枢的权威，辽东的民心，都将遭受重创，而反噬的恶果，最终极大可能还是落在他们这些当权者身上。
在这件事上，刘暧与宰相们迅速达成共识，然而具体的措施却有异议。李沆建议遣使安东，对安东国进行申饬，同时就安东与诸边经济往来爆发的问题进行协调，甚至可以采取戒严边市、加强管制的办法给安东施压，总之要对安东国进行约束.
李沆的意见，寇准直接表示反对，并且批评其太软弱，在寇准看来，这样的举措有如隔靴搔痒、扬汤止沸，非但不能约束住安东国，反而会令其小觑，这是一种露怯的作为。
安东国那边岂能讲理的地方，安东若是遵制守法，安东王若是愿意约束治下士民，就不会有如今这么多麻烦事了。
因此，寇准最终给出了一个极其强硬的建议，派遣干吏前往率宾府接任是必需的，并且此次不能像前任刘蔚那般只带着敕命与官凭去，必须得有更强力的支撑。
而寇准嘴里的强力支撑，则主要指两方面，其一是把率宾府那边的轮戍官兵全部撤换，由朝廷另则一千官兵，陪同新知府上任。其二则是，从东海海军派遣一支舰队，以训练为由，护送上任。
然后才是朝廷遣使前往安东，强调法统，宣明态度，而不是什么“商讨”、“协调”.
政事堂的众多宰相中，寇准的资望最低，年纪也最轻，还不足五十岁，并且性情上招人厌恶，作风上惹人非议。但是，在一些事情的认知与问题的判断上，从来都是清楚明确的。
而作为太宗钦点的“末进辅臣”，寇准的立场也格外坚定，在维护中枢权威的问题上，也必然强硬。
最终，寇准的意见得到采纳，实在是这件事的性质摆在那里，宰相们也被事态逼得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
由此，也开启了帝国中枢在对封国关系以及处置封国事务的一个新阶段！
而要实现寇准的计划，枢密院是避不开的，调兵遣将的事情，还得由枢密院出发。
有一点必须要提，不管这两年朝堂如何风云变幻，争斗不休，都还没有牵扯到枢密院以及其所代表的军权。
军队的问题从来是敏感的，在这个问题上，各方势力都克制着，每人敢轻易越雷池。因此，帝国军政事务，依旧以枢密院为核心，由李继隆、杨延昭、郭仪、马怀遇等将帅及其背后藏龙卧虎、盘根错节的军功集团所掌握。
就和掌握政权的辅臣不敢轻易触犯军权一样，军队系统也同样不敢逾越，这同样是体制决定的，那套既有的运转了几十年的规则，至少从意识层面严格地约束着所有人。
军队权力的尽头在于皇帝，而如今大汉帝国的皇帝，还没有学会怎么运用他应该掌握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