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在被日军占领前，实际上已被划分为三块：由英国和美国联合控制的公共租界，总面积占黄浦江沿岸的8平方英里；工业、商业和船务服务都集中在这里。居住在这片地区的大部分是外国人，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其周围的中国百姓格格不入。外国势力还控制着这里的警察局和税务局，中国人在这里只不过是外国佬的廉价劳动力和仆人。其次，则是法租界，与前者相比，法国管辖的区域不大，却拥有与前者类似的机构设置。除了以上两块地界外，就是大量中国百姓密集生活的地方。
乔治·霍格与穆里尔阿姨的教友们待在一起。弗兰克·米利肯和艾米·米利肯是美国卫理公会派教徒。他们从1907年就来到了中国，米利肯牧师负责组织当地教堂活动以及在市里散发基督教宣传教义，而他的妻子则管理着一家基督教广播电台。
在上海，霍格初步了解了日本所谓的教化人民的使命。那年夏天，在不断的战争中，日本军队霸占了除公共租界外的所有地盘。这段时间里，霍格还仍在英国赫特福德郡考虑他的未来。当日军的铁蹄在1937年12月中旬踏进中国国民政府的首府南京时，霍格正在日本和他的房东讨论合作化运动。日军在南京的屠杀行径持续了7个星期后，霍格才开始了解到在中国上海发生了什么。
他发现这个城市到处都是难民和饱受战争摧残的人。一片片被毁的村庄在城市边缘孤独地站立着。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所有主要建筑的入口都被沙袋堵住，街角设置了碉堡，岗哨内也到处摆上了刺刀。霍格在信中特别提到了见到外国人就蜂拥而至的孩子，他们哭喊着，“没有爸爸，没有妈妈，也没有威士忌苏打。”
霍格喜欢上海，因为他发现这个城市让人异常兴奋。虽然在这儿无法像美国那样可以随意搭便车穿行在广袤的土地上，也没有导游带领参观各种合作社，如同以前在日本那样；但他被那些在困境中顽强地生活的中国百姓所吸引。公共租界的街道已经成为成千上万难民的住所。在霍格的一生中，他第一次看到有人生活得如此卑微。这些难民在城市的人行道上吃饭、睡觉、、生孩子，死去。旧报纸都被住在街上的人搜集光了，因为报纸可以在寒冷的夜晚留住微弱的温暖，它们决定着生命是继续还是停止。
上海的一切都可以被拿来变卖，霍格将街边的小贩描写成一边吹嘘着自己的炸鳗鱼，一边叫卖着自来水笔。总之，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能拿出来卖，只要能想到的。这些景象就是城市生活的一个侧面，这样一位天真、年轻的英国青年全部看在眼里，但在寄回家的信上却只字未提。
在霍格到达上海的几个星期后，以撰写一本中国游记为目的的奥登和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也来到了这里。这本书后来被命名为《战地行》。为了找到相关写作素材，这两人加入了外国媒体圈。乔治·霍格也在这个圈子中，并正在逐渐成长为一名很有分量的团员。
奥登和伊舍伍德两人早在萨里郡辛德海德的圣爱德蒙学院上学时就认识了。他们的文学造诣都很深，并在他们三十岁左右——奥登在一年后将其称为“低调的，不诚实的十年”——的时候成为了情人。此前，伊舍伍德已经出版了著名的《诺里斯先生换火车》（1935年）和《萨利·鲍尔斯》（后被收录在《再见！柏林》一书中）这两个男人曾合作撰写过三部作品，在他们长久的友谊中也偶尔享受下性的乐趣。
伊舍伍德很快就发现了“这个伟大城市留给人的深刻印象”。在他看来，上海不过是一座座准摩天大楼堆积而成的“不健康的水泥存储地”。在这个城市风光的背后所隐藏的，是肮脏、破旧、矮小的房屋：“到处都是林荫大道、宽敞的公园、壮丽的中央广场，却没有一丝城市味道。”
虽然上海有很多他们厌恶的地方，但这对文学伙伴还是在这里找到了吸引他们的东西：“在这里，疲惫或贪婪的商人能找到满足他们的一切，”伊舍伍德写道，“人们可以观看赛马、棒球和足球比赛；可以欣赏到最新的美国电影。如果想找女孩儿或男孩儿，只要出价钱，就可以在公共浴室或者是妓院拥有他们。如果想吸毒，也会有地方提供，就像喝下午茶一样，服务生会端着盘子侍奉你。上等白酒比较难找，但是这儿有很多杜松子酒和威士忌。最后，如果你做了坏事后悔了，这儿还有很多教堂和礼拜堂供你忏悔。”
与整座城市的颓废相比，霍格更关心百姓的绝望心态。借助穆里尔阿姨的人际关系，霍格和《曼彻斯特卫报》取得了联系。这份报纸曾用大量篇幅全面地报道了莱斯特参与的和平联谊会的活动及她与甘地的友谊。恰巧那时这家报纸在中国没有固定的通讯员。当时的编辑威廉·克洛吉便同意让没有经验，名不见经传的霍格作为临时通讯员去试一试。
这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早在史考特编辑时期，《曼彻斯特卫报》就在国内和国际社会广泛享有好评。史考特从1872年开始担任主编，其在位的57年时间里，报社的每一位通讯记者，不论是新员工，还是远在偏僻通讯站工作的记者，都清楚地知道他在1921年报社百年社庆的时候写下的名言：“评论是自由的，但事实是神圣的……对手的声音和朋友的声音一样，公众都有权知道。”
霍格很快就发现，那时的编辑要求的确很严格。《曼彻斯特卫报》是一个高尚的报纸，主编希望它能保持中立。例如，报纸很少报道赛马，因为这意味着鼓励赌博。坚持公证地报道一切，也包括政敌的观点，是其一贯作风。克洛吉在写给新员工霍格的信中也曾明确提出这一要求。
在霍格完成第一篇报道上海百姓痛苦求生存的文章后，报社并没有刊印，霍格也不清楚原因何在。当时的上海除了挤满难民，还有很多传教士，霍格观察到，他们“只愿意做那些必须做的事情”。在普通的中国地界，百姓饥肠辘辘；在公共租界的大街上也总有人被饿死；可饭馆和酒店仍然在营业。对有钱人来说，这里仍然有足够的美食和娱乐消遣。霍格也刚刚收到从家里寄来的10英镑的支票，可以大吃一顿。“中国菜真是极其丰盛。”他写信回家，不自觉地嘲讽起来，“菜一盘盘的端上来，而规矩是每盘菜只吃一点。这可以有效的避免消化不良，但另一方面又让人难以尽兴——我更愿意他们只给几个菜，却让你吃个够。”
多亏了米利肯夫妇，霍格参观了华丽的英国大使馆，受到了三等秘书的接待，并逐渐了解了上海衰落的复杂原因。和其他传教士及其他外国媒体记者一样，霍格还听说了南京大屠杀的惨痛消息。这些驻扎在上海的外国记者刚开始都不相信这条消息是真实的。
1937年7月，一场持续了8年之久，夺去了1500万中国百姓生命的战争开始了。1901年中国被迫签订《辛丑条约》后，日军就开始在天津和北京之间驻扎军队，并以搜索失踪士兵为由，向驻地官兵开火。日军在中国步步侵略的过程让人们断定这根本就是故意挑衅。日军在1931年占领满洲不久，随着中日双方冲突不断升级，战争全面爆发。
8月7日，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和他的高级顾问宣布抗日战争开始。随后，蒋介石开始了一场充满争议的军事赌博，他决定将战争主要战场从中国北方转移到上海。
他们当时的设想是这样的：日军有机械化的装备及强大空军势力支持，如果在北方平原地区开战，一定很难将其击败；而上海作为中国的主要港口，将限制敌军以上两点优势的施展。中国猜想如果攻击日本在上海的租界——外国列强在中国不同的自治地区之一——将迫使日军从北部撤出兵力，进而达到缓解当地中队压力的目的。
对于正卷入与游击队内战的国民政府来说，在上海落脚也会为其获取更多的民意支持。总之，蒋介石认为在外国地界的眼皮下发生的任何争端，都会引起西方势力的关注、同情，进而希冀他们会从中干涉、调解。然而，蒋介石和他的军官们小看了日军彻头彻尾的凶残。将战场转移到上海不仅导致了当地大批百姓和士兵的伤亡，也使得自日军南京大屠杀行径以来，战争导致的伤亡人数升至新高。
8月11日，蒋介石将其接受过德国训练、装备精良的3个师调进上海，驻扎在外国租界外围。日军发现后大吃一惊，并马上增强了对相应区域的部署。双方于8月13日开战。
地面火力和空袭攻势使得双方都伤亡惨重，手无寸铁的上海百姓更是如此。在持续3个月的战斗中，国民政府军，蒋介石现代化的部队死的死，伤的伤。日军伤亡人数也高达4万人，更有数千百姓死于无辜，外国租界外的大片土地被毁。伤亡惨重以及陷入无组织状态，中队被迫退回国民政府首府南京。
日本政府此时提出协商解决他们所谓的“中国事件”并列举了一系列要求，无非就是让中国政府承认日本对中国北部大片土地的控制权。蒋介石对此没有立即回应，日军又以“歼灭中国政府”相威胁。这个威胁宣布不久，发生在南京的一切就向世人解释了它的含义。1937年12月12至13日，南京沦陷，接下来发生的就是20世纪战争史上最可耻的一页。
“南京大屠杀”至今还是中日关系的一个阴影。即使迫于外交礼仪和两国间经济的战略需求，中国人民对于日军拒绝对南京凶残行径道歉一事始终心存恼怒。在日军野性狂发的七个星期内，他们在将领的带领下，放纵地强奸妇女、杀戮百姓，凶残程度难以想象。数千名百姓被活埋或烧死。据国际法庭估算，超过30万平民在这个事件中惨遭杀害——这个数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遭杀害英国平民的4倍。
很多在南京的外国人都曾亲眼目睹这凶残的景象，其中就包括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蒂尔曼·德丁，和《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阿特·斯蒂尔。从军事原因上分析，日军没有理由对南京的百姓采取报复。因为那些普通的百姓是无辜的。胡乱屠杀百姓进而引发恐慌浪潮也不能用醉酒来解释。一天天过去了，几个星期过去了，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日本士兵大范围强奸妇女、杀害百姓，没有任何语言和逻辑可以解释他们的残暴行径。
中国政府决定采取的反抗举动也让人难以理解。国民军队的军官首先点燃火把照亮南京的村落和周围郊区，然后又下令军队不许补给，不许逃跑，只能沿城墙列队站好。五万中国士兵被敌军包围，遭到来自空中的恣意轰炸、来自河面的袭击以及地面攻势。据蒂尔曼·德丁说，南京沦陷后，三分之二的士兵都被日军杀害。他们搜寻年轻男子，扒掉他们的衣服，发现有军用皮带留下的痕迹就马上杀掉。
德丁于1937年12月22日从南京搭乘美国的轮船来到了上海，沿途拍了很多照片并加以报道。作为他一路的所见所闻，他为国际社会对日本行径的谴责奠定了基调：“日军攻占上海后的所作所为，包括绞死战俘、屠杀百姓，强奸妇女和掠夺财物，都是已经消失的、野蛮社会的行为。”抗日战争以残暴的行径开始，并随着冲突的升级一再重复上演，即使有时候是在小规模的范围内。
直到1941年12月，日军轰炸珍珠港后，他们才开始打起了公共租界的主意。旧上海已经没有了，但是直到东京和同盟国间互生敌意后，生活在公共租界的百姓生活才开始受到影响。位于上海华懋饭店的酒吧是闲话和诡计的滋生地，间谍、色鬼、骗子在这里出没，有时候甚至一个人身兼多职。比如理查德·佐尔格，斯大林时代的双料间谍，就是这个酒吧的常客。从1937年到1941年被逮捕前的这四年间，理查德一直向克里姆林宫汇报日本和德国在远东的活动。被捕后，他于1944年在东京获绞刑而亡。
随着中队从上海撤退，南京大屠杀的发生，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乔治·霍格意识到，没有再待在上海的必要了，正像奥登和伊舍伍德等记者的选择一样。一个新的战场已经形成，蒋介石已经将他的政府迁到新地方，日本人也再次开动装甲车向西进发。中国已经准备好抵抗日军对下一个城市的进攻，并决心不能再像南京那样轻易放弃。
这个新的首府就是当年每一位新闻记者都向往的地方：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