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穗子不常来这里的原因之一，是她十六岁那年这楼里碰到的一位老首长。那是个典型的老首长形象：红脸膛，双下巴，富态持重。他说，站住！是文工团的吗？小穗子说是的。他们是不是叫你小穗子？她说正是。首长的笑容变得很奇怪，先点一会儿头才说，哦，就是你呀，你就是那个小穗子。她走过去很久，觉得老首长还在看她，还在奇怪地笑着。
小穗子想，可别再碰上那位老首长。她走进一间办公室，四下看看，发现一个人也没有。她摘下棉帽，看着墙上的领袖像。这里的领袖像似乎比文工团的质量更好，你走哪儿它们眼神跟到哪儿。她走到墙角，马、恩、列、斯、毛、华都一致看着她。
一个声音说：“你干吗呢？”
小穗子一看，原来招她来的人是王鲁生科长。
“坐、坐，”王鲁生说着，挺着板直的脊背，走到桌前，取了个茶杯，又叫，“通迅员，送壶开水来！”他伸出手，小穗子装着打量环境，没把自己手给他。
王鲁生说：“恭喜你提干啊！”
这对小穗子倒是个新闻。提干报告打上去快一年了，似乎一直被遗失或遗忘在哪个环节上。她说那谢谢你了，她不论青红皂白先谢他，不然他又搬出账本说：你提干有我的心血。可是账本还是搬出来了，王鲁生悲剧兮兮地说：“你提干，我是投入不少心血的。”
通迅员提一个漆着“政治部”字样的暖壶，站在门口大喊“报告”。王鲁生走过去，接过暖壶。小穗子一看不好，门关上了。
小穗子听他讲起事件的经过。王鲁生说，本来她条件也算成熟，特别是创作业务，很突出。文工团的报告打上来，专门提到她的创作成绩，说她改正错误改得十分彻底。一般做政治工作的人心里都有数，小偷和男女作风，都是一犯再犯，难改。文工团领导认为小穗子很不容易，改得很彻底。
他停下来，大首长那样细咂一口茶。
小穗子听见叮铃铃的响声，奇怪什么在响，一看她手上端的茶杯盖子不停地磕着杯沿。她赶紧把打着寒噤的茶杯搁下。她听王鲁生话锋一转，心想，来了。
“有个人跑去向领导汇报，说你是一直没断过犯错误，她在好几个地方看见你和一个男的卿卿我我。有一次在电影院，她就坐在你们后面，把你们所有的动作都看在眼里。她说你蒙骗了所有的人，她是受你骗最深的人。”
小穗子呆呆地看着桌面，那是一块玻璃板，下面压了块绿毡子，毡子上有一张课程表，王鲁生科长也在上电大。她听他问：“这话是不是真的？”
她回答，基本是。
“当初悔过改过全是假的？”
她想他像一只玩垂死老鼠的猫。
“你想不想知道，举报你的人是谁？”
她抬起脸看着他，知道他爪子把她抛出去，不是放生，而是吊他自己的胃口。
“这个人你死也不会想到。”他给她一会儿时间，让她脑子里杂乱地奔跑的各种猜疑跑个够。“你想想，在你被集体抛弃的时候，是不是有那么两个人，始终为你说话，偏袒你？其中一个，不用说，是我，另一个呢？”
小穗子摇摇头，她放弃了所有猜测。
“申敏华。”
那个略带男性、驼背塌腰的申敏华。一度追查反动谣言，追到她那儿，她全认了。一星期的审问后，她回了北京。不久她传的谣言被证实既不反动也不是谣言。申敏华一贯和人唱反调，原来因为她是个暗藏的。
“你没想到吧？”
小穗子承认她死也不会想到。
“她说了你一堆难听话，说你天性弱点太大，多大屈辱都不会让你长记性，记得永远跟人斗狠，不谈恋爱就是不谈恋爱。她在转业前把这话告诉了一个人，这人又传给了领导，让他们谨慎考虑你的提干。”
保密室在楼后面处理文件，成了黑色灰烬的秘密，在冬天的好太阳里飞着，从王鲁生的窗子飞过，一些落在光溜溜的树枝上。
王鲁生说：“幸亏有我。”他笑了笑，他这样一笑就是另一个人，在讽判着那个一本正经、充满理想主义的自我。“知道吧？我其实也是假公济私。我一方面觉得要还你一个公道；另一方面，我是为我自己。”
来了，真正的清算来了。高利贷、驴打滚。
小穗子说：“那可真得好好谢谢你啦！”
“你看，这么多年，我的心你也看出来了。别人说你什么，我不管，我还是一心一意等你的。在桌子下面，他穿三接头皮鞋的脚夹住了小穗子的脚。只不过是脚，她觉得让他触到了女性最神圣、最隐秘、最致命的地方。她抓了棉帽站起身，对他们不挑破地只是道谢、告别，叫他有空来文工团玩。
她走到门口，王鲁生一把将她拉回来。她装着被逗急的样子说：“你干吗呀？”
“看你怎么谢我。”他戴着两颗完美洁白的假牙，笑嘻嘻地凑上来。“在电影院和那个人都行，就和我不行呀？”他的笑是笑给一个贱骨头的。
小穗子一下子蹲下身，蒙着脸哭起来。他不动了，一声也没有。
“我这儿来人可多啊，待会儿让人看见，我可说不清楚。”王鲁生冷冷地看着小穗子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脸容。“看来你也挑人，不是谁都能碰的。”
她出了他的办公室，一直奔到操场上。两个老太太正从菜场买菜回来，讨论着春节前分军用腊肠的事。小穗子恍惚地想，什么也不耽误你们吃腊肠过年。她的布底鞋在柏油路上踏动，发出麻木的声响，她恨这脚，他碰过脚。她突然恨身上的军装，因为他也穿着它。
小穗子从中越边境打起仗之后，就没再见刘越。她把王鲁生办公室里发生的一切写信告诉了他，就和军区的几个记者搭上了南去的火车。
几个月后，她从野战医院回到城里，所有的事和人都有些事过境迁。
我们把小穗子的变化归结为她地位的改变：作品上了大报，全国的大报呢。她一脑壳乱七八糟的东西终于有了正经出路。幸亏没跟邵冬骏成家，邵冬骏被打伤后再也不肯练功，长得白白胖胖，天天在家汆肉丸子。我们不知道小穗子正经历的苦楚，她一回来就听说刘越的女朋友自杀未遂，为着要拉回刘越。女朋友的父母也去了篮球队，说刘越这个王八羔子把他们闺女的甜头都吃了，就想不认账了。刘越发现，不认账已不大可能了。
小穗子后来去了北京的电影厂修改剧本。临走她听说刘越的女朋友跟一帮搞色情舞会，被人检举了。刘越和她取消了婚约。
七十年代的最后一个月，军区举行了一场自六五年后最大的军事演习。我们不再像过去一样，把这类事看成政治表现的主要得分机会。我们中最新的兵，也有四年军龄，对英雄主义的兴趣不那么强烈了。演出小分队还是组织起来了，主动报名的人，就会遭人打趣：去挣营养补助吧？每个参加演习的人都能得到一笔不错的营养费。
一星期的行军后，篮球队要在驻地搞表演赛，几十个球员住在机关直属队营地。体工队、警卫营、通迅营一块分担驻地警戒，站二十四小时的岗。我们偶尔看见刘越独自在球架下练球，嘴上叼根香烟。他练球时眼睛从不斜视，投了好球也不像过去那样满面得意了。他几乎不苟言笑，我们忘了他有颗生动的小虎牙。
我们一看见他练球就远远地站着观看。那也是一种舞蹈，每一个腾空都和地心引力挣扎一刹那。那一刹那，就被铸塑在空间，成为一个完美的塑像。县城中学的球场在墨绿的山凹里，冬天的雨粉细地飘在空中，很久才落到地面。刘越给我们的错觉是他每一蹿跳都要发生某种突破，突破自然的极限，成一个自由物体上升。
表演赛他打得非常出色，驻地军分区的部队为他倾倒。比赛的第二天晚上，一个十六岁的新球员发低烧，刘越便为他代一小时的夜岗。他是军官，按说不必站岗，但他总是替年纪小的新球员站夜岗，似乎为了白天的半天休假。刘越偶然会吃一惊，意识到那么爱起哄的自己现在不合群了。
他披着棉大衣站在哨位上，夜里的山显得非常近、非常大，山坡上是淡绿和淡蓝的点点磷火。过了这座山，再行军一天，就是大演习的地点。野战军已经先到达了，野战包扎所和后勤部门正在连夜行军向那里进发。直属队清晨四点就要开拔。刘越看了一眼表上的夜光点，还有一小时。他的右手按在手枪上，手枪被他抽出枪套，此刻待在他的大衣口袋里。这是打开了保险的枪，饱含子弹，因此他得小心地按住它。
三十米外，是个公共厕所，厕所有十个窗口，正对着哨位，若是刘越此刻练靶，他可以拿它们瞄准。厕所里的黄浑灯光透出窗子，很好的靶心。
偶尔有急匆匆向那里去的人影，刘越便问一声口令。对方一面回着口令，一面已进了厕所。不少人对口令毫不认真，随便回一句话冲到厕所里。就在这时，一个挺拔的身影从政治部宿营地出来，快步向厕所走。他斜穿过刘越面前的开阔地，步子自信、弹性十足。如此挺拔的一个政治部首长看上去十分荒谬，至少刘越这样认为。他向他喊：“口令！”
挺拔的首长愣住了。
“口令！”
“是我，组织部的……”
“不准动！口令！”
“我要上厕所！”
“再动我开抢了！”
……他终于把口令记起来。
但是太迟了，刘越的“五四式”已响了，后座力已震麻了他的手。
所有的灯全亮了，穿白色和黄色军用衬裤衬衣的士兵和军官们拥到寒冷里，问出了什么情况，谁走了火。警卫营一个连长跑来，见刘越把手枪口朝天，两脚站得很开，身体重心完全在中心。一个洋气的打枪姿式，像从内部参考的外国电影里模仿来的。他气喘呼呼地问：“为什么打枪？”
刘越不说话，就那么站着。
几个人已把倒在血泊里的人认了出来，叫着，是组织部的王科长……
眨眼间担架来了，抢救器具跟了一大串。此刻射击的后座力似乎震麻了刘越的全身，他身体一矮，就地坐下来。保卫科长睡眼惺忪地问他，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我问了他三次口令，他不回答。”刘越用平直的声音说。
调查下来，有人说他听见刘越只问了两次。他说那时他也起身了，正准备上厕所，怕起床号一响，厕所人满为患。他还听见王科长清楚地回答，他是组织部的。再回来问刘越，他一口咬定当时他问了三次口令，并且，对方什么也没回答，他是根据演习的规定开枪的。当然，他忘了首先警示。
王鲁生科长的伤势很重，直到演习结束才脱离危险。子弹从他颈子的侧面钻入，伤及颈椎，有终生瘫痪的可能性。他说刘越第一次问他口令时，他一时没想起来，但马上报了身份。第二次再问，他正确地回答了口令，并且问了回令。刘越说王科长绝对记错了。
虽然事故不小，但也算每次大型军事演习中不可避免的代价。责任追究渐渐成了扯皮。曾经调查过刘越揍人事件的两位保卫干事看着振振有词的刘越，心里明白这不是一次普通事故，其中必有他们看不透的原因。刘越已不再是首长未来的女婿，他有词没词，不会像上次那样不了了之。
两大军区好在合并，体工队以人员调整的名义，把刘越调到西藏军区昌都军分区去当宣传干事了，主要职责是抓部队基层体育活动。
小穗子在北京的两年里，起初每周和刘越通两封信，后来变成一周一封。信从西藏走到北京有时要半个月，有时更长。刘越总是不断地下部队，一个地方待不了几天，收信越来越难。他开始弄摄影，小穗子从他寄的照片里看见他新涉足的地方、新结识的人。到了一年后，他们俩就是两三个月通一封信了。
小穗子终于告诉刘越，她有了男朋友。刘越从此不来信了。半年后，小穗子收到了他一封短信，说都怪他，三年前在那条脏兮兮的小街上，听她讲了王鲁生的事之后，他觉得自己没力量跟那么多人抗，他在那之后倒向了首长的女儿。“事情先错在我这里，穗子，不怪你。”
似乎他收到她宣布有男朋友的信之后，一口气就噎在那里，半年后才呼出来。呼出来，徐缓而暗然神伤，已有一点儿缅怀和回顾。
小穗子回文工团才知道王鲁生两年前受了枪伤，至今还在恢复站立和行走功能。听这消息时，她在院子里晒棉被。一个月的阴雨，褥子下出现了一层霉霜，天一放晴，院子和楼上一片草绿棉被。小穗子身体在绿军棉的夹道里，听我们中某个人把大演习中的事故简单地告诉了她。她一动不动，刚洗的头发随意披散，水滴把她天蓝毛衣的肩染成一片深色。那是小穗子留给我们的一个奇怪印象：她突然记起她失去了什么。
他从楼梯口上来，走向走廊尽头的小穗子。她背后是一面大窗，给战士们擦得贼亮，窗台上搭着两个拖把，洁净得每根布条上的图案都清清楚楚。太阳是高原上的，使她看上去曝光过度。他一时站住了，和她隔着三步。其实不必的，他只看她给阳光投出的轮廓就能认出她，不必这样细看。
“刘越。”
“你呀？什么时候来的？”
他们握手，讲些非讲不可的见面辞。太阳照在他脸上。他高原人的脸，只有虎牙依旧，他妻子可欣赏这颗虎牙？
她告诉她来是为了采访。他说好啊，他哪儿都能带她去。楼梯上他停下来，她在上面一个台阶，脸和脸平齐。她看着他的正连级军阶，和她的一模一样。
他说：“唉，你欠我的口香糖呢？”
“那天你说有两句话的。你说了一句，留了一句，留的那句呢？”
他眼睛没有老，还单纯如孩童。眼睛好伤心，嘴巴却是一个牛仔式的笑。是走一个地方，丢一个恋人的牛仔，他们的那种笑，它告诉你，谁拿它当真谁负责。牛仔玩真的只玩一会儿，玩长了很不好意思。他就这样笑着说：“留的这句和前面那句一样，所以是句废话。”
办公楼外面，是高原的盛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