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跑？一跑你就讲不清了，”姥爷说，“一跑肯定枪子先喊住你！”他长而狠地吸一口烟。姥爷吸烟总是很馋的样子。“看着就要走出那块地进向日葵田了。一进那里就好得多。砍下的葵花杆子给捆成一人多粗的垛子，一垛一垛竖在那里。要是哨兵不开口枪先开，那些葵花杆子能障碍一下枪子。还差一二百步，岗楼上出来一声：‘站住！’我装不知他在喊谁，还直往前走。哨兵又喊：‘你站不站住？’我听见枪保险给打开了。我什么都听得见，连罗桥吸鼻涕都听得见。我站下来，转回头，还是不紧不慢，我说：‘你叫我？’哨兵说：‘你回来！’他枪口正对我眉心，我脑门子胀得慌。哨兵喊：‘想逃跑啊？’我不搭腔，转身就往葵花田走。我都不晓得自己怎么有那么大胆子，一下子不会害怕了，什么都不怕了。我就去看一下我女儿，回头他们怎么惩治我都随他们。哨兵嗓子都喊碎了：“我开枪啦！”枪还真开了，打得我脚边的雪直开花，窜烟子。我还是那个步子，坦坦荡荡地走。打死就打死，我就不再受冻受饿了，也止住我牙疼了。
“枪声把警卫兵都召来了。不少犯人也挤在大门里头，看看谁给毙掉了，今晚省出个馍来。我还是走我的。现在是十几条枪在我脊梁上比画，十几颗枪子随时会把我钉到地上。我反正就是想看看我女儿，我就一个女儿。真给他们毙掉我也就不必想女儿想这么苦了。
“这时候我听见王管教的嗓音，喊他们不要开枪。说：‘你姥姥的那个样子像逃跑的？’他又喊我：‘贺智渠你姥姥的，站好了给他们看看，你那三根老丝瓜筋挑个头逃不逃得动！’我转过身子，脸迎枪口。我看见王管教的小个子蹿个老高，要那些枪放下。他对我说：‘贺智渠你这十几年的一干一稀白吃了——招呼也不给门岗一个！’他转向警卫兵说：‘就派他去趟中队，我派的！’我看他直朝我挥手，就几步跨进了葵花田。那些兵都还没回过神来，在那里呆瞪眼。王管教还得慢慢帮我开脱。他肯定把那支金笔拿给内行看过——犯人里头什么专家都有，那人估的价肯定超出他那点儿小贪图了。再说他也不愿意他管辖内的人口挨枪，账多少要算到他头上。”
我说：“他还不算太王八蛋。”
姥爷说：“就算好人啦。那种人，报德报怨都快。”
妈在客厅喊：“余晓浩！”
弟弟在自己卧室回喊：“干吗？”
“我叫个人都叫不动！”妈在原地嚷道：“余水宽，叫你儿子！”
“余晓浩！”爸的声音出动了，人却仍在他自己书房。弟弟不出声，爸又朝我出动：“余晓穗！余晓穗我命令你去一趟收发室，拿今天的晚报！”
我一动不动，眼一闭，以同样的腔调和音量喊：“余晓浩我命令你去取晚报！”
弟弟有响动了，他用足趾把门撩个缝，喊道：“姥爷！姥爷我派你去趟收发室把晚报拿回来！”
姥爷跟没听见一样，倚着洗碗池，手指头夹着一股蓝烟——烟屁股总短得看不见。他在监狱里成就的吸烟本领可以把一根烟吸到彻头彻尾地灰飞烟灭。
“姥爷，派你去拿晚报！”弟弟又嚷。
姥爷仍不理会，慢慢从衣架上取下棉衣。这是我们家一个正常现象，谁都差不动的时候，姥爷总可以差。我跟姥爷走到门外。寒意带一股辛辣。我问姥爷后来怎样了。
“我就上路了呗。”姥爷说着吸一下被寒冷刺痛的鼻子，“三十多公里。我走到一半棉袄里子给汗湿透了。二月天短，五点多就黑下来。厂部我顶多去过三回，只记得在东南方向，路上要过个小镇，有时能在那找到车搭。小镇才十几家人，多半是劳改释放了的人，懂得怎样挣劳改犯的钱。多数都是前门开烟草酒店，后门开饭铺，要不就是旅店，也有两家百货店。我进镇子的时候，看见一辆军用大卡车占了镇子大半个地盘。我赶紧进了镇口第一家店。店主人一看见我的粗布灰棉衣上的号码就说：‘你怎么敢到这里来？没看见镇子戒严了？’我问为什么戒严，他愣住了。
瞪着我一会儿才说：‘跑了个人！昨天跑的！’我又问是哪个大队的。他还瞪着我，半天才说：‘噢，不是你啊？’他把我当逃跑的那人了。这镇上的人许多是明着帮政府，暗着帮劳改犯。我不敢再进镇子，就从一片荒地往场部去。还好，雪把天色照亮了。绕过小镇，我还得回到公路上，还指望搭上一辆车。那片荒地栽了不少防风沙的树。刚要出林子，我看见有烟头火星子在前头闪。绕那么大弯子还没绕出戒严圈子。对方也听到了我这边的响动，手电筒一下就照过来。我赶紧蹲下去。电筒光柱子就在我头上晃，我一点一点趴下去，肚皮贴地。那边叫：‘看见你了！还往哪儿躲！’我心跳得打鼓一样，想把自己交出去拉倒了。那人又喊，‘还往哪儿跑？我打死你！’手电一下子晃到别处去了。
“我才晓得他在诈我。他根本没看见我，也并不确定有我这个人存在。不是光我们怕他们，他们也一样怕我们，比例上是他们一人要对付我们几十个。我们要真作起对来，他们也得费些劲。他又瞎喊几声，就闭了手电。我往前爬几步，发现他也藏起来了。他不想让我在暗处，他在明处。我必须找到他的方位才能决定我下一步怎么走。风硬起来，我汗湿的棉袄结冰了，跟个铁皮筒一样箍在身上。我差不多要冻死的时候，听见一声划火柴的声音。他把火光遮得再严我还是把他的方位认准了。他不晓得我离他那么近。我闻得到他纸烟的味道了。他坐在那里，在一团骆驼刺后面，头缩在大衣毛领子里，皮帽子的护耳包得紧紧的。他每隔一两分钟就站起来往左边去几步，再往右边走几步。我一脑子就是你妈跳橡皮筋的样子，我不甘心啊。我要知道她长大是什么样。王管教和那么多不相干的人都见了她，我这个生身父亲就没有见她的权利？
“我算着那个兵的行动规律，然后撑起身子，慢慢站起，全身已经冻得很迟钝了。我必须在他向右走的时候从他左边穿过去。”
这时我发现姥爷和我都停下脚步，相互瞪着眼，似乎谁也不认识谁。我一声不吭，呼吸也压得很紧，生怕惊动姥爷故事中那个哨兵。
“我一步都没算错：他转过身的时候，我已经在他的另一边了。他抱着步枪朝我的方向看着，我也看着他。他忽然向公路跑去，好像我这个隐形人把他唬跑了。”
“出了警戒圈，我也不指望搭车了，就顺着公路旁的防风林带小跑。时间不早了，我怕连电影尾巴都赶不上，跑得棉袄棉裤上的冰又化了，周身直冒白汽。这就看见场部的灯了。”
姥爷一扬手，我们前面是收发室的灯光。姥爷喘得不轻。80岁的姥爷了。
“看上电影了？”我说。
“我进礼堂的时候，电影还有十分钟就结束了。场子里挤满了人。没座位的人站着，挡了坐在长凳子上的人。后面的人干脆都不坐了，全站到凳子上。有的人爬得比放映机窗口还高，银幕上尽是人影子。我没地方爬，四周都是人墙。有个十多岁的男孩站在两个摞在一块的凳子上。我对他说：‘你肯让我站上去看一眼吗？’他先不理我，后来看见我手上有张两块钱的钞票，马上跳下来。那年头两块钱大得很啊，我们一个月才发五角钱买卫生用品、买烟。
“我站到两个凳子上面，动一动就会跌下来。我个子大，比人都高一头。电影上的人是男的，过几分钟，还没女的出来。我脑子急得“嗡嗡”响，什么都听不见，只晓得那个男孩子在下面拽我裤脚，越拽越狠。这时电影上出来个女的，大眼、尖下颏，跟小时候的你妈一个样。十几年没见了，怎么看怎么熟悉！那个男孩子在下面扯我裤腿，捶我脚指头脚孤拐，我也顾不上理他，已经一脸都是眼泪了。我呜呜地哭啊，泪水把眼弄得什么也看不清了。我什么都看不清了，就用两个手满脸地揩眼泪。十几年没见过的女儿。”
路灯下，我见姥爷的脸硬硬的，并不太感伤。但我确定他在走进灯光之前偷偷把眼泪抹去了。
“我那样“呜呜”地哭把那男孩子唬坏了——他肯定没见过老头像我这样不知害臊，号出那种声音来。他让我安安生生站在那两个凳子顶上，哭了好一会儿。他就让我站在那上面呜呜地哭。我不晓得哭了有多久，也不晓得人都在散场了。从我身边走的人都像看耍把戏一样看我，看这个老头穿一身囚犯的老粗布号衣，跟猴子似的爬那么高，爬那么高去“呜呜”地号。人都走光了我还不晓得，就知道自己一下子砸在水泥地上，直挺挺从那么高就砸下来了，嘴和脸跟身子一块着地，一嘴的血，一嘴的碎牙渣子。”
“那男孩子抽凳子了？”
姥爷不答我，换了个语气，带一点微笑地说：“我都不知道那个电影叫什么名字。回去还有三十多里地要走，不能老趴在地上歇着，清场子的人扫得我一身灰尘，香烟头、瓜籽壳都要把我埋了。我想爬也爬不起来，浑身肉疼，像皮给人剥了，一动就冷嗖嗖地疼。那个痛让我忘了跌碎几颗牙。我等会儿告诉你这个痛是哪来的，先讲那些清场子的人怎么把我拖到外面，说快把这老头抬卫生所吧，说不定还救得活；也有的说，还值当抬吗？先放在这里看看，差不多了就叫三中队来认尸首。我衣服上的号码上有大队中队的编号。三中队一来人我就完了，我是偷跑出来的，逮着会给我加刑。我这刑还能往哪加？一加就是死了。
“等他们一转身，我就忍着疼爬起来。还好，嘴上的血不流了，冻住了。从场部回我们队是迎风。那风是满头满脸地砍，满嘴地钻——没牙了嘛。我怎么也要在天亮前回到队里，赶上早晨六点的点名，不然也当逃跑论处。我看到我们队那片土坯房的时候，天泛白了。也不晓得我怎么就倒在雪里头。后来我们那些人说，他们从我的棉袄棉裤里剥出个血人。我们犯人都没有内衣内裤，六七斤重的粗布棉衣里都是光身子。布料是回收的旧棉花织的，又粗又硬，跟油毛毡差不多，加上棉花也是‘废物利用’，用了再用不知轮回了多少次，早没弹性了。据说里面还掺了碎纸渣，全靠分量挡寒。那东西能穿着走六七十里地吗？给汗湿，又结冰；人走一步，它就跟锉刀一样在皮肉上锉一锉，一身还不都给它锉烂完了。我醒了，看看身上——俗语说‘不死蜕层皮’，那是真的，一块好皮都没了……”
姥爷忽然不说了。我们已到了家门口，妈伸个头在楼梯口，见我们便说：“我这就要出去找警察报案，我家丢了两个人！”她从姥爷手里抽过报就走。妈眼下在电影中演的角色越来越次要，也越演越无声息。不经常地，晚报会有一两行字提醒一下人们：她尚活着，尚演着。这是她读晚报的目的。她也要向自己证实一下：人们尚记着她曾经的美丽，人们尚谅解已不再美丽的她。妈有成大角儿的本钱，却不知怎么就错过了一生。她一向认为主要得归罪姥爷：因为他做了30年的*，她从来都没有得到重用。连姥爷自己都不知道他这么个疏远政治的人怎么会成个如此重要的*，值得枪毙，值得关押30年，值得特赦，总之，值得许许多多的人为他麻烦。在那个政治背景家庭出身左右个人命运的时代，妈的推断或许有道理。我从来没有听过妈叫姥爷“爸爸”。她实在无法把她一生不幸运的根源叫做“爸爸”。我们家的每一个人都希望过：不要有这样一个姥爷。没有这样一个姥爷，我们的日子会合理些。
姥爷在哇哇乱响的电视机前睡着了。我把妈拉到客厅门口，小声跟她讲了姥爷刚讲给我听的那事。妈想了一会儿说：“那他肯定看错了。那个电影里我的戏不到五分钟。他看见的是女主角。我本来该演女主角的，要不是……”
她嗓音开始爬音阶，我嫌恶地制止了她。我说：“行了！”
妈安静地看着姥爷撞南墙一般的睡姿。
我狠狠地要求妈，不准她把实话讲给姥爷。让老人到死时仍保持这误会，让他认为他曾为女儿做过一个壮举。“其实那部电影上是不是你，他看见的是不是你，都无所谓！”我说。
姥爷在年被彻底平反了，被恢复了名誉。他这下可真成了个无名无分的人。不然罪名也可以算个名分吧。如果他回江苏老家，可以每月领37元的养老金。不过，妈考虑姥爷在这个家还是顶用的，就没送他回去。我们家的日子就那样往下过，妈照样发牢骚，她有积了三十余年对姥爷的牢骚。姥爷照样要搜刮家里的钱，去看电影。只有我在唤“姥爷”时，心里多了一分真切。我静静地设想：姥爷去看电影中扮演次要角色的妈妈，因为妈在银幕上是和悦的、是真实的，姥爷能从银幕上的妈的笑容里，看见岁的她——他最后锁进眼帘和心腑的女儿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