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来铁钉镇认亲就扑空，让父亲很失望，但我还是有了一个交代，以祭拜的仪式验证了我没有跟父亲撒谎。我们立即回到县城，让父母带着我去看了一下他曾经工作过的县航管站旧址。这是一次黄角树下的岁月回想。这也许就是年过古稀的老人最后一次故地重游，心情特别激动。
踩着汉城多宝寺小街的青石板路，鞋底与石块摩擦出细碎的声响，像是在与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对话。阳光透过三棵老黄角树的枝叶，在地面投下斑驳的光影，风一吹，光斑便在青石板上轻轻晃动，如同父亲此刻难以平静的心绪。小街两侧的屋舍大多保留着旧时模样，灰瓦土墙间夹杂着几户翻新的砖房，墙角蔓延的青苔、屋檐下悬挂的老灯笼，还有路边小摊上叫卖的本地小吃香气，都让这条街显得既古朴又鲜活。
父亲走在前面，脚步比往日更显急切，却又在临近那片熟悉的区域时下意识放慢。他的目光在两侧的屋舍间逡巡，手指不自觉地摩挲着衣角，像个寻找遗失珍宝的孩子。“就是这儿了。”他杵着老幺跟他用子弹壳特制的金属拐杖，停下脚步，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伸出手指着前方一排黛瓦土墙的老平房，眼眶微微泛红。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那排房子在周围建筑中不算起眼，却透着一种历经沧桑的厚重感——屋檐下的木梁早已被岁月染成深褐色，木纹里嵌着风雨冲刷的痕迹，几根支撑屋檐的木柱虽略显陈旧，却依旧笔直挺立；墙角的青苔爬满了半面墙，绿意盎然中透着岁月的悠长；而那三棵黄角树枝繁叶茂，枝干粗壮遒劲，皲裂的树皮上布满了深浅不一的纹路，显然已在此伫立了半个多世纪，像三位沉默的老者，守护着这里的过往。
父亲缓缓走上前，先是绕着老平房走了一圈，目光仔细打量着每一处细节。走到屋前的黄角树下时，他停下脚步，伸出布满皱纹的手掌，轻轻抚摸着粗糙的树干，指尖顺着树皮的纹路慢慢滑动，像是在触碰一段遥远的记忆。“当年这三棵树就有这么粗了，”他喃喃自语，眼神中满是眷恋与感慨，“夏天午休，我们几个年轻人就搬个竹床躺在树下，风一吹，树叶沙沙响，凉快得很。”我注意到他的手掌微微用力，仿佛想通过这粗糙的触感，唤醒那些沉睡在时光深处的片段。
这里，是他五十年代工作过的县航运管理站。父亲说，1953年，刚满二十六岁的他土改工作组回来，被分配到这里，成为一名年轻的航运站会计。“那时候的办公室就在最东边的两间屋，”他指着平房东侧的窗户，“靠窗摆着三张木桌，我和老张、老李各占一张，桌上放着算盘、航运日志，还有一摞摞的文件。”他顿了顿，像是在回忆当时的场景，“每天天不亮就上班，要统计来往船只的吨位、记录货物运输情况，还要处理船员的登记手续。有时候忙起来，连饭都顾不上吃，就啃两个馒头对付。”
他走到当年办公室的窗前，踮起脚尖向里望去，如今屋里的陈设早已改变，却依旧能隐约看出当年办公区域的格局。“你看，那面墙当年挂着一张巨大的航运路线图，”父亲指着屋内的一面白墙，“上面用红笔标注着各个码头的位置，还有常用的航线，我们每天都要对着地图核对船只行驶情况。有一次遇到暴雨，上游的船只被困在江面，我们几个人连夜冒雨赶到码头，拿着喇叭指挥船只靠岸，忙到后半夜才回来，浑身都湿透了，却没人喊累。”
老黄角树下，父亲的思绪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那时候条件苦，但大家心气足，”他笑着说，眼角的皱纹挤成了一团，“每到月底，单位会组织聚餐，就在这树下摆上几张桌子，买些肉和酒，大家边吃边聊，畅谈着以后的航运发展。老张是个老水手，给我们讲他跑船时遇到的风浪；老李会拉二胡，酒过三巡就给大家拉上一段，琴声伴着树叶的沙沙声，特别热闹。”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向往，“那时候的我们，总觉得有使不完的劲，想把航运事业做得更好，让来往的船只都能安全顺畅地航行。”
如今，老平房依旧矗立，只是门前的门牌早已更换，“汉城县质量管理局”八个黑色大字醒目地挂在门框上方，无声地昭示着时代的变迁。父亲站在门牌前，久久凝望，眼神复杂。他说，离开这里后，他辗转了几个地方工作，却始终忘不了多宝寺小街的这排老平房，忘不了这三棵百年黄角树，忘不了那些一起奋斗过的同事。“后来听说航运管理站搬迁了，我一直想来看看，却总因为各种事情耽搁，没想到几十年过去了，这房子还在。”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庆幸，还有一丝淡淡的失落。
阳光洒在他的银发上，泛起温暖的光晕，将他的身影拉得很长。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波澜，那些沉睡的记忆被眼前的景象唤醒，如同潮水般汹涌。他想起了第一次穿上制服时的激动，想起了处理第一份航运文件时的谨慎，想起了与同事们并肩作战的日夜，想起了在黄角树下度过的那些悠闲又充实的时光。岁月改变了门牌，改变了他的容颜，让青丝变成了白发，让挺直的脊背变得有些佝偻，却改变不了这份深埋心底的情愫。
老黄角树依旧枝繁叶茂，浓密的枝叶遮挡住了炎炎烈日，投下大片阴凉。几片枯黄的叶子随风飘落，像是时光的碎片，轻轻落在父亲的肩头。他抬手拂去落叶，目光再次投向那排老平房，嘴角露出一抹释然的微笑。“看到这房子还在，树还在，就像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他说，“这辈子能在这么好的地方工作过，能认识那么多好同事，值了。”
这一刻，时间仿佛静止。小街上的喧嚣远去，只剩下父亲与老房子、老黄角树的默默相对。那是跨越半个世纪的重逢，是岁月沉淀的深情，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响。我站在父亲身边，看着他凝视老房子的眼神，忽然明白，有些地方、有些时光，早已深深镌刻在生命里，无论岁月如何流转，都永远不会褪色。而这三棵老黄角树，不仅见证了父亲的青春，也见证了时代的变迁，成为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将那些珍贵的记忆永远留存。
父亲说起一个老同事名字，我一下就愣住了。“陈志民”三个字，我一下就想起八年前的一幕来了。那是一个冬天，我还在铁钉中学上班。我去锅炉房打热水时，跟陈志明老师傅聊天，问起他怎么会安排到这学校的后勤处工作时，他告诉我，以前的工作单位就是汉城县航管站当一名放筏子的船工。因为年老多病，不再适合水上运输，就转业回到家乡的学校后勤处做工人。一干就是多年到现在。我很激动地说出我父亲的名字，他说他跟父亲很熟悉，因为他的妻子跟父亲一个姓氏，于是就认了亲戚，彼此建立了深厚友谊。
陈师傅问我父亲现在哪里？我说他现在马伏山老家，都快六十岁了，要是没有辞职的话，就该退休了。陈师傅为父亲遗憾：那么有文化的年轻人，是站里不可多得的人才，却因为家庭遭遇噩运被迫辞职，真是命运多舛呀。
后来，陈师傅特别关照我，只要是我去打热水，或是洗澡，他都会开绿灯。我也特别尊重他。学校有些年轻老师看不起那些没有文化的工人，说话不客气，脸上不带笑容，让他好生气。但我从不这么认为，因为人不能分三六九等，只有分工不同，能力与优点各有千秋。我们常常围在温暖的锅炉旁坐下，聊天谈家常，其乐融融。他也经常跟我谈起他在水上作业的故事。那时交通落后，运输主要靠水运。他常年在水上放竹筏和木筏，也就是把那些砍伐下来的活树木用竹条子绑在一起，靠水力冲击运到重庆朝天门码头，一去就是几个昼夜，象小船一样，过着漂泊的日子。风餐露宿，夜以继日，远离家庭，过着幕天席地的日子。高兴时，在旷野与河流上高唱山歌，释放野鸭子一样的情怀。
我问父亲对陈师傅有没有印象，他差点忘记了。他每次从重庆码头回来都要到父亲财会室耍一会。他没有文化，但很幽默，被一路放筏子的年轻人叫“鸟二客”。有时还说几句黄段子逗乐子，把大家逗得满堂大笑。
我补充说：遗憾的是，陈师傅常年在锅炉房上碳烧炉，粉尘与煤烟让他患上了矽肺病，退休后一年多就去世了。
父亲眼睛红润起来，摇头说：往事如烟，走吧，我们去滨河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