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的雪，在十二月的头一天落满了仙姑区医院的窗台。我趴在车主任的病床沿打盹，消毒水的味道混着他轻微的鼾声，在病房里漫成一片模糊的暖。昨夜守了整宿，护士换输液瓶时，我数着天花板上的裂纹，数到第七道时，终于抵不住困意栽倒在椅子上——梦里的马伏山，那棵二哥栽的麻柳树轰然倒地，树根带起的泥块溅了我一脸。
“小姚，醒了？”车主任的声音带着术后的沙哑。他刚能下床，正扶着墙慢慢挪，军绿色的病号服空荡荡的，像挂在竹竿上的布袋。“院长说，今晚摆桌火锅，答谢一下。”他的手在腰侧揉了揉，“你通知一下，服务站的姑娘们也得来，昨晚辛苦她们了。”
白天的病房像个集市。各乡镇计生办的人拎着水果罐头、麦乳精往桌上堆，出纳员小陈还带来本新挂历：“车主任，明年肯定顺顺利利。”协会秘书长老刘蹲在床边，比划着说土鸡乡的征收款超额了，朱娟正带着人往县局送。我在一旁记着名单，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混着窗外卖烤红薯的吆喝，倒有了几分年关的热闹。
“这活儿真不是男人干的。”给车主任倒尿盆时，我心里暗暗嘀咕。搪瓷盆沿的冰碴硌得手疼，想起在家时连父亲的洗脚水都没端过，鼻子忽然有点酸。年轻的护士进来换床单，掩着嘴笑：“车主任成VIP了，院长亲自操刀，护士长守夜呢。”她指的是院长抱车主任上病床的事——那院长人高马大，国字脸，抱着一百六十斤的车主任，跟拎只羊似的轻松。
火锅宴摆在医院对面的餐馆。院长端着酒杯站起来，酒液在杯里晃出金亮的光：“车主任是咱区的功臣，这杯我敬他！”他的酒量像口深井，白酒杯见底的速度比喝水还快。我被架着灌了不少，头晕乎乎的，院长拍着我的肩膀说：“回屋睡去，晚上我安排护士盯着。”
第二天一早去医院，车主任正坐在床边喝粥，见我进来就笑：“放了个屁，医生说能下床了。”当兵的体质确实不一样，才两天就有精神了。下午他催我回去补觉：“你这黑眼圈，跟熊猫似的。”我倒在宿舍的床上，一睡就到了黄昏，树上的麻雀叽叽喳喳吵得凶，像在喊我起来干活。
去办公室时，区公所的走廊里挤满了人。孟副区长正陪着县局领导说话，看见我就皱起眉：“下午没上班？”我心里咯噔一下，刚说“在医院陪护”，他就打断我：“我去看车主任，没见你啊。”
周围的目光像针一样扎过来。我脸上腾地烧起来，忙解释：“车主任让我回来补休了……”话没说完，孟副区长就笑了：“这才对嘛，车主任都跟我说了，你辛苦了。”王副主任站在旁边，嘴角抿得紧紧的，没说一句话。
晚上的888雅间里，书记和区长正等着。王副主任抢先一步给领导添茶，热水壶的嘴差点碰到区长的茶杯。孟副区长指着我介绍：“这小伙子，三个月跑遍了所有乡镇，铁钉镇的征收拿了全区第二。”书记端起茶杯：“好好干，仙姑区需要有闯劲的年轻人。”
敬酒时，我把杯子举得老高：“感谢领导给我锻炼的机会，我热爱仙姑这片土地，我将继续努力工作，报答各位领导对我的知遇之恩，培养之恩。”白酒辣得喉咙发疼，心里却暖烘烘的——这还是头回跟区里的“***”吃饭，恍惚间觉得，梦里那棵倒下的麻柳树，好像又立起来了。
车主任出院那天，天放晴了。我帮他拎着行李回计生办，一大包衣物，还有一小包药品。阳光透过走廊的窗户，在地上投下格子状的光斑。“你该好好歇歇了。”他看看我，“剩下的活儿，让王副主任多担点。”可我心里总惦记着那个梦，巨伞般的麻柳树影子像块石头，压得人喘不过气。
接下来的几天，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烤火。煤炉烧得旺旺的，烟囱上的铁皮被熏得发黑。王副主任推门进来时，手里捏着份文件：“仙姑镇计生办缺个男同志，你去盯几天。”她顿了顿，补充道，“全是女同志，下去收尾款不方便。”
仙姑镇的计生办在乡政府的老楼里，四个女同志正围着煤炉织毛衣。看见我进来，穿红毛衣的刘姐赶紧站起来：“姚老师来了！快烤火。”她介绍说，另外三个里，小张和小李是铁钉职高的毕业生，协会秘书长姓赵，“她去过北京，开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呢！”
赵秘书长确实不像普通干部。身材高挑，像模特儿，秀气的脸上有颗淡淡的痣，说话时眼睛亮得像星星。“哪是什么代表，”她笑着摆手，“就是去心仪多年的首都观摩学习，见了一次大世面，见到了许许多多的外国姑娘。”小张凑过来说：“赵姐还是挤奶冠军呢，她家奶牛场的鲜牛奶，全区最好！”
后来我才知道，赵姐还兼任了村上的妇女主任，有口还得回家里照看奶牛，她在计生办仍然是临聘人员，没有编制。
下乡催收尾款时，我才算见识了她们的厉害。刘姐带着我们走村串户，进了门先拉家常，说张家的猪下崽了，李家的麦子该割了，绕半天再提罚款的事。“王大爷，你家老三都快要上学了，罚款不交，影响孩子落户啊。”她的声音软得像棉花，却比硬邦邦的政策管用。
中午在村干部家吃饭，老白干一杯接一杯地劝。“姚老师是区上来的，得喝好！”村长的脸通红，酒杯往我面前怼。我实在扛不住，被灌得趴在桌上，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村干部家的沙发上，四个女同志正围着打麻将，笑声震得房梁都颤。
傍晚回区上，车主任家有客人。五个穿军装的围着桌子喝酒。车主任见我进来就喊：“小姚来了！陪我的战友们喝几杯！”我为难地喊：“我中午喝多了，让我一茶代酒敬几位哥哥。”可架不住劝，我只好改喝啤酒，硬着头皮灌了三瓶。好在其中一个兵是赵秘书长的表哥，听说我中午真醉了，才放我一马。
最后一月第一周的周日，天格外蓝。仙姑镇的姑娘们磨蹭到太阳当顶才出发：“农村人就这样，早上在坡上干活，中午才回家做饭。”我们一个中午找着三户，赵姐把政策讲得明明白白，连哪家该交多少，能分期还是交，都算得清清楚楚。
下午再去，人又上坡干农活了。有的去山上砍柴，有的上山割牛草，还牵着牛而放，有的吆喝一群羊，向坡上赶，说羊儿要未时到了才大口吃草。
“等晚上吧。”刘姐胸有成竹，“七点在计生办汇合，出夜差。”
天黑透了才出发。目标是火车站旁边的一户人家，男的在外打工，女的怀了第三胎，村干部做了几次工作都没用。这家老年人说，家里是独子，想生个耕田的。
我们绕到屋后阴森森的林子里，枯枝在脚下“咔嚓”响，像踩碎了冰。赵姐打着手电筒，光柱在黑暗里晃：“蹲下，别出声。”
寒风刮过树林，呜呜地像哭。我蹲在一棵老柏树下，冻得膝盖发麻，忽然听见旁边有“咝咝”声——是小张在解手，黑暗里她憋得难受，实在坚持不下去，就没有想那么多。我们足足蹲了一个多小时，脚都快冻僵了，喉咙几次想咳嗽，都咽了咽。我正想劝她们回去，后门“吱呀”一声开了。
“动手！”刘姐低喝一声。四个女同志像离弦的箭冲出树林，来到后门，手电筒的光柱齐刷刷照过去，把那个想逃跑的孕妇堵在门口。赵姐上前拉住她的手，声音软得像棉花：“妹子，跟我们去服务站检查检查，对孩子好……”
刚才那一瞬间，这些姑娘让我大开眼界，仿佛是女子别动队出山，巾帼不让须眉。
我钻出树林，在光柱下，回头看见林子里有好几座长满杂草的坟茔，我此时打了几个寒颤，在坟旁等待了一个多钟头，这是第一次破胆，想起来都有些后怕。
亲眼看着她们围着孕妇说话，手电筒的光在寒夜里晃出温暖的圈。后面的宣传工作全面展开了。忽然觉得，这寒冬里的计划生育工作，就像她们手里的手电筒，看似微弱，却能照亮最黑的角落。那些被冻伤的耳朵，被冻裂的手，那蹲在林子里的夜晚，都不是白熬的——就像车主任病房里的阳光，就像赵姐脸上的痣，就像梦里重新立起来的麻柳树，实实在在，透着股韧劲。
回去的路上，刘姐哼起了山歌，调子在冬夜里飘得很远。我望着天上的星星，忽然明白，有些梦是反的，倒下的树能再长，艰难的日子，也总能熬出暖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