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上了蓝工衣，我觉得我和老工人没有多少区别了。都是蓝皮子，都是展顺厂最底层的人。不过，拉上最苦的活——剥线，依旧是我们这三个新人在做。想必那些早我们进厂的人，刚进来的时候，早已吃够了剥线机的苦，他们谁也不愿意再来做这份活儿。我现在最迫切希望的，就是拉上尽早再招几个新工人进来，这样我就可以早日脱离苦海了。
我的愿望很快就实现了。这天上班没有多久，国民党就带了两个新工人进来。刘助理让其中的一个皮肤有些黝黑的高个子妹仔替换我，另一个人替换李小山，那个可怜的玲玲，就没有人替换了。后来才知道，替换我的妹仔，还是我们湖北老乡呢，好像是红安那一带的。拉上走了两个老工人，我做为次老人，从剥线机上走下来，就被安排到小锡炉前面坐下来了。浸锡，是我在前加工段从事过的第二份工作。
现在回忆起来，电子厂里面，我最讨厌的味道，就是锡溶化以后，散发出来的那股味道。虽然算不上奇臭无比，但是我相信，那绝对是对身体有害的。而且我一直坚信，多闻一天那股味道，上帝老头儿就会让你少活一天。
前加工段有两只小锡炉。所谓的锡炉，比老家的酒精炉子还要小一些。炉子底下，烧着松香。松香的燃烧起来，火苗并不大，却有一股淡淡的松油香味。炉子上面，有一只小小的锅，锡的溶化温度只需要八十度，松香的那一点火力足够把锡溶化成锡油，而且让它一直保持沸腾状态。记得那个时候，小锡炉前是坐着两个人的，两个人面对着面浸锡。浸锡是一门细活，做起来慢，两个人供一只炉子已经卓卓有余了。其实整个工序，浸锡的时间少，做其他事情却更繁锁一些，处理线材就是一件麻烦的事情。手里抓上一把线材，把剥出来的铜线用大拇指和食指夹起来，用指头轻轻地理一下，把裸露出来的细细的铜丝理顺。这个动作有点慢，因为一根线材最少也有两股线，每股线都得整理一下，线材整理好了，还得把同一根线材上的两股线分开一段距离，为的是浸锡的时候，两股线不会被沾在一块儿。铜线整理好了，手里捏起整理好的线材，放到小锅里面，轻轻地点一下，铜线下去的时候，锅里的锡水也随之溅起来，锅里面响起咝咝的响声，伴随着咝咝响，铜线上面也就浸到锡了。当然，这个时候还得小心烫到手。锡油汤到手指头上，很快就会起一个小泡泡。铜线放进锅里的速度只有几秒钟，浸久了，就会把线材外面的胶皮烫伤，不美观了，据说更可怕的问题是会引起质量问题。眼见铜线浸到锡油了，快速把铜线提起来，锡就浸到铜线上面去了。拿剪钳把浸好的线材整理一下，每十条线材扎用橡皮筋扎起来，浸锡工位的工作就完成了，剩下的事情，就是后面工位的事情了。后面的那个工位超简单，超轻松，对线材进行通电测试，测试好的线材放进塑胶箱，前加工段的工作就完成了。
我浸锡的时候，同我共用一只锡炉的，也是湖北人，记得她对我说，她是巴东的，比我大。至今想不起她的名字了，只记得她的人挺好，我们常常一边干活，一边小声地说话。当然，说话的时候，还可以顺便用眼光前顾后盼。总体上来说，前加工段没有流水线，所以上班没有紧迫感。有一天，我发现拉上湖北人特别多，对她说：“这条拉上，我们湖北人特别多呢。”她小声告诉我：“拉上除了主要就是湖北人和河南人，其他省份的人少。你有没有发现，在拉上做轻松工作的，都是河南人，做苦活的，都是湖北人。”经她这样一提醒，我才发现这个道理。我小声问她：“为什么会这样啊？”她告诉我，还不是因为国民党一手策划的。国民党是河南的，所以有好事情就安排给自己的老乡做了，差的事情就给外人做。听她这样一说，我觉得这个狗屁展顺厂也不是什么好地方。咱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得好，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当然，还有一句话说，就算林子小，里面也是什么鸟都有。国民党就不是一只好鸟，光知道护着自己的老乡，专门欺负外人。我悄悄地问巴东姐：“在这个厂，我们湖北的一点势力都没有吗？”她说：“有，生产部经理，副科长，还有工程部经理都是湖北人，不过他们的位置高，我们的位置低，算起来也帮不了我们什么。工厂里面的大多数湖北人，都是在最底层工作，拿的工资当然也是最低的。”听她这样一说，我的心里有一点难受。咱神州大地上，广为流行着一句话：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说的是我们湖北人精明能干，没有想到我们这批精明能干的湖北人，在展顺厂，会被国民党之流的小人物欺负。据说国民党肚子里面也没有多少墨水，十三岁就从河南来广东要饭了，他如今做了个狗屁组长，居然欺负到咱们头上来了。当然，光生气也是没有用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在展顺厂，国民党就是一只在前加工这块地盘上横行的螃蟹，长着两只钳子六条腿，我们这些小鱼小虾只有让着他的份儿了。
和巴东姐坐在小锡炉前过了几天悠然自在的生活，当然免不了吸了无数废气到肺叶里面。这天刚上班，刘助理就走过来，让我去替换红安妹。红安妹则过来浸锡了。后来，那台剥线机就一直是我和红安妹轮流操作，她剥一天线，我剥一天线。不剥线的人，就浸锡。算起来都不是什么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