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在年三十晚上如愿地输掉了身上带的大部分钱，在二零零七年到来的时候，输掉了剩下的一小部分，终于在凌晨一点多钟，身上再也找不出可以输给别人的现金了，才灰溜溜地跑回家。输光了钱，不好意思伸手找我要，他倒变得安分多了，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看电视。
年初二我们去惠州市区。我打算给土豆买一些见面礼。易的姐姐说还早呢，不过我却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着该开始准备了。我们在西湖边上下了车，沿着糊边散步，遇见一个卖小孩儿帽子的小贩。帽子特别漂亮，据说是杭州产的唐装帽子，小贩给帽子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皇帝帽。冲着这个皇帝帽，我要了一顶红色的帽子。易看了看帽子说：“这是男娃戴的帽子。”然后，他倒是抢了头功，付了钱。这是易送给孩子的第一件礼物。这顶帖子放了一年，到二零零七年冬天，豆豆出生几个月以后，戴在头上还有一点大。有一次豆豆小姨把这顶帽子戴在豆豆头上，然后学着古代臣子朝拜皇帝的模样，笑着对豆豆说：“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豆豆见了居然一个劲儿地笑。
我们从西湖走到人人乐购物中心，在人人乐三楼，我为土豆挑了几样衣服。土豆的预产期是夏天，不过我听说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怕冷，得穿厚一点，我就担心夏天买不到厚衣服，所以给土豆买的全是厚的。后来才知道我真是杞人忧天，因为夏天出生的孩子，不过只需要穿上一件蔳蔳的衣服就够了，哪需要穿太厚的衣服，穿多了不把孩子捂成一个痱子卷儿才怪！人人乐的衣服挺好看，不过就是太贵，我倒不嫌贵，可是看着我掏钱买衣服，易的姐姐却在替他弟弟心疼：一套小小的外套，就要八十多块钱啦！一个小小的帽子，这顶帽子才多小呀，你给我一块布，不用半个小时，我就能给缝一顶这样的帽子出来，还要二十多块呀！我的一套秋衣，也不过就二十块钱呢！什么，一双袜子也要二十？我一个冬天就买十块钱五双的袜子穿，五双穿过一个冬天呢，你给小孩子买二十块钱一双的袜子，太贵了太贵了！
易的姐姐见我不听她的劝告，坚持要买贵的，跟在我身后使劲地剁脚，我才不理她，我就想给小孩子买贵的。我的心情她没有办法理解。她十八岁就极不情愿地当了妈妈，有了孩子，我可是熬到了快三十岁才好不容易有了土豆，土豆的分量自然比那个时候她的孩子重多了，我得给土豆好的条件！
易的姐姐说服不了我，就对易说，易也不理她，只顾跟在我身后，拿着单子去买单，易的姐姐才对我们说：你们买多贵的东西我管不着，反正你们比我会挣钱，可以买贵的！要是你们把钱拿来给我买，我可以给小孩子买很多东西，可是你看看你们，花了那样多钱，才买了几样东西呀！简直是糟蹋钱！
后来终于知道易的姐姐说话有道理。土豆出生以后，我也学着拿很少的钱，买便宜的东西，那是跟着一些家庭环境比我们好得多的妈妈学来的。他们的条件比我们好，但是为孩子买衣服却舍不得花钱，总是买便宜的。因为孩子在一个劲儿地长，再贵的衣服也穿不了几天就小了，所以得不停地买。所以，只能买便宜的。买贵了就是浪费。再后来，不仅仅只是给孩子买便宜衣服，我自己也学会了买便宜衣服。看上了一件衣服，正价的时候不去买，一个劲儿地盼着转季跌价。价钱跌到最便宜的时候，才把它拧回家。这一季穿不完，下一季再穿也不过时。
过了年初五，易和他姐姐都去上班，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易的姐姐每天中午提着热水瓶给我送开水。虽然烧开水用不了多少电，但是她坚持每天从工厂里面打了开水，提着热水瓶沿着东江工业区的街道走到我这边，来看一看再回厂里去。我一个人过得不错，不过她一天不来看一下就没得不踏实。做姐姐的人，就是不一样。在东江工业区，她不仅仅只是姐姐，很大程度上，她替代了婆婆的角色。因为她来广东的时候，易的老母亲有交待过她，要她有空得多照顾我。其实易的姐姐也挺不容易，自己有一份工作要做，好不容易盼到了下班，工友们都出去享受自己的生活了，她却要提着热水瓶往返于我们家与她的工厂之间。见了熟人还乐呵呵地告诉人家：我去看我弟媳妇呢，我弟媳妇怀孕啦！
这种和谐的日子在一个清晨被一群不速之客打破了。不过，他们只是暂时破坏了我们的氛围，因为很快我们就找到了更好的对我对易的姐姐更方便的窝处。那天早晨，我像平时一样，坐在家里看胎教的教材，突然外面响起了敲门声。以为收房租的来了，打开门一看，房东儿子身后还跟着两个警察。走在前面的那个警察，脖子上挂着一只数码相机。警察见了我，一双眼睛瞅着我的肚子上下打量了一下才问：“住你们这儿的那个大肚婆呢？”我心里明白，他们问的那个大肚婆其实就是我。因为整栋楼只有我一个孕妇。不过，看来我们的警察同志其实也不熟悉具体的情况，而房东儿子这个带路的家伙，也同警察一样不熟悉情况。我心里一想：不会是抓计划生育的来了吧？虽然抓计划生育是计生委的事情，但是有时候他们会联合警察一起出动也难讲。按照规律，过年后肯定要抓一段时间的。土豆，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第一个孩子，不是超生，按理说应该光明正大地出生，不用东躲西藏。可是现在我脚踩的是广东的土地，而不是老家湖北。人在外面，现在又是特殊时期，少惹麻烦最好。我的心里咯蹬了一下，不过我很快就对警察说：过年前大肚婆就住在我对面，不过过完年我就没有看见她了，似乎搬走了。然后我再假装指了指对面的房门，对房东的儿子说：“这户人家现在没有住人了吧？”房东的儿子平时看着另一栋房子，没有看我们这栋，他也不知道，见我问他，他也就跟着说：“这间房子应该没有住人了。”警察见从我这儿问不到什么，又上下打量了一下，重点放在我的肚子上。不过那个时候怀孕四个月，又是头胎，肚子看起来很小，一个大男人，当然分不清是肥胖还是怀孕。警察虽然对我的身份有怀疑，却还是走了。
警察走了以后，我立即回屋，把门反锁了，然后打电话给易，告诉他，警察来找麻烦了，说要找一个大肚婆。不知道是不是又开始抓计划生育了。我们这些外地人，就算是光明正大地生孩子，见了广东计生办的，还是得绕道行驶，因为我们是在广东，不是在自己家乡。易说：“他们走了没有？”我告诉他们，他们问完我的话就走了，不知是去五楼还是去楼下。易说：“你去我堂妹那儿，不要在家里面呆了。”我不敢下楼。不敢回家。我只想保护土豆。
我想起了很多年前听一个同事讲的类似的故事。我那个同事怀着孩子的时候，有一次计划生育的挨家挨户来搜大肚婆，我那同事懒得同他们讲道理，于是锁上门躲进了厕所。等搜查的人走了以后，才从厕所里面出来。多年前的故事，告诉了我答案。我也效仿同事，躲进了厕所，反锁了厕所门。然后，用耳朵听着外面的动静。楼道里面传来走路声。我仔细听着，仿佛是许多双脚在走。不会是那几个人又倒回来了吧？我心里猜测着。走路声在某个地方停了下来。然后，由近向远消失了。外面鸦鹊无声。这种寂静有一点可怕，或许此时，有某个人站在外面，观察着我们这栋楼的动静。这是危险来临前的寂静。又有脚步声传过来。依旧来是许多双脚在走路。他们没有说话，只是不停地走路。脚步声又消失了。不知道去了哪儿。
我躲在厕所里面，不敢吭声，等着易的堂妹过来。过了很久。走廊上传来高跟鞋的声音，这次来的一定是女人了。高跟鞋从厕所门口走过，我听见易的堂妹在叫：“嫂子，嫂子。”我打开厕所的门，看了看周围，除了我和她，没有其他人。她说：“快换上一件大衣服，跟我走。”易的厂服放在家里，我穿上他的厂服，锁上门就跟她下了楼，躲到了面包店的阁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