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讲一个，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不过是二00二年了。不好意思，把一年后发生的故事也提前写了。那个时候的暂住证没有二00一年值钱了，二00一年还要一百多吊银子，不过到了二00二年，工厂*，似乎只要五吊银子了，不过要到指定的照相馆照的照片才可以办到证。那个时候，我已经离开了塘厦一三八工业区，去了东坑。我记得在指定的照相馆照出来的照片，洗出来以后，在照片的右下角，有一个“坑”字，或许是代表东坑吧。那个时候*速度快了很多，两个星期就办好了，五元钱的东西，我当然办了一个，但是我很少带在身上，出去的时候，顶多挂一个厂牌。这天发了工资，晚上又不加班，我和阿红相约出去走走。阿红是个挺好的西北女孩子，我和她玩得来。秋天的天气，不冷也不热，正适合散步。那个时候的东坑，很多路段晚上都舍不得开路灯的，东坑车站往井美工业区的这段路，就是漆黑漆黑的一段。我和阿红快走到东坑车站时，突然不知从哪里冒出了两支手电筒，手电筒对着我们的眼睛照射了一会儿，直照得我们的眼睛发昏了，等我们的眼睛免强能看清眼前的东西了，才发现有两个治安队的家伙堵住了我们，有一个声音在叫：“暂住证。”运气不好，遇见查暂住证的了。不好了，我和阿红都没有带在身上。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没有手机，办公室也没有人上班，要真抓了我们，还不知道找谁营救，因为我们一块儿玩得好的几个人，都没有手机。我对那个家伙说暂住证在厂里面，没有带出来。那个家伙又说：“厂牌。”正好出来的时候，我还穿着工衣，厂牌也还挂在上面，我取下厂牌给他看了看，对我说：“你可以走了。”我哪里敢走呀，阿红还没有过他们的关呢。接着他又伸手找阿红要证件。阿红比我惨，什么都没有带。那两个家伙马上凶巴巴地对阿红说：“上车。”说着就要硬拉阿红走。可怜的阿红个头小小的，瘦瘦的，见他们要拉阿红走，我不知从哪儿来的勇气，一把拉住阿红，对他们说：“她和我在同一个办公室上班，我可以证明她不是三无人员。你不能拉她上车。”听见我这样说，一个家伙发话了：“好，你说他不是三无人员，你拿出证明来。”我说：“你不能带她走，我现在就回工厂去取她的厂牌来赎她。”那个家伙答应了。阿红告诉我，她的厂牌放在枕头底下。我告别了阿红，就一路向工厂跑回去。其实从东坑车站到我们厂，并没有多远，跑回去并不要多久，可是那天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腿就像灌了铅，怎么也跑不动。可是，跑不动也得跑，阿红还站在黑夜里，等我去营救呢。我跑回工厂，拿了阿红的厂牌，又一路跑到刚才的地点，只见阿红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风中。她告诉我，那两个家伙又抓了几个女孩子，把那几个女孩子拉上了车，然后又拉她上车，她死死地抱住一棵梭，说我马上就把她的厂牌拿回来了，所以那两个家伙才放过了她。阿红没事了，这是最大的好事。不过，遇见了这样不愉快的事情，我们散步的心情却没有了。
现在，随着收容法的废除，暂住证这个鬼东西终于取消了。我拍手叫好，相信一百个农民工，就有一百五十个拍手叫好。暂住证真是害人不浅。
被关进黑屋子，请别人取你出来，得花一百五十吊银子，当然，在二00一年，办一个暂住证，也得花一百五十吊银子。而且这个一百五十吊，并非一劳永逸，一张暂住证的有效期也就是一年时间，平均一天差不多要拿五毛钱来供这个狗牌牌。对于许多不提供早餐的工厂来说，五毛钱，或许就是许多人的早餐费。也就是说，一个狗牌牌，就剥削走了你一年的早餐。是想被抓进号子，还是宁愿早晨饿肚子保平安？在那个狗屁年代，我会选择后者。没有办法，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