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个，则是西渡襄河，直下宜昌。
如果说前一个问题还比较好交代，那现在这个问题就有些讨嫌了，园部因此曾犹豫不决。
能不去吗
5月23日，园部再次召集幕僚进行商议。
会上，就要不要打宜昌，争论非常激烈，分成了意见截然相反的两派。
“暂停派”认为，经过将近一个月的作战，官兵不仅极度疲惫，而且由于供给线拉得过长，部队粮草弹药已出现了供应不上的情况。
宜昌在哪里，还在襄河以西两百多里的地方，那样的话，官兵只会更累，供给线也只会更长，一旦遇到汤恩伯集团军这样的强敌，后果不堪设想。
“主战派”毫不相让。
累怕什么，熬一熬也就过去了。现在薛岳的第九战区和顾祝同的第三战区都在进行冬季攻势后的休整，没有能力主动出击，我们不但能再调一些部队过来，而且可以利用沿江运输线进行补给。
听到这里，园部眼睛一亮，对啊，怎么我没想到呢？
从内心来说，园部本来就是站在“主战派”立场上的，他3月来武汉，才干了不足三个月，西尾又是明摆着要扶他上战马的，这个时候撂挑子，说不打宜昌，那真是有点给脸不要脸的意思了。
那就这么定下来，攻宜昌。
园部依计从武汉周边又调来一个第四十师团，从而填补了前线兵力的不足。
5月31日深夜，第十一军横渡襄河。
吸取第二三三联队遭伏击的教训，渡河前，各师团首先集中炮兵火力，对南岸进行了猛烈轰炸。
担任河防的是王缵绪川军，无论训练或是装备都很差，头一轮炮击就给轰得晕头转向，再加上夜晚视线模糊，又误把强渡的日军橡皮舟当成了水陆两用坦克。
一看，水面上影影绰绰全是“坦克”，立刻军心动摇，没怎么抵抗就放弃了河岸阵地。
第十一军发动的新一轮攻势，完全出乎中国统帅部及第五战区的预料。此前，蒋介石、李宗仁都还以为枣宜会战只是此前春季攻势的再版，日军受挫后就会原路退回，所以才依葫芦画瓢地下达了追击令。
可是日军现在不是要回家，而是突然过河并直接威胁到了宜昌。
宜昌是川东门户，距重庆在一千里范围以内，其地得失，关乎陪都安全。
保卫宜昌原先是第五战区的分内活。可是在日军发起襄河攻势之前，李宗仁为了将兵力集中起来使用，已经临时调走了原先驻扎此处的两个军，以至于宜昌几乎成为不设防的城市。
宜昌没有守军，战区主力又被第十一军抛在身后，再加上第五战区长官部远在老河口，无法准确掌握宜昌方面的作战情况，李宗仁完全陷入了指挥失灵的窘境。
要是张自忠还在，必不致让我落入如此境地。
李宗仁一筹莫展，不得不向中国统帅部发出特急电报。
收到电报后，重庆方面也立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紧张和不安之中。显然，光靠落在后面的李宗仁已经不行了，必须再派一名统军将帅前去宜昌坐镇。
原来统帅部要派的人是张治中，但是张治中从淞沪会战后就打定主意弃武从政，不染兵事了，何况战事都到了这步境地，哪里肯再去蹚这股浑水。
最后击鼓传花，传到了陈诚手上。张治中当着面跟他开玩笑，说你这个人本来很聪明，智不可及，可是这次你一去，就成为愚不可及了。
对于陈诚而言，这的确又是一个临时垫背的活，自己人还没到，对方倒已摆好阵势，在那里等着了。
明知道结果不妙，有可能会像桂南会战那样，只不过临时救场，救到最后却不仅无济于事，还得挨处分，但陈诚又不能不去。
在蒋介石眼中，你就是救火队长的角色，派你到处救火，那叫器重，能不去吗？
6月4日，陈诚乘轮船到达宜昌，跟随他东下的只有一个步兵团。
一个步兵团能做些什么？陈诚在路上就请旨将在重庆整训的第十八军调到跟前，其次则是要求由重庆方面直接负责粮草弹药的补给。
6月8日，第十八军才从宜昌码头下船进入城区，从而填补了原先的力量真空。
但是留给救火队长的时间实在太少了。
陈诚前脚刚到宜昌，园部后脚就知道了，当然还是通过密电破译。第十一军司令官立即改变原有按部就班的部署，命令各师团全速向宜昌前进，甚至于放弃沿途所占领的一些城市，为的就是要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
由于第五战区实际处于指挥失灵的状态，沿途虽还有很多部队，却没人敢或者肯去阻击日军，几乎是敞开大道让对方走，结果宜昌正面近乎是**在了外面。
第十八军急匆匆赶到宜昌，连喘息和熟悉阵地工事的时间都没有，日军三个师团便已杀到城下。
6月12日，在连续苦战三天后，腹背受敌的第十八军终于不支撤退，宜昌失守。
大家都在撤
陈诚是个身经百战的老军人，在奉命之前，他对宜昌能不能守，其实已然心中有数，但当担心真的变成现实时，心情还是非常难受的。
此时退出宜昌的第十八军已经遭受很大伤亡，且人困马乏，但陈诚仍把部队组织起来，转而准备截断日军的后方交通。
交通线就是生命线，谁也不能让，于是双方又围绕通往宜昌的公路打了起来。
有公路就能开坦克，日军坦克如今连战防炮都很难将其打穿，只能找它的命门。
结果找到了，是履带，第十八军把重机枪集中起来，用装甲弹把坦克战车给打得一步都不能动弹。
可纵然如此，陈诚仍无能力继续前进，只能让第十八军趁晚上后撤。
接到撤退命令时，已是半夜十二点。那天晚上没有月亮，各部队只能依靠指南针判断方位，摸索着前进，其中有一个团走出五里路，忽听得自己旁边人喊马嘶，仔细一听，竟然是日本人的口音！
黑暗之中，既无法知道这股日军究竟有多少，也不敢贸然发起进攻，怕一开枪，没打着对方，反倒把自己的队伍给搞乱了。
团长心一横，那就一起同行吧。
这时日军也发现了对方，可他们也不声不响，只顾着低头赶路。
这个晚上真的够紧张，也够有趣。两个生死对手，肩擦肩地往前行军，走了一段之后才各自分开。
不要以为是错过了战机，回去之后，那位团长才知道，他碰上的绝不是一支小部队，而是从宜昌撤出来的大部队，假如开火，自己根本捡不到半点便宜。
至于日军当时为什么也那么老实，则多半是因为同样不明对方虚实，索性赶路要紧。
园部此次能够占领宜昌，算是他声东击西的精彩之笔，怎么又要撤呢？
原因是“中国派遣军”要求日本第十一军进攻宜昌，并不是说要一直占领那里，而只是为了造成对中队的打击，减少武汉周边的威胁。
第十一军占领宜昌的当晚，园部就告诉三个师团驻守一周后，就要返回。那这一周干什么呢，简单，就是打砸抢，把宜昌的军事设施破坏个彻底，让此地以后不能成为中国的军事基地。
可是园部很快又改变这一命令，而他的朝令夕改，实在是没有办法。
在三个师团都西渡襄河之后，园部另外调来的第四十师团负责断后，以掩护其他三个师团放胆进攻宜昌。
有陈诚在宜昌挑担，李宗仁便把心思都放在第四十师团身上，组织第五战区的各路大军对其进行不停顿的围攻。
由于战场集中在山区地带，重炮和战车都无法使用，第四十师团作战时受到了很大限制，最终被困在山里，出不来了。
王缵绪川军的战斗力本来很薄弱，打不了硬仗，张自忠在南瓜店被围，其防线最早就是从川军那里被打开的，不过他们有一个西南部队大多具有的优点，那就是比较适应山地战和游击战，人人都会爬山，而且仗打得顺时也挺“人来疯”，一来二去竟然代替打惯阵地战的汤恩伯集团军，变成了围攻第四十师团的主力。
经过七天七夜的围击，第四十师团连师团长都被川军给打伤了，在付出沉重代价后才得以突出重围。
第四十师团的遭遇，犹如给园部脑袋上当头来了一棒，再一盘算细账，自发起枣宜会战以来，第十一军竟然已伤亡了一万多人，相当于一个师团的基干部队没有了，而且在连续作战一个多月后，部队已疲惫到极点，有的兵在行军时边走路边打瞌睡，走着走着就摔倒在了路上。
第十一军兵力有限，不能因为想在宜昌多守几天，弄得偷鸡不着蚀把米，连武汉防守都成问题，鉴于这一考虑，园部便向“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报告，要求提前撤出宜昌。
占领了宜昌，西尾认为可以跟日本统帅部交代了，大笔一挥：同意。
从6月15日开始，第十一军的三个师团分批悄悄撤出宜昌，这也就是日军为什么要急匆匆赶夜路的原因。
这对陈诚来说本来是个好消息。
日军要是不撤，可以肯定哪怕你咬碎牙都攻不进去，现在管他是怎么撤的，只要撤了就行，正好还可以从后面进行追击，狠狠地占一下便宜。
正在部署，却传来一个让他哭笑不得的消息，日军去而复返，又回到了宜昌。
促使园部再次反悔的，是长官意志，更确切一点说，是日本统帅部，即参谋本部的意志。
近阶段的国际形势又变了，变得似乎对日本极其有利。1940年6月14日，德军浩浩荡荡地开入巴黎，以贝当元帅为首的法国政府很快选择了举手投降。
这一消息犹如给日本人打了一针强心剂，后者原本在中国战场上已顾虑重重，现在又兴奋起来。
贝当是什么角色，那是一战英雄，法兰西的救世主，没有他，法国就不可能在残酷的一战中取得胜利，连他都低下了头，看来不打还是不行啊。
撤军计划再也没人提了。如今的参谋本部要展示一下的，是他们的霸气。
埃菲尔铁塔上贴着最新标语“德军无往而不胜”。那是在欧洲，在亚洲，无往而不胜的应该是我们日军，同样是仇敌满天下，但同样可以做到打遍天下无敌手。
宜昌绝不能放弃，而要牢牢占领，使之作为向中国大后方进攻的一大跳板，这样的话，蒋介石总有一天会被迫走上贝当的老路。
长期占领宜昌是件大事，意味着必须向关内增兵。6月15日，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军令部总长博恭王双双进入皇宫，分别代表海陆军向裕仁天皇请示旨意并得到了许可。
6月17日，最后一个撤出宜昌的第十三师团接到命令，只得原路返回。之后，这个师团几乎就是自食其果的典型——他们走的时候，已按照指令把能破坏的都破坏了，回去以后连睡觉的地方都找不到。
重占宜昌，园部不用为武汉防守力量可能遭到削弱而担心，因为日军统帅部已将关东军第四师团调入关内，并加入了第十一军作战序列。
从头至尾，最“杯具”的人应该算是陈诚。
一败桂南，再败宜昌，你要说都像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那样，大家面对面站好，你一拳过来，我一脚过去，最后使完了力气，即使败了也好说，偏偏这两次都不是这样，全是眼看快输了才临时交接棒。
用陈诚的话来说，就是别人偷了牛，却要由他来拔拴牛的橛子，最后人证物证俱在，你往哪里逃？
还没等陈诚自怨自艾个够，围攻的就上来了，而且黑压压的，全是人——自己人。
陈诚此时的主要身份，并不是总司令或战区司令长官，而是政治部部长。
政治部成立于“大武汉”时期，是当时军委会下属的四大部之一，与其他部相比，政治部偏向于抗战宣传，属于“卖狗皮膏药”的部门，然而唯其如此，要想有所成绩，其复杂性和操作难度，一点不比军政部或者军令部低。
陈诚出任政治部首任部长时，很多人都不服气，有人甚至笑话陈诚是“党政上之游击”——在党政这碗饭上，你陈某人不过是个不入流的游击队队员而已，连正规军都算不上。
的确，虽然陈诚已经指挥过淞沪会战、武汉会战这样的超大规模战役，但在官场中他还只能算个小字辈，而官场又不比战场，没法直接记军功，一下子升得这么快，不招来羡慕嫉妒恨，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一边是数不清的流言和中伤，另一边却是政治部早期的红红火火。
在陈诚执掌时期，政治部是国共合作最融洽、产生合力最集中的一个部门，在抗战宣传上更是搞得轰轰烈烈，“卖狗皮膏药”硬是卖出了效果，令人刮目相看。
应该说，陈诚无论在军事还是政治方面，都有一定的能力，而且他性格要强，非常能吃苦，因“能干，苦干，硬干，强干”曾被称为“四干将军”，属于标准的工作狂，这一点与蒋介石颇有相似之处。
可是在优点相同的情况下，两人的缺点也惊人的一致，就是“毅”不错，却都缺乏一点“弘”的修养和技巧，为人处世锋芒毕露，周围不小心得罪过的人常常多得连他们自己都记不清。
由于资历较浅，很多政府部门的高官都曾是陈诚的前辈或老领导，陈诚在公开场合见了他们毕恭毕敬，比如何应钦要叫敬公（何应钦字敬之），连顾祝同也得称之为墨公（顾祝同字墨三）。
然而尊敬归尊敬，真正办起事来，陈诚却是六亲不认，该反对谁就反对谁，有一说一，没半点含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