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章 转回视线（上）
幸好现在不是1793年，马戛尔尼还没来得及去中国；幸好现在还不是1795年，孔多塞侯爵的影响世界二百年的巨著《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还没来得及出版，“人类不断进步”的历史观念仅仅是形成不久。一切都有的挽回。
1775年的欧洲，中国的形象正是处于一个历史的徘徊口，如同一架天平上，好与坏就是两个不相上下的砝码静静地放在秤盘中，或许“坏”的砝码已经稍微的重上了一些，当两者依旧处于一种“脆弱”的平衡状态。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候，稍微的一点点分量就可以该变整个局况。
梁明的横空出世如同一股飓风，呼啸而来，不给人任何的准备，天平在飓风中上下颠晃着，但“好”的砝码却在大风中渐渐超过了对手。
用什么作为依据来衡量自己和对方的差距？不是高深的哲学，也不是古老的文明，是实力。战争是最好的衡量手段，只有胜利者才是值得学习的。这一点，从古到今一直是不变的真理。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梁明布下的两颗棋子从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克劳德·卡尼基和肯尼兹·森，作为亲身经历的二人他们的“见闻”为梁明做了做好的解释，至少将“东方撒旦”的帽子给摘掉了大半，剩下的一小半保留在西班牙人口中，当十月初五万西班牙人被杀的消息传回欧洲后，“东方撒旦”的绰号就永远停留在西班牙人的口中。
虽然成千上万的美洲土著居民倒在了欧洲人的枪口下，以百万计的黑人被其奴役致死，但白人被集体屠杀的事情还从未出现过，那可是高贵的白人啊！
梁明的凶狠报复给了欧洲人一记响亮的耳光，不过对于绝大多数的权贵们来说那不过是聚会中多出的一个百谈不厌的话题吧了，只有西班牙人。利益上和尊严上受到极大伤害的他们，在“中国潮”再次风靡欧洲大陆的时候，在无数场关于中国的辩论开展时，卡洛斯三世（1759年－1788年）发表了一道强硬的宣言，“为了西班牙的荣誉，他们要报复，严厉的惩罚那个邪恶的东方将军。”——三万陆军，四艘战列舰（一艘一级的，一艘二级的，两艘三级的），十艘护卫舰，将开赴东印度，到那里去挽回西班牙的荣誉。
这又是一件“趣事”，不是吗？两位勇敢的船长已经为欧洲带来了梁明准确的兵力，陆军不到三千人，海军实力低下，西班牙出动了三万陆军和一直巡防舰队，是重视？还是……
不过是再为欧洲诸国的权贵们添上一个可供谈论的话题吧了？而且是引不起太多注意的话题，因为现在他们中最好的话资是欧洲学者们的嘴仗，其中也少不了两位新晋的“明星”。
17、18世纪是欧洲崛起的世纪，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对立的世界格局、以欧洲为中心、以进步与自由为价值尺度的世界秩序，是一种知识秩序，每一个民族都被归入东方或西方，停滞或进步、专制或自由的范畴；也是一种价值等级秩序。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扩张意识形态的基础，野蛮入侵与劫掠是为正义与自由的进步而做的必须准备，这一基调正在逐渐形成中。面对东方帝国的再次“强悍”出击，一场关于“中国印象”的论战是在所难免的。
孟德斯鸠是死了，但他的著作影响了太多的人；同样，伏尔泰也逝去多年，他的思想观念一样拥有无数的追捧者。“中国”的褒贬是否，再次牵扯紧了太多太多的学者。
克劳德·卡尼基和肯尼兹·森成为了夏秋两季最繁忙的人物，英法两国有太多的邀请等候着他们，有太多出名的学者需要询问他们，他们成为了两国上层社会的宠儿，或许授勋已经距他们不远了。
宗教之争、哲学与宗教之争、哲学与政治之争、政治之争，等等等等，克劳德·卡尼基和肯尼兹·森自然不会明白太多的深奥理论，双方邀请他们不过是需要他们口中的“实据”，但是连汉语都不会的两个商人又怎会有什么实据，就是有那也是梁明特意使人摆给他们的，于是真正的倾斜出现了。
三十年前（1745）的英国对中国无疑是极为崇拜的，如今取得了七年战争胜利后的英国同欧洲的其余国家一样开始了对东方的怀疑，现在肯尼兹·森的到来使得众多学者有了“详实”的取证。
肯尼兹·森对于中国的印象仅限于脑后的辫子，趾高气昂的官员和值钱的瓷器和茶叶，对于中国的实况那里有什么了解？不过为了继续自己的“成功”，肯尼兹·森只好将自己两个月来同船上翻译谈论“心得”翻了出来，但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几句闲谈的说笑，竟惊动了整个欧洲。
2000千年的中国，施行了一种“征召制度”，就是选拔各地品德、才学出众的贤人出任官职。
1000多年前，中国施行了一种更先进、更文明的选举办法——科考，全国数以万计的学者经过考试，优秀者出任官员。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施行着一种内部考核制度，政绩优良的升任高官，不合格的罢黜官职。
几千年来，中国的官员体制中有一种“御史”的存在，他们是向皇帝进言纠错的，并且督察官员的腐败。
这四句普普通通的话，倾倒了无数的学者。因为在英国，不，在整个欧洲，官员的产生不过是出于国王的恩赐，或是世袭。西方的文官制度于19世纪中期开始相继施行。
梁明应该赏赐给肯尼兹·森十万两白银，他起到的作用岂是金钱可形容的。当然相比在英伦三岛的肯尼兹·森，身处欧洲大陆霸主之地的克劳德·卡尼基，他的表现同样出人预料的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