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6日，各参战部队按照前线指挥部的作战部署和刘邓首长关于“事先隐蔽企图”，“以突然神速的动作，向老河口捕捉奇袭”，“攻敌不备，以便突然成技于不意之中”的指示，立刻从各战斗区域星夜赶往集结地，进行紧张的战前准备工作。
6月27日，刘伯承就令江汉军区适时在皂市、钟祥一线发动攻势，配合襄樊作战。
7月1日，六纵指战员自豫西唐河西进长途奔袭，第十六、十七旅奔袭老河口，十八旅随三分区部队后由太平店渡过汉水进击南漳。
武汉三元里白崇禧坐在白藤凉椅上。婆娑绿荫，玫瑰花坛，一阵小风吹过，好不自在。此刻豫东之战正打得不可开交，想到蒋介石、何应钦如坐火山口的灼燥，白崇禧嘴角微翘，手把紫砂泥壶呷口凉茶。去年年底“围剿”大别山，白崇禧曾在此客住，印象不错。此时身为华中“剿总”总司令，整个华中成了他的一统天下，住在这里的滋味更是不同。6月28日离别南京登机时，夫人还频眉冷目，不过才是三天，现在却是眉舒目展、欢声笑语了。是嘛，干什么非要呆在老蒋眼皮底下过窝囊日子？那个国防部长的交椅不过是个摆设，任何实权没有，坐着有什么味道？让他何应钦坐那个蜡吧！5月23日，蒋介石在他的官邸召见白崇禧。两个人并肩坐在沙发上，蒋介石先是大谈全国战局，华中的战略地位如何重要，而后大有忍痛割爱之慷慨地说：“健生兄，在中国，你是有数的军事家，这是有目共睹、国内外公认的。我想请你出任华中剿匪总司令部的总司令，驻节武汉，指挥华中军事，你意如何？”白崇禧爱听恭维话，却也不得不防。“国大”期间为保驾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白崇禧和夫人马佩漳不遗余力，惹恼了蒋介石。他担心蒋介石报复。现在果然拿他开刀了。白崇禧沉吟片刻，有意让蒋介石感觉到他白崇禧清明如镜，深知这“器重”后面的真正用意，尔后缓缓道：“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只有接受委员长的任命。但我以为：华中成立剿总，应以保卫南京这一政治中心为它的基本任务。而为达此目的，必须确立‘守江必先守淮’的战略方针。总结九江指挥这几个月来的经验教训，中原大军必须统一指挥，不能分割使用。建议剿总设在蚌埠，俾能紧靠南京，在徐蚌间江淮山岭地带运用攻势防击，坚持长期作战……”蒋介石摆手，打断白崇禧：“我打算在华中设两个战区：华中剿总设汉口；徐州另设剿总，由刘经扶（刘峙）负责。这样，两战区可并肩作战，守望相助。”白崇禧压着的火“腾”地窜起。本来从南京“外放”已是对他的凌屏，又把在郑州“落马”的刘峙弄出来同他相提并论、并肩齐驱，也太过分了吧！他呷口茶水，压下一腔怒气，说：“中原大军分割使用，将来必败无疑。此一问题关系重大，容考虑一下再说。”不料，蒋介石不等白崇禧“考虑”，将人事调动方案公布于世。白崇禧气血冲头，拍案大骂，携同夫人不辞而别，跑到上海新买的公馆里去了。蒋介石本想不理睬这个桂系头目的“耍赖”，无奈时局紧张，正是用兵之时，且白崇禧立誓“汉贼不两立”；言行一致，“剿匪”之坚决有目共睹。此外，美国也有反响，司徒雷登打报告给马歇尔说：“白崇禧被解除了国防部长的职务，大概是因为他在国大副总统选举中帮助了李宗仁。……蒋似乎怀疑‘桂系’阴谋反对他因此疏远了那些久经考验的忠实于他自己和国家利益的人。或者，至少是正在失去他们有效的合作。”因此，蒋介石面对白崇禧的“撂挑”不得不有所动，但他也不会因此而做更大的让步，只是耐着心派吴忠信到上海，劝白崇禧回南京接受新任命。白崇禧不予理睬。张群给蒋介石献策：“要搬白健生，有一个好说客——黄绍竑。”黄绍竑字季宽，与白崇禧是“同窗”知己。此人不仅在桂系举足轻重，亦因足智多谋、交游广、朋友多，是军政名人。蒋介石曾下了不少功夫想要黄为己用，黄不即不离，超然自在。端阳节那天，蒋介石借“庆贺端阳”为名，把黄绍竑请到官邸共进午餐，并破例抿了一小口酒。餐毕，蒋介石说：“季宽先生，想请你到上海走一趟，劝劝健生兄以党国大计为重，快去武汉就职。”“派人去劝过没有？”“去过。他仍坚持辞意，不去就职。眼下，戡乱正在进行，武汉地方最当重要。要他去，这全是党国的需要和将士的渴望，并无其它意思。你同健生交谊很深，他一定肯听你的话。”当日，黄绍竑便飞抵上海。见面，白崇禧依然有气：“是那个人派你来的吧，煞费心机！”黄绍竑并不做解释，反问道：“你这几年在南京做官，过得怎么样？”“还能怎么样？有陈小鬼（指陈诚）从中捣蛋，我这个国防部长还能做出什么名堂来？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的，历史教训不难复按。”黄绍竑哑然失笑：“事到如今，你还对他们寄以希望吗？你这个‘小诸葛’，实在太不‘亮’了……”白崇掉一愣，诧异地盯着黄绍竑、茫然不明所以。黄绍竑说：“这场和**打的仗，打不下去唆。蒋介石这样指挥作战，非把手上的本钱全部赔光不可！健生兄啊！你这几年在南京，官做得是不小，却再大也不过是笼中鸟罢了。识时务者为俊杰。而今，蒋介石放你出去，你还不赶快远走高飞？”白崇禧若有所思，黄绍竑继续指点：“广西有几个军在华中，你趁早出去把它掌握起来。一旦时机成熟，你就可以在外面造成形势，迫蒋介石下台，让德邻（李宗仁）出来主政，倡导和谈，岂不一举而数善？”世人只知白崇禧是“小诸葛”，殊不知黄绍讨比小诸葛还“亮”。白崇禧的怨气顿时化为乌有。6月中旬，白崇禧回到南京，当月28日即走马上任。在华中“剿总”成立的同时，蒋介石下命撤销了武汉行辕，华中真真地成了白崇禧的一统天下。连日来，白崇禧心旷神怡，以为大可乘此崛起，独霸江南。他的战略布局是：用张轸部守点，张徐兵团做机动，陈明仁的第29军和地方部队做境内“清剿”。他得意地把此叫作“火力压倒火力，速度压倒速度，纵深突破纵深”。昨天，情报系统报告：共军主力正在豫东大战，华中地区没有主要的部队，不会有大的军事行动。白崇禧又是一阵轻松，打算到他的辖境据点巡视一番，并和驻守襄樊的第15“绥靖区”司令康泽通了电话，告之7月2日乘飞机先到他那里。小风携着啾啾鸟语，吹得白崇禧悠然如醉，飘飘浮浮半人梦中。
1948年7月1日是康泽44岁生日。豫东打得不可开交，开封丢了，区寿年危在旦夕，他本不想大摆寿宴，唯恐传出去，蒋介石拿他出气。但部下不肯放过这个捧场的机会，于是别出新裁，搞了个既风雅又遮人耳目的寿诞庆贺。这天一早，汽车、滑竿准备齐全，大小官员、卫士队簇拥着康泽出城而去。在古亭山泉备下丰盛的宴席，举行别具一格的生日野餐。还带了行军床，以备康泽酒后养神。山泉叮咚，风清草鲜，好不惬意。素喜附庸风雅的康泽站在虎头山下，观赏东晋《汉晋春秋》作者——习凿齿祠堂，兴致极好。野餐之后，醉卧古亭行军床，康译本想诌几句即兴诗，不料触动了44年人生之弦，思绪如烬蝶纷飞。
1904年7月1日，康泽出生于四川省安岳县双龙铺（现来凤乡）。父亲康厉全，无田产，有山土三亩，瓦房一间，以屠猪为业，人称“幺土地”。母额何氏，兄妹共3人，他居长，小名海娃子。康泽之父早故，靠母亲常年手工纺织维持一家生计，他成年以后常对人们谈起寡母之恩，自称是“吃红苕长大的”。康泽7岁在双龙铺小学读书，因家境贫困，两年后母亲送他到大姑（父亲的大姐）吴康氏家圣泉寺读书。这时，学校的老师对他勤奋读书颇赏识，对他生活上的困难表示同情、体贴。双龙铺有一位罗用之老师，经常给他鼓励和帮助。加上康氏族人的扶持，康泽得以继续升学。
1919年，康泽15岁，从通贤场小学转到安岳县城高等小学读书，翌年考入安岳旧制中学第十班。在中学期间，受到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对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国破民穷的局面感到不满，立志投奔广东革命根据地。1924年，康泽中学毕业，得到了李恒生、刘卓安等老师的鼓励和族人康纪鸿的接济，离川赴粤，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康泽考入黄埔军校后，学习用功，不贪玩乐，甚至节假日都不休息，虔心攻读《三民主义》和校长讲话。有个星期日上午，同学们多外出游逛，康泽独自一人在教室里整理校长讲话笔记。突然，室外传来一簇人的脚步声，康泽掉头一看，见是校长蒋介石来察学，他立即放下笔，起立作立正姿势。蒋介石走到他的身旁，翻阅了他的笔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为什么不休息？”旁边的随从教官介绍说：“他叫康泽，学习很用功。”蒋介石频频点头，叫他“坐下”。从此，康泽在蒋介石心目中是一个少有的“好学生”。黄埔三期学习了大半年就毕业了。康泽被分配为蒋介石的侍从副官。不久，他被国民党中央党部派赴苏联留学。康泽和郑介民、张镇、谷正伦、贺衷寒、刘咏尧等人都是国民党的“正统”（右派）学生、“三反”（**、反苏、反左）分子。1927年4月，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破坏了孙中山建立的与**和苏联的合作关系。5月间，康泽等国民党右派留学生被苏联政府遣送回国。康泽在黄埔期间与安岳同乡李岳阳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李为黄埔一期毕业生，自誉为孙总理、蒋校长之亲信，曾介绍、动员大批安岳青年到广东革命根据地。黄埔军校第一、二、三期安岳籍学生有一百几十人。李岳阳后来做媒，介绍成都名门闺秀朱素怀同康泽结婚，生有两个儿子：仲谋、亚谋。前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沈重宇于1933年与康泽结识，比后私谊甚笃。沈重宇心目中的康泽是这样的：康泽中等身材，身体结实，头大、鬓高、额宽而突出，浓眉大眼，鼻直口阔，脸型与柿饼相似，脸色微黑，平时表情严肃，不苟言笑，喜怒不形于色，一套黄呢军装穿在身上。随时保持着一副“抬头、伸颈、挺胸、闭口”的“立正”姿态，一举一动正如郭沫若所形容的那样，康泽迈着他那僵尸一样的步伐走来。有一种说法：某次，有人给康泽看相，说他“相貌不凡，额宽而凸，额运红火，前途无量……”康泽笑了，这是他唯一的一次笑。这种说法未免言过其实。沈重宇在与康泽交往的过程中发现他也有喜笑颜开的时候。可见，康泽只是在部属、学生、老百姓面前才故意板起面孔，装腔作势。沈重宇还记得，有一次在成都检阅参加国民军训的大中学生，康泽在主席台上笔直地挺立着，抬起右手，缓慢地过了一、两分钟才举到帽沿。沈重宇于1929年参加国民党中央党部“党员出国留学考试”被录取，在美国留学四年，获法学硕士学位。1933年返国后到南京中央党部报到，在正式分配工作之前，沈与雷某被派到江西庐山，给在那里办特训班的康泽讲学，沈重宇讲《各国宪法》，雷某讲《国际法》。康泽与沈重宇是四川同乡，黄埔先后同学，两人似乎一见如故，交了朋友。康泽听讲课时貌似认真、用心，对两位老师也有礼貌，究竟学得怎样，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康泽从苏联回国后，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侍从参谋，后调任陆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时间不长。他又被弄到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任训育员，凑巧的是，曾经留苏的著名作家聂绀弩也在该校当训育员，大概过了一年，康泽调到训练部，聂绀弩调至宣传部，同住在中央党部职员宿舍，两人相入甚睦，结为挚友。不过，这时他们都没有多少名气。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大江南北红军游击战争以星火燎原之势发展，国民党新军阀统治危机重重，康泽曾对聂绀弩谈过，目前人心思乱，只要插上旗帜，不愁招不到兵。不过，此时羽翼未丰，不能高飞，因而，要等待时机。据说，聂绀弩回答很巧妙，他说，康泽信奉戴季陶主义，以儒家思想为本，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你（康泽）怎么敢造反呢？你所接受的正统思想是教人怎样去适应社会，而不是去改革社会的。聂绀弩看出康泽是黄埔系的，离开了黄埔系、国民党，康泽就如蛟龙失水，除了勤王保驾，做不了别的事。至于“羽翼未丰”，“丰”无非是指地位高，势力大。羽翼越丰，个人**就越接近满足境界，拖泥带水的东西就越多，就越不想插旗招兵了。康泽当然接受不了聂绀弩的观点，聂也只是说说而已，对康泽并不抱多大希望。康泽有点开玩笑似地说，他与聂绀弩有共同点：顽固。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国民党宁粤双方由对立转向妥协合作，国内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蒋介石陷于被动的困境。11月间，蒋把包括康泽在内的一批黄埔学生召集拢来，沮丧地说“国难当前，党的精神丧失，革命快要失败了。”示意黄埔学生组织起来为他保驾。12月间，蒋介石迫于国内外形势，采取“以退为进”策略，宣布下野。这时，贺衷寒、酆悌、滕杰、康泽等人负责发起组织拥蒋**的秘密组织“力行社”。1932年3月，蒋汪合作重新上台，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任行政院长，林森任名义上的国民政府主席，推行“安内先于攘外”的反动政策，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蒋介石在南京励志社集合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戴笠、郑介民等40余人，举行“复兴社”（又有“蓝衣社”之称）成立大会，公推蒋介石为会长。康泽当了复兴社的宣传处长兼《中国日报》社长，戴笠、郑介民分任特务处正副处长。康泽与贺、腾、戴、郑等人被称作蒋介石身边的心腹爪牙“十三太保”。此时，聂绀弩与康泽分道扬镳，投身革命进步活动，康泽对此大不满意，对聂绀弩软硬兼施，既有友好的劝告，又有不客气的恐吓，但仍念旧情，一直未对聂下毒手。康泽真正发迹是在1933年以后操办特训班、别动队的时候。那时，他与军统头目戴笠、中统头目徐恩曾一起被称作“三鼎甲”，尽管康泽本人故作谦虚，不肯承认这一点。1930年11月至1933年2月，蒋介石连续向江西革命根据地发动4次“围剿”，均遭失败。蒋介石于1933年5月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6月初召开南方五省“剿共”军事会议，总结失败教训，制定了“战略攻势、战术守势”的方针，对革命根据地“彻底封锁”，逐步摧毁，而且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强化反动的政治工作和“保安”措施，蒋介石深感缺少能适应新的战略策略需要的中下级军官，于是决定成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简称“特训班”，由康泽任班主任。学员来源从接收失业军人扩大到招收大中学生。本来，康泽主持特训班是不够资格的，但蒋介石偏爱康，先令军事委员会提名贺衷寒、曾扩情、康泽三人选用，要他们各自拟订一份办班计划送审。蒋认为康泽拟的计划简明精要，切实可行，于是令康负责办班。1933年10月，康泽兼任军事委员会别动队总队长，这个法西斯武装特务组织以特训班为基础，受蒋介石直接指挥，因而，自诩为“天子门生”、“御林军”，到处行凶作恶，胡作非为，以致臭名远扬，民怨沸腾。康泽的“别动队”是按“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方针组织起来的“不打仗的军队”，主要是在江西战场的后方担任清乡查户、编组保甲、“组训民众”、**宣传、监视密报、纠察军纪等工作，并参与了改编、控制十九路军（在福建举行反蒋抗日起义后失败）投降的队伍。别动队的工作是军、政、警、宪、特兼而有之，人人说它“非驴非马”，是一盆“大杂烩”。1935年1月，蒋介石利用追剿、堵截工农红军的时机，让国民党中央嫡系势力深入西南内地，派遣以贺国光为首的参谋团入川，直接控制和分化川康地方势力，康泽的别动队第一、二、三大队（分由公秉藩、马维骥、曾晴初任大队长）跟着参谋团进入四川，起初驻在川东沿江一线以至重庆，并不急于赶赴战地。年仅30岁的康泽打着“蒋委员长”的旗号，“衣锦还乡”，得意忘形。康泽的别动队不仅给四川人民带来祸害和灾难，而且激化了四川反动阵营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康泽专横跋扈，狭隘自私，排他性极强，一到四川就对以刘湘为首的地方实力派展开一场“不放枪的战争”。蒋介石要监督和视察川军各部队，单靠参谋团是不成的，于是把别动队的队员们派到川军各部当督战官。1935年“大渡河会战”前夕，西康刘文辉部被推到“挨头刀”的位置，跟工农红军的先头部队接战。马维骥率领别动队第一大队赶到雅安、汉源进行监视。别动队员多出身低层，只在军校特训班受过短期训练（或者说";镀金";），连正式的“阶级”（当时对军队的称呼）都没有，却趾高气扬地训斥、辱骂川军官兵，甚至自吹“见官大三级”。别动队员还十分无聊地在大街上“纠察军风纪”，拦住“泥脚草鞋”、衣帽破旧的川军士兵，恣意苛责，甚至打耳光，比宪兵还厉害。1936年中，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所谓《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国民大会组织法暨代表选举法》，四川也开展“国大代表”选举。康泽鉴于刘湘系势力把持各地选举事务所，在“国大代表”的提名和选举中占了优势，便指使他的别动队和“忠义救国会”（特务外围组织）分子给刘湘系势力制造种种障碍，甚至寻衅闹事，大打出手，闹得乌烟瘴气。四川城乡人民群众，在康泽别动队入川后，被迫参加蒋介石发起的所谓“新生活运动”，这实是一场封建复古主义、**主义、愚昧主义的逆流。别动队控制下的“新运服务总队”干涉、钳制民众生活以至日常细节，强迫老百姓“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而蒋系、川系官员照旧过着寄生腐化、奢侈荒淫的生活。“新生活运动”所禁止的烟、赌、娼，一样也禁不了。别动队大队长马维骥就是一个嫖赌大王。康泽党徒强迫民众每天做早操，升国旗，使偏僻闭塞的县乡的人民在习惯上和心理上都接受不了。1937年饥荒时，遂宁县灾民暴动，把“旗杆”（每天早晨升国旗用）念成“齐干”，在县政府拒绝砍掉旗杆后爆发了流血冲突，灾民因暴力被镇压，伤亡多人。实际上，康泽的别动队入川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据后来担任蒋介石侍从室少将高参的沈重宇分析，别动队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逐渐下降，最主要的原因还不在康泽以至别动队的个性、作风与内外关系。本来，别动队这一武装特务组织是在江西战区特殊环境下的产物。江西是十年内战的主战场，作战频繁、激烈，战勤任务繁重、紧急，江西地方封建反动势力比较薄弱，缺乏组织性，国民党的军、政、警、宪、特一时难于在那里建立成套的组织系统，按常规惯例开展工作。兼负军、政、警、宪、特任务的别动队，与“剿共”军事行动配合得紧。四川的情况与江西颇有差异，中央红军入川只是短期过境，川北红军在别动队入川时已撤离原根据地了。何况，四川反动势力根深蒂固，军、政、警、宪、特系统各有专司，横插进一个“五不象”怪物——别动队，只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军队不满意别动队干预其指挥系统，影响作战效能；民政部门不愿意康泽把区乡保甲人员的训练权和控制权抓去；警察部门不大愿意别动队过多地干涉地方治安和社会生活；宪兵部队与别动队在执勤范围和纠察对象上常常混淆、交错；戴笠、刘湘的特务系统都跟别动队磨擦、倾轧。例如：与政学系头目有关系的江西人王又镛为刘湘所用，当了四川省政府民政厅长，王与刘湘共同策划把别动队插手的地方政治、宣传活动直接纳入民政系统，由各县政府具体负责。刘湘、康泽在这个问题上矛盾到1936年春季闹到几乎不可开交的地步。别动队这支“不打仗的军队”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期间再出洋相，丑态百出。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对蒋兵谏的消息传来，四川境内蒋嫡系与刘湘的势力的关系顿时紧张起来，进入武装对峙状态。当时担任“委员长重庆行营”副主任兼参谋长和第一（军事）厅厅长贺国光鉴于“中央”势力在四川明显处于劣势，有战斗力的部队极少，而且孤悬成渝两池，“好汉不吃眼前亏”，力主对刘湘暂作让步，缓和气氛，避免武装冲突。但驻川别动队神经紧张，匆忙备战，他们在重庆的制高点——浮图关（抗战时期更名“复兴关”）屯兵架枪，从新市场至李家花园筑了一片防御工事。山高水缺，别动队从黄沙溪抬水到浮图关上储备。那时，康泽本人不在四川，别动队总队部的一些喽罗胡乱指挥一通，总队指挥组调查股长柯蜀耘竟然在重庆市区组织、策动别动队所培训的人员，包括复兴社外围分子、新运会服务总队人员、壮丁干训班学员，在战争爆发时从背后扰袭刘湘部队。他没有想想，这些人员都是文职公务人员、青年学生、市民、妇女，听见枪响都害怕，怎么敢助战、参战，拿性命去冒验？贺国光本人与刘湘系的重庆警备司令李根固、第161师师长许绍宗是老同学，就邀约他们同赴浮图关别动队的大本营，当面指示拆除作战工事，但别动队的人阳奉阴违，等贺国光等人转身走了，又把工事修复。尽管国民党报刊常称康泽为“兆民将军”，这位“将军”在军事上却是既无理论修养，又无实战经验，他又装腔作势，不懂装懂，以致闹出不少笑话。下面便是几个例子：在军校特训班举行检阅、演习的时候，康泽手头拿着《步兵操典》，在现场指示、讲话时却一再出错，自己还未察觉到。某次，视察班的攻击战斗，康泽询问演习班长为什么不派“斥堠”，殊不知“斥堠”一词不是战斗上用的，而是阵中勤务用语，且不用于班一级。营以上攻防演习进，防御用的术语是“左、右地段”，攻击则用“左、右翼”。康泽却经常用颠倒了。新学员入伍时武器保管课，教材明白地写道：擦枪膛只能用通条从枪膛后面向上捅，不准从枪口向下捅，以免擦伤枪口，影响射击的精确度。而康泽看到学员擦枪时却说那样擦不干净，只好穿一根棕绳，来回拉动。殊不知这是擦枪最忌讳的。康泽不懂军事，又不肯学习，却总想得到带兵打仗的机会。沈重宇曾婉言劝告康泽知自己之所短，明白指挥师旅、行军作战之甘苦，现代化战争非同儿戏。抗日战争之初康泽曾被蒋介石任命为九江警备司令，大概是因为他忙于在武汉活动，没有去九江上任。八、当四川省主席的幻梦1935年，康泽返回四川家乡时不但挂着军事委员会别动队总队长的头衔，而且还有一连串军政职务，包括：入川参谋团政训处长、四川省政府保安处政训室主任、四川省国民军训委员会主任委员、峨眉军官训练团政训组副组长。康泽很想当四川省政府保安处长，蒋介石也同意，因刘湘抵制而未成。由于康泽仗势欺人，骄横跋扈，遭到四川地方势力的怨恨。他在成都住在黄瓦街朱兆南（康泽妻朱素怀之兄，任驻川某部师长）的家中，曾遭到川军将领李家钰之弟李注东的士兵的枪击，侥幸未被击中。康泽的副手叶维是复兴社四川地区负责人、别动队总队部参谋长，又兼任入川参谋团政训处副处长、四川省政府保安处政训室副主任，他在康泽指使下纠合四川本地反动势力、社会渣滓，发展特务外围组织“忠义救国会”。康泽在成都设立了由罗楚材任主任的别动队特务室，与刘湘的特务系统合作**，又相互竞争。康泽入川后野心越来越大，企图占取四川省政府主席的职位。1936年6月，全川高中以上学生在成都集中军训，康泽任总队长。适值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在成都设立领事馆、为其特务间谍活动披上合法外衣，康泽利用人民群众的抗日爱国情绪，挑动集训学生上街示威游行，冲击日本人住的大川饭店（在骡马市街），打死打伤日人数名，酿成震动全国的";成都事件";。康泽当即向南京发急电，说刘湘蓄意制造事端，恶化中日关系，给中央增添困难。康泽希望刘湘因此事而被免职，以便由自己取而代之。哪知刘湘一伙洞悉康泽的图谋，抢先下手查办“成都事件”，抓了两名在押死囚冒称“凶犯”处以死刑，做好日方伤亡人员的善后工作，堵住了日本人的嘴。1936年下半年，蒋介石看到康泽在四川惹出的麻烦太多了，缺少主川、治川的威信和才能，他那在江西立过功的别动队到了四川，尽给国民政府帮倒忙，甚至影响到军政机构的正常运转，于是，把康泽调离四川，到武汉担任禁烟缉私处主任（副主任为王元晖）。这年12月12日突然发生了西安事变。16日，由亲日派何应钦把持的南京国民政府颁发对张杨的“讨伐令”，调动军队“扫荡叛逆，以靖凶氛，而维国本”。正当“讨逆军”沿陇海路西进，潼关内外战云密布的时候，康泽也在武汉成立了一个“讨逆赴难指挥部”，伙同复兴社分子桂永清等人，叫嚣“打到西安去”。这时康泽的“子弟兵”别动队却在四川陷于川军的武装包围，在惊惶慌乱之中过日子。1934年12月，沈重宇离开南京以前，军统特务头目戴笠告诉他：今后四川方面军统的工作要多下力量。上次蒋介石派曾扩情到四川跟随刘湘联系，军委会特务处派张树良（四川人，黄埔军校三期毕业）跟着入川，又派去了杨树农。系也派高某、宋某去搞四川的情报。但刘湘的“土”特工情报系统组织严密，手法狡诈，很厉害，南京去的人自己倒成了监视、控制的对象，颇难开展工作。1935年初，康泽率领别动队蜂拥入川，俨然成为蒋帮在川特务系统的主干力量，摊子铺得大，手也伸得长，与军统方面既无协调，更无分工，自然引起了戴笠的不满。入川参谋团改组扩大为“委员长重庆行营”后，沈重宇担任行营调查科长，主要搞对川康地方势力的谍报工作，调查和分析其活动情况及各派系的关系，提出因应对策的建议，报送行营主任顾祝同及蒋介石本人。蒋介石、戴笠对沈重宇所呈送的情报和报告大致是满意的。蒋对贺国光通过与川军将领私人关系弄来的情报也颇重视。相形之下，康泽别动队所搜集和上报的川康情报的质量和时效都要差些，不易引起蒋介石的重视。戴笠、康泽的特务系统都竭力侦破、摧残四川**地下党组织与革命进步力量，1935年，在这方面已没有多少工作做了，因为，参谋团入川之前，刘湘的特工系统（特务处长冷开泰）已将**四川省委机关摧毁，逮捕了许多党员干部，并诱迫其中一部分叛变。1937年12月，**四川省委正式恢复。康泽搜罗了一些**叛徒，吹嘘自己的功绩。蒋介石觉得这是一堆榨不出油的骨头。戴笠那时是军事委会特务处处长，又兼任南昌行营调查科长。1935年因江西“剿共”军事结束，南昌行营撤消，戴笠除了在南京特务处机关办公外，经常跑到成、渝两地检查、督导，在沈重宇面前毫不掩饰对康泽、别动队的猜忌和怨恨，康泽自然也不服软、不让步，双方明争暗斗，演出一幕政治丑剧。沈重宇不由自主地变成戴笠、康泽争夺对象，落到颇感为难的境地。在沈看来，戴笠是自己的上司，也是黄埔同学，从参谋团入川以来，戴对自己是比较信任的，态度也较和蔼友好。至于康泽，是沈的四川同乡，黄埔同学，也可算是沈的学生。沈重宇在庐山给康泽讲学，康很讲礼貌，款待周到。沈返南京后，康泽汇赠五百元现洋，由沈的胞妹收下。沈重宇夹在戴、康人中间，只好采取劝解、调和的态度。沈重宇对戴笠、康泽讲了这样一番话：我们都是校长（蒋介石）的学生，领袖寄厚望，党国赋予重任，理应精诚团结，如何能够完成安川救国、复兴民族的使命？沈重宇提出：军统与别动队分工各有侧重，“公”（公开）“秘”（秘密）两个方面相辅相成，相互为用，对工作是有利的。由于沈重宇的疏解、协调，戴笠、康泽在四川的矛盾冲突趋于缓和，在有的问题上能够合作，协力搞反革命勾当。沈重宇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件事是我生平的奇耻大辱，是一个难以洗尽的历史污点。”实际上，沈重宇对康泽也耍弄了两面手法，暗地里跟他搞“情报竞赛”。重庆行营调查科有的人说，康泽“做情报”还是有一套办法的。沈重宇认为，康泽就只有那一点本钱，一是搜罗、利用**叛徒，一是从刘湘的“土特务”中找情报员，安置“内线”。刘湘，冷开泰利用“悔过”“自新”（背叛革命）分子破坏**的组织，现在已经用得差不多了。沈说，这几个人（叛徒）掌握的情况就那么一些。**的关系暴露了，就换上新的关系；原来的组织破坏了，就建立新的组织。就从那几个人（叛徒）身上打主意，又能得到什么呢？目前真正阻碍中央";统一";四川的，不是**，而是四川地方势力。根据沈重宇的调查，康泽在刘湘势力内部安“内线”的做法并不成功。康泽利用他的安岳同乡李昌权（李承舆，前四川陆军军官学堂及讲武堂教官、川军宪兵司令），留苏同学沈天泽（沈宗源，**叛徒，在刘湘特委会任职，任华阳县清共委员会主任）等人搞刘湘的情报，还叫李昌权拉他的学生罗泽州背刘投蒋（罗曾任“安川军”东路副总指挥，曾被邓锡侯拘押）均被刘湘识破，康泽总是自作聪明。沈重宇之所以劝戴笠对康泽作些让步、妥协，主要的是因为他已看出康在特工情报工作方面闹不出多少名堂。搞特工、搞情报，要以效能争先，以质量取胜，作为最大的特务头子的蒋介石对此是能作出评判的。康泽靠他的别动队人多势众，以“量”胜“质”，终非长久之计。因此，沈告诉戴笠，不必跟康泽正面顶撞，引起冲突，让他笨手笨脚地把自己的事情弄糟，岂不更好！1937年7月，全国规模的抗日战争爆发。抗战头两年，康泽一身兼有别动队总队长、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组织处长，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与中央政治学校两个特训班主任、禁烟缉私处主任等职务，显赫一时。在武汉期间，康泽、陈诚常常跟随蒋介石出席各类集会或“纪念周”（国民党军政官员每周星期一上午集会），被人视作“蒋委员长”的左右二臂。康泽与蒋介石早无历史渊源，也无乡亲关系，学问、才干也有限，只因他尊奉蒋如君如父，在蒋眼中成为“忠实可靠”的门生。蒋介石的中央军中流行着一首据说是由康泽作词的颂歌：“在哉中华，代出贤能，历经变乱均能复兴。蒋公中正，今日救星，我们跟他前进，前进，复兴，复兴！”对蒋介石的吹捧到了令人肉麻的地步。康泽不论在什么场合，只要一听见“蒋委员长”的名字，就立即起身，两脚一并，带头“立正”。早在江西特训班时，蒋介石每次到班视察，康泽总是紧贴蒋的身后，亦步亦趋，其他跟随蒋的要员也不得不让他。1938年秋季，武汉失守，康泽迁重庆浮图关（后改称";复兴关";），蒋介石住在李家花园，相距不太远，汽车往来经常碰头。康泽在与蒋的小轿车相遇时，总是在几十米外就叫停车，礼恭毕敬地站在路旁立正举手敬礼，目送蒋车离去几十米后才上车。抗战初期，康泽、戴笠这两个曾在四川相互斗法的特务头目，在国民党内博得了“康戴二公”的称呼，康、戴谒见蒋介石可以不必先到侍从室登记，随时可获蒋接见。享此特殊待遇者只有戴季陶、张群等几个人。即使是何应钦、徐永昌，要会见蒋介石也要先通报，蒋不一定每次都愿接见，比不上康、戴两个宠儿。1937年5月至9月，蒋介石让康泽参加了国共两党谈判问题的研究和策划，但康泽此时似乎没有赢得蒋的赏识。实际上，从1935年以来，国民党与**方面的秘密接触和公开谈判，是蒋介石指令系的陈立夫、张冲负责进行的，康泽内心也知道这一点。因而，在国人谈判中，在政治问题上他总听陈立夫的，他只在军事问题和人事安排问题上为蒋介石出些主意。康泽在关系中华民族命运的国共合作问题上表现得既无远见，又无气魄，委琐不识大体。他唯恐在蒋介石面前表现得不够忠顺，对**的正确主张多加梗阻。7月17日，**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张冲、邵力子在庐山会谈时，将《中国**与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建议以这份宣言作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并由国民党将其公开发表。康泽却有意捣蛋，对**《宣言》动起刀斧来，把**关于发动全民族抗战、实施民权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政治主张全部删掉，只留下**为团结抗日而向国民党提出的四项保证，抹煞**的独立自主地位。**代表当然反对康泽（经蒋介石同意）所作的修改，《宣言》不得不暂缓发表。7月份谈判之初，蒋介石大摆架子，要价很高。他承认陕甘宁边区，但要它接受陕西省政府管辖，由国民党政府任命边区主席。允许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十二个团，但不许在师以上设立统一的指挥部，三个师由西安行营经管、训练，由国民党委派副师长、参谋长。康泽按照蒋所定的框架行事，拟定了一份派往**军队担任副师长、参谋长、政工人员、行政人员的名单，大多是他的别动队成员。昏庸胡闹的刘伯龙等人居然被推荐为红军的副师长。不过，“形势比人强”。“七七”“八?一三”抗战开始以来，日寇猖狂进犯，正面战场到处告急，国民党军队节节溃退。蒋介石急于把红军推上最前线，从侧后方打击日寇，以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于是，向**方面一再让步、妥协。同意红军三个师成立统一的领率机构，给予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番号（按抗日战争的战斗序列，称第十八集团军），答应不从国民党方面派人到八路军参与军事指挥，副师长、参谋长、政工干部、行政人员都不派了，康泽所拟定的一长串名单也就作废了，但决定以军事委员会名义向八路军总部和三个师的师部派遣联络参谋，叫康泽举荐，康所提名的于树人、李德等人都是他所熟识的复兴社、别动队分子。蒋介石嘱咐几个联络参谋到了八路军那里，要从大处着眼，宣扬“党国”的“德威”，把握大的动态，不要做“小情报”，说这方面是比不过**的。这话也可以说是讲给康泽听的，康泽在做“小情报”方面花费的力气太多了。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了**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次日，发表了蒋介石关于**宣言的谈话，宣布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从此之后，蒋介石基本上就没有让康泽过问国共双方联络和谈判事宜了。康泽的军政职位一个接一个被拿掉。最后只剩下三青团中央团部的职务了。禁烟缉私处主任一职先后由复兴社的邱开基、李秉中接任，这虽不算大官，却把握着大的财源，所谓“禁烟”实是贩烟，“缉私”实是走私。康泽在武汉失守前曾拟就一个建立“警卫军”的方案，要把他的别动队改编为“国府警卫军”，这样可以一箭双雕，既保住自己的实力，又可控制“陪都”重庆。由于陈诚、戴笠等人的反对，蒋介石未批准这个方案。别动队按照何应钦的命令，与康泽脱了钩，改编为陆军的两个师，由刘伯龙、马维骥任师长。有人写了一副对联：“六年辛苦造成两个师长，一味欺骗贻误多少青年。”有人把康泽在政治上走下坡路归咎于戴笠向蒋进馋言。戴笠在蒋介石面前告贺衷寒、康泽的状，说贺、康领袖欲强，目中无人，正在造就自己的势力。不过，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蒋介石衡量了康泽，认为他的使用价值已经降低了。
1938年在武汉期间，康泽会见旧友聂绀弩，同上饭店喝酒，他半开玩笑地要聂为他写传记，说除了吴稚晖，就看中聂绀弩了。聂绀弩问：“不怕我这个左翼作家把你的像画歪了么？”康泽回答：“没有什么可歪的。顶多，说我没有思想，我没有自以为是思想家。”自命为“天子门生”“民族英雄”的康泽，似乎预感到国民党的御用之人不定会给他写传记（至少不一定会认真地写传记）了。通过私人情谊找左翼作家给自己写传记，颇有一点自我解嘲的意味。聂绀弩当然也不会给他写传。康泽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奠基者之一。1938年三青团成立时，他不但当了中央团部组织处长，而且负责主办三青团干部训练班，一连办了六年。康泽通过“青干班”培养三青团团务工作的骨干力量，实是“康泽系”的一部分。他把三青团这股“党国新血液”当作恢复自己帮派势力的希望，再展特训班、别动队的所谓“雄风”。本来，蒋介石创建三青团的主观意图是克服国民党“组织松懈、纪律废弛”“精神衰颓散漫”“党的基础异常空虚”“党部工作流于形式”、“机关衙门化”等弊病，用一个新的“革命组织”来吸引全国青年，“充实革命活力”，建立一个“创造新中国的先锋队”。蒋介石把三青团的建立和发展视为“吾国家民族生死存亡联系之唯一大事”，即巩固其蒋家王朝统治地位的唯一大事。既然是“唯一大事”，就不可能把三青团的大权交给康泽一个人。但是，蒋却给康泽留下了可以利用的空隙。三青团成立第一年，主要做些规划、筹备之事。中央团部书记长陈诚兼负多项军政要职，对三青团领导工作无法全力以赴。朱家骅代理了一段时间书记长。1940年，张治中接替中央团部书记长的职务。书记长几乎成了一种荣誉职位，三青团的实际工作基本上是由康泽这样的中层干部负责抓的。起初，蒋介石为了保持三青团权力结构的平衡和稳定，指定复兴社的康泽、系的陈立夫、原第三党的谭平山3人共同起草三青团团章。不久，三青团就成了复兴社、黄埔系与系的权力斗争的战场。复兴社成员构成了三青团的工作核心，他们多数毕业于黄埔军校，极力争取在国民党内扮演一个象样的政治角色，康泽自然就成为他们的主要代表人物。1939年，复兴社的刘健当了中央团部书记（相当于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系不甘退让，只在三青团常务干事会中占据了几个座位（陈立夫、谷正纲等人）。以国民党正统自命，强调“党领导团”，对国民党的忠诚必须超过对三青团本身的忠诚。三青团中的分子被称作“党方”或“党方成员”，与复兴社、黄埔系的“团方”或“团方成员”经常争吵，闹事，蒋介石在1941年公开承认党团双方互不协调，冲突时有发生。1943年3月，三青团wWw.第1次全代大会召开，康泽所代表的“团方”提议把“三青团干训班”扩大为中央团校，陈立夫的“党方”则要用国民党的中央干部学校来代替它。最后，大会决议新成立“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该校由三青团团长蒋介石兼任校长，康泽与陈立夫、朱家骅、张治中等人同为校务委员。“党方”与“团方”斗来斗去，还是“团方”占上风。沈重宇所认识的黄季陆（中央团部宣传部长，后任四川大学校长）、任卓宣（即叶青，三青团中央常务干事，后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都说：什么三青团，那只不过是复兴社变了形式。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康泽负责三青团中央工作的几年中，三青团染上了从它母体带来的不治之症，团结薄弱，组织散漫，团员利用团往上爬，官场风气严重。蒋介石也公开承认三青团“不能获得社会尊重”，“不能唤起团员热烈信仰”。这是对康泽等人的含蓄的批评。平时跟三青团没多少瓜葛的孙科，在1944年一次会议上指出，三青团的整个方法都错了，团的政治教育方法是用死记硬背来灌输三民主义，并把教育的重点放在军事化管理上。结果受过三青团训练的青年“差不多成了木偶，他们学得最好的第一件事，就是每当提到，或者仅仅涉及到最高领袖（蒋介石）时，就喀嚓一声立正”。孙科把康泽这个蒋家泽在1947年南京已经见不到旧友聂绀弩了，聂投入革命阵营，在上海、香港从事革命文化活动，彻底地与康泽分道扬镳了。据聂绀弩向别人谈，他同康泽最后一次谈话是1943年在重庆。他去见康泽时正值黄埔一期毕业的吴鲁宾跟康泽谈话。原来，康泽的旧部、黄埔三期毕业的金亦吾叛国投敌，在南京汪精卫伪政府当了“绥靖”司令。吴鲁宾向康泽解释，金亦吾是当伪军，不是投新四军，确是如此。康泽回答：“那可以，什么时候都可以回来。新四军搅不得。新四军，决不替他设法。”康泽还答应给金亦吾联络和接济。待日本投降后，走完“曲线救国”道路的金亦吾，仗着康泽的关怀照顾，又摇身一变面为“**”的高级参谋。康泽对汉奸、伪军如此宽宏大量，爱护备至，对待爱国民主分子却是残酷无情。聂绀弩在抗战期间生活困苦，曾在重庆江北建川中学教书，凑巧的是，建川中学附近有一个秘密的集中营，关押着几百名“政治犯”。集中营直接受康泽领导。
第十五绥靖区是1948年2月1日在老河口宣布正式成立的，比邻近的第十三绥靖区的成立晚了一个星期。从那时起，就被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和地方部队机动灵活的进攻作战弄得惶惶不可终日。康泽深知以一个军事上的门外汉来执行“军事第一”的“绥靖”任务，困难是够大的，加之仓卒应命，准备不周，部队是临时凑合起来的，战斗力颇差，唯一的希望在于蒋介石、白崇禧口头答应过的“重视”、“支援”。因此，此时他仍然愁眉苦脸，一筹莫展。鹰犬的形象描绘得活灵活现。康泽没有败于系，倒是败于“蒋太子”。1944年5月1日，三青团中央干校（先成立研究部）举行开学典礼，康泽虽然出席，但心情颇沉重，因为他苦心办了好几年的青干班到此结束了。被张治中称作“政治上的黄埔”的三青团中央干校，变成蒋经国的一统天下。蒋经国担任中央干校校务委员兼教育长，实际主持校务。他的“赣南系”干部均任干校要职。1944年冬，蒋介石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蒋经国带头从军，当了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又兼任青年军政工人员训练班主任，这个“政训班”不少人是来自三青团干校的。这个干校成了蒋经国培养亲信干部的“摇篮”。康泽与蒋经国争夺三青团阵地吃了败仗。1945年春夏之交，以“考察”为名，他被派往美国，暂时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蒋介石派康泽出国赴美，名为“考察青年组训”，而美国的国情与半封建国家是不同的，也不知康泽去“考察”什么。蒋的真实用意人尽皆知，一是让蒋经国顺利达到独揽三青团领导权的目的，二是让康泽避过全国人民和民主党派要求实行民主改革、取消特务机关、废除独裁统治的浪潮，等待时机重返政治舞台。为了给康泽以“补偿”，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康泽为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康泽出国前是一个典型的装模作样的“大兵”，剃光头，穿黄粗呢军装，视察、训话时捆皮带，打绑腿，眼神炯炯，步履咯噔，开会时正襟危坐，面色冷峻。平时给人的印象是不抽烟，不打牌，不跳舞，不闲逛……临到出国了，他的夫人朱素怀对他进行";美式";训练，蓄头发，穿西服，练跳舞，学洋人派头。1947年秋季，康泽在美国“考察”完毕，当他回到南京的时候，蒋介石发动的反人民内战已经遭到惨败，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反攻，蒋惊呼“全国各战场皆陷于劣势被动之危境”，“此诚存亡之秋也”。康泽回国，命运只安排他充当蒋家王朝的殉葬者了。康泽回国后与相别两年多的妻、儿、亲友团聚，自然感到高兴，但是，困难的问题摆在面前，康泽没有适合于他的职位。特训班、别动队已是昨日黄花，“光杆司令”何提当年盛事？三青团在组织上与国民党合并，康泽本人未卷入“党团合并”所引发的“火并”已属幸事。1947年冬季，国民党政府开展立法委员“选举”活动，有些人推动康泽参加“立委竞选”，认为安岳家乡的“选票”可以包给他，康泽代表四川参加立法院是不成问题的。康泽是一权势欲极强的人，不愿坐立法委员的冷板凳。有人推荐康泽当国防部民事局长，他也无兴趣。1948年初，民事局与新闻局合并，成立“国防部政工局”，由邓文仪任局长。蒋介石有意让康泽接替东北军将领刘多荃担任热河省政府主席，不过，这个职位实在值不得羡慕。热河省大部分已成了解放区，省会承德外围也发生战斗。热河是个偏僻贫困、地广人稀的省份，当地人云：“金朝阳，银赤峰，承德是个黑窟窿”，何况承德还是华北“剿总”傅作义的势力范围，由中央军石觉第十三军驻守，离北平近，随时都受傅作义的监视、挟制。传说康泽曾向蒋介石密告过傅作义，康泽更加不敢去热河了。康泽自黄埔军校毕业以来，一直在带领“不打仗的军队”，搞特工，搞政治，搞“青训”，没有做过中下级军官，也不懂参谋业务。他既没有直接指挥部队打仗的经验，也未受过高层次的军事教育，全靠蒋介石一手提携，飞黄腾达，成了“党国要员”。康泽看到在此";危急存亡之秋";，蒋介石最需要的是能够带兵打仗、替他保江山的人。康泽在南京受到黄埔系同学们的强烈影响，更加体会到";有兵才有权";的道理。因此，1947年12月，他爽快地接受了蒋介石的任命，担任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有人得知此事后，认为康泽不是作政治家的材料，他只佩当政治家的工具，何不如弃政从军，走军事家的路也许还好些，较多的人则认为康泽搞军事更不适宜，困难多得很，前景难以预料。康副参谋长易谦与第三处（作战处）处长胡学熙提出建议，组织前敌指挥所，司令官可以相机随时突围转移，康泽不听易、胡的话，扬言“我一切听命于总裁，决不擅离职守”，到了解放军兵临城下，易、胡等人劝他化装逃遁，康泽还说：“这样做，不是我康泽的为人。”
44年的人生历程虽然阴气森森，却有独特风光。44岁生日虽身处山城，但至尊至上，自有一番天马行空之超然。直到下午3时许，康泽才打道而归。
十六、十七旅一昼夜急行军一百五十余里抵达老河口，迅速隐蔽接近敌人突然发起攻击，于当晚23时打响了解放老河口的战斗。
在老河口市竹林桥镇孟湾村，沿孟土路孟湾段中段以西，有一处无名烈士墓群，当地人称其为“八路坟”。“八路坟”里长眠着十五位烈士，他们生前属华东野战军10纵队28旅战士，有13位是于1948年5月17日第一次解放老河口战斗中英勇牺牲的烈士，还有两位是第二次解放老河口战斗中牺牲的烈士。
1948年5月，我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28旅，在攻克镇平、内乡、淅川、邓县后，即挥师西进，直指老河口。当时驻守老河口的是国民党反动派部队的41师的104旅和56师的一个营，由第15绥靖区（驻襄阳司令为康泽）副司令郭勋祺坐镇指挥。当时老河口的城墙高三丈、宽一丈，灌满水的护城河宽2丈，深1.5余丈。前沿有塞墙，地雷遍布，明碉暗堡，互为依托；城北、城东又有牛头山、马头山为屏障，战壕内由城内直通山下。104旅全系美式军械装备，旅长肖西清年轻气盛，自以为城防固若金汤，并且扬言：“日军那样厉害，打老河口还费了13个昼夜，共军哪及日军的一成，想必两个月也打不进来。”
5月15日，华东野战军10纵队28旅挺进城郊，在当地党政民众和光化独立营的配合下，立即作攻城部署。当天下午战斗打响，两军展开激战。战斗打响后，牛头山上的敌军尸体横七竖八，伤亡很大。不甘失败的敌人，妄图以地利优势遏制我军挺进，可是我军一个冲锋，就攻下了牛头山，全歼守敌一个连。第二天，我军开始攻打马头山，看着敌人猖狂呼啸，硬拼就中了敌人的圈套。看看手中顶不上劲的**，战士们攥紧拳头眼里喷出仇恨的火焰。战士们的武器装备与敌人悬殊太大，如果跟敌人拼火力肯定吃亏。但是我军以虽弱不言败，强敌压不倒的胆气和血性，震摄了敌人，为战斗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山上的敌军乘势又向我军逼了过来，情况万分紧急。智谋出于急难，巧计生于临危。我军佯装败退，边打边撤，将敌军引下来。这时候，28旅的20余名战士趁敌军逼进的空档迅速绕到另一面隐蔽好，等待战斗时机。趁敌军不备时，他们噌地闪出身体，说时迟那时快，趁敌军还没顾得上喘息，抬起手中的**“嗒嗒嗒”的打起来。敌军猛的受到夹击，慌了阵脚，敌军转头一阵狂扫，战士从容不迫、临危不惧，我军有许多战士身受重伤。还有几名战士壮烈牺牲。经过两个半小时的激战，又攻下了马头山，制高点全在我军手中。5月17日夜晚，我军集中火力发起总攻，突破中山门，冲进城内。守军一片混乱，竞相逃窜，郭勋祺、肖西清夺船西逃，下级官兵抢船抢渡，淹死无数。八路军第一次解放了老河口。战事已经结束了，孟湾村的村民们在清理抬下来的伤兵和尸体时，发现有12名战士牺牲，一名受了重伤的战士，经抢救无效也牺牲了。初夏的晨光中，群众们看着牺牲的战士们，默默的沉痛的悼念着，在村里找了一片向阳的地方掩埋了这13位英勇牺牲的烈士们。
1948年5月20日，该部队完成牵制敌人的战略任务，撤出老河口。不久，老河口又被国民党163旅487团战领。
我中野6纵先头部队从东北两面同时进攻老河口城，战斗进入了强弩之末，成败在此一举！我军士气大振，一次又一次打得敌军溃不成军，城内一片叫喊声，哭骂声，哀号声，不绝于耳。我军乘胜追击，从敌人侧面发起进攻。敌人腹背受敌，一下子乱了阵脚，不战自退。敌人已经元气大伤，无力再组织进攻，趁夜色渐浓，匆忙溃逃。自先天晚上到第二天早上，整整打了一夜，才结束这场异常激烈的战斗。尽管战士们个个疲惫不堪，但是他们没有不高兴的，这是他们多年来无数次激烈战斗中最难忘的。24时，一鼓作气就结束了战斗，再次解放了老河口。防守老河口的康泽部一六三旅四八七团（欠1个营），溃窜谷城。六纵即渡汉水，跟踪尾追。当日午夜，老河口宣告解放。而此时，襄阳城内的康泽竟毫无知觉地在他的司令部举行舞宴，庆祝他的44岁生日。
襄阳不大，司令官的生日自然是件了不起的大事，消息不翼而飞。于是当地的文武官员、乡绅富贾都来庆寿了。康泽顾不得“老头子”龙颜如何，下令大摆酒筵，又邀来樊城的名角儿唱堂会。
李朗星绞尽脑汁，于是选了《赵淳孤守襄阳》。金帝完颜亮的攻宋行动非但没有实现自己征服南方的宏愿，还使自己命丧黄泉。正当他率军进到长江边，准备过江灭宋之际，他的后院起了火。绍兴三十一年十月，金国皇族完颜雍在东京发动政变，夺取了皇位，是为金世宗。十一月，金兵在采石矶被宋中书舍人虞允文指挥的宋军打得大败。金浙西路都统耶律元宜等人乘机反叛，杀掉了完颜亮，而后又率兵撤出了宋境。宋金间战火暂时平息了下来。完颜雍上台后，接受了完颜亮失败的教训，暂时停止了攻宋行动，着重整顿内部。然而，他的对手宋高宗赵构的继任者宋孝宗赵眘是一个能力很强，又雄心勃勃的君主。他上任后，励精图治，力图改变赵构对金屈辱的外交政策，一心恢复中原失地，可符离一战大败，让他的心血付诸东流。中原大地还在金人手里，宋金的对峙局面一直没能改变。到了宋宁宗赵惇基极以后，权臣韩侂胄为巩固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极力主张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公元1206年（开禧二年），宋军在经过一番精心准备之后，开始向北出击。但是，由于宋金双方的力量对比并未改变，而宋廷任命的各路主将又很不得力，因而各路宋军很快就被金兵击溃。金兵乘机重兵反攻，在西起陇右东到淮左的漫长战线上，展开了强有力的反攻。而作为宋金边境最重要的要塞之一的襄樊在经过四十几年的相对和平后，又一次战云密布。这时的襄阳守将为宋鄂州都统制、京西北路招抚使赵淳。此人祖父在靖康时，率兵守备河阳，抵抗金兵，因河阳失陷，举家被杀，只有赵淳之父孤身逃脱。他对金人可以说是怀着深仇大恨，因而坚决支持韩侂胄的北伐决策。当年四月，他奉旨率兵进驻襄阳后，即积极训练军队、筹集粮秣，支持京西北路招抚副使皇甫斌进攻唐、邓二州。五月，皇甫斌所部大败于唐州。赵淳料金兵必攻襄阳，遂收集溃卒，申饬边备，以严守御。果然，是年十月，金右副元帅完颜匡以“宋人聚兵襄沔以窥唐、邓，汴京留兵颇少，有掣肘之患”为由，奏请金章宗完颜璟出兵荆襄。这一建议很快得到了批准。于是，完颜匡率二万五千人，兵出唐、邓，一路南下，兵锋直指荆襄。面对来势汹汹的金兵，宋军为新败之师，士气不振，难与之争锋，故节节败退。十一月初五，金兵前锋都统乌古论庆寿所率骑兵八千进抵枣阳。守军出城迎敌，大败，统领马珙、张虎、韩源等战死。宋军被迫退入城中坚守。金兵遂围枣阳。宋统制雍政、马谨等领兵力战，突围而出。初七，完颜匡令左翼提控完颜江山以五千攻光化，右翼都统乌古孙兀屯率部攻取神马坡。赵淳听说金兵人多势众，其锋难挡，急命幕僚赵万年赶往神马坡，告知在那里督战的江陵副都统制魏友谅，敌势颇盛，不可硬拼，宜退守樊城。可赵万年刚到神马坡，金兵即发起进攻，宋军大败，统制杨杞等战死，魏友谅率兵突围而出，退往樊城。同日，光化亦失，宋统制郑皋等战死。枣阳、神马坡和光化相继失守，襄阳危急。赵淳怕金兵乘胜袭击襄阳，本方无力防守，遂决定弃守江北，并下令在江北地区实施清野，先将樊城内外军民数万人撤入襄阳城中，而后放火烧了樊城。同时，为加强襄阳城防，他又在城墙上设了四个防区（四隅），以本司左军统制刘津负责东隅指挥，江陵左军统制吴强、统领扈立率军防守西隅，江州统制林璋主持南隅防守，本司统领王世修、陈简守备北隅，即运防城器具列于城上，准备迎击攻城之敌。十一日，金兵到达樊城，见已清野，竟无所得，合三路之众，往来驰骋江上，襄阳吏民惊骇，有的官属甚至逃离襄阳。赵淳见状，即以尽忠死节安抚城中军民，并命令严格保伍之法，居民、旅客皆给予号记，严防奸细，并布置了城中防敌火攻之措施。此间，金兵数次劝降赵淳，均未成功。就在宋军加强襄阳防御的同时，金兵的后继部队攻破了信阳军。宋随州守将雷大尉亦弃城逃遁，金都统完颜按带所部便不战而得该城。随州失守，德安府危急，宋兵部尚书、湖北京西宣抚使薛叔似担心德安府空虚无备，亟致书襄阳城中的赵淳和魏友谅，令魏率兵驰援德安府。魏领兵走后，城中守兵所剩无几。赵淳便在过往茶商中招募勇悍之人，编为敢勇军，参加战斗。二十四日，金兵开始对襄阳发起进攻了。他们利用冬季水浅，由小樊安阳滩徒涉，一举突破宋军河防，包围襄阳城。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城中军民极为惶恐。赵淳见此情景，知道人心不固难以久守，便命人将四门用土填塞，示之死守，使人无去志；同时，出动数千军马，乘围城之敌立足未稳之际，予以攻击，斩获颇多。十二月初三，金兵准备就绪，开始攻城，以步兵在前，马军在后，四面一齐攻击，鼓噪发喊，一拥而上，仍将木牌及门板、窗槅护身，搬运攻城器具。赵淳亲临城墙上指挥，晓谕守城将士肃静，不得喧哗，俟其渐近，弓弩可及，才可放箭。须臾，金兵向箭城墙上放箭，城壁之上有如猬毛，就连赵淳身上亦中两箭，射入城内者更不可数计。赵淳下令先用火药箭射烧金兵所搬竹木、草牛并炮木等攻城器具，烟焰四起，城上弓弩炮石一时并发，自卯至申，射杀金兵并中伤者不知其数，悉皆败走，委弃器甲、弓箭、衣装等物。赵淳当即组织敢死队出城追杀，杀敌甚众，并夺取军器及烧毁云梯等攻城器具。次日，金兵士气受挫，移寨远去。赵淳令各部收集败退金兵遗弃的箭枝，及于城外庙宇中得所藏备箭百余万，而后动用库存银两犒赏将士，士气大振。尔后近一月时间，赵淳又多次派兵出击，破坏金兵再次攻城的准备，收获不小。与此同时，宋均州统领王宏奉赵淳之命，于十二月初四由淅川入内乡，烧金兵沿路所积粮草百余万，斩金千户杜天师、段守忠等，迫使金兵从光化抽调数千兵马回援邓州。完颜匡见襄阳城急切难下，便决定先以一部围困襄阳，集中主力击溃外围宋军，而后再全力攻击襄阳。于是，他亲率主力，进围德安府。守将李师尹据城死守。金兵一时难以攻克。完颜匡分遣诸将攻击周围各县。不久，安陆、应城、云梦、汉川、荆山、宜城等县均沦于金人之手。魏友谅率部策应德安府作战，也溃于花泉，逃回江陵。至此，襄阳城完全陷于孤立境地。开禧二年底，完颜匡为表功，向金廷进献俘掠来的南宋女子百人。此时，金章宗完颜璟正陶醉于不久前宋四川宣抚副使兼陕西、河东招抚使吴曦所带来的喜悦之中，意欲趁此良机，南下灭宋，遂下诏向完颜匡指出“自大军出境，惟卿所部众力为多”，激励他“益宏远图”，削平荆楚。完颜匡得诏，遂于开禧三年正月初增兵襄阳，企图再次攻城。从是月初三开始，金兵在炮座、鹅车、洞子等攻城武器的掩护下，以马步军向襄阳城展开猛烈进攻。宋军以弓弩及霹雳炮御之，并不时派小部队出城骚扰。经两日激战，金兵无任何进展。初四夜，赵淳根据前两日金兵进攻的特点，预伏弩手于城墙之上，又派敢勇军一千八百余人藏于城下羊马墙内，却于墙外离虏人炮座洞子百余步的地方，用小船于濠内秘密系搭浮桥二座，仍将对桥羊马墙先行削薄。次日晨，金兵攻城拥到城下护城河边之时，伏于羊马墙内的敢勇军突然杀出，出敌不意，先杀退攻到护城河边的金兵，接着放火烧掉了金兵的攻城器械。金兵主将急令骑兵出击，攻击出城之宋军。赵淳抓住战机，急令城上弩手一齐放箭，一时间箭如雨下，同时城中霹雳炮亦打出城外。金骑抵挡不住，纷纷后退。赵淳乘机派兵出援城外敢勇军，杀得金兵横死遍地，金兵攻城所用炮座、洞子绝大部分被烧毁。天将黄昏，北风大作，烟焰蔽空，正扑金兵之面。宋军乘势鼓噪追杀，金兵大败，遗弃鞍马器械无算。此次连续三天的攻城作战，金兵损失数千人，攻城实力大为削弱。就连他们的主帅完颜匡想起此战也觉得毛骨悚然：“赵大娄罗摆布得好，每出敢勇军，不知从何处出来，这城如何打得？”此后，完颜匡不得不暂时停止了对襄阳的攻击，一面在襄阳城外与守军对峙，一面从德安府等地向调兵增援，准备再度发起进攻。不久，宋金州都统司奉旨派兵增援襄阳。完颜匡即遣都统完颜福海前往迎敌，在白石峪击溃宋援兵，而后又乘胜攻占谷城。至此，襄阳守军外援告绝。就在襄阳城局势相对稳定之时，赵淳也没闲着。他一方面指挥城中军民积极加强城防设施，打退金兵的袭扰，另一方面调兵攻击金兵后方，大有收获。正月下旬，金兵从德安府调来之数万兵马赶到襄阳城下。这下，完颜匡底气足了，又开始谋划破城之策了。从正月二十八日起，金兵在襄阳城东南面七军大教场内垒起土山，企图垒至与城墙齐平，并逐步向城墙推进。每日用牛皮洞子两行并列于上，人于洞中往来，转运土木，前面用牛屋并皮帘六座，状如船帆，遮护施工人员，矢石皆不能入。两旁用牌手，后列马军拥护。一到晚上，即将皮洞、皮帘等推往下寨远处安顿，以防守军夜袭。三十日，赵淳见土山已筑至约长百步长，怕渐次近城，遂于当夜出兵数千，击退掩护工地之金兵，挖毁土山。此后近半月间，金兵又屡次于白天修复土山，守军又屡次于夜间破坏，到二月十四日，金人所垒土山尽毁。是日夜，赵淳又出动两千官兵，在南门外挖了长约三百步，宽约五尺的深壕，使金兵再无法以土山接近南门了。修筑土山失败后，金兵又想出一招，增高和扩宽城东北面的一座古堤，试图以此攻击城团楼。二十日，赵淳派兵四千，在古堤两旁挖了一条堑壕，长四百余步。拂晓前，又遣弩手一千人伏于新开堑壕之内，金兵没有丝毫察觉。次日，金骑径来冲突，预伏于堑壕内的弩手并发一齐发射，射倒金兵头目，人马杀伤甚众。金骑稍退。赵淳遂令官兵前进，用锹镬手二千余人，分断古堤为三段。此后两天，守军接连出兵，边战边断，金兵屡来攻击，皆为强弩射退，不敢近前。金兵久围襄阳，始终未能攻克这一孤城。而时值早春，军中疾病流行，完颜匡已无力再组织攻城了。而就在此时，完颜匡得到消息，金总领对宋军事的左丞仆散揆得了重病，左丞相崇浩兼都元帅奉旨代行其职权，已到汴梁。于是，他决定撤围回汴。二十三日，金兵开始撤围北返。赵淳闻讯后，即派兵追击，取得了很大战果。到二十七日结束追击止，宋军斩杀金兵数千人，所获战利品“日差二千人搬运，几日方尽”。然而，由于所辖兵力有限，未能给予金兵毁灭性打击。是役，宋将赵淳在外援断绝的情况下，以万余孤军死守襄阳三个月，击退了二十万金兵的攻击，保全了荆襄九郡。同时，大量火器的运用也使此战在中国火器史乃至世界火器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之时，女优为司令官轻抒水袖，吟颂“万寿”。二处的一个参谋匆匆而人，耳语报告董益三：共军正攻老河口，来势很猛。董益三愣住，顾不得煞风景，硬着头皮向康泽报告。为了稳定司令官的情绪，他谎说已通知做处理了。康泽先是未听明白似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继尔点点头。面上虽还保持着镇静，内里却已经慌了神儿。坚持了一会儿，让堂会草草收场。康泽慌慌张张到了司令部，副司令郭勋祺和情报处、作战处处长都已在等候。问明了情况，虽然难以置信，但还是对董益三说：“赶快，赶快报告给自总司令，请他暂时不要来！”康泽在等老河口谍报组的详细报告，司令部内外悄无声息，无人敢大声说话和走动。傍晚，报告到来：（1）战斗很剧烈，双方的伤亡都很大，不是佯攻的性质。（2）共军的口音多属晋南豫北一带。（3）服装有黑色和灰色两种。（4）武器装备比较好。郭勋祺说：“依报告判断，攻老河口的部队必是一支野战部队。”董益三说：“真是奇怪了。说他不是野战军，仗不会打这么猛。说他是吧，也不可理解，突然之间，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作战处处长胡学照面色惨白：“这股共军来历不明，战斗力又很强，我看还是谨慎为好！”康泽看看郭勋祺：“副司令，你看怎么办？”郭勋祺说：“我看他们是冲襄阳来的，不如把163旅撤到襄阳来，一可减少伤亡，二则加强襄阳的防守。”康泽点点头：“就这样，下命163旅沿汉水南岸向襄阳撤退。”第163旅从老河口撤出，向襄阳急退。不料半路上突然杀出一支解放军，第163旅惊魂不定，仓促应付，部队即被打得七零八落。康泽重令第163旅回到襄阳“固守”，但第163旅旅长怕孤从拼光了，番号被吊销，收拢部队后不惜冒抗命之罪，向沙市方向逃窜，一去不再复返。
康泽的电报搅碎了白崇禧的梦境：襄樊门户老河口被攻，共军来势猛烈，有五、六万人之多。已组织力量反击，事态正在发展中。白崇禧从凉椅上站起身：“胡扯！共军都在豫东打乱仗呢，他那里哪儿来的共军？五、六万，天上掉下来的？”
康泽给白崇禧发去电报，自己对这突如其来的战事也难以置信。他问情报处处长董益三：“攻打老河口的是什么部队？”
这几天，董益三接到的华中情报站的情报也是共军主力全部在豫东会战；转瞬，情报就变了“脸”，他亦被弄得晕头转向：“刘伯承的主力全部东调，投入豫东战场，不仅华中情报如此，就是国防部情报厅也是这么通报的。”
康泽质问：“那么老河口的情况怎么解释？”
副司令郭勋祺仗打得多些，插话说：“不要急，也许是小股流寇佯攻。董处长，你快叫老河口的谍报组再查！”
康泽颓然地坐在椅子上，不再说话。这天的好兴致被彻底破坏了。
在这次老河口战斗中，又有两名战士牺牲。村民们把他们和以前的13位烈士埋葬到一处。这15位可爱的年轻人，是这场战争的亲历者、见证者、捐躯者，从他们身上，再一次印证了一部血染的革命战争史中有多少爱国英魂，他们值得被永远铭记，载入不朽的历史丰碑。
老河口人民解放了，而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15位战士却永远长眠于黄土下，他们的献身精神永远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人民。尽管时间已过去了65个春秋，虽然人们不知道这里的墓主姓甚名谁，但知晓此事而来“八路坟”祭扫凭吊的人络绎不绝。多年来，每逢清明佳节，许多人都会不约而同到此扫墓献花，寄托对无名烈士的崇高敬仰和无尽哀思。
谷城守敌也被打得措手不及。陕南军区十二旅及郧（西）白（河）郧（阳）均（县）2个独立团在其司令员刘金轩的带领下，由湖北均县西南草店隐蔽急进，刘金轩命令郧白团两个营到老河口以西汉江两岸堵击可能西逃之敌，命令三十四团攻击石花街。7月3日二十时，陕南十二旅三十四团一营向谷城西过山口的守敌发起突然攻击，将一连敌人大部歼灭；占领了该阵地。谷城县城守敌闻知解放军到来惊慌失措，慌忙弃城南逃。刘金轩司令员急令三十五团郧白独立团从后夹击，于上、下老君山地区将敌一六三旅大部歼灭，战至下午，除敌一六三旅副旅长带1个营约500人逃窜外，大部被歼，俘敌副旅长阎官禄以下官兵1800余人，陕南部队仅伤亡26人。
桐柏三分区司令员张廷发率八五团、八六团（欠1个营）由河南邓县构林关地区出发，于7月3日拂晓抵达襄阳北太平店、仙人渡间和刘营以南地段渡汉水，12时前后进抵谷城白虎山，全歼由谷城向襄阳流窜的一六三旅辎重营，7月4日12时抵达牛首、竹条铺一线，并剿灭该地区国民党第五保安部队。
六纵队十八旅，奔袭南漳。
八十六团和八十五团在新野县一区新甸铺南王村休整地西进，一昼夜跋涉百余公里，从老河口到襄樊中间插过去，在太平店一个小村歼敌一六四旅所属九连。这时，江中出现多艘木船，上面装有大量的枪支弹药等装备。原来是被陕南军区部队击溃的老河口放弃守城溃逃的敌人，解放军即在江对岗布防，对不知我们占领渡口而向岸边驶来的船只进行攻击，解放军居高临下，弹无虚发，敌人落江淹死、被毙者不计其数。天黑后，解放军又在炮火的掩护下乘俘虏敌人的船只渡水西进。向襄阳进发，分区指挥部设在隆中，解放军在南关插向唐指山，向沙市路口、石灰窑一带设防，截击由谷城逃往襄阳之敌。石灰窑附近有一白虎山驻守有敌人一六三旅一个辎重营。解放军团长赵北源带领三营去强攻白虎山，部队以密集的火力向敌射击，敌指挥官听出是正规部队的枪声，龟缩在工事内，山头前埋有大量的地雷，使我团伤亡不少，部队受阻。副团长信俊杰带领我们营一边扫雷一边利用树枝青草做掩护，迅速翻过几座小山包从山后面绕到敌后，完成了合围，使敌人成了瓮中之鳖。一阵手榴弹震耳欲聋的响声引发了敌人埋在山头的地雷爆炸，山上的树木、杂草几乎全部被炸飞。我们从山前山后实施对守敌的夹击猛攻，在交叉火力的打击下，敌人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一时间尸横遍野，纷纷举手投降。在我们打扫战场时，敌人一辆拉有“中央币”和枪支弹药的军车由沙市方向开往襄阳，途中也被我们当场截获。为了不让康泽过早地摸清解放军作战意图和防止敌机骚扰，解放军参战部队按预定计划，夜晚沿汉水两岸隐蔽向襄樊靠拢。?